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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这 才比以前数百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够取得了 的胜利，我所分受到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 深地感到了内愧。 ——胡风上书毛主席、党中央的话 刘震云小说《官人》介绍某副局长的履历，提到“他在反胡风运动中掉过队”，所以这位抗战时便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便一直郁郁不得志，到了退休还是个副局级。宦海沉浮，什么事情都可能使人“掉队”或“站错队”，但作家用胡风事件来解释一位副局长的仕途坎坷，却是令人生疑的。因为历史上胡风事件的始末，究其详情，有太多大烦琐的文艺概念，太专业化，牵扯的文艺界人士的误解和内疚也不少，所以，如果说明风事件使得某位文艺界领导“掉队”了，也许更能令人信服，假如将胡风同一位农村干部联系起来，阐明历史的乖误和人生的不测，按照《文学概论》上的话说，未免有点不够“典型”了。 胡风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名人，但却不是因“论主观”、“五把刀子”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而出名，而是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毛泽东的序言和按语而出名，不管怎么说，这应该是胡风的悲哀。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这本材料断定，“（胡风）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三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措辞之严厉、定性之鲜明，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失色。几十年以来，胡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在批判胡风运动的一幅宣传漫画上，无产阶级的巨手将胡风及其派系连根拔起，舒芜、路翎、阿垅、贾植芳、张中晓等胡风分子丑恶的面孔从泥土中露出，显得惊恐万状。这是共和国历史文艺界的第一次肃反，它不仅压灭掉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声音，而且由此而来的机关肃清反革命运动使得1955年的空气变得肃穆起来。 今天读到胡风当年的三十万言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人们会发现胡风及其战友在文风上的奇怪之处。如本章题记中摘引的胡风致毛泽东的信，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胡风顽强地使用着一种同现代汉语规范文字有所距离的语言，急促、张皇，甚至有些不通。这并非完全因为当时作者心境的原因，胡风一贯如此，他的语言风格既不同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主流文风，也同伟大导师鲁迅的语言习惯大相径庭。在全国群情激愤讨伐罪恶的“胡风集团”时，人们也许已经认定，胡风、路翎等人的文学语言特征就是一种反革命的语言特征。然而，有理由认定，胡风坚持的是一种由蒋光慈、柔石开始的“普罗”文艺语言，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作者的一种独特嗜好，并不存在特别的暗示。但我们今天读到它，仍然有一种抑郁的悲壮的感觉。使用“普罗”文艺语言的中国作家们似乎命中注定有着不祥的人生，从胡也频、柔石到王实味，从胡风到路翎都是如此，总是沉浸在与旧势力毫不调和的斗争幻觉里。40年代末出版《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在国内革命战争风起云涌之际，仍然在小说里追忆着“民主社会党底革命实践”，难怪他建国后的作品总显得不合时宜，写一篇被批一篇，《洼地里的战役》、《战士的心》、《你永远的忠实的同志》等等，都被批得体无完肤。路翎因胡风事件受迫害几十年，默默无闻地在街道上做清洁工，以每月的十多元的“清洁费”维持生计，过着一种贱民式的悲惨生活，并患上了轻度痴呆。路翎获得解放以后，又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状态。在长期同文艺创作无缘之后重获言说自由的人，突然发现他年轻时所为之牺牲的理想信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古旧的事物，这确实是一种命运的悲哀。路翎今天仍在勤奋地发表着言论，但人们同样感觉是那样的倔强、古旧、陌生。舒芜也是如此，他发表的有关“白居易是老淫棍”的批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一个以《论主观》而闻名的文艺思想家，在迟暮之年居然研究起白居易的“花边”，这是令人嗟伤不已的。 更令人嗟伤的是这场文艺悲剧本身。包括胡风的论敌在内，都没有想到论战会导出共和国文坛的第一大冤狱， 并且直接引发了肃反运动。胡风于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被判处重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每上诉一次，便被加刑一次，直至文革开始，胡风的刑期已变成无期徒刑。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一年以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育、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单纯就1955年的文艺思想斗争而言，它虽然造成了文艺界内的某种恐怖气氛，但是，平心而论，并没有阻止文化界人土的探索。胡风所栽培、扶植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如艾青、田间、张天翼、欧阳山、端木蕻良、艾芜等人，仍然活跃在50年代的文坛上。