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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矮矮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电影《青春祭》插曲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国各地开始上映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内部影片，揭露“四人帮”死党在福建大搞帮派武装，残害人民的罪行。据介绍，这部影片是电影工作者冒着危险在民房里、废弃的碉堡中偷拍的。很多人还记得影片的一些镜头，如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还有大量的农村荒芜，民不聊生的场面，影片里还有帮派分子搞武斗的情景，镜头透过碉堡的了望孔；可以看到帮派武装分子沿着田间小路边打枪边前进，解说员一再强调这是现场实拍。然而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却摇摇头表示怀疑，实拍也好，补拍也罢，今天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了。许多年已经过去，在那部资料影片里，八闽大地乡村凋败，人民困苦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 那部以福建省莆田县为背景摄制的纪录片所揭露的帮派罪行，许多帐算到了一个名叫“李庆霖”的人头上，作为“四人帮”在福建省的重要死党之一，李庆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后来被减刑出狱，孤独地住在家乡莆田县的一间小屋里，叼着烟杆，啜着浓茶，靠追思和回忆打发着日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尝尽了炎凉滋味而无怨无悔的乡村知识分子，唯一能够代表他独特生涯的标识，是一枚佩戴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他时不时显出的倔强和辛辣的表情，作为一个有过成功的“反潮流”经历的知识分子，有着这样的表情是不足为怪的。——假定历史滚动的齿轮不至于发生倾斜，被可怕的政治野心所扭曲，那么，70年代的风云人物李庆霖的“百姓吁天录”将被视为一次流芳百世的义举，李庆霖也将被看成是70年代伟大的中国人，他的“告御状”将作为人民记忆中的珍贵篇章而被人们永久地传诵。然而，历史与认识的限制决定了这样一点，在70年代做一个风云人物注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笑语说穷通，冷眼看炎热，70年代的某些人物的宦海沉浮，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醒世录的绝好范本。当年有一个女售货员，工作勤奋服务热情，为百姓所称道。有一天，她调到了京城，做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于是去跟丈夫商量：你愿不愿意调北京工作？殊不知丈夫根本不买她的帐，你在外面做副委员长也好，当政治局委员也罢，但在家里，你还是我的老婆——甭跟我来这一套！她的丈夫因此同她分居，整日价同厂里的一帮老哥喝酒钓鱼为乐。后来这女的不做官了，依旧回家乡卖菜，两口儿依旧和和美美。 有人把女售货员的经历称为70年代的荒谬，但人们还是乐于去挖掘这种“荒谬”，比如采访一下某位劳模出身的前副总理，她会告诉你政治局开会喝的是龙井茶，这类文章人们还是爱看。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类事情算不上“荒谬”，这是因为让平头百姓直接治国，本意还是不坏的（虽然在实践上有问题）。其二，虽然平头老百姓入阁了军机，但只要他灵魂里仍然是个平头老百姓，那么，他就难以祸国。70年代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祸国的是那些“阉割了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和好斗分子，前文提到的女售货员还是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乡，没有人打她，也没有人骂她，也没有暗地里说“邪性”。这一切都不能说是“荒谬”，只算得上是“诙谐”。 李庆霖最初也是如此，他的起家源于“不平则鸣”，他的败落也是因为他后来给世间带来了太多的不平。翻开历史，再看一看李庆霖当年上书毛泽东的那封信，其情状之恳切，言辞之悲痛，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心悸。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 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 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 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 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 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 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 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 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 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当然， 李庆霖没有想到，这信在本年4月寄到中南海时，竟然使得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潸然泪下，尤其读到“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这一段时，同为父亲的毛泽东不禁老泪纵横，他提笔给李庆霖写了一封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 筹解决。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和300元汇款寄到福建省莆田县时， 李庆霖家里无疑像一场盛大的节日来临了，李庆霖捧着主席的来信哭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万般无计之中不寄予希望的一封信，能如此惊动老人家。然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使两千万知识青年的苦难决开了火山的裂口。 不久，中共中央以21号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还附上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要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 正如李庆霖所说：“主席复信后，各级对知青工作普遍重视了，办了青年点盖了房，贪污建房经费和迫害知青事件大大减少了，80％的知青有房住，60％的知青达到了自给。 粮食不够吃的由国家补，每月20斤，每月发8元钱。”此外，干部子弟“走后门”的现象也得到了遏止，为了表达他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李庆霖又把中学刚刚毕业的小儿子动员下乡，他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我应该带头听毛主席的话。”并拒绝了公社推荐他的大儿子上大学的美意。凭着毛主席的这封来信，李庆霖也被罩上了五彩光环，他先后担任东方红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组长、省人大代表直至国务院知青办成员。 身在历史之外的人喜欢说：“如果某某人到此为止，也许……”然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某种人为的因果等式不可能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李庆霖后来的下场，充其量是个人立场偏斜和权欲升腾的结果，是一个70年代的荒谬插曲。然而，当这个现在已变成古暮老人的李庆霖，怀念着1973年温暖的春光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嘲笑这个老人的感情。毕竟，他曾经写出了数亿人心底的呻吟，1973年的这封信冲破了“莺歌燕舞”的樊笼，成为70年代人民信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一声心灵的呐喊。 年度记事 ★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 6月至7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召开的。会议分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检查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6条统筹解决办法。 会议议定的6条统筹解决办法是：（1）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县以上的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 （2）病残的、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和华籍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3）从1973年起，提高上山下乡经费开支标准，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500元，到高寒地区的另发40元冬装费。知识青年插队头一年，仍吃商品粮，参加分配后，吃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 （4）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坚决刹住“走后门” 的不正之风。（5）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坚决打击。省、市、自治区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长远的全面规划。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 ★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7月10日， 中央专案组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中共中央。《审查报告》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 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陈林彪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2）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切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 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4）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 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认定李雪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将他永远开除党籍。—后经调查，认为证据不确，故中共中央于1982年4月1日作出决定，撤销了把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把他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总数的67％，妇女代表占20％，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发了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指出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代表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采取的全部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并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深入进行“斗、批、改”。 ★ 《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批孔文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文章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 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 批判“智育第一”的恶浪掀起 12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发表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掀起以批判“智育第一。、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择优培养和选拔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编者按语》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两报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 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错误地批判所谓“智育第一”。 ★ 对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考试 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采取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办法，进行抵制。在此以前，辽宁也对教授进行过一次考试。北京考教授后，国务院科教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题为《考教授有感》的署名文章等办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北京的作法，组织“考教授”。 ★ 一个小学生成为“反潮流英雄”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向报社递送她的信和日记摘抄。信是她与班主任老师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后，家长叫她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北京日报》还发表了编者按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并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编者按，赞扬“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精神，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要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恶浪，把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统统指责为搞“师道尊严”，以致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甚至受到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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