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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去见阎王。……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 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马克思）这些人当阎 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受整的。——毛泽东7月9日在 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小说《艳阳天》里有一个情节：富农子弟马立本戴着耳机躺在炕上自得其乐，喜形于色地对客人说：“好家伙！北京在搞大鸣大放，真带劲！”——在很长的岁月里，年轻的一代只能通过这样的细节管窥到1957年的热闹光景。在春夏之交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发生了一场“新闻维新”。类似于《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的言论出现在党报的头版，著名的国家媒体夜以继日地传播着“右派”论点，我们很难想像：齐越、夏青这样的播音员播送那些“右派”言论该是怎样一副腔调；我们也不知道，平民阶层听到这些言论是否会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惧悚感？不能否认，当时中国确实弥漫着乐观的空气。许多旧戏被解禁，不少人到书店去打听《金瓶梅》是否重新上市。从这个角度上看，一般民众还是欢呼“鸣放”的。要不是报纸提醒，谁关心“右派”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老百姓最后还是振臂起立了，不管他们是否注意到那一场短暂的“新闻维新”，他们事后还是为那些无法无天的邪恶言论所愤怒。老百姓承认，那些书生们文绉绉的右派言论，他们当时听不太懂。但是，他们听得懂那些经有关部门整理出来的话，如“杀共产党”、“今不如昔” 等等， 于是老百姓要发言。如《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精心整理出来的言论是可恶的，“杀共产党”这样的以讹传讹的言论也左右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右派言论”的记忆。怪不得50年代的一篇通讯写道：一个解放军战士跳上讲台，指着右派只说了一句：“狠心狗肺！”便气得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岂止是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据说，当毛主席召见一名富有才华的年轻干部时，这名考察过匈牙利事件的干部夸夸其谈了半天，老人家听毕他的“政治新思维”，气得浑身哆嗦，走进书房时，竟然差点被门坎绊倒，他的反应是：我党受教育这么多年的高级干部都糊涂堕落右倾到如此程度，那么党外右派会是怎样的反动恶毒啊！这段由喻权域教授亲口告诉笔者的历史插曲，也许能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历史是怎样由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时候，偶然的因素反而更能证明历史规律的严酷性质。当然，将历史的转折归结为领袖个人意志的变化也是不公平的，但冈察诺维奇当年说得好：“太阳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可怜巴巴的小星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热衷于发掘这样的课题：假如，毛泽东案头上没有那些歪曲的汇报材料，那么，整风会不会朝着一种健康的方向发展？假如，……等等。可惜的是，这只能属于一种比较风趣的历史新解，和历史本质无关，即使这种猜测是对的，那也不能引出新的历史教训，只会徒然添些憾恨和感伤，而压在中国人记忆上的感伤成份未免太多、太多了。 整风运动中的另外几个插曲也是很有意思的。著名文学理论家、诗人孙大雨以“反革命罪”状告上海高校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这种方式很难说不是意气用事，正因为如此，孙大雨在反右中被人联名以诬陷罪反诉了一次，使他成为反右运动中为数不多的受刑事处分的“右派”（葛佩琦被判处无期徒刑）之一。孙大雨的耿介狂放，连毛泽东都拿他没办法，笑一声“花岗岩脑袋”，由他去了。最不合时宜的是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反右风头上嘴也不闲着（龙云爱说话），他在人代会上说了三点：一、云南彝族地区，生产文化落后，不应马上实行土地改革，引起彝族人民反感（甚至骚乱）。减租退押是应该，但云南很少有押佃的事；二、公余粮征得太多，影响民食；三、苏联中止技术支援，太不应该，苏联搬走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设备，应该索回。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阵营人人有义务，苏联却让我国还帐（还要高利息），也太不讲兄弟之邦的情谊了。龙云有关中苏关系的话，即使在平时的情况下都是违规的。因为在整风伊始，中央就有明文规定：有碍国际关系的话不能讲。而龙云的这番话不仅冒反右形势之大不韪，而且触犯了整风的“约法三章”。连龙云的老部下卢汉都大摇其头，私下顿足：“老主席太孟浪，他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果然，龙云除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谥号：“反苏”。