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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让他去主管国防工业。他遇到的是重重困难 当时，我们这位元帅对此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不过，他上任不久，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干部的会议上，曾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这或许是有感而发，不过，看来，我们的元帅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接受这副担子的。这就是他的性格。 然而，那个年代却对他极为不利。 1960年，是一个天灾加人祸的时代。它给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其灾难性的后果，在1960年完全反映出来了。祸不单行，老天爷还把严重的自然灾害降到了正在受人祸之害的中国人民头上。粮、油、棉大减产，中国农村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既而，波及城镇。全国工业，由于原料极其缺乏，许多项目被迫下马。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困境。人民生活因日常必需品的普遍缺乏，水平日益下降，连毛泽东也粗茶淡饭，三月不知肉味了。 中国的国防工业，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的。它占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百分之二十七。不少工厂是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里建设的，当然，逃脱不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尽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已觉察到的“大跃进”中的错误，但是，由于i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不少国防工业工厂中，“大跃进”的遗风犹在，浮夸风、弄虚作假并未绝迹。 这位新上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 贺龙对此，心里是很明白的。上任的第二天，在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他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机构，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 贺龙领导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由二位元帅、二位副总理、二位大将、四位上将、一位中将和一些国务院的部级干部组成，阵营强大。但是，贺龙在其就职演说中，却反复强调，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协商机构”，不行使行政职权。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可见贺龙的用心何其良苦。然而，这个委员会，后来几经改组，还是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一个“职能机构”，贺龙无可奈何。 不过，就这位元帅的性格而言，要管必然会认真地管，决不会只挂牌子。这种性格是崇高的，但也常常为此而付出代价。 他上任不久，196o年2月，便邀请委员会委员聂荣臻、罗瑞卿从广州出发，去西南视察国防工厂。他要作些调查研究，亲自摸一摸国防工业的实际情况。 3月17日，他们来到了成都飞机制造厂。这个厂是1958年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 1958年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他提出：“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成都会议上，他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这样，一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形成。在这种追求多快好省的急进冒进的“左”倾思想影响下，这个厂竟提出了“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的口号。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歼击机工厂从基本建设到制造飞机只要三百六十五天？真有点子“天方夜谭”的味道。遗憾的是，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个年代里的现实。 贺龙对此早有所闻，虽心存疑虑，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没有开口。这次，是想来亲自看一看这个厂究竟是什么状态。眼见为实嘛！他邀请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一道到西南来，也出自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都是有关的人呀！ 这时，贺龙正患眼疾，尚需以手杖助行。他们刚一走进工厂的办公室，就看见厂党委书记夹着厚厚一叠文件迎上来。 贺龙问道：“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是的。” “先不用汇报了。我们到处走走再说。”贺龙让他放下文件夹。随即抬头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屋顶，又看看墙壁、窗户。这里的墙壁还没有来得及抹灰，露着粗粗的墙缝。贺龙随手用手杖轻轻捅了捅，不料，一块墙砖竟被他捅出了墙外。墙上顿时出现了一个洞。 “嗯，怎么搞的嘛？”贺龙感到惊奇。 厂里的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又不牢，所以……”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贺龙生气地打断了工程师的话。“这么简陋的房屋，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这话分量不轻。也许凝聚着这几年来他心中的一些郁闷，借此排遣耳。 他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指着刘亚楼说：“你是空军司令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 刘亚楼苦笑了一声，没有回答。 聂荣臻说：“别说飞机制造厂，就是玩具厂也不应该这样的吧？” 贺龙用手杖指着桌上那叠材料，对党委书记说：“你拿的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面积，速度如何？” 元帅竟然如此毫不留情。 