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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向。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元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从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王琳回忆在上海霞飞路这段生活时说： “1927年冬、他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一栋四层楼上。那时，上海反动派到处贴有贺龙的照片，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但是，贺龙沉着镇定，若无其事，说：‘他（指反动派）来我走，他走我来’。他还告诉我，嘴巴要紧点，眼睛放尖点，胆子要大点。他叫我不要怕。说上海拉黄包车的、当条房的都有我们的人。他比划着说，好比一个碗，一只手端过来，几双手都过来了。在上海，他叫我去看电影，进馆子吃饭，照相馆照相，装得阔一点，我都不敢去。他笑我象三请樊梨花，都不肯出寨。”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了桑植，后在家乡病故。王琳、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弄得几乎没有饭吃。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夭折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王琳被释放出狱，隐名埋姓，流落上海，后来，她也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十年动乱中，有人企图利用这位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到上海不久，贺龙便见到了周恩来。 劫后余生，老友重逢，彼此都无限感慨，贺龙拉着周恩来的手说： “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说：“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贺龙是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的。 前委决定起义军退出南昌之后，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19日，到达广昌。22日，贺龙率二十军为右纵队由广昌出发南进。国民党军第11路军总指挥钱大钩指挥两个师各一部到达壬田，阻止起义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站率领两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到，企图围歼起义军。26日，贺龙乘钱大钩立足未稳，集中二十军全部人马，猛攻其新编二十师，迫敌退向会昌。朱德率二十军教导团追至瑞金以南五十公里处，重创敌人。起义军占领瑞金。 从广昌到瑞金途中，党的前敌委员会慎重地讨论了高级将领的入党问题，他们是贺龙、郭沫若及革命委员会成员彭泽湘。这些人早已多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历过长时间的考验，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参加的有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廖乾吾、恽代英。周恩来讲话说： “组织上对贺龙同志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信得过的。” 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都讲了话，表示祝贺。 关于这次入党仪式，张国焘说，是由他主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龙则誓言愿—一遵守，做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浑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欢迎的意见。” 贺龙自己说：“周总理还讲了话，廖乾香、张国焘也参加了。” 关于贺龙的入党时间，现存有几种说法：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中说：“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瑞金入党”；《周思来年谱》中记载为9月初；贺龙自传及1938年11月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写的是“攻克瑞金后入党”。据查，起义军8月27日攻克瑞金，8月30目占领会昌，9月2日，先头部队离开会昌向长汀进发，因此，笔者认为。贺龙入党时间应在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 在上海泰辰里的谈话中，贺龙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很高兴，嘱咐他好好休息，注意安全，等待党的通知，赴苏学习。 周恩来走了以后，贺龙却安不下心来了。他想，自己从小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现在能够看书、写字都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水平实在有限，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困难不会少，何况，他的心里有一股不平之气，耿耿而不能释怀。 