而广大文艺工作者为之欢呼雀跃的“双百方针”，恰恰是在胡风横遭牢狱之灾后的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所反对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也是胡风以自由和荣誉为代价竭力加以反对的，“双百方针”提倡的“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又是胡风毕生为之奋斗的自由原则。然而，正因为胡风事件并未造成50年代中国文艺的凋零，才更加映衬出胡风等作为个体的可悲和寂寞。鲁迅当年感愤地说：学潮胜利了，但没有人去理会被开除的大学生冯省三的命运（见《热风·即小见大》）。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而拿破仑的革命却不承认它是继承了雅各宾派思想的精义。胡风下狱了，在百花齐放的欣喜气氛之中，还有谁能去真正关注一下为新中国文艺“热烈地战斗”过的寂寞斗士呢？集体的强大与个体的渺小，会增加个人命运中深厚的悲哀色彩，这个规律的残酷，大约古今都会如此。 ※ ※ ※ ※ ※ 胡风事件从一场文艺斗争急剧地上升到阶级斗争，固然是一场残酷的转变。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样一种结局才使得这场斗争局限于肃反范畴，因此并未造成对文艺界有生力量的致命打击。时至1955年，新中国的文化生活虽没有出现人们期望那样的极大繁荣（其中，电影业还因批判《武训传》的影响，从1951年出现了两至三年的停滞），但仍然在寒冽的春天中顽强地发展着。书架上充斥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学作品（由于苏联文学译本、改写本过多过滥，国家出版总署曾于去年4月明令： 停止胡乱出版苏联文学名著改写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周立波等人的著作也依然畅销，《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三里湾）等新书也是读者抢购的对象。新中国的“文化热点”——肖也牧的小说（在50年代初的影响和轰动不亚于90年代的《废都》）则是紧俏产品，图书馆基本上见不到肖也牧的作品，没有谁去明令封存肖也牧的小说《锻练》、《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它们已经被借阅者据为已有了。小说浓厚的知识分子情调和城市趣味成为文学爱好者秘密的话题。解放前的出版物（除明令查禁的反动、淫秽作品外）仍散见于旧书店、琉璃厂的书摊上，再版旧中国的文学作品、连环画仍然是出版社的重要业务。解放区时代的新文艺当然是时代倡导的主要鉴赏对象，但在城市，旧中国的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名著仍被读者垂青，梅兰芳重新焕发艺术青春，马连良戒掉了大烟瘾，无线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文艺节目之一，是鼓书艺人的长篇连续大鼓词《狄公案》、《薛仁贵征东》。乡镇的戏台上，《王二姐思夫》、《小寡妇上坟》、《乌盆记》等文化部门定性的“坏戏”时时上演。文化生活的庞杂和无序蕴含了价值观的冲突。 本年2月，吴运铎在《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为了抗拒资产阶级毒素侵蚀，对青少年来说，首先是要善于开展不调和的自我斗争，做一个善于管理自己的人——的确，人们开始担扰文化市场的不良成份对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北京某走读制大学的学生宁苹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忏悔文字就证实了人们的这种担心。 宁苹是因盗窃财物的行为而被所在大学开除的，50年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很少沾染这种恶习，一个青年学生不要说偷盗，就是谈恋爱，生活超标都被视为可耻的行为，严重的要记入档案。学生档案中，以下词句是非常严重的：“××玩世不恭，缺乏革命热情”、“××与高二（三）班女生×××经常在××街轧马路，此动向值得注意，需加强道德观教育”，这种评语一经出现，往往注定一生的工作、事业将受到影响。而宁苹的严重错误在于道德败坏，这是必须用铁的纪律加以惩处的。宁苹在追忆她的堕落过程时写道： “我很小时就开始看大本的书了，十一、二岁便看了《飘》、《苦果》、《狂飚》这样的书。这些书给了我一些影响。尤其是在北京解放时，我才13岁，今天回想起来，它对我的毒害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徐讦著的《风萧萧》。” 宁苹所提到的《苦果》、《狂飚》、《风萧萧》都是旧中国时代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品，以《狂飚》、《风萧萧》为例，它们都是40年代在城市知识青年中风行一时的“抗战＋爱情”的时髦之作。拿今天的眼光看，像《风萧萧》所演绎的抗战情报人员的爱情纠葛和惊险奇遇，不会比80年代的《保密局的枪声》更具煽情性，然而在40年代国统区的萧条状况下，《风萧萧》所引起的轰动与争议，应该是耐人寻味的。它的独特魅力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人们觉得有肃清的必要。宁苹的文章写道：“对于（《风萧萧》）这样的书，我没有什么能力去理解它的意义，当然就更谈不到批判它；相反，由于我从小培养起爱享受、不劳而获的思想和这本小说所描写的那么相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多么亲切的好作品啊！一口气读了两三遍，而其中我喜欢的地方不知读了多少遍。像白苹（舞女）和梅赢子（美籍华裔交际花）这样的人有多好啊，他们过着豪华而幸福的生活，而我又是多么向往那种坐吃坐穿玩乐的生活啊！我几乎被她们迷住了，在日常生活中学着她们的样子，按照她们说的样式布置我的房子，平时讲话也学着她们的口气，甚至连她们平时所喜爱的什么颜色都成为我的嗜好（直到现在遗留了这个痕迹，紫红色、银灰色，我最喜欢）。 ” “这样，当时的比较好的家庭物质条件，加上深深地理在心中的《风萧萧》等旧小说的影响，使我不能辨认前进的方向，就向着我所希望的那种生活大步的走去了。在吃和玩的方面都尽量的讲究，星期天出去玩一次最少也得花四、五万元（旧币）。但，尽管家里给的钱不少，我在这样的欲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的……” “原来，还是鸳鸯蝴蝶！”这是40年代的读者对《风萧萧》的讥评。