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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故事片《咖啡馆》 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生命力，在民族思想和意识上，要靠她自己的自新意识，要靠她勇敢地对自己的错误历史进行批判和否定。 中国在本世纪后期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个“否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它是一代伟人的最后“业绩”，一代人曾为此付出青春热情，这是纠正历史的错误记忆的艰巨工作，势必带来某种情感上的震荡。 1978年底和1979年的岁月，对于中国百姓，可以说是解放的欢笑和感奋的眼泪交织的口子，虽然我们身边悄悄地或者轰轰烈烈地发生着许多大事，比如：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初案批准设立，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开始成为流行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进行还击，胜利完成了一场令世界震动的自卫反击战。这一切，让国人感到喜悦。然而本年度人们最大的喜悦，是继“四五”运动的平反之后一系列拨乱反正之举。 去年年底中央终于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 平反。1976年3月30日到4月5日，北京群众自发地围绕周恩来亲笔题写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表达对总理的哀思。这一次悼念活动，再也不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表达我们的哀思”那样内涵简单又纯粹，人们开始以悼死者，骂未亡的情绪来表达支持邓小平的愿望，这是中国进步的一次悲壮事件。天安门事件的本质，悼念周总理是人们的感情和手段，声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才是目的，有诗为证—— 清明时节人纷纷， 纪念碑前欲断魂， 借问怒从何处起， 红墙那边出妖精。 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更直接地表达这次活动的政治批判性——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在“四五”运动前后，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江青集团的声讨，事实上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福州、太原、贵阳、西安、郑州、杭州、长沙、呼和浩特等许多地方都燃起了自发性的怒火，杭州工人李君旭还独出心裁地编写周总理遗言：“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伪托“总理遗言”的行为，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 “四五”事件在规模上形成全国人民自发性政治运动的一个顶峰。4月4日，聚集到天安门的群众达200万人， 花圈达2000多个，4月5日凌晨开始清场，销毁所有花圈标语诗文，逮捕看护花圈的群众57人；4月5日上午，群众又集中到天安门广场、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烧毁一民兵指挥部的小车。晚上出动万名民兵，3千名警察， 5个营的卫戊部队，再一次清场，抓获200多名群众。清场中，镇压者大打出手。整个群众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1978年11月24日，中央为“四五”事件平反，宣布“四五”事件是革命行动，并为相关人士平反。 消息传开，北京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以贴大标语，发放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来庆贺胜利。 ※ ※ ※ ※ ※ “四五” 运动能够在3年之内平反，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由于“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学生、机关干部，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所以人民心目中的记忆性质决定了这次平反是大势所趋，这也再次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规律的不可逆转性。相比于“四五”运功从发生到平反的时间历程，许多人的漫长冤狱和终生沉冤则远远不如它幸运，虽然慈样的阳光终于洒落在死者冰冷的骨灰盒上。 我们的彭德怀元帅就是这种命运的代表，有意思的是，为了避免太大的情感震荡，彭德怀恢复名誉的信息最初是通过（保卫延安）的再版传达出来的。1965年，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毛就和他谈道：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批评过头了，错了，等几年再谈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 就是这个“等几年”，使彭总等到了“到三线以后，还在变木加厉地进行不正当活动”、“是修正主义的一面旗帜”的罪名，1966年，彭德怀被押送到北京，失去自由，受到所谓学生领袖韩爱晶，王大宾等造反派的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到1974年，蒙受冤案15年以后，在11月29日去世。当年保留《彭德怀自述》的彭的侄女在乎反后发表的文章中，这样一段文字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伯伯异常清醒。护士告诉他没有人来看望，他便侧过头去，把全部眼泪流到枕头上，留在人间。突然，伯伯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挣扎，张着嘴‘啊，啊’想叫喊。他不愿就这样离开人间，他要最后看一眼祖国的蓝天、白云。然而，专案组的人根本不理这临终前的最后要求。伯伯挣扎不起来，心枯力竭……。这是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心脏，停止了跳动。” “下午4点左右， 专案组才电话通知我，要我到医院料理伯伯的后事。他们仅给我20分钟。