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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小骡子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的产物。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生存环境，对于他的一生，产生着非同寻常、潜移默化的作用。洪家关的贺姓，到底是怎样一户人家？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这位元帅，无疑是重要的，何况，长期以来，对他还有种种不同说法呢？因此，不妨先来一次“寻根”。 贺龙祖父贺良仕的墓表上写着： “祖籍湖北安陆，从军来湘，属慈利九溪，再迁桑植洪家关。门第鼎盛，簪缨蝉联，世为吾邑望族。” 原来，贺氏家族非同寻常。贺氏先人贺从先，明末从军来湘。第二代叫贺云贵。第三代兄弟五人，分别以象、虎、龙、凤、凰名之。除贺凰无出外，余者繁衍成今日洪家关贺氏四大房。从第四代起，贺氏宗族即以“大廷良土，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十六字排辈。在桑植，贺氏宗族支脉繁多，盘根错节。“门第鼎盛，簪缨蝉联，世为吾邑望族”绝非虚妄。 贺龙乃贺氏第三代长房贺象之后。先祖贺大忠，曾祖贺廷宰。廷宰公幼读诗书，颇具文采，但命交华盖，屡试不第。他愤而放弃科举，开馆授业，在家乡教起私塾来了。廷宰公“丰有财宅”，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全乡闻名。洪家关面临港水支流玉泉河。有三条溪流，环绕河谷盆地，汇入玉泉河，所以，洪水季节，水流湍急，山水汹涌，行人无法渡河，常被阻于道。廷宰公要解民于难，倡议捐资修桥。据墓表记载，因为玉泉河地形复杂，工程量大，所捐之资财，不足以维持修桥的全部开支。廷宰公乃“斥腴亩以偿负”。他将好的田地陆续变卖，坚持修桥。从此，廷宰公这一支，家道日渐中落。 贺龙的祖父贺良仕，人称衡山公，是一名武库生。据其墓表记载，衡山公“少读书不成，转而肆武，驰怒马，挽强弓，意气(氵光)(氵光)，力屈等夷”，“然其度量渊涵，语言娴雅，有文人襟期”，“性狷介不为”，“生平不爱受人请托，亲戚或屈之在坐，闻其理直则喜，否则拂衣而去。”可见，衡山公是一个有文士之风，性情耿直的习武之人。他嗣承父志，“代继其役”，继续主持修桥。由于当时施工的技术和条件所限，桥垛屡修屡圮，经不起大水的冲击，十分困难。衡山公不畏其艰，罄其家产在所不惜。有志者事竟成。在他主持下，洪家关大桥终于落成了。这便是今日洪家关有名的“贺龙桥”。然而，桥成之日，衡山公已形神劳瘁，家产耗尽，仅留了一座三间的小木屋和少量田地，从此，一蹶不振，家境贫寒。他的三个儿子，只好以务农为生。 这座桥，在贺龙投身革命以后，被国民党当局多次烧毁，历经沧桑。 到了贺龙出世的时候，贺家已沦为地地道道的贫农了。 贺龙的父亲贺土道，是衡山公的第三子。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一座小木屋和两亩薄田、半头耕牛（与别人合用一头牛）。不管怎样辛勤劳作，也无法养活一个八口之家。贺土道只得另辟蹋径，学会了裁缝手艺。从此，他常年累月离乡背井，串镇走乡，为人缝衣制裤，赚取些微薄银两，贴补家用，艰难度日。 从上述“寻根”来看，我们的元帅既是名门望族之后，又是贫苦农民子弟。这两种不同社会阶层的品德和气质，对他后来有很大影响。 按照贺氏宗族排辈，贺龙为“文”字辈。衡山公为其取名文常，字云卿，乳名常简。贺龙出世时，已有三个姐姐，他排行第四，却是贺家的长子，因而深受全家，特别是衡山公夫妇的疼爱。但是，贺龙出生于这样一个从望族败落下来的贫苦家庭，命运已注定他要走一条艰辛的生活之路。 何况，他又生不逢时。 贺龙出生后的几年里，湖南全省旱灾连着水灾。连《清史稿·德宗本纪》上都记载着：“赈长沙各府水旱灾”。赈灾写进了皇帝老子的小传，可见灾情之严重。湘西山国，穷乡僻壤，灾情更甚于他处，真是哀鸿遍地，饿浮载道。在这样的日子里，贺土道一家也是饥无定食，食不果腹。贺龙的母亲王金姑，是一个从湖北鹤峰县被人卖到桑植四门岩麻家当丫头的苦命人。在麻家受尽折磨，不堪其苦。贺士道到那里做裁缝，得知此事，他路见不平，倾其所有，将王金姑赎出，后来结为夫妇。王金姑为人忠厚善良，刻苦勤俭，是旧时代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因为多子多女，生活艰难，操劳过度而体弱多病。在这种灾荒年月里，贺龙一生下来，她就没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养儿子，饿得贺龙整天“呱呱”啼哭。王金姑流着泪说：“这孩子命苦啊，一生下来就挨冻受饿。” 贺龙有个堂嫂，叫陈桂英。看见孩子饿得可怜，常常把贺龙抱过来，用自己的乳汁喂他。可怜的贺龙，长到四五岁，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实在饿得受不了，就跑到陈桂英家里去找饭吃。他的大姐贺英追着喊：“常伢，快回来！嫂嫂家的饭也不够吃呀！”