10月3日，汤坑受挫之后，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贺龙明确表示：“就这样失败了，我也不甘心，我还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当时，前委不可能同意他的要求，决定起义部队去潮汕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主要领导人贺龙、叶挺、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离开部队去香港。来到上海后，这种想法仍很强烈。然而，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响往的地方，能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亲眼看看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当着周恩来的面，表了个服从组织安排的态度。事后想来，这个态表得太匆忙一点了，心中这股不平之气一时尚难于平复，他还是想回湘西去“卷土重来”，于是，产生了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想法。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选群，请他转告周恩来。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他回答说： “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输的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败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在泰辰里作了长谈。李维汉告诉贺龙，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工农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会议后，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多次暴动。毛泽东他们在湘赣边界地区举行了秋收起义，还有湖北的公安、监利、酒阳和黄安、麻城，广东的海陆丰等地都举行了起义。这些起义虽都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对唤起工农群众、反击白色恐怖、瓦解农村反动政权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初步建立了一些红色根据地，创建了一批工农武装。坚持下去，革命会由低潮转向高潮的。 在谈到南昌起义情况时，贺龙说，照我看，南昌暴动是正确的，是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有两个错误：一是用了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贺龙对南昌起义最早的看法。当时，他并不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看法，但他的意见却是直率而有见地的。 在谈到他想去湘西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要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将贺龙的谈话向中共中央常委作了汇报。溜秋白听后说：“是不是叫贺龙洞志去湘西于一下呢？” 李维汉说：“我以为可以，先叫他们去湘西试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 常委会后，李维汉又来到贺龙住处。贺龙再次表示不愿去莫斯科，想回湘西。 李维汉问道：“你怎么回得了湘西呢？你现在名声很大，是南昌暴动总指挥，敌人正在悬赏通缉你啊！” 贺龙回答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路、走陆路回湘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还是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于11月17日离沪赴苏。 事有凑巧，11月16日，中共有一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得悉“贺龙已潜入上海”，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隐藏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我们这位元帅却未能成行。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再次与贺龙会面，贺龙向他详细叙述了去湘西的想法，并对周恩来说： “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他、新堤、调关的驻军，大部分是我过去的旧部属。长江两岸土匪虽多，但大多数是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加以争取和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5年就开始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仅，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是方便的，也有成功的希望。” 周恩来点头问道：“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我是有把握的。我叫贺龙，龙归水嘛！” 两人哈哈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将贺龙的请求提出来请常委讨论。他还详细地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然而，共产国际代表却不赞成。这位“太上皇”担心贺龙“回去变成军阀”。周恩来则明确表示，他同意贺龙的请求，认为派他回湘西，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常委会未作出决定。