我独自站在伯伯的遗体前，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为祖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元勋，替人民鼓与呼的忠心耿耿的大将军，却在这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如此悲惨和凄凉地离开人间……伯伯孑然一身地去了，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座丰碑！” 以彭德怀平反为序幕，一大批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的错案、假案、冤案都得到平反。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得到平反； 1978年12月， 针对朱德、 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徐向前等人的所谓1967年“二月逆流”公开平反； 1978年12月24日陶铸得到平反；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震撼人心。 1979年6月，贺龙平反； 1979年8月，张闻天平反； 1980年2月，刘少奇平反； 1980年9月，胡风平反，5年后他在精神错乱后患癌症去世。 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 的小说《伤痕》 ， 曾经感动了多来从文革“死里逃生“出来的人，小说描写的生活经历和难以承受的亲情裂变，是许多人的亲身体验。王晓华这个“革命小将”，为了誓死捍卫那个神圣般的政治理想，毅然地与“叛徒”母亲划清了界限，偷偷地提前毕业，去辽宁农村接受再教育。母亲看到的是她的一张冰冷的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母亲给她寄去的衣物和信件看也不看就退回去。尽管她的“革命”态度坚决不贰，但家庭关系仍然影响了她的入团，甚至不得不与恋人分手，当她某一天知道母亲的叛徒罪名是政治的阴谋所致时，悔恨万分的王晓华回到家中只看到了母亲的遗像。…… 《伤痕》所揭示的并不是蒙受政治与亲情矛盾折磨最深最长的一群人的经历，像王晓华一样，生活在亲情分裂、社会歧视和打压、人身倍受侮辱的环境中的一群人，如右派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他们从50年代起就被社会所排斥，到60年代，更是雪上加霜，成了人们唾弃的狗崽子。这一社会阶层在“劣等种族”式的恐惧不安中屈辱地过完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段时间长达20至30年，也许是人生三分之一的黄金时代，甚至全部。至少有3000万人长期作为“社会渣滓”受到严格的限制，加上文革形成的更多的受压抑的更多的干部及百姓和他们的子女，这一阶层的人数总量达5000万人。5000万人的数字太巨大了，说它是一种社会分裂，是不过分的。 1979年1月11日， 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1979年11月12日，中央批转了统战部等6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促使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此外，中央还决定，对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问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平反。本年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在回答记者问时说： “地、富、反、坏、右几类人摘帽以后，应当按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农民、工人、教员、知识分子。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而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不要再叫他们‘摘帽地主、摘帽富农、摘帽反革命、摘帽坏分子、摘帽右派’，更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年的社会大解放也解放了生产力，在经济改革中，最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是这一大批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这与他们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意志冲破思想牢笼的努力相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80年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力量。全中国人获得了在同一个天下同一个起跑线起步的机会，这无疑是民族的幸事，正如诗人所言：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连系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它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年度记事 ★ 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双方尽快实行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作观摩。 ★ 风阳18位农民敲响农村改革鼓点 1月， 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 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干起来。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凤阳县小岗队18个农民的壮举，率先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鼓点。 ★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2月17日，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被迫对越南发起自卫还击战。经过28天的作战，连续攻克了谅山、同登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共击毙37300多名越军，俘敌2200多名。 ★ 恢复老字号“全聚德” 公元1835年，一位叫杨全仁的从蓟县到北京经商。