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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时光， 比那朝霞更加灿烂…… ——歌曲《青春呵青春》 自“四人帮”灰飞烟灭，中国社会渐渐打开自由的窗口，陈景润的故事像考古工作者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一个美丽传奇， 瞬间让神州9亿人完整地分享了他的成就和欢乐。一些平常人并不了解的问题成为新的流行词语：1＋1＝2，1＋1＝1，哥德巴赫猜想，素数合数，陈氏定理。尽管我们几乎一点都不懂得这些术语的意义，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欣喜地对陈景润的羡慕和尊敬。人们感到了久违的纯粹的骄傲，在人们眼里，他就像一个朝圣者般的纯洁而超凡，我们从心底悄悄地涌出对这个人的崇拜之情。一场真正来自灵魂深处的革命就要开始了。 与陈景润一起成为人民新偶像的还有杨乐和张广厚，这两位数学家虽没有陈景润那样炫目的成就，但这几位科学家的生存状态，同样地近乎荒谬可笑。这不近人情的荒谬，却让我们感到科学家精神的魅力。类似的描写几乎成为一种新的公式：他们走路总是在看书或者思考问题，往往走到与树或电杆相撞时，头也不抬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他们总是躲在小阁楼上，用蚊帐遮住灯光，在昏暗的灯下演算科学难题，在造反派停了他们的电以后，使用蜡烛照明，几天几夜不下楼，喝冷水啃硬馒头，他们成年累月地推算，稿纸满屋都是，甚至把成山的稿纸用作御寒的床垫，当人们解放这些科学家时，稿纸已装了好几大麻袋。他们的冥思夜以继日，煮鸡蛋时误将手表投入沸水。当领导主动提出改善这些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时，他们诚惶诚恐地抬起厚厚的镜片，苍白瘦削的脸上因贫血而有些红晕，如遇菩萨地直捣脑袋：“谢谢了，谢谢了。” 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在70年代末，几乎成了所有有科学成就人的共同形象，时过境迁，这个形象令人想起辛酸的岁月。而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终于走出了黑暗的屋子，他们显得很狼狈，但非常可亲，他们揭开了中国千年来也许都未享受过的科学的快乐的序幕。 ※ ※ ※ ※ ※ 对于中国青年来说，1977的最大快乐莫过于高考制度的恢复，这是对一代人具有拯救意义的历史选择。被白卷英雄张铁生妖氛笼罩的中国教育界，无情地抛弃那些鄙视知识，破坏文明，践踏正义的荒谬哲学。那些曾在艰难岁月份偷食禁果一样学知识文化， 或者在庸碌生活中并未放弃理想报负的知识青年们，迎来了1977年9月25日这个求知者的节日。这一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对广大学生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这一举措恰如古代盛世的科举取土一样，给十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以迎接光明前途的天赐良机。 恢复高考的欣喜对于一代人来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很多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显得激动万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命运突变，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幸福，更是中国的幸运。 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钻研有成绩、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招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报名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2至3个报考志愿，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史地。理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 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将注意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科技积极分子；将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毕业后要国家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77年的高考很特别， 是在冬天举行的。官方公布参加考试的人数是570万青年，而民间统计（应包括初试）为1200万人，这个数字与老三届、新三届的总人数大致相仿，全国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录取了27.3万人，但大学在当年实际准备录取的人数不止27.3万人。很多新兴专业的报考人数没有招生计划多，文革给青年一代留下的知识空白，使许多人眼看机遇从面前划过。从招生人数和报名人数看，录取比例是1／20到1／40，尽管对大部分人来说希望很小，很多人还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支人数浩大的求学大军，他们从车间，从田间，回到自成一统的小书屋，拿起书本，又走出小屋，向老师请教，向同学请教，甚至向正在读书的初中小弟妹们请教。新机遇的喜悦使他们信心百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全新内容的人生竞争，更大价值是生命的快乐。