1988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的《风萧萧》，已经在流行文学领域大大落伍了。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书居然在当年给青年学生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灵滋扰，看来，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正如本年度的文坛奇事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样，本年度的文学奇迹是高玉宝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的出版。两年前当《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日报》刊载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时，读者就开始关注这位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作者。高玉宝是没有任何文学功底的部队战土，他的小说初稿充满着大量的别字和象形符号，然而，小说中表现出的旧中国的痛苦却是令人震撼的。经提炼、修改后的小说出版后，掀起了“高玉宝热”，这部小说深刻地深响了几代人（“周扒皮”至今仍是中国周姓人氏的全国通用浑名）。高玉宝取得了炫目的文学成就后很快成为一个记号，他曾担任一家玻璃厂的厂长，读者对《高玉宝》的特别钟爱，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温馨的插曲。 在温馨和严酷交织的1955年，有一些人从读者视野里长久地消失了，另一些新人浮现了出来。《财主底儿女们》、《猫城记》、《金锁记》、《围城》既然注定在人民革命中受到冷遇，那么，就别想指望这些作品在新中国得到更好的待遇。这也许是一个审美规律的问题。悲剧不在于上述作品本身当年的处境，而在于岁月的封存使得作品成为人民记忆中长期的缺席者，即使是重见自由的阳光之后，它们的出笼也是羞怯的、形象模糊的。如果今天有人说：90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和《围城》只是封闭后的一次重放的活跃，那么这种结论对当年的作家来说，是悲，还算是喜？ 年度记事 ★ 我国实行军衔制 1月23日，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六次常委会通过并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列兵评定军衔的指示》。按照上述条例和指示，全军评定军衔工作正式开始。对元帅的评定有一个插曲，中央有人建议，应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周恩来、邓小平也应授元帅衔，经充分酝酿后， 中央决定：毛、周、邓不授衔，如爆发战争再考虑。9月23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布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两项命令。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国民党起义人员、和平解放西藏地区的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 新人民币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自本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旧币票面额很大，以万元为单位，票面种类很多，每一种票子又有很多版式，大小不一，不易识别，印刷技术差，易于磨损，给伪造者以可乘之机。因此，国家决定用面目一新的、代表一种健全的货币制度的新人民币来代替旧人民币。新币筹备较早，原定于1953年发行，故新币票券下方印有“1953年”字样，由于技术原因，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推迟到本年发行。并且避开年初城乡物资旺季，选择在淡季发行。新人民币的面额为人们所熟知，主币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10元币于1957年开始发行，3元币后来不再发行）5种，辅币分为1分、2分、5分、l角、2角、5角6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4种文字。新旧币的折合率为1元新币等于旧币1万元。 这种等值在以后给年轻人造成了错觉，因此七、八十年代常出现有人拿着1955年前的银行存折（储额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要求“落实政策” 、发还“巨额存款”的笑话。 ★ 万隆会议 本年4月， 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山城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针对少数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指责，周总理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求同而不是求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遭受过、并且现在仍遭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灾难和痛苦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当求同而存异。周总理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广泛的赞扬。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次会议所体现的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以及保卫亚非和世界和平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 ★ 孙立人兵变 入夏以来， 虽然大陈岛等岛屿陷入“共军”之手，但台湾民众从未像6月这样紧张。