贺龙听了，只得怏怏地走回来，可是，好心的堂嫂还是盛了一碗饭送了过来，拍拍贺龙的脑壳说：“常伢，吃吧，嫂嫂疼你。” 这位堂嫂的儿子贺桂如，后来跟随贺龙参加了工农红军，当过红军团长，1929年在桑植庄耳坪战斗中不幸牺牲了。贺龙一直惦念着这位堂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便托人带话问候陈桂英。这位堂嫂为此给贺龙寄来了一张照片。贺龙看了，感慨良多，亲笔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外甥、妹妹贺满姑的儿子向楚才带回故乡。信是这样写的： “桂英姐：你的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你的像片，你确实老了，你这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靠辛勤劳动过日子，这正是你的美德。桂如侄儿虽为革命牺牲，但是他的血没有白流，换取了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你是很光荣的。我已写信给桑植县政府证明你是烈属。兹逢楚才回家之便，特函致复，并寄上我的照片一张，仅缺大女儿捷生一人，给你留念。贺龙1951年2月12日” 人的生命是极其顽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能使人渡过看来不易渡过的困境。在饥一顿，饿一顿中，贺龙艰难地成长到了6岁。衡山公自己虽然读书未成，却从未忘记让自己的爱孙去念书。虽然，当时他们连饭也吃不饱，但他还是老着脸皮恳请族长，把贺龙送进了洪家关私塾。开蒙就读之日，衡山公很高兴，给贺龙取了个学名，叫贺平轩。他是希望自己的孙子“平步青云，翔雾连轩”。但是，老人没有料到，他的孙儿似乎与读书无缘。 那时的私塾，教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方法只是死记硬背。学生们整天跟着塾师摇头晃脑、有腔有调地背个不停。贺龙天资聪颖，一本《三字经》，没几天就背下来了；《百家姓》、《千字文》更是背得滚瓜烂塾，可就不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越背越没兴趣，于是，就向塾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弄个明白。可是，塾师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敬，有违于大成至圣先师的遗训。他恼羞成怒，举鞭就打，常常对贺龙处以体罚。小小的贺龙，挨了鞭子很不服气，对读书也失去了兴趣，开始逃学。他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便留在家里帮助三个姐姐打柴、割草、犁地、拾稻。他觉得这比在私塾里死背书自在多了。可惜，幼小的贺龙井不知道，由此为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少遗憾。直到外出闯荡江湖多年以后，他才懂得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开始自学。尤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为了弥补文化方面之不足，他一直十分刻苦地学习。他天份高，领会得快，进步十分明显，然而，戎马关山，读书必然受到诸多限制。毛泽东有一次在西柏坡对他的秘书师哲说：“贺龙同志聪明过人，可惜书读得太少了。” 贺龙不进私塾了，却迷上了听书，听民间说唱。什么禹王治水、文王盼姜尚、始皇统一天下、昭君和番、草船借箭、三关杨家将，等等，他都十分熟悉。乡里人对衡山公说：“你孙儿是十处打锣，九处有他。”可见其对听书之迷恋。 衡山公看到孙儿读书不成，心里很不是滋味，埋怨孙儿不成器。湘西一带，历来有习武之风。衡山公长期习武，有一身好功夫。心想，总不能让常订一辈子在田里混呀！学文不成就习武吧！我自己来教他。哪知，贺龙对舞枪弄棒，拳打脚踢倒很有兴趣，学得刻苦而且专心。一老一少常在玉泉河边摆开架式，习武练功。衡山公也乘此机会给贺龙讲了不少曾祖辈的侠义之风、为人之道，意在对其熏陶。衡山公过世以后，贺龙又拜堂叔贺立远为师。正因为从小习武，不知不觉之中，十二三岁的贺龙长得人高马大，体魄健壮，有了一副好身板。 衡山公过世后，三个姐姐相继出嫁，家里又添了两个妹妹和一个才四岁的弟弟。父亲长年在外，母亲体弱病多，贺龙成了家里唯一能下地干活的劳动力。挖土犁田，栽秧割谷，哪样也少不了他。农闲期间还要下窑挖煤，上山砍柴，去换取一些零用钱来买油盐酱醋。 1907年，淫雨连绵，湘西洪水成灾。数十里内，汪洋一片。贺家山坡上种的那点子庄稼，早被山水冲得一干二净。王金姑和儿子面对滔滔洪水束手无策。贺土道从外面赶回来，带着全家老小，逃灾到春家坡燕乐界，给财主覃金阶当了佃户。贺龙成了一名小长工。 贺龙并不怕苦，也有的是力气，却受不了财主们的气。他想另找谋生之路。 在湘西一带，有不少人是赶骡马运货做生意的，叫做骡子客。他们赶着牲口，或骡或马，走南闯北，往来于湘鄂川黔甚至云贵边境。驮棉花、贩盐巴、运茶叶、销药材、卖骡马，从中赚一些辛苦钱。湘鄂川黔边境，山高峰防，道路艰险。