1月8日，常委会再次开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又提出了贺龙的请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共中央常委批准了贺龙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请求。 周恩来为此特地请贺龙、周逸群吃饭。告诉他们，中央已经同意贺龙的请求，并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还告诉他们，到了汉口，可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取得联系，接头地点是汉口东方旅馆。临走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对他们说：“实在不行，可以直接去找郭亮，地点是谢弄北里十七号。”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带着卢冬生等十余人，乘坐长江轮船离开上海去武汉。徐特立、柳克明末能同行。 这年，贺龙32岁，剃掉了蓄了多年的漂亮的短胡须，穿了一件水獭领的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了一条羊毛宽围巾，还戴上一副茶色水晶眼镜，一副大阔佬的气派。周逸群身着长袍马褂，打扮成一个管帐先生。卢冬生、史庶元、滕树云这些北伐军中当过团长、营长的共产党员也都各自化了装。尽管轮船码头军警密布，他们却大摇大摆地上了船。船上有一个国民党特务，看见贺龙一副大老板模样，便缠着他，请大老板打几圈麻将。此人是想从贺龙身上捞点外快，顺便摸摸这位老板的底细。 打麻将，就有输赢，就要有钱，可贺龙他们总共只有五十元钱，是中共中央给的旅费，怎么能跟他赌呢？万一输了怎么办？不赌，又怕露了馅。周逸群他们非常紧张，怔怔地望着贺龙。 只见贺龙把皮袍一撩，在一张方桌前坐了下来，笑着对特务说：“好，好，闲着解闷嘛，来几圈。你老兄手下要留情啊！”他还示意会打麻将的卢冬生坐下来。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贺龙经常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与三教九流交往亦多，他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呢！特务的算盘，他已猜之一二，方城之戏亦属雕虫小技，何足道哉？只见他谈笑风生，应付自如。谁知，麻将却有着一种特殊的功能，保佑他们从上海到武汉一路平安。一场麻将下来，贺龙不仅赢了好几十元钱，使特务知难而退，而且，对这位大老板的身份也深信不疑了，一路上竟少去了许多麻烦。 到了汉口，他们来到东方旅馆。这里是省委的一个联络点，前几天已被破坏了。他们无法接上关系。几个人在一家小店里吃了一点东西，一筹莫展。 突然，贺龙眼睛一亮说：“逸群，直接找郭亮去。” 周逸群想起来了，周恩来是对他们说过的，但地址他却未记住。他说：“云卿，你记得地址吗？” 贺龙一笑说：“我文化低记性好，谢弄北里十七号呀！” 周选群高兴地拍了一下贺龙，说：“你是过耳不忘呀！” 几个人赶忙向谢弄北里奔去。 有的时候，人太心急了，就会粗心大意，闹出事来。贺龙他们一心想见到郭亮，进了谢弄北里十七号，却忘了交换接头信号，一头闯了进去。郭亮的夫人吓了一跳，以为来了特务，出了一身冷汗。恰好，屋里有一个人闻声而出，看见贺龙，先是一愣，接着便立正敬礼，兴奋地说：“啊呀，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贺龙定睛一看，认得啊，叶挺的副官长刘鸣先，老熟人了。走上去同他紧紧握手，说：“你老兄也在这里啊！” 刘鸣先赶忙给郭亮夫人引见。 郭亮夫人大笑着说：“总指挥，看你这身打扮，又不说联络暗号，我还以为特务闯进来了。你看，汗都吓出来了。” 贺龙拱拱手说。“啊呀，夫人，得罪了。中央告诉的那个接头地点被破坏了，只得冒险来闯一闯了。” 郭亮从后面走出来，笑着说：“中央通知我，你们已经动身了，我正等着你呢！贺龙同志。” 这样，他们顺利地与中共湖北省委接上了关系，住了下来，应郭亮的邀请，帮助湖北省委组织汉口年关暴动。不料，湖北省委的一个地下印刷所被敌人破获，搞走了省委的暴动计划。谢弄北里这所房子，又是这个印刷所出具的铺保，郭亮、贺龙、周逸群等只好匆匆忙忙转移别处，暴动计划也无法进行了。 一天，有一个人挑着一副担子来找郭亮。郭亮对贺龙说，这是贺锦帝派来的。他在洪湖藕地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近来抄了一家豪绅的银号，搞到了千把两黄金，派人送到汉口，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一听说贺锦斋在藕池，贺龙急着马上要去洪湖。郭亮没有阻拦，只交待说，现在我还离不开省委，你们到了湘西北，如果我来不了，特委成立的时候，就由选群负责。他派人给贺龙他们包了一只小汽船，给了他们五支短枪和一些盘缠钱，送他们从水路去藕地。 这只船的老板是个袍哥。贺龙一上船，就同他交上了朋友。船老板知道贺龙也是哥老会的，辈份又比他高，便十分恭敬。船怎么走法，什么地方停靠，什么时候开船，都由贺龙决定。沿江的敌人几次搜查，都被船老板巧妙地应付过去了。贺龙偷偷地对周逸群说：“想不到，哥老会也能为革命起点子作用，嘿嘿。” 船过新堤，两岸戒备森严。贺龙问船老板，这里驻扎的是什么队伍？老板说，是李觉的一个师。贺龙让他找个僻静一点的地方靠岸，叫卢冬生派两个人去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说，这一带由李觉一个师驻防，只有观音洲比较松，只驻扎了一个团防队，十来个人。 贺龙一听，突然问周逸群说：“逸群，把团防队的枪搞来，如何？” “我们手里只有几支短家伙，行吗？”周逸群说。” 贺龙笑了笑，说：“有短枪就可以搞长枪呀！你看，他们是些什么人？”他指指船舱里的十来个人。 周选群也笑了。他知道，这十来个人，有的是二十军的团长、营长，有的是当年武汉工人武装纠察队队员，还有一个是当年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警卫员，都是些能打仗的好手。 船靠上观音洲，贺龙、周逸群带着这十来个人大摇大摆地朝团防队走去。 团防队长看见这伙人气势不凡，以为是来了什么大官，马上吹哨集合。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认得吗？我就是贺龙，特来向队长借枪。” 团防队长一听，吓得跪了下来。