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走进大学校门，甚至连正式考试的考场也未能进得去，但这个机遇给了人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竞技机会。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社会生存的游戏规则从此转向公允平等。文明古国的后裔开始皈依真正文明之路，从这时开始，我们国家把“文明”作为自己的国家特色来加以创造。我们终于选择了科学和民主。 1977年恢复高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纪元。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棍之下，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之称，同七娼八盗九儒十丐的古代分类法惊人地吻合）。虽然伟大领袖曾幽默地引用过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老九不能走”，意在为知识分子，为知识留下生存空间，但听惯了诗化语言的人都知道——言者无心，听者枉自有意而已。主流思潮依然是张春桥所宣扬的“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真正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精神，是在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后。全国人民崇尚知识的热情，在这次高考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高考也许不是唯一的人才选择途径，在中国文明经过了独特的历难之后，高考择优取才的办法，至少尽可能多地把社会蕴藏的潜在人才招集到了大学正规教育范畴，经过50年代的反右，60年代的横扫和70年代的荒废，中国的科学人才已出现了较大的真空，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教育的率先起步，为改革开放莫定了较为雄厚的人才基础，后来的实际也证明，七七级和七八级的大学生的大部分在80年代起的改革开放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也由于人才真空的存在，这一代人很快表现出他们作为“人才”的优越，但由于他们命运的先抑后扬，形成了他们较为保守，超稳定的工作风格，甚至因为幸运的成就，他们的苦难追忆也变成了自恋的水仙，这又是那一代人才自身的局限。国家的幸运在于：1977年恢复的高考招生制度，不但坚持下来，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变得更完善，更科学。20年来，人们谈起高考恢复时，充满了感恩般的敬意。 这种对科学对知识的敬意在从1977年开始的春天里，影响着全民族的价值观，科学家成为真正的明星，科学家的成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中国人不灭的科学精神的胜利。人们深情爱慕着科学家并为这种爱而感到快乐。 陈景润的事迹公布后， 100多位正值芳龄的姑娘纷纷写信给他，还随信寄去玉照，表示关心他的生活，支持他的事业，愿做他摘取科学王冠征途的终身伴侣。 当时陈景润已有一位女友，科学家的工作太忙，没有精力很好地给这些情真意切的求爱者回信如何处理这些向往科学、热爱科学家的姑娘的求爱信，颇让陈景润费心思。 有一天，陈景润拿着一大摞姑娘们给他的信和照片，要全部烧掉，女友见状忙说：“给我，我帮你去烧。” “不行，这些信谁也不能看，我要自己去烧。”陈景润严肃地说。 女友嗔怪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 陈景润解释说：“这些姑娘还要恋爱，结婚的，不能让人知道他们给我写过信。我要给她们保守机密。” 1980年8月25日， 陈景润和女友领了结婚证后，在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了几件旧家具和一对旧沙发，还买了十几斤糖果，在14平方米的旧屋中简单布置了一个新房，便草草地结婚了。 陈景润规定，晚上的婚礼在新房举行，不举行仪式，不收任何婚礼。连华罗庚亲自送来的一只红色保温杯，也遭到他的拒绝，后来华罗庚为此发了脾气，他才勉强收下。这是一次唯一的破例。 有人问陈景润：“你们结婚为什么这么节省？” 陈景润非常认真地说：“若不是为了接待外宾，连那一对旧沙发我也不会买的。” 人们对科学家的挚爱和科学家对生活的淡泊超脱，足以证明科学的快乐代替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许多欲求。陈景润的纯真善良和除科学以外的清心寡欲，让人想起叶芝的诗境。 这是1977年最美的佳话。 年度记事 ★ 邓小平复出 “四人帮”被清除出党 7月16日至2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 （1）关于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2）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3）关于决定把王、 张、江、姚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4）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邓小平在全会上指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 伍分硬币含白金白银的说法纯属造遥 本年，社会上流传1955年铸造的伍分硬币含白金和白银成分，致使有些人在市场上大量兑换伍分硬币，然后转手高价出售。如北京新街口地区有两个外地人，一次就兑换硬币2700多枚，从中挑选1955年的伍分硬币。这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 本年3月， 记者走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及有关部门。市人民银行负责人说：近来本市确实连续发现有人大量兑换伍分硬币的情况。这种非法活动，是从外地传来北京市的。