这是继东北作家萧军以后，第二个被公开批判的中国“反苏”分子。 在老百姓的印象里，右派分子都是读书人，工人、农民中是不可能划分“右派”的，也没有当“右派”的资格（中央曾明令：工人、农民中划了右派的必须改正），但老百姓没有当“右派”的资格，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可以随便“鸣放”，有一顶帽子在等着“鸣放”分子，那就是“坏分子”。对于“坏分子”老百姓并不陌生，刑满释放分子、没有改造好的二流子、不够劳改条件的各种社会渣滓，这些旧社会思想的余孽如不加以严厉的管束，那势必是要败坏新中国的社会空气的。据说，有几位讲评书的艺人就是在“鸣放”中，不恰当地拿旧社会来说事，而被打成艺术界的右派分子的。评书艺人在整风座谈会上长吁短叹：“旧社会我们到县里乡下演出，人家那个接待，啧啧！一日三餐好酒好肉，烟卷、茶水、水果、毛巾伺待着，有点嗜好的，还供应烟土，至于叫条子的那些事更别提了……咱不是闹待遇，可有一样儿，如今到基层表演天天白菜、熬豆腐，夜班费几毛钱，这也不能体现党对我们民间艺人的政策吧……”这种言论未免太过，连同情者在一边听着心里都不是滋味：“你说这些干啥？嗨，坏了，坏了！” 《艳阳天》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一个赶马车的农民进北京办事，太学堂里正在开辩论会，会上右派教授替农民叫苦，叫嚷“今不如昔”、合作社“搞糟了”。这农民听不下去了，上了讲台同右派教授论理，他的实证是：他怀里的两个白馒头，“叫你看一看，我们农民如今吃的是什么——旧社会吃得上吗？’同学们一片叫好声，右派教授“狼狈不堪”。——在民众的心里，右派是一群无聊的、充满旧社会气息的人，他们不是鼓吹“一本书主义”（丁玲），就是瞎聊“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刘绍棠）；不是拿《草木篇》来影射新中国（流沙河），就是疯狗般的要“杀共产党”（葛佩琦）。时间在流逝，老百姓心目中最著名的右派不是罗隆基、费孝通这样的高级干部，而是那些有过惊世骇俗言行的人（尽管这种言行被篡改了）。不少右派名人还是毛孩子，如刘绍棠、流沙河和王蒙这样的“神童”。他们是第一代为政治而殉难的新中国知识青年，他们不像高长虹那样狂悖，也不像张中晓那样多愁善感，他们身上的旧时代色彩很少，但正因为他们的殉难，才加深了这一运动的深刻悲剧性。许多年以后，流沙河的儿子终于读到了父亲的《草木篇》，失望地说：“一般嘛！”悲剧正在于此，我们相信诗人流沙河此时痛惜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啼笑皆非。 1957年上演了一部戏剧，名叫《高级垃圾》，这部剧富有独特的喜剧效果。一位政协委员到处搜集新中国的阴暗面材料，终于听说他下榻的饭店里有一位理发师对共产党有意见。踌躇满志的政协委员请他到房间里为他理发，听他诉说冤屈。理发师尚未开口，便激动不已，政协委员安慰他：不要激动，慢慢说，是不是有亲人被镇压了？理发师于是讲了他的冤屈：他的父亲是在解放前被恶霸逼死的，而共产党却让这样一个恶霸做了政协委员——“你说，我怎么会不对共产党有意见？”这政协委员听毕，脸色变得苍白，原来，他本人正是理发师说的那名恶霸。真相大白了，理发师带着一群激愤的群众找这名政协委员算帐，而主人公却躲到了麻袋里。戏的结尾是，理发师问：麻袋里的是什么？女秘书战战兢兢地回答：没有什么，只是一包垃圾。理发师不解：垃圾为什么不倒掉，而用麻袋保存着？女秘书想了想：噢，这是一堆高级垃圾。剧场里响起一片欢快的笑声，剧到这里结束了。这出戏对右派的价值判断是符合了毛泽东1953年抨击梁漱溟的讲话的。毛泽东自问自答：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选反动分子做政协委员？我们选他，就是因为他还有市场，有骗人的资格。 被判定为“高级垃圾”的殉难者们在观众的哄笑之中，恐怕只有靠着希望才能生存下去了。大多数人在希望之中生活下来，终于看到了光明。大多数人后来成为了国家栋梁，胡耀邦当年召见共青团系统的右派分子时说：你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情的。对于不幸的人们来说，希望正在于此。时间证明《高级垃圾》只是一个错误的寓言。但悲剧性的1957年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不祥的年代。 年度记事 ★ 周恩来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的枪声刚刚平息，局势尚未完全恢复平静。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就来到了这座硝烟还未散尽的城市。考虑到中国同志的安全，匈牙利工农政府用坦克车接送了周恩来等人。 1月16日至17日，周总理同卡达尔总理就匈牙利局势、双方关心的政治经济问题和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当前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问题和匈牙利局势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处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周恩来同匈牙利领导讨论了匈牙利的教训，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从人民群众和青年对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产生的正当的不满”而发展成恶性后果的。 在访匈之前，周恩来访问了莫斯科。此时，中苏交恶已初露端倪。