一个队员企图开枪，卢冬生手枪一甩，那人应声倒下，其他人一拥而上，缴下了六支汉阳造，四支驳壳枪。 贺龙吩咐卢冬生说：“给他开张借条，就说我贺龙借到队长大人十支枪，二百发子弹。” 1928年1月19日，这只小船到了岳阳的反嘴（今属监利）。江北岸有几间草屋，江边上站了不少人，在向他们喊叫。 大家不知怎么回事，不约而同地向贺龙望去。 贺龙张望了一会，对周选群说：“靠上去嘛，我们手里有枪，还怕什么？不过，不要先开枪。” 汽船靠岸了。一个身材魁梧，穿灰色棉布短袄的年轻人跳上船来，一把抱住贺龙，激动万分地说：“大哥，云卿呀，总指挥。我晓得你是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 他转过身向周逸群敬了个礼，说：“周主任呀，我们是三辈子的缘分，又重逢了。” 他不管贺龙、周逸群说什么，径直朝岸上挥着手臂大声高喊：“我们的总指挥来了！” 他，就是北伐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贺龙的堂弟。他已经得到了湖北省委的通知，等候多天了。 贺锦斋在起义军退出南昌后，一直率一师担任二十军的前卫。10月6日，在陆丰，二十军第一、第二师被三股敌人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伤员无数。国民党军连续八次派人求见贺锦斋，劝其和平缴械，条件是，保证所有官兵返回湖南。为了保证第一、第二师两千多名官兵的生命，在部属请求下，他下令缴了械。但他自己却没有放下武器，突围而出了，后来，辗转来到上海。到沪时，贺锦斋回顾往事，不胜感慨，写了一首《浪淘沙》，以明心迹： 仰望蔚蓝天， 与水相连。 两岸花柳更鲜妍， 可惜一片好风景， 被匪摧残。 蒋匪太凶顽， 作恶多端。 屠杀工农血不干。 我辈应伸医国手， 重整河山。 他向中共中央承认了下令缴械的错误，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度奋起。1927年11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重返鄂西。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以三条驳壳论起家，在荆江两岸点燃了武装斗争之火。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亦农并转湘鄂省委信》中指出：“贺锦斋是贺龙的师长，现表现悔悟，要求入党。恩来已答复他说，他是可以允许入党的。叮嘱湖北省委向他作最后答复。” 意外的会合，使贺龙兴奋异常。他走上岸去，看到贺锦斋的队伍大约有一百七八十人，不少是认识的。有的是他的亲属，象贸干成、贺学定、贺桂如、贺佳生等等；有的是参加了南昌起义的老兵。贺龙挥着手高声说：“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当年，我们有两万人，可惜被敌人打垮了。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干得好啊，比我贺龙干得早，有成绩。从今天起，我们一起干，我加入你们的行列，要不要我啊？” “要！”人们欢呼起来，笑声。掌声，弥漫在茫茫的长江之上。 不久，他们与中共石首中心县委、鄂中特委及鄂中、鄂西的几支暴动武装取得了联系。1月底，贺龙。周逸群与鄂中特委书记娄敏修、委员肖人谷、邓赤中，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兆龙，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等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鄂中、石首两支游击队与贺锦斋的游击队共五百余人，合编成三个大队，打出了“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贺龙任总指挥，贺锦竞任军长。在长江两岸农民中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浪潮。 不过，这时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带着“左”倾盲动主义色彩的。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的信中就说：“在乡村中大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时，打土豪的方法还很简单，因为受对白色恐怖的报复情绪的影响和盲动主义的指导，施行的政策也有错误，大致的情况是，看哪家屋子阔气，就搞哪家，然后把没收的财产分给群众。开始，群众不敢要，游击队就沿街贴标语，把东西撒在城镇外面，由群众去检。后来，许多人才敢来领。老百姓很奇怪，说红军也穿便衣，和土匪一样打扮，可是不要钱，打土豪劣绅，向着穷人。那时正是‘左’倾盲动主义高潮时期，做群众工作，找农民谈话，组织农民协会，受批评；杀土豪，烧他们的房子，受表扬。” 但是，贺龙、周逸群并没有忘记中共中央要他们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展工作的要求，因此，在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应石首中心县委请求，攻打监利失利之后，贺龙、周逸群立即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工农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他们带着贺锦斋等少数人前往湘西北，执行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任务。 2月20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跃等十余人前往湘西，踏上了新的征程。 2月28日，贺龙一行到达他阔别已久的家乡——洪家关。可是，离故乡还有三十里时，有人告诉他，你们家乡这几天正在火讲，你得快点回家，不然就打起来了。 贺龙皱起了眉头，心想，还是老毛病，又要打群架，动枪动炮了。他连忙派人先去送信，就说贺龙回来了，谁也不准动手，一切等他回来解决。 乱世多事。在这混乱的年代，桑植一带出现了不少地方武装，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不等。。桑植八个乡，乡乡皆有。这些武装目标不一，情况复杂。