党委书记既紧张又害怕，呐呐地说：“我们厂是大跃进中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还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 “我们就是来看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贺龙尖刻地打断了他的话。“是好是差，眼见为实啊！” 往常，贺龙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这次毫不客气地连续打断人家说话，看起来，心里的气真不小。 聂荣臻看到屋里空气有些紧张，就说：“贺总，去看看别的地方吧！” 他们走进了总装配车间。这个厂房，无论从设计还是施工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格的。跨度三十多米的厂房，立柱和横梁却细得可怜。一眼望去，真有点发发可危之感。 贺龙盯住了这横梁和立柱。他用手杖敲敲柱子说：“这么大跨度，柱子和横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聂荣臻打趣地说：“贺总，可别把我们几个理在里面咏！” 贺龙笑了起来，指着罗瑞卿说：“聂总，你不用怕嘛，罗长子会代我们撑一撑的。” 罗瑞卿说：“贺总，你看我同那根柱子一样细，靠不住的。” 大家一阵哄笑。笑声中却有着一种苦涩和酸楚。 总工程师说：“设计人员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但实际上必须加固。” “你能保证不垮吗？”贺龙毫不放松，追问道。 “他是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厂党委书记给尴尬地站在那里的总工程师解围说。 “那好。”贺龙转换了话题说：“你既然管生产，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 “不能。在建厂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没有采纳。”这大概是这位总工程师建厂以来第一次在上级领导面前说了实话。能在两位元帅面前诉述自己的意见，他心里感到非常痛快。 “上级，哪个上级？”贺龙问道。 “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本建设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总工程师回答说，看来，他没有顾虑了。 “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贺龙说。 “没有。”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心里想一我们敢吗？反映了，怕早就被打成“右倾”，被拔“白旗”了。 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啊！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你们马上整理个材料，我离开成都时带走，拿着‘通天’去。”他用手杖朝天空指了指说。 “这回要说实话，不要说瞎话嫩！”聂荣臻对党委书记嘱咐说。 书记点点头。他心里很高兴，能由元帅们去“通天”，他们厂就有救了。 贺龙问道：“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在哪里？我们去看看。” “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呢！”工程师回答。他心里的气也不少。 “吹牛皮嘛？”罗瑞卿说：“两位老总，我们走吧，没得什么可看了呀！” 贺龙脸色铁青，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拄着拐杖，走出了厂房。他心里可不是滋味。这叫什么“多快好省”？叫什么“大跃进”？还不是骗人骗自己吗？国防工业要是都是这样，那还得了啊！ 这一夜，贺龙没有睡好。他叼着烟斗，坐在沙发里，深思着，一动也不动。 在北京，对于“大跃进”、“多快好省”，他也是举手赞成的。准不希望早点建成社会主义呢？谁不希望使自己的祖国快点强大呢？可是，眼前的现实，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他能不接受吗？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如果都这样，那可怎么办？从一滴水看一个大海，他已经大体推测到，国防工业总的情况是不会太好的，但他还希望能出现一些奇迹。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聂荣臻和罗瑞卿的房间，同他们约定，明天去视察成都航空发动机厂。 进了厂，他们不再进办公室，径直朝车间走去。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对于工厂的设计和基建本来就有气，又无处可以申诉。听说两位元帅要来厂视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通天”的好机会，准备一吐为快。他快步赶上两位元帅，边走边汇报。他说： “这个厂是在1958年10月18日破土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用’‘一百天建成工厂’，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要求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七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设备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两个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罗瑞卿都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说：“我们觉得所有厂房设计标准过低，屋架跨度太大，但横梁小，立柱断面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的。这很不保险，随时都有失火的危险。车间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为沥青的。机器一动，地面就震动、下陷，不可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到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 聂荣臻问道：“什么‘六边’？” “边施工，边反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贺龙摇摇头说：“还是到车间去看看吧！” 他们来到了三号车间，看见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敞开着。贺龙便问： “天气还凉呢，为什么不关上？” 他走过去，用手杖往上轻轻推去，想把窗户关上。不料，一块近一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后退几步，那块玻璃在他脚前摔得粉碎。震耳的响声，吓坏了党委书记和在场的人。我的妈，要是把贺老总砸伤了，怎么得了。 贺龙震怒了，他吼道：“这么搭浆，怎么行呢？