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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雷战旗涌。 ——文革歌曲 骚动、反叛、热情、荒唐、全感性、无限渲泄、人之初性本恶，我们无法界定文革初期的情感与政治事件的核聚变式的爆炸，从两首歌我们能体会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地颠倒乾坤而且拒绝逻辑，在这个年代里矫枉过正和矫正过枉似乎是同一意义。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 不是学生怕老师， 而是老师怕学生！ 学道多助 师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 师道的尊严一定灭亡 革命的学生一定胜利！ 这些怪异的腔调中，学生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学生的赫赫显要地位十分突出。文革之所以能被人以四两拔千斤的高招发动起来，绝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代战鼓疯擂的学生。学生的简单幼稚热情粗暴，使运动冲破一道道理智的防线，强权与简单的多数，是时代的主人。另一首歌这样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对于“就是好”的空洞无物与胡搅蛮缠全无道理可讲的语式，今天的人们在习惯了凡事“要个说法”之后，很难认同这种不容商榷的语言方式。殊不知文革主体——学生与普通群众的思考和言说方式就是信口开河，凭空捏造。“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与其说是革命的景象，无宁说是世界末日的模拟声光图，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心态，曾经被农民们唱成“牛屎好啊牛屎好啊牛屎好！” ※ ※ ※ ※ ※ 青年学生，似乎永远走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列上，所有被学生称为“天下先”的壮举中，又以北大学生为急先锋。 历史上的北大学生，就属典型的光荣与耻辱共生的时代角色。 北大人喜欢说他们有由来已久的光荣，但一旦有人问起文革，他们便显得很难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北大都有它的光荣，但光荣到了极致，历史便出现某种逆转。 1966年5月25日， 聂元梓等署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张贴出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北大学生首先躁动起来，把聂元梓拥戴成新闻人物。聂元梓作为北大的新贵，每到一处必是人山人海，享受千百万祟拜者的恭维朝贺。北大学生甚至把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地方奉为“60年代的革命圣地”，差一点就与延安相比肩。他们在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大饭厅，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像小公鸡一样跳上桌子，抖抖羽毛，吼两嗓子。各单位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更有甚者，有些学生一见有人从哲学系办公室出来，就无条件地大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这种无条件狂热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题材影片著名口头禅：“嗨！希特勒！” 学生的热情迅速发酵、扩张、爆炸，像五四学生运动一样，文革的北京学生也迅速向全国蔓延，不是像当年学生那样组织南下宣传队唤起民众，而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播火种。这把大火真就烧起来了，连天的大火烧得人们至今还心惊肉跳。学生为闹革命，自愿或被迫停学，使自己的青春在愚昧简单的热情中荒废，这一代人梦醒时分，他们发现自己把自己毁了，毁在幻觉的革命实践中，他们许多人被动地走到人生的顶峰，又被历史无情地摔下来，更让人伤心的是这一代人不但出卖了自己，也让中国倒退了至少半个世纪。 学生在文化革命中的简单热情，令某些人感到鼓舞，并且指挥若定。“文化大革命非要靠他们去干，不靠他们靠准？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康生有一次这样说。 这些话语背后的心思，是挑明了要利用学生的热情的。如果说文革是某个政治集团的阴谋实践的话，那么学生——这一历史变革时代的活性成份，因为其可塑性太强又涉世不深，不幸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像在不义之战里横尸沙场的战士，其悲剧命运的根源除了应该谴责疯狂的时代，还应该反思自己。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大多是学生，“四大领袖”为中国人所熟知。兹开列名单及履历如下： 蒯大富： 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学生，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首先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派人潜入徐向前办公室抄走大量绝密文件；制造清华百日大武斗。1983年以煽动罪、杀人罪、诬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有人建议将其处死并做成恶人标本。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革“功勋”在于组织实施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彭德怀的活动。1983年被判刑15年。所幸的是他未在航空领域搞革命。 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井岗山公社”负责人，业绩是砸孔府孔庙孔林及鲁国故址，诽谤谭震林、余秋里。1978年被捕，1982年病死。 王大宾：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所谓“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主要是对彭德怀、余秋里、谭震林等进行迫害诬陷和攻击，后被判刑9年。 文革病狂的热情，不仅让青年一代自焚，更由于其破坏性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我们民族的自焚。许多的民族精英——学者、科技人才、艺术家，在暗无天日之时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岗位，马思聪一家甚至离开了中国。无法“叛国”的，许多含冤死去。我们可以料想，如果不是文革对我们民族精英的毁灭，中国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至少可以比现在先进10到20年。 1966年8月23日， 67岁的老舍与其它三十多人， 分别被挂上“黑帮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被送到北京孔庙大院的打砸烧现场进行批斗。他们被当场剃成“阴阳头”，头上被倒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四周， 一面用火烤， 一面用带铜扣的皮带抽打。老舍，这位毛泽东称赞的“语言大师， 人民的艺术家” ，曾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一大批反映新时代人民欢情与鞭挞邪恶的作品，他的语言结品已变成人民记忆的精华部分， 可是。这位杰出人物在8月的烈日下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晕倒在地。为此，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加倍地折磨他、殴打他直到深夜。第二天黎明前，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家时， 已奄奄一息。8月24日，老舍深夜投太平湖自尽了（可悲的是，这太平湖竟因老舍而出名）。杨沫在追忆死亡现场时写道：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想起老舍的《西望长安》，令人想起古人的有关长安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其境界之悲凉，足以刻画老舍在文革间的命运。 与整个社会的狂热偏执相反，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死，却显得出奇地清醒、冷静、安详，死得坦荡，磊落。傅雷等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在红色恐怖全面到来前的自杀，正应了“士可杀不可厚”的古训。