有的是北伐时期，贺龙部队整编时被遣送回乡的老兵，他们拉起队伍，为的是等待时机；有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带着枪支跑回来的军人，他们重新聚集起来，准备同敌人继续斗争；也有的是谋一己私利，拖个队伍，称雄一方。这里地方偏僻，山高皇帝远。他们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平时，尚可相安无事。但是，队伍要吃饭，要化钱，桑植一带，贫穷落后，筹粮筹款都颇东难。为了各自的生存，常为此发生利害冲突。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大火排。 贺龙在桑植威望很高。你想，穷乡僻壤，出了个当镇守使、军长的大官，怎能不威震四方？何况，这些拉队伍的人，多半不是他的亲戚族人，便是他的旧部下，因此，听说贺龙回来了，立即停止了争斗。 贺龙赶到洪家关，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都给我退下子弹！不许互相残杀。我把话讲清楚，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是共产党。这次回乡，是干工农革命，干土地革命，推翻蒋介石、汪精卫的。我们在南昌暴动，在广东被打败，我就不服气。你们当中有参加南昌暴动的，你们说，能服气吗？” 下面嚷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还想跟狗日的拚一拚。” 贺龙说：“对啊！我过去拉队伍几起几落，总是能搞起来。不“过，这次与过去不同，这次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跟我贺龙升官发财，那做不到，要吃苦头，看你们愿不愿意干。哪个不愿意，我决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动派掺在一起反对革命。” 贺龙把周逸群拉到人们面前说。“你们不是认识吗？他是周主任呀！” 周逸群身穿长衫、身材精瘦，满脸和气，一副有学问的样子。贺龙的旧部属，无论是独立十五师的，还是二十军的，谁不认识他？就是那些没跟贺龙出去当兵的人，也都听贺英说起过这位周主任。1927年，贺英从汉口回到家乡，就常同乡亲们谈起周逸群。贺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他是个“大共产党”，满肚子的学问，又会带兵，办事公道，待人和气，是贺龙部队里的“定盘星”。所以，贺龙这么一问，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认得呀！” 贺龙说：“他是共产党，我贺龙也是共产党，你们的师长贺锦斋也是共产党，以后，请周主任给你们上上课，讲讲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 就这样，这批队伍很容易地被贺龙收编了。隔天，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二十军的两个营长：王炳南和李云卿闻讯各带二百来人来了；贺英也把她领导的队伍，交给了贺龙。 这天夜里，周逸群叫醒了李良耀。李良耀又叫李虎，洪湖地区信仰马克思主义较早的知识分子，曾担任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周逸群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说：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这个幽灵在中国徘徊了好几年，把反动派吓破了胆。我在想，怎样让这个幽灵在这万山丛中扎下根来。” 李良耀说：“我们不走了，和这里的群众一起干，不就扎下根了吗？” 周选群说：“是啊，群众靠共产党去组织。我到桑植来，和胡子商量过了，他着重抓旧部队的收编，我抓党政建设。我看要把桑植县委成立起来。” 李良耀说：“我们刚来，还没有发展党员，县委怎么成立？” 周逸群说：“我们要在建立红军的同时，建立党的组织。我主张先把架子搭起来。” 李良耀点了点头问道：“谁当县委书记？” 周逸群说：“你当呀！我和胡子商量过了，你最合适。” 经过二十来天的工作，以贺英、王炳南、李云卿的队伍为基本骨干，建立了一支三千多人，七百条枪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桑植县城，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耀任书记，并吸收了李茂林、刘德成、谷佑箴、谷志标、贺学传等四乡八里的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李良耀后来当过中共中央军委四科科长，1932年在洪湖牺牲。 可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 4月初，贺龙为了给部队筹款，去了湖北鹤峰。谁知，国民党军大举来犯。这支刚刚组建一个月的工农革命军，还来不及整顿，内部不纯，战斗力不强，算不得真正的革命武装，贺龙又不在，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几仗一打，大部分演散了。有的头目带着自己的部队，跑回自己的家乡去了。 贺龙后来说：“就象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一下子都散了。” 周选群也在战斗中失散，不知到哪里去了。几经周折，周逸群转到了鄂西地区。后来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开辟了洪湖苏区。 等到贺龙从鹤峰回来，已是人去楼空。他只得从头干起。同贺锦斋、卢冬生在桑植、鹤峰一带把打散了的队伍收集起来，有三、四百人。5月，贺龙指挥这支部队伏击了在桑植抢掠以后撤走的敌军后卫的一个辎重连，重新占领了洪家关，失散的队伍又回来了一批，工农革命军恢复到了一千五百余人 7月份，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来到桑植，带来了湖北省委的指示。省委决定撤消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另外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领导红军及所在地区党的工作。前委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组成，贺龙任书记。