这样的厂房还能生产发动机？开玩笑！工人的安全能有保证吗？” 无人回答，一片沉默。 聂荣臻说：“你们要认真检查一下，别再出事了。走吧，贺总，不用再看了。到办公室听他们说说吧。” 进了会议室。贺龙怒气仍未消散。他不停地用手杖戳着地板，大声说：“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带省下来的。把工厂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行为！设备还没有搬进来，房子到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是少慢差费。” 聂荣臻说：“是糊弄人！” 厂长呐呐地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赢呀！” “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聂荣臻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报告？”贺龙也问道。 “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批准我们重建。他们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党委书记说。 “乱弹琴！”贺龙骂了一句，不知是指“大跃进”，还是指讲这话的人。他说：“你们写个报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给我写清楚。我是倾向推倒重来的。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谁不推，最后由技术部门确定。” 这次成都之行，对贺龙的思想震动很大。他不仅了解了让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形势的严峻，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对这场“左”倾运动有了感性认识。“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似乎不便多言，言必有失啊！但国防工业的后遗症，又必须处理，怎么办呢？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反复地思考着。 3月25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他们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贺龙便匆匆地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需要找周恩来，听取他的意见。 他们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了入夜时分。这次谈话，因没有收集到资料，笔者不能妄加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谈话一定是推心置腹的。周恩来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能同贺龙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给贺龙面授了什么机宜，出了什么处理这一问题的“点子”，所以，贺龙从中南海回到家，马上给副总理李富春挂了电话。他们又在电话里交谈了一段时间。放下电话，贺龙便亲笔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个飞机工厂的调查资料，派人急送给了李富春。这一系列的活动，无疑是同周恩来交谈的结果。 4月以后，李富春派出一个由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赴成都调查。二个月后，检查组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 贺龙迅速将它呈送给了中共中央，得到的批复是：“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这个批示，对成都两厂的处理并未明确的办法，但肯定了“性质是严重的。”贺龙抓住这一点，请罗瑞卿亲自去成都，对两厂返修重建。 罗瑞卿是支持贺龙的做法的。他去了成都，对两个工厂进行返修重建。在整个返修的几年里，他每年都要去成都督促检查。这样，这两个工厂的基建和生产才走上了正规。 这不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吗？贺龙可没有这么说。他只是从质量和安全的角度提出工程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有实际成果，管他有什么别的呢！ 这年IO月，贺龙、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到朝鲜访问。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次访问期间，要送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作为此次访问的礼北然而，飞机并没有送到。中央对我国的国防工业估计太高了。他们相信了下面那些虚假的报告。浮夸风、弄虚作假，是“大跃K”的产物。“大跃进”的创导者，被“大跃进”欺骗了。这也是一种讽刺。 送飞机的话已经说出去了，却不能兑现。我们的元帅和大将脸上无光，处境尴尬。他们十分生气。在从朝鲜归国的火车上。罗瑞卿对贺龙说： “贺总，该给朝鲜的飞机我们没有给，这影响我们的国际信誉呀！已经告诉人家了啊！” 贺龙沉吟道：“总理亲口答应送给胡志明的一架直升飞机，工厂电交不了帐。这次又是一回。人家对我们那么友好，我们答应纪人家的东西，到时候却拿不出来，很难堪呀！” 罗瑞卿建议说：“老总，我们不回北京，先到哈尔滨和沈阳的Q机厂去看看，摸摸是怎么回事。” 贺龙是国防工委的主任，答应交付的飞机交不出来，他脸上实在不好看。他正想探察一下此事的究竟，因此，马上表态说：“好，一块去看看。” 军事代表团到延吉后，贺龙让这趟列车取道哈（尔滨）图（门江）线直驰哈尔滨。他把代表团的成员，那些上将、中将们都拉到哈尔滨。谁都知道，这几天，这位元帅为飞机的事心情不好，所以，谁也没敢说什么，只得跟着走。 14日上午，贺龙、罗瑞卿带着六位上将和中将，浩浩荡荡来到了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 这个工厂早一天得到了消息，连夜作了准备：弄好了一本厚厚的汇报稿，布置了一个小型实物展览室，当然，丰盛的午餐更是不会遗忘的。尽管正处在困难年月，也要尽力而为之。这是下面应付上级检查团、考察团常用的办法，而且特别有效。因此，时至今日，此种方法仍很盛行。 工厂党委书记作了精心的布置，自以为万无一失。 贺龙一行来到展览室。他一眼就看见了入口处挂着的一张醒目的红底白字的“前言”。他站在那儿认真地看了一会，微微地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屁股坐在沙发里。 党委书记拿起汇报稿念起来：“这个工厂是从1948年开始恢复建设的……”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来过这里。”贺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他对这种教条模式的汇报很为反感，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理解，不知所措地停了一下，又照常念起来：“开始是修理，后来搞制造……” “你别念了。