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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打招呼会”上说：对贺龙“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贺龙发脾气说：“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对党忠心耿耿的这些老帅们，总想跟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战略部署”。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为此就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然而，那些有权的阴谋者并不满足于他的检讨，而是要逼他走上绝路。一系列针对他的阴谋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中展开了。 早在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后来，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此来陷害贺龙与彭真。 这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他们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了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这个团联系借房。事有凑巧，卫戍区借房的时间和“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北京大学团委有一个干部，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了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是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血口喷人。 1980年IO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制造的谣言”。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也指出：所谓贺龙“阴谋篡夺军权”搞“二月兵变”等问题，“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会公然制造谣言，蒙骗人民，其堕落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问尚且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何模样，可想而知了。 不久，林彪也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唯唯称是，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这两个人来诬告贺龙呢？也是事出有因。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意盲目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的种种派别活动，受到了不少干部的抵制，斗争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吴法宪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这些问题，7月初，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他们指示中央军委去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此时，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此话使善于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大为不快。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不避忌讳，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点”。贺龙的这种批评，能使林彪高兴吗？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一看，情况不妙。为了稳住自己由阵脚，他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但是，贺龙不知深浅，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林彪一时又陷入了被动，十分恼怒。 现在，林彪看到时机已到，可以同贺龙算帐了，所以，他向这两位卖身求荣者耳提面命。 更为恶毒的是，林彪通过叶群，策动了一个叫宋治国的来诬告贺龙。 宋治国何许人？他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此人常在林彪、叶群身边走动。9月5日和6日，有人看见，叶群在人民大会堂把宋治国拉到了西大厅，窃窃私语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宋治国便出来找毛笔和白纸。 有人问他说：“宋处长，你要练毛笔字吗？” 宋治国看见问话的人同他关系不错，便悄悄地说：“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 朱治国找到了纸和笔，自己端了一张小桌，放在西大厅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伏案作起文章来了。人们看见他一连忙了两天，因为是“叶主任”交的“任务”，谁也不便多问。 宋治国写了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是很会做戏的。她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弄玄虚。 她问来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来治国当然知道叶群的意思，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但是，叶群仍然是心虚的。这是玩弄阴谋者的特有心理，于是，她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就此事写个证明。1966年9月27日，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宋治国写的诬告，由林彪办公室里的人来写“证明”，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 宋治国写的是什么“材料”呢？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对林彪、江青等十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宋治国诬告信的原件。 宋治国写道：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这里抄录的是未治国诬告信的部分内容，你只要有一点分析的头脑，一看便可知晓皆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林彪、叶群利用这样的材料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其卑劣程度不言而喻了。 后来，还有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这真是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 关于这件事，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笔者在此引述一些有关段落，也许长了一点，但却有许多丰富的内涵，务必请你耐心地读一下。好在董楚青的文字很生动，很好读的：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了会回 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精神有些 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 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 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 挂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 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 妙，但也品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 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 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 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 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 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 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坐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 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 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 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 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 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 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 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 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 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象一个玩 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 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 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 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 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 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 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 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 去找”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 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 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 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 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 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读了这一段真实的故事，人们会有什么感想？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也许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万千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然而，林彪他们可不管真与假。他们要以假为真，到毛泽东那儿去“告状”。经过如此这般地一番策划，林彪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以及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一份一份地送给了毛泽东。 林彪为什么要整垮贺龙呢？仔细分析起来，既有突出的现实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同林彪精心谋划的“突出政治”大唱反调，而且，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这使林彪感到了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泽东委贺龙以重任而把他挤掉。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行动。这是近因。 但是，还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同毛泽东接触甚多。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起了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1937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毛泽东甚为不满，等等。不知怎么搞的，毛泽东跟贺龙的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了。他一直很紧张。搞阴谋的人，最怕别人揭发出他历史上不怎么光彩的地方，所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毛泽东岔开了话题，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扯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贺龙此时此地那有心境谈这些遥远的往事呢！ 毛泽东是有保留的。他只给了贺龙一封吴法宪的诬告信，其他材料没有拿出来。 处在痛苦和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他向出席会议的人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隔了一天，9月9日晚上，毛泽东却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摘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他们暗地里的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了一句话： “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从毛泽东的话，到毛家湾和那几位老同志那里征求意见去了。然而，结果对他很不利。 在毛家湾，贺龙当面向林彪征求对他的意见。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多么虚伪的一个伪君子！向毛泽东密报的人竟有脸说出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确立这样一个人当接班人，岂非历史的大玩笑？ 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 林彪停了一会，扬起那张死一般阴冷的脸，似乎想起什么似地说：“要说有呢，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他把贺龙逼到悬崖上，又给他放出一个信号：你要是支持我，一切好说，问题就小了；要是不支持我，用力一推，你就掉下去了，问题就大了。由你选择。林彪得意地暗暗一笑。 可是，我们这位元帅不知是未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还是没有看到林彪风头正健、权势正重的特殊地位，或是他故作糊涂，也回敬一个言外之意。只见贺龙淡淡地回答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彪没有再说什么。他把瘦瘦的身体理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他在回味贺龙此话的意思。他感到贺龙这是回敬他，也是话中有话。他那两条浓黑的眉毛微微一动，下决心搞掉贺龙，决不手软。 贺龙坦然起身告辞。他不知道，这次只身来访曾使林彪、叶群如临大敌，他们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吓破了胆。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198o年5月18日证实，林彪听说贺龙来访，神经立即紧张起来。叶群慌忙布置了几名警卫人员埋伏在大厅一侧的落地帷幕后面。叶群吩咐说：“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枪拿在手上，子弹推上膛，谁也不准咳嗽，不准发出一点声响。我负责观察动静，一有情况，我一挥手，你们赶快冲出去，用身体和生命保卫首长。” 真是做贼心虚，贻笑大方，可悲可恶！ 贺龙还去拜访了几位老同志，但是，贺龙不知道他们都参加了“小型打招呼会”，因此，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语；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贺龙有苦难言，悄然回家。到了这时，我们这位元帅已经完全感觉到了林彪的威逼，感觉到了自己极为危险的处境，然而，他不愿束手就擒，所以，在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跟他打招呼，请他坐到前排来时，他微微一笑，并不问毛泽东此举有何内涵，竟然毫不推辞，大大方方地坐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这一举动，使林彪深感不解，如坐针毡；令一些人莫明其妙，呆坐不动。 一个即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坐到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党主席身边。我们的元帅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竟如此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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