工农革命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为参谋长，下属第一师和三个支队，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三个支队分别由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领导。 在此后几个月里，湘鄂西省党组织陆续给红四军派来了一些领导骨干，其中有临港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刘达伍、罗统一和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任北伐军政治部秘书、湖南省军委主席的黄鳌，等等。他们的到来，使贺龙十分高兴，这一批领导骨干对红军的发展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 红四军建立了，编制也初步统一了，但是，部队成分复杂、思想仍很混乱，大部分人对革命认识十分模糊。有的人对党的某些政策不满，有的想借此升官发财。甚至还有的想拖队伍去当山大王。而对于搞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和新型的军队，无论是贺龙还是两湖省委派来的骨干，也都是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除了中共中央那些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外，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遵循，因此，前委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思想整顿。这次整顿十分严肃，师长贺锦斋也因为对中共中央的某些政策不满而受到了批评和党内处分。贺龙和前委提出：“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土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工农起来斗争。”可是，整顿刚刚开始，中共湖南省委、湘西特委便发来指示，要求红军到石门县，支持石门南乡的农民暴动。这个地区的暴动武装曾经有相当规模，但在敌人“清剿”下，已经失败，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省委和特委却不了解。 贺龙率部到了石门北乡，连个响导都找不到。天有不测风云。这时，湘西特委机关也遭到了破坏，特委委员蔡以诚被捕，供出了“最近决定由贺龙割据石门，向临澧发展”，于是，湖南敌人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开赴石门，进攻红四军。这样严重的情况，省委、特委却没有通知贺龙，结果，红四军遭到了第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和叛变投敌的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队的袭击。 贺龙指挥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英勇牺牲。经过两次战斗，全军仅剩“百来人，由贺龙率群9月底转移到湖北鹤峰堰还附近的大山里。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也被敌人占领了。红军物资供应断绝。时值初冬，高寒山区天气极冷，部队缺粮少医，衣着不整，生活极为艰难。有的人悄悄地逃跑了，部队减员至一百来人。贺龙感到，红四军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有人说，吉人自有天相，贺龙生来命大。这话不可信，却有事实为证，也许这就叫做巧合。正当贺龙在堰坦大山里一筹莫展，部队濒临清散的时候，大姐贺英带了一批粮食、棉衣、子弹和草药，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山里来了。 看见大姐，贺龙感慨良多，百味俱全。他对贸英说： “大姐，半年多来，我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又垮掉，再组织起来，这次看来又要垮掉了。可是，这个队伍不是我贺龙的呀！是党的，我们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呀！我贺龙是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肩上担子重，我能挑，只是许多政策我还搞不清楚，怕给党带来损失呀！” 贺英说：“常伢，你不是搞的共产党吗？你组织的队伍，就要发展共产党呀！周主任不是说，要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吗？过去人家跟你，为的是当官、发财，虽然你实行三民主义，他们也发不了多少财，可总还有个薪钢，有个升迁呀！如今，共产党闹革命，没有薪饷，没得官好升，他们投你图什么？如果不让他们懂得跟你革命的道理，哪能稳定得住啊！还不是五个手指抓豆子，抓一把，撒一把？” 几十年后，贺龙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说：“石门塔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也减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儿共编成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团员。” 在整顿中，贺龙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处于动摇状态的人。红四军只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是一支很小很小的队伍了。他们以后的命运怎样？在敌人重重包围中，能再度奋起、打开新的局面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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