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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 红二、六军团在翻过海拔五千七百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以后，贺龙、任弼时原来准备在这里好好休整一番，筹集一些粮食、衣服、药品等必需品，再行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中甸是康藏高原上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居民多为藏族，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居民们被国民党反动宣传所迷惑，已逃避一空。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曰归化寺，是中甸的实际威治中心，僧侣众多。他们虽没有逃走，但寺中最高僧侣松木活佛严令众僧侣紧闭寺门，防范红军。 到达中甸，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即严令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民族的生活习俗，保护寺庙，公平买卖，现金交易，严守纪律。贺龙亲自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述红军的政策和纪律，并应邀人寺拜访，对活佛表示敬意。红军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僧俗人等，他们纷纷归来，帮助红军筹粮等款。但是，中甸实在太小太穷，尽最大努力，也无法保证红军所需，不得已，缩短休整时间，提前行动。 红二、六军团分成左右两路前往甘孜。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前往甘孜；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 贺龙、任弼时随二军团行动。他们连续翻越三座雪山，昨天，到达了绒坝岔。在这里，遇到了前来欢迎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他们才知道朱德、刘伯承已专程从甘孜出发，前来迎接他们。他们俩人坐不住了，带了几名警卫人员，立即起身向甘孜附近的甘海子奔去。 快要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他们心里充满着喜悦，何况，红军总指挥朱德，参谋长刘伯承还远道来迎。现在，他们的心境，就象这川西高原一样，晴空万里。心情好，话也多，两人并辔而行，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任弼时不知想起了什么，问贺龙：“老贺，你认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吗？” “认得。南昌起义时就认得。我还同他发了脾气呢！”贺龙回答说。 任弼时好奇地问道：“喔？为什么？” “那时，他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南昌阻止起义，我看不惯。我还不是党员，不买他的账也没关系，哈哈。”说着，贺龙大笑起来。也许，他又想起了在南昌同张国焘吵架的情形。 “哈哈，你啊！”任弼时也笑了起来。“这么说，你对我们这位总政委有所了解娄？” “那是啊！我在瑞金入党以后，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整天混在一起，到了潮汕失败才分手喽。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四方面军去了。”贺龙说。 任弼时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对这位总政委可不太了解。” 贺龙看了任弼时一眼，没说什么，心里想，我的这位政委大概想起了什么。 还没到甘海子，远远就看见朱德、刘伯承骑马迎了过来。 “弼时，总指挥来了。下马，下马！”贺龙眼尖，一下子就发现了，赶快下马迎了上去。 朱德、刘伯承握着他俩的手说：“你们终于来了。欢迎，欢迎！” 贺龙突然有一种感觉，朱德的话里似乎深藏着不少潜台词，但不便多问，一起来到了甘海子。 一进村，贺龙便看见村边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他们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了干柴，烧好了开水。后来，他们得知，不光是对他们这些领导人，所有二、六军团驻扎的地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作了周到的准备，给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提供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还赠送了不少毛衣、毛袜。这一切，使贺龙深受感动。他对关向应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好啊！” 夜里，朱德、刘伯承来了，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使贺龙大吃一惊。 朱德告诉他们，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2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任务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先取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 说到这里，朱德拿出两份文件，指着其中一份说：“这一份就是两河口决议。哪个晓得，张国焘是反对的呀！这一份是后来的毛儿盖决议。你们可以看一看。” 朱德接着说，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到了7月6日，中央派伯承同志，还有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并帮助传达两河口决议。谁晓得，张国焘却提出了一个与中央决议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的主张，并且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理由，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他又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然，就无法集中领导，顺利消灭敌人。张国焘以为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不把只一、二万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这不是想夺取红军的指挥权吗？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任命他当了红军总政委。 8月份，中革军委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信、巴西地区开进；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集结马塘、卓克基，向阿坝开进，然后在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8月ZO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开会，就上述方针形成一个《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但是，当他们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却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命令已东进的红五军返回阿坝，准备南下。他还致电徐向前、陈昌法，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有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几次致电张国焘，措出北上才是出路，向南对前途极为不利。