毛泽东在同年1月27日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 “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的顽固分子还在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要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讲。”“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讲，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 ★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节录）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 汉阳暴乱 据新华社报道， 7月12、13两日，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由升学要求而引发的罢课游行在反革命分子煽动下变成了一场暴乱。 制造暴乱的是该校副校长王建国（共青团员）、教导副主任杨松涛、教员钟毓文等，民盟盟员杨焕尧则是反革命集团的军师。12日下午，示威游行的学生冲进了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共汉阳县委，捆走了县委会的一名干部。晚上，在杨松涛的挑唆下，学生又拥到了县兵役局，企图捉拿兵役局长；有些人冲进兵役局后试图打开军火库，只因被兵役局工作人员制止才未得逞。 第二天，反革命分子煽动和组织了更多的学生赶到县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各种要求。县长韩茂林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同全体学生见了面，认真负责地答复了他们提出的要求。部分学生的情绪稳定下来了，然而，反革命分子借口对有的答复不满意又大闹起来。并提出了口号：“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要战争不要和平！”“打倒法西斯”等等，这些反动口号激起了群众的不满，工人、农民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学生的不法行为。 9月6日，湖北省汉阳县人民法院在万人公判大会上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王建国、 钟毓文、杨焕尧3犯死刑，并当场执行。杨松涛等4人被判处15年到5年的有期徒刑。 ★ “15年赶超英国” 本年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社论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深感赞赏，他批示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一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同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和平。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 今昔对比 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乡人，任某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解放前，他的父母带着他讨过米、逃过荒，祖父和母亲都因讨米而病饿死于他乡。刘介梅本人幼年时讨过5年米， 长大后又做了15年雇工。两个妹妹也因无法养活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土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改分配时，家里分得6.3亩田和全套耕牛、农具，住上大4间新瓦房。1956年刘介梅家庭人均粮547斤，食油6斤6两，全家共吃了27斤猪肉。由于刘齐梅忘记了过去的痛苦生活，1953年开始富裕后，放了6担稻谷和200元钱的高利贷。今年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刘介梅发表了诸如“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等言论，公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统购统销表示不满。针对刘介梅的错误言行，为了挽救教育他本人，也教育和刘一样有着错误思想言论的人，用事实回答一切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错误思想。黄冈县委在征得刘介梅本人同意后，把刘一家旧社会所穿的破衣裳和讨米碗以及现在的家庭所用搬到县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刘介梅今昔对比展览。 据8天统计， 前来参观的人有15万人之多。人们参观以后，纷纷在留言簿上写感想，厚厚的本子写了好几大本。刘本人痛哭流涕承认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广大群众也因此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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