讲讲目前产品的质量情况吧。”这一回，元帅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对方的汇报，并且出了题目，要他就题作文。这一下，使那些在场的领导心里发了毛。 书记吞吞吐吐地说：“产品质量，我，我还……说不清楚。” 贺龙毫不放松，又问：“这几年来，你们厂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 书记哑口无言，难以对答。 厂里另一位干部回答说：“三年来，还没有交付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 “为什么？”贺龙步步紧逼。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怎么回答？“大跃进”的遗风尚残留在他们的心上哩！ 贺龙站起来，看来有些激动，他说：“三年了，投入那么多材料，合格的发动机还造不出来！你们知道制造发动机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被你们白白地糟蹋了。要是人民知道你们这样干下去，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帝国主义封锁仇视我们，苏联撤销合同卡我们，都是看我们落后，欺负我们，你们还不争口气，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他说着，用手杖“咚咚”地戳着地板。 这一下，小小的展览室里，气氛相当紧张。厂里的领导们一个个低着头，一声不吭。贺龙可不管那些，他要从这里向浮夸风。弄虚作假开刀，他走到挂着“前言”的地方，用手杖指着，对书记说：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对我们也不讲实话。明明三年没有出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这上面却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完成在哪里？你拿两台发动机出来！这套做法不就是浮夸吗？” 罗瑞卿说：“贺总批评得很对呀！你们没有造出发动机，就说造不出来的原因。为什么要那样呢？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他是在缓和室内的紧张空气。 “行了，什么也不用看了，走吧！”贺龙说完，拄着拐杖走出了展室。将军们鱼贯而出。 在路上，贺龙对一直低头不语的党委书记说：“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 “六年多了。” “当了六年多党委书记，讲不出生产和质量情况。你这是既不红，又不专啊！要好好学习哟，先去掉那种浮夸作风。”贺龙对他语重心长。 书记一个劲地点头，愧疚地说：“我马上把前言撤下来。” “先不要撤。”贺龙用手杖指指工厂大门说：“要有勇气把这个愉言’放在工厂大门口‘示众’三天，让职工0请看。” 下午，他和罗瑞卿决定去飞机制造厂。贺龙打电话给省委，请他们把哈尔滨几家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都召集到那里去，他要开个会。 贺龙带着将军们先来到飞机制造厂的总装车间。看见工人们正在检修飞机，便问厂领导说： “你们制造的飞机交付情况怎么样？” “几年来还没有交付一架合格的飞机呢！”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大概已经听到了这位元帅视察发动机厂的事情了，不敢再说瞎话了。 听他这么一讲，贺龙哪里也不想看了，径直来到厂部会议室。哈尔滨各家军工厂的头头都在这里等候呢！ 贺龙对他们说：“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谈军工产品质量问题。先请你们飞机制造厂来谈谈。” 驻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发言说：“这个厂制造的一架直升飞机，原来是准备送给胡志明主席的，但运到南宁以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飞机上的零件还全部是进口的呢！” 这就是周恩来亲回答应胡志明要送给他的那一架飞机，贺龙是知道的，可他不知道零件全部是苏联产品。我们对人家说的是全部由中国制造的，怎么用了苏联的所有零件呢？这不是弄虚作假到外国去了吗？他心头的火按捺不住了，严肃地说： “你们装的什么人的零件？又去送给谁？你们也不看着对象？这种没有志气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找们有义务支援兄弟国家，但要用力所能及的东西去支援，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欺骗。全部苏联零件，还说中国制造，这太没出息了。这种直升飞机是比较落后的。你们试制了三年，交付了几架呀？” “还没有交付过一架合格飞机！”厂长回答。 贺龙指着会议室墙上挂的领袖象说：“你们要为毛主席、少奇同志想想，要为周总理、小平同志想想，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防想想。你们对得起谁？你们建一个大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可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弄虚作假？” 他看看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接着说：“你们那个厂还在‘前言’里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三年没有出合格的发动机，给谁完成了任务？现在看来，国防工业靠修修补补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一刀两断，要采取个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 贺龙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一刀两断”，怎样“重新来过”。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工厂的“过去那一套”是什么；不就是“大跃进”那一套冒进浮夸的做法吗？贺龙要他们“一刀两断”的。首来，正是“大跃进”的种种弊端。 11月28日，贺龙和将军们又来到了沈阳飞机制造厂。这是一家制造歼击机的工厂。 他们走进了这个厂的总装车间，望着一排排飞机，贺龙问工人师傅说： “这些飞机的质量怎么样？”工人回答说“修来修去，还是出不了厂。” 贺龙一抬头，看见车间黑板上写着“质量第一”四个字，不过，看得出来是刚刚写上去的；墙上也贴着这样一条标语。他用手摸了摸，浆糊还没有干。他微微一笑，心想，这是做给我们看的。造的飞机出不了厂，还讲什么“质量第一”？ 他转身问这个厂的总工程师说：“飞机质量究竟怎么样？问题在哪里？” 总工程师说：“飞机的抖动问题没有解决，出不了厂。” 贺龙叹了口气，带着将军们来到这个厂的停机坪。这里停放着两排银白色的米格19歼击机，可是，每架飞机都有故障，不能出厂，所以，工人们戏称这里是“养鸡（机）场”。 望着这个“养鸡场”，贺龙非常难过，十分感慨。 他对厂长说：“质量问题，5月份，军委作过决定；9月份，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上，我又直接给你们作了传达。