到了9月份，党中央再一次指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正向班佑、巴西开进，但张国焘置之干理．反而下令有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他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上，挂了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他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说，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他们还煽动一些人围攻朱德、刘伯承，逼他们表态。 到了IO月份，张国焘已经再过草地南下，在松冈附近，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他致电中共中央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还要给朱德、刘伯承的头上加许多头衔，意在收买吧？但遭到了朱、刘的严辞拒绝，并呼吁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结果，张国焘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去当红军大学校长。 张国焘发起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红军伤亡惨重，代价极大，红四军南下东进皆已不可能。这时候，又不断传来消息说，一、三军团已与陕北红军会合，陕北根据地发展了二十多个县。部队指挥员开始议论纷纷，认为不应当违背中央路线。中共中央又来电，命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北上。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国际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走投无路，才被迫同意北上，最后退到了这里。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听了，十分气愤。贺龙“啪”地把他的烟竿摔在桌上说：“这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关向应说：“这么说，我们一直没有同中革军委联络上呀？” 朱德说：“是啊，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红军总部，由张国焘管了。” 任月时苦笑一声说：“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了。” 朱德在谈话的最后说：“张国带目前同意取消非法中央和北上，是不得已的，他还是反对毛、周、张、博的，他反对中央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他们是拥护中央，拥护北上的。所以，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团结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也就是如何想办法带他们去会合中央。我就盼望你们来，和我一起做这份工作。” 刘伯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南下打了败仗，西边又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事实证明是不对的。总指挥说得对，我们现在要多做团结工作，说服他们北上。”他看看贺龙，语重心长地说：“老贺，对张国焘可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你知道，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口欧)！” 任弼时间朱德说：“总指挥，张国焘要我们过金沙江，北上会合，他是什么意思呢？” 朱德说：“要你们渡江的电报是我和他共同签发的。不过，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可不一样。我让你们来会合，是想把你们那边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在这里一直很孤立。你们过了江，我们的气就壮了，北上的把握更大了。他的想法，无非是想拉拢和控制你们，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分量。” 刘伯承点头说：“你们可得小心，他很会搞这一套喽！” 贺龙一笑：“没有关系，找有我的办法。” 7月2日，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地区。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联欢大会。朱德很兴奋。他讲话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门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茫茫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简略地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最后说：“中央去年带一方面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张国焘也在会上讲了话。贺龙后来回忆说：“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张国焘要二、六军团渡江北上，的确是企图控制这支部队，以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实力。会师以后，他马上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派出了一些“工作组”来到二、六军团，到处找人谈话。张国焘也亲自出马找二军团师以上干部谈话。王震有一次在谈到红二方面军历史时说：“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不象话。刘元帅说，送给你，你收下。后来给贺总一说，贺总说，这是我们参加共产党以前干的事嘛！” 这些“工作组”的人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不在张国焘。他们还散发了一本叫《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攻击毛、周、张、博，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贺龙、任弼时立即发现了他们的活动。任弼时给甘泗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通知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争论；要求政治部门一律不准下发张国焘拿来的小册子。有人将一本《干部必读》送给了贺龙。他看了以后拍案而起：“张国杰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 来人说，这是工作组的人带来的。 贺龙生气地说：“来者不善啊！”他立刻给二、六军团各师首长打电话，下令说：“把你们收到的《干部必读》统统给我收上来。这是张国杰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贺龙是个从不愿打被动仗的人。对张国焘如此明目张胆地到二、六军团来搞阴谋活动，十分愤慨。他要反击。可是，朱德已经说了，目前主要是做好团结工作，带他们北上。那怎么办呢？他终于想到，张国焘敢于对抗中央、分裂红军，依仗的就是四方面军人多，我为什么不从这里下手呢？他找到张国素，对他说，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你这个总政委，能不能从四方面军抽两个师给我们？你们人那么多呢！张国焘弄不明白贺龙的真实意图，又无法驳回这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还想拉拢二、六军团，因此，未置可否。贺龙便经常就此事纠缠他。朱德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不多。