开始，他在街上摆摊出售鸡鸭，1866年（清同治三年）杨全仁利用从皇宫传出的烤鸭技术开设了一家“全聚德”。 清朝末年，京郊农村羽吉白的水鸭经过改良品种和用玉泉山水精心饲养，渐渐培育成体大、肉嫩、皮薄的新品种——北京鸭。那时，烤鸭技术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原来的焖炉烤鸭，发展到挂炉烤鸭，烤技愈精，风味更醇。当时，最负盛名的挂炉烤鸭店，就是1866年杨家父子开设的“全聚德”烤鸭店。 解放后，前门外的“全聚德”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为北京烤鸭店，扩大了门面，改进了经营。另外，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又开设一家烤鸭店。 解放后， 北京烤鸭店在和平门外，又盖起一座新楼。新楼的建筑面积为1.5万平方米，共有大小餐厅41个，可供2000多人同时就餐。本年，和平门北京烤鸭店及前门、王府井分店，均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全聚德烤鸭店。 ★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引起争论 《假如我是真的》，是沙叶新等根据1979年夏在上海发生的一起小骗子冒充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的案件创作的话剧。该剧运用讽刺的手法，批判了特权思想。10月，该剧在上海内部上演，不久，此剧又在安微、山西、河南、南京、上饶、泉州等地内部或公开演出，之后又在北京内部演出。演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了文艺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有的欣赏，有的反对，有的主张修改，由此而产生的较长时间的争论，到全国第四次文化会召开前后，争论达到高潮。争论主要集中在戏的主题和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处理、情节结构和形象创造等艺术处理以及对骗子该不该同情等问题上。 ★ 大贪污犯王守信被判死刑 10月，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守信贪污集团案进行了公开审判。贪污集团主犯王守信（女）乘“文化大革命”混乱之际，打击干部和群众，依靠投机钻营、“造反”上台，当上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王上台后，利用职权， 大量贪污侵吞国家财产。自1971年10月至1978年6月，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共达550770.02元。 其贪污罪行败露后，与另一被告马占清等人多次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物、 毁灭罪证、 负隅顽抗。 破案时缴获赃款413325.43元，缴获赃物折价70014.38元。贪污集团中一主要成员马占清系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营业主任。自1971年以来，马占清利用职权监守自盗，贪污现款16554.25元，并私自从“小金库”为王守信提出余款2.9万余元。 根据王守信等人上述罪行，松花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第3条规定精神，判处贪污集团主犯王守信死刑、贪污犯马占清有期徒刑15年。 ★ 杭州恶少“二熊”被判死刑 孪生兄弟熊紫平、熊北平出生于高级干部家庭，湖北省红安县人，分别为杭州重型机械厂和杭州制氧机厂工人。自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两人纠集犯罪分子马少华、钱永敏等人，结伙强奸、轮奸、奸污、猥亵妇女达百余人。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杭州市公安局先后逮捕了这伙犯罪分子。主犯熊紫平，品质极为恶劣，早在1971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就犯有强奸女青年的罪行。1973年退伍后，与罪犯钱永敏等勾结，肆无忌惮地进行犯罪活动，他采取欺骗、持刀恐吓、卡脖子等恶劣手段，强奸女青年7名，轮奸2名，奸污、猥亵、侮辱20余名。还曾将一名女社员毒打致伤，并敲诈手表一只。另一主犯熊北平从1974年以来，纠集罪犯马少华、王斌等人，结拜兄弟，自封老大，采取利诱、持刀威胁及种种恫吓手段，先后强奸女青年、女学生6名，轮奸4名，奸污、猥亵、侮辱女青年20余名，还私设公堂，向别人敲诈勒索现金手表等。两熊罪大恶权，民愤极大，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中熊北平认罪态度好，缓期2年执行（后熊北平在狱中自杀）。其他各犯，依法判处3至15年徒刑。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6000多群众参加公判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法庭的严正判决。 ★ “渤海2号”沉船事故 11月25日， 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内翻沉，船上职工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735万元。造成这次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的原因，是由于石油工业部领导人严重违章，强行下达任务和瞎指挥。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人在接受石油部命令“渤海2号” 紧急迁移井位的任务后，不认真考虑“渤2” 钻井船队长的合理建议，对事故前一天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警报未加重视，严重违反科学违章指挥，采取了违反拖船安全的错误做法， 冒险降船、拖航，导致钻井船翻沉。事故发生后，“海滨282号“拖轮船长没有及时发出遇难国际呼救信号，也未及时测报“282号”拖轮和“渤海2号”船的准确位置，抢救落水人员不力。面对这一严重沉船事故，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与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未采取有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对此，有关人员受到法律和政纪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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