蒋介石突然下达一系列人事变动命令，岛内随之开始军事戒严。“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上将被调任“总统府参军长”，表面提升，实质软禁。10月，“郭廷亮共谍案”累及孙立人等少壮派军官，300多人被捕，孙立人变成了第二个张学良。 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历任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滇缅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美国人一直希望孙立人取代蒋成为台湾的新强人，孙也因对蒋的特务系统不满，预谋于6月6日发动“兵谏”，清除蒋身边的旧官僚，建立所谓“清明政治”，阴谋败露后，孙立人被长期软禁，直到33年后才获自由。 ★ 圣人出黄河清 7月18日， 邓子恢副总理向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彻底根除黄河灾害、大规模地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邓子恢副总理说：在黄河拦河和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控制黄河水流，拦蓄大量泥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这样，黄河下游的河水将逐渐澄清，河床将不断刷深，河道将日趋稳定”。将会实现千百年来的民族夙愿：看到“黄河清”！ ★ 实行义务兵役法 7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义务兵役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要义务服兵役。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兵役。当年未被征集的，在22岁以前，仍可以被征集服现役。义务兵在部门服役，是为国家尽义务。除衣、食、住等由国家供给外，每月发给少量的津贴费。规定对义务兵家属实行优待政策，现役军人参战或因公负伤残废，享受国家的抚恤优待。 ★ 城镇居民粮食实行定量供应 对居民口粮的规定标准是，根据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平均每月每人16公斤至25公斤，机关团体公教人员平均不超过14公斤，大中学生平均不超过16公斤，一般居民平均不超过12.5公斤，未成年儿童按年龄规定供应标准。 ★ 国家机关干部实行工资制 根据国务院的颁布命令，从本年1月起，军队干部全部实行工资制，7月，机关干部也由包干制改为工资制。同时提高了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共分30个等级，高低差距扩大31倍，至此，完成了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工资制给干部造成这样一种心理，工资高低不止是待遇问题，而且是政治荣誉问题。毛泽东为此专门讲话，挖苦了那些长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的干部。但“长工资”与单位内部矛盾纠纷，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是紧密联系着的，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不是为那几块钱，而是……”。 ★ 我国开始推广普通话 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使学生学会说普通话。同时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把推广普通话列入工作总计划。各级高等师范学校应该成为推广普通话的中心，应积极协助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编辑教材、训练师资，调查方言。本年度开始，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员工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推广普通话的热潮，很快在全国大多数小学、部分师范学校和中学的语文课上开始用普通话教学。 ★ “三八”式干部傅景林虐待妻子被捕 傅景林虐待妻子案在50年代，曾被改编成电影。片中那个道德败坏的干部对妻子大吼大叫：“你已经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而这卑鄙的表白正是傅景林肮脏灵魂的真实写照。傅景林是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业务科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进城以后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居功自傲，觉得自己是老干部、革命的“头等功臣”，于是想到：“人生在世能活多久？不寻寻快乐，吃点儿喝点儿，死后也是枉然。”慢慢地，他堕落了下去，追逐着享乐生活。他觉得陪伴他生活了12年的李香芝“不好看”、“不时髦”，没有文化，于是感到她不称心了，不断虐待她。每月发了薪水，他都用去喝酒，只给家里掷下一小半。李香芝无可奈何地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啃窝头就咸菜。他睡觉前，让老婆给他脱鞋脱袜。李香芝生完孩子10天，身体还很弱的时候也要下地服侍他。傅景林对她不打便是骂，动辄说：“你和我离婚吧！”他认为：老婆是他的“私有品”，可以任意打骂和折磨。于是在他老婆身上为所欲为。他喝了酒，回家打老婆；在工作上遇到困难，也回家打老婆。 傅景林思想蜕化，道德败坏，虐待妇女，侵犯人权，已与共产党员称号毫不相称，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经上级党委批准，将傅景林开除出党。同时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将傅景林逮捕法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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