他们居无定处，食无定时，十分辛苦，加之，世道不平，官府贪婪，匪盗蜂起，他们这些骡子客，被抢被诈，乃是常事，其艰难险恶，非一般常人能想见。但是，虽然赚钱不易，比起当长工、佃户来总要好一些，而且，能够闯码头，见世面，开阔眼界。贺龙十分羡慕这种生活，很想去当骡子客，可是，从哪里去找一匹牲口呢？他去找大姐贺英。 贺英比贺龙大十岁，原名贺民英，又名贺香姑，是一个很有作为、非常能干的女性。她是贺家的大姑娘，很小就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侍奉父母，教养弟妹，安顿家务，做得井井有条。洪家关的人都说：“贺家香姑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1907年，表兄妹成亲，嫁给了谷绩廷，从此，她踏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谷家也是桑植的大姓。谷绩廷，人称谷虎，曾组织起一支劫富济贫的农民武装，名震一方。他同贺龙一道，组织了湘西暴动，后来，与贺龙分道扬镳，被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委任为湘西巡防右翼支队司令。哪知，这是这位军阀的一个阴谋。1924年陈渠珍用手腕诱杀了谷绩廷。贺英悲痛欲绝，忍无可忍，挺身而出，担任了支队司令。她重整旗鼓，把队伍拉出来与官府对抗。1927年北伐战争时，贺英与四妹贺满姑到了武汉，受到贺龙的很大影响，决心投身革命。蒋汪合流以后，她根据贺龙意见，买了一批枪支返回桑植，召集旧部，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28年，贺龙、周逸群奉命来湘西开辟红色根据地。贺英闻讯赶来。周逸群这位共产党员当过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贺英在武汉认识了他，很佩服其学识与为人。她对周逸群说： “周主任，我把这支队伍统统交给你们，就算我献给共产党的一点礼物。” 周逸群十分激动，握着贺英的手说：“好极了，党正需要这样的‘礼物’。香大姐，我代表党向你致谢。” 从此，贺英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创建湘鄂边红色根据地的杰出人物之一。在那一带，威望很高，人们亲切地叫她：“香大姐”或叫“香姐”。1931年4月，工农红军主力东下洪湖，贺英率领游击队留守后方。1933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她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经过顽强抵抗，不幸与贺龙的二姐贺戊妹同时牺牲，时年48岁。 贺龙是十分钦佩他这位大姐的。他说：“她不懂理论，但理解力很强，胆大，天份比我高多了。”“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部队，她都能够统率。她知道怎样发现人才，使用干部。许多土匪都怕她的。”“我第一次成立红军，她的帮助最大。” 这样的一位大姐，毫无疑问是会支持贺龙外出闯天下的。她对谷绩廷说：“常伢要去当骡子客，来向你借牲口，你看怎么样？” 各绩廷拍拍贺龙说：“常伢，你能出去闯闯，是件好事呀！我不是有匹花脚麻骡吗？力气挺大，让你带走。我同许家桥的王家范很熟悉，他是个老骡子客。我去跟他说说，带常伢出去。” 贺英高兴地对贺龙说：“好了，你把你姐夫的骡子牵走，回去跟娘好好说说，要让他们同意喽！” 14岁那年，贺龙牵着那匹花脚麻骡，当上了小骡子客。为养家糊口，挣扎生存，常年奔波在湘鄂川黔的丛山峻岭之中，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涯。 同贺龙一起赶过骡子的张盛勋老人在70年代回忆起初见贺龙时的情形说：“记得1910年（宣统二年），我33岁。大约在4月间，我赶4匹骡子给石门县磨市‘太和鹤’茶号驮盐。一天，天刚亮，从桑植县走马坪上路，煞黑时歇到一家伙铺，刚刚喂完骡子，走进一个小骡客，有十三、四岁年纪，身上背着一捆马草，手里牵一匹小花骡。他进来后，搬条高板凳站在上面下了驮子，又把骡子栓好，铡好草让骡子吃。我望着小骡客搞事利索，心里夸奖他：这么小的伢儿就出来赶马，真不错。我走向前去问他：‘小伙计，你贵姓？’这诉儿朗声答道：‘老板，我姓贺。’我连忙摆了一下手说：‘什么老板，我是张骡客。走，吃饭去。’那时，一般的骡子客要见荤菜才吃饭，我也不例外。但这个姓贺的伢儿不吃荤菜，也不喝酒，一个人坐在桌角边，端一碗包谷粉子饭，面前放一碗‘和渣’（湘西的一种菜名，用黄豆浆和蔬菜做成——笔者注），大口大口地吃着。歇铺老板走过来收碗筷，见他没吃肉，边走边嚼咕：‘还没骡肚子高，就出门赶骡子，皇帝老子的钱是那么好赚的？’这伢儿紧锁着浓眉，怒视歇铺老板，几口扒完碗里的饭菜。我看不过意，对老板说：‘不要多讲了。人家是个伢儿，能出来谋生就很不错了。”’ 就这样，小小年纪当了骡子客，一干就是四个年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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