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由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 朱德建议，任弼时随总部行动，这样，他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人的工作，也便于同红四方面军其他干部交流思想，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可是，张国焘却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妄图从组织上以多数压少数，迫使红二方面军就范。任罚时看到了这一点，当即表示反对。他说：“你召开联席会议，谁来作报告？如果产生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由谁做？” 贺龙支持这一意见，他说：“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开什么？怎么开？” 这一时期，贺龙处事十分小心谨慎，既要讲团结，又要保持警惕性。1961年，他在谈起这一时期的斗争时说： “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弼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素这个人我还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弼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小组，整天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贺龙、任弼时等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森的斗争，加强了朱德这位红军总指挥的发言权。张国焘控制不了二、六军团，也没了章法。在大家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他的主张，同意北上。 于是，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贺龙在二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动员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真的中央是毛主席领导的，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正的中央，与一方面军会合。” 川西高原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的大草地。这种草地一望无际，布满沼泽，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刚刚是万里晴空，刹那间彤云密布；一忽儿大雨倾盆，一忽儿又风雪交加。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经过草地的原红二方面军骑兵通讯排排长、老红军吴先举回忆说： “草地，那一望无际的草地，绿茫茫地伸向天边。在草地上啊，许多同志由于长期饥寒交迫，耗尽了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走着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就倒在地上牺牲了。人马在稀糊糊的烂泥草墩上走，就象手指弹豆腐一样，周围几十步的地面，全部颤抖地动弹起来。有时，人马一脚踩空，陷进泥潭里，如果不敢快救出来，就会越陷越深，被黑乎乎的泥浆恶水吞没进去。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有的只露出一只胳膊伸在水草外面；有的只剩下半个头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帽子。贺老总看着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士，心里十分难过。他伤心地急促地叫我：‘吴仅，吴讨，骑传排长！’我赶紧挣扎着跑到他身边。他说：‘再给各师申述一下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决不要丢掉一个伤员，活着的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抢救，这是阶级兄弟啊！”’ 最严重的是粮食。从甘孜出发时，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筹措到七、八天的粮食，沿途荒无人烟，又无法补充粮食。开始每人每天分到三两青棵粉，后来就断了粮，只能杀牲口，挖野菜，啃羊骨，煮皮带来充饥。自然环境如此艰难，红军能否走出草地；贺龙作为总指挥责任重大。他把自己骑的马拿出来，专门驮伤病员；他组织大家挖野菜；为了防止中毒，亲自遍尝百草；见到小河，他就去钓鱼。他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得吃，要革命就得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下令将那匹一直跟随他征战的枣红马杀掉，把马肉分给战士们充饥，以维持生命。老马夫看见枣红马被杀，难过得掉了泪。贺龙安慰他说：“不要哭了。我不到十岁就放马，十来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为革命。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不惜牺性自己的生命，现在，为了革命，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 在草地里走了二十来天，终于看见了一座座村庄，一片片田地；看见了地里的牛羊，屋上的炊烟。他们战胜了死亡，走出了草地，到达岷山县的哈达铺。 8月9日，与总部一起行动的任弼时从救济寺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汹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领导。”“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辅时面谈决定。” 收到这封信，贺龙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赞成任弼时的意见。8月16日，他们致电任弼时说：“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这次通信，明白地表达了贺龙、任弼时等坚持党内团结统一的立场。他们和张国焘的斗争，也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的斗争。 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贺龙极为愤慨。他认为，张国焘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把他领导的几万红军作为自己的资本呢？而且竟以此来反对中央、分裂中央，这同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有什么不同？完全一样啊！在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他自己也没有象张国焘这样打这种牌谋一己之私利。可是，共产党里却有人说他是“军阀”，他感到好笑。现在，一个共产党的老党员却真的成了用军队谋私利的军阀了。这真是一种大倒退，令人痛心啊！ 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着手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问题，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1937年3月下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露和批评。贺龙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的发言，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他对张国焘说： “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他的这几句话，言简意赅，令人深思，甚得与会人们的赞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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