所谓1955年的伍分硬币中含有白金和白银的传说，纯属造谣惑众。我国发行的所有硬分币，不论什么年号的，都是铝镁合金制成的，根本不合白金和白银成分。 ★ 局面会好起来 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他不久前作了自1970年以来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说：“中国人比较健谈了，说话的时候也不显得畏缩或顾虑重重了。” 一位最近曾到陕西探亲的美籍华人（女）说，亲戚们告诉她，紧张气氛已经大大缓和了，她说，她的一位叔父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犹如驱散了乌云。” 从外国人士那里听到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自从新领导上台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坦率和多样化的时期。 这表现在许多小的方面：北京的交响乐团专场演奏了曾遭禁止的贝多芬作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破天荒发表了对美国畅销书《根》的评论；一位地震学家无拘束地谈到去年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破坏；不断有作曲家、演员和新戏剧同大家见面。 去过大陆的人举了一些表面现象来说明变化，如，中国人中间有了一种新的轻松感，对外国客人比较友好了，衣服有了一些色彩，单调的全国性服装也比较讲究一些式样了。 新领导把侧重点放在劳动纪律、消费品生产、加强科学研究以及使文教和日常生活丰富起来等方面。 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主任罗伯特·奥克斯南在5月中旬访问中国之后说：“可以肯定，人们普遍认为局面将会好起来。” ★ “文革”后的邮票热 4月15日上午8时许， 400多名集邮爱好者聚集在广州邮票分公司门前，他们自觉排好队，等侯开门营业。这天，该公司出售的是盖销纪念、特种邮票专册、小型张连套票、 单枚纪念特种邮票四方连等9种集邮品。 开门营业后的两个小时内，1000多套（册） 邮票便一售而空，价格200多元的盖销纪念、特种邮票专册，竟也有近百人购买。这些购买邮票的集邮爱好者，多数是工人、干部，也有工程师、老师、学生等。据邮票分公司统计，15日一天的营业额达15000多元。 近一年来，广州市集邮爱好者越来越多，购买邮票的数量越来越大。广州邮票分公司复业一年，共销售特种邮票、纪念邮票28种，37万多套，此外还销售了大量的首日封、 纪念品及邮摺、邮册等集邮用品，总营业额达120多万元，为十年动乱前1965年的1倍。 ★ “四人帮”取缔的“都一处”烧麦恢复营业 位于北京前门大街路东36号，都一处烧麦馆开业于1738年（清乾隆三年），迄今已有240多年的历史。 据传说，乾隆皇帝有一次到通州私访归来，正值旧历除夕的晚上，只有这家烧麦馆灯火通明，尚在营业。乾隆皇帝走进去叫了一份烧麦吃。美味的烧麦使他大为惊异：小小的饭馆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美味！于是兴致大发，亲笔为之书写了“都一处”牌匾。“御笔”一题，身价十倍。“都一处”从此誉满京华，顾客盈门。解放后，郭沫若同志曾亲临“都一处”牌匾。 “都一处”的三鲜烧麦独具风味：它用海参、猪肉、虾（或鸡蛋）做馅，精白面粉烫面做皮；皮是用特制的木轴擀成的，圆周像莲花折，包上馅，捏成石榴开头，上屉急火蒸熟，外形美观，馅大皮薄，味道鲜美。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都一处”这个名称被当作“封建主义”加以取缔，迫使饭馆改名。现在，这家古老的饭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饮食服务行业。 ★ 对阿尔巴尼亚的反华不予置理 7月31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联部、外交部《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表反华文章和我处理意见的通报的请示》。1976年11月阿党领导人就将中阿分歧公开化，今年7月7日又在其党报上发表长文歪曲和攻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而使其对中国的攻击出现新的升级。《请示》提出，从国际斗争的全局出发，仍对阿的反华文章不予置理，不同它公开论战。在国家关系上则坚持原则，不作有损于中阿关系的事，对阿援助继续执行已签订的协议。 ★ 提高部分职工工资 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国务院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 这次工资调整的重点是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增加哪些人的工资，要根据其政治表现、劳动态度、贡献大小和技术高低，由群众进行评议，经党委批准。此次调整工资的范围是：（一）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196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都提高工资；（二）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不包括17级及其以上的干部），40％的人提高工资；（三）1971年底以前和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现为六、七类工资区，标准工资分别低于38元和43元的， 可分别增加到这个水平，但每人每月增加的工资最多不得超过5元，高等院校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的定级工资，统一规定为43元。通过这次调整，60％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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