三番五次讲质量，按理说大家应该执行了。可是，你们看，这么多飞机摆着出不了厂，但你们还在投料，还在追求产值。六亿人民克服困难，不吃肉，不吃鸡，换回来的材料，被你们做成超差产品，你们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 驻厂军代表插话说：“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是一架不合格的。” “阿？”贺龙吃了一惊，说：“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原来是架不合格的。我们受骗了。” 罗瑞卿站起身来，气愤地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报捷，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想，苏联的那些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出飞机嘛！心里真高兴。我见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没料训，你们在搞假动作，假的，瞒上啊！” 弄虚作假，浮夸风是“大跃进”的遗风，必须铲除，这首先是思想领域的事。但是，这个厂还在投产这种不合格的飞机，这件事，怎么处理？难道还能让他们继续下去吗？他和罗瑞卿交换意见以后，果断地当场作出决定：“重新试制，不采取目前这种修修补补的改良办法。新旧之间必须一刀两断。正在生产的飞机，到此为止，不准再投料；新的试制，从设计图纸、工艺流程到每道工序都要重新来过，要严格把关，不得马虎。现存的生产出来的不合格的飞机，另外想办法补救。 11月23日，贺龙一行回到了北京。 这次东北之行，给贺龙的印象太深刻了。“大跃进”的遗风不铲除，人的思想不转变，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出了厂的，也是假的，不合格的。怎么办呢？在整个视察期间，他都在想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国防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从“大跃进”的遗风中跳出来。不走出这个怪圈，很难使国防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他在离开东北前，在沈阳地区国防工厂负责人会议上说：“抓军工产品的质量，我们已经搞了整整一年了。但收效甚微，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原因在什么地方？我看是我们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这需要整顿一下。我回北京以后，准备召开一个大一点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 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又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同罗瑞卿交换了意见。他决定，在国防工业系统召开一个三级干部会议，整整风，来一次比较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国防工业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来个转变，重视产品质量，坚决打掉浮夸风和弄虚作假。 11月25日，贺龙便向中共中央的高层递上了一份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并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 1960年11月30日到1960年1月7日，我们这位元帅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贺龙在预备会议上，阐述了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说： “当前，国防工业的军品质量问题很多，很严重。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为中心，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翻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谁的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他在会上检讨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已经受到了损失。这个损失由我向中央、军委去检讨，因为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要你们负责。” 但是，既然是思想整顿，整风形式，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触及一些人，而且，我们党有个顽症，只要开展思想斗争，必然会出现过火、过头的现象。这次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也一样，因此，也伤害了一些干部，招来了一些人的不满，直到今天，对于这次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整顿领导思想为目的的三级干部会议，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这是我们这位元帅始料所不及的。 在东北视察时，贺龙曾愤慨地说：“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我还要拚命干它几年，拚死了就算了。” 他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巡视了全国二十多个重点的国防工业企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国防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设法解决敏感的“大跃进”的遗风。由他主持起草的有关国防工业的文件就有三十余份。在国防工业战线上，我们的元帅实现了开始执掌这一工作时的诺言；“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而且，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别的不说，“大跃进”遗留下来的那种浮夸、虚假风，到底被击退了，国防工业在产品质量上有了不小的进展。无庸讳言，这位元帅也逃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敢于和“大跃进”遗风奋战，已属难能可贵，气魄非凡了。 到了1961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以后，我们的元帅便退居二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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