当正人君子的忍辱成为邪恶飞黄腾达的资本时，忍辱便没有了价值，傅雷夫妇双方同时自杀，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夫妇的死法惊人地一致（茨威格是在他的祖国就要沦陷在纳粹铁蹄之下的前夜死去的）。而傅雷夫妇的同生同死，又兆示了什么呢？让我们从他的遗书去感受30年前一个灵魂的煎熬吧。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上面分别有蒋 介石、宋美龄画像）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 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 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的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汪虽然有口难辨，在英 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 而判重刑。……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 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 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求后并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什章委托修奥米加自动手表一只， 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 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 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 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 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 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 魏惜蓉，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小说《呼啸山庄》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在苍茫的大地之下，睡去的人们，竟有着如此不安静的睡眠。傅雷的绝笔并非代表着宁静的睡梦的开始，1966年的足音渐渐隐去，1967年更残忍、嚣张的脚步声叩响了年轮之梦。 年度记事 ★ 钢铁战士麦贤得 2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报》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通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钢铁战士麦贤得》。1965年8月6日凌晨，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闯进了福建省南部东山岛附近的渔场。“海上英雄”艇和兄弟艇一起，插向敌阵，一串串炮弹飞向改舰，“章江号”被打得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一块弹片打进轮机兵麦贤得的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忍着剧痛，顽强地坚守着战斗岗位。 就这样， 麦贤得以有我无敌的精神，坚持战斗了3小时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当战友把他按在一条毯子上，让他躺下休息时，他朝着战友竖起两个手指，便昏迷过去了。 海战归来，麦贤得伤势很重，炮弹片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脑部，党组织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的生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西安等地的专家都为抢救他而出力。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流露出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他开始能发音吐字，就咿咿唔唔地唱起了《东方红》。有时，他翻开《毛泽东选集》，一看到毛主席的像，就激动得嘴唇微微颤抖；他右手不能动了，就用左手艰难地学习握笔写字。最先写的5个大字是“毛主席万岁”。 ★ 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热潮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报道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自1962年冬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后，不顾自己身患肝癌，为解除兰考36万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痛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生产队，跋涉5000多里，查清了全县84个风口，1600个沙丘以及大小河流，并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以不改造好兰考死不瞑目的决心，总结典型经验，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治理“三害”。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弥留之际，他深情地对同事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 埋在沙堆上，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年仅42岁。 ★ 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23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党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 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5月16日通过，所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 五·七指示 5月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样，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而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 第二炮兵成立 第二炮兵是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于7月1日成立。其领导机构，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及军委炮兵部分机构为基础组成。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建立核威慑力量而建立的。第一任司令员向守志，政委李天焕。 ★ 香港同胞反英抗暴 报载：香港爱国同胞反抗港英当局镇压行为的抗议活动，又形成了一个新高潮。6月10日， 香港工人举行了万人联合大罢工，6月24日，香港5万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香港其他阶层的爱国同胞也积极响应这次大罢工。学生罢课；10多万爱国店员、小贩和工商业者举行了4天的联合大罢市。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港英当局沉重的打击。 7月8日，港英当局蓄意制造沙头角边境事件，再次镇压“新界”沙头角居民，并向我境内开枪，致使示威群众1人死亡，8人受伤。我边防哨兵对港英警察和“防暴队”也进行了还击。对港英当局的严重武装挑衅，我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但港英袭击我爱国机构和进步工会，逮捕罢工工人，绑架新华社和爱国报纸的记者，甚至出动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血腥镇压香港爱国同胞。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不仅没有被压下去，反而越来越激烈，队伍越来越壮阔。 ★ 全国学生大串连开始 8月中旬起， 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9万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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