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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1989年民谣 1989年可真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六四”风波，通货膨胀，艾滋病，毒品，官倒，脑体倒挂，现代艺术使众多的中国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状感到惶惑不安。 本年年初，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历经18个春秋终于宣告建成，早一些时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在电视上观看了大坝合龙的壮举。 农业方面，社会主义农村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大邱庄模式得到推祟。这个原先十分落后的村庄， 在1978年至1985年的4次改革中，从单一的农业发展成以工业为主的农工商联合体，并成为我国农村中第一个产值上亿元的村庄。 据银行统计数据，本年度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近3800亿，居民手中存有1700亿元的现金，一切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是，从1978年以来的十余年里，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已积淀颇深，它注定要在某个时候得以集中暴露。 恶性的通货膨胀，使绝大多数市民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国家公布的零售物价上涨率， 1987年为7.3％， 1988年为18.5％， 1988年12月比1987年12月上涨了26.7％， 对32个大城市的统计，本年度9月份以后，上涨率达到30％以上，这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25％的恶性膨胀指标，恶性的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恶果，对物价的不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会与国家统计局合作， 从1988年8月开始，对全国16个大城市的1.2万名职工进行了一次有关政治社会生活态度的问卷抽样调查， 下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989社会矛盾的严重。 这是《瞭望》杂志在本年度第2期公布调查的结果。 在回答什么是当前社会安全中最突出的问题时，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占46.1％，居第一位；认为“坏人在公共场所行凶无人教管”的占35.4％，居第二位。认为“重大经济案件的增加”和“杀人抢劫重大刑事案件增加”的各占27％。 在选择什么是政治生活中最需解决的问题时，“党风不正”被排在首位，占63％。“社会风气不良”居第二位，占55％。“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占28.1％。另外，认为党风比以前好转的只占22％， 认为无变化的占50.4％， 认为比以前更差的占24.4％。 在回答“你认为法制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时，认为“某些领导干部以权代法”占61％，认为“执法人员素质差”占35％，认为“法制不完善”占31％。群众对执法人员的评价较低，认为执法人员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19％，评价一般的占48％，认为较差和很差的占30％。 在回答“你认为以下方面的问题会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吗？”时，认为“物价进一步上涨”占64.1％，认为“收人差距扩大，形成贫富悬殊”占35.3％，认为“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占23.4％。 这组题为“城市职工心态录”的报道，以权威的姿态指出：1989年社会已酝酿起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城市职工对党内腐败现象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问题意见集中。 类似的信息反馈到了中央，面对改革1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邓小平在本年度3月底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他的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0年来最大的损失在教育。” “我们最近10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了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虽然这次谈话的对象只是非洲的一个小国的总统。但它透露出来的信息决不可平常视之，在中国，这往往代表着党中央的集体认识。教育，还是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教育，还有思想的教育，是重要而迫切的。 稍后一点有人用“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形容人们这段时间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人们喜欢用“吃”来解释许多或物质或精神的活动。 林语堂曾以肯定的语气说过“中国人如若不在饮食之时找些乐趣，则其他尚有什么时候可以找寻乐趣呢？”而在这‘年，使用公款寻找这种乐趣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许多机关的干部， 企业的厂长和公司的经理因此成为了中国现时现世的公款“美食家”。 请吃者的如意算盘是“酒杯一端，政策改变，筷子‘举，可以可以。”吃者的内心想法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知，谁知都白吃。” 结果是餐桌上的浪费惊人。 尽管中纪委三令五申禁止大吃大喝，但据保守估计，仅全国骨干企业，乡镇企业，县市地省级的吃喝费用，每年至少要花掉800多亿人民币，这笔钱可以组建4支航空母舰混合编队， 或组建4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或支付全国3年多急需的全部教育经费。专家甚至认为：1989年的物价上涨，吃喝风是原因之一。 联邦德国的经济专家撰文说：中国是一个奢侈的国度，大量的资金被迫硬撤下来，流入那张贫穷却又阔绰的大嘴。这位专家在中国期间，一定受到过隆重而又丰盛的宴席接待，但很显然，这没有博得他的好印象。 1989年度，被称之为“吃喝专员”的陕西省经委副主任、原安康地区行署专员魏明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魏明生调任省经委副主任未上任之前，用两个多月的时间， 分头到69个单位去“告别”，大吃大喝2个月之久，还收取了6000元左右的礼品。 而安康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山区，魏明生的吃喝拿，遭到新闻曝光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魏明生因吃喝而被查处，但吃喝风却远远没有被刹住，随着城市餐饮业的畸形发展，吃喝风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到后来的1993年，吃喝风达到鼎盛阶段。 在经济发达的1993年的广州，五星级酒店最好的一桌菜定价10万元。广州酒家1993年推出黄金宴， 一个月售出100多桌，达到极致的是在（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深圳一娱乐城， 某投资集团定下五桌酒席，每席18888港币，加上酒水，一餐过百万。 对于刚刚才告别的饥饿的历史，经济远远没有达到小康的1989年，吃喝风成为腐败，官倒，行业不正之风的催化剂。 有吃有喝是经济发展的标志，而吃喝风又是社会畸形心理的体现，这对于改革转型期的1989年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实。 年度记事 ★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分析了自4月中旬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会指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干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同志在这场斗争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 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走下去 邓小平6月9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平息这场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这充分表明，我们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邓小平说，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使我们事业的步子前进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的路线，基本的方针政策不变，但是，要认真总结经验，那些搞得对的就坚持，那些失误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着眼未来。 ★ 农村第一个亿元村 大邱庄模式是社会主义农村小地区经济的发展的一种新的模式。大邱庄属天津静海县蔡公庄乡，原来是一个十分落后的生产大队，经过1978至1985年的4次改革，大邱庄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大队发展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农工商联合体，成为我国农村中第一个农业总产值达亿元的村。 它的特点是：（1）社会化的联合劳动。整个大邱庄公司是一个联合劳动组织，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的、农工商各业生产者自愿联合的经济实体。这里，没有个体经济，没有自留地，个人都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 都向公司领取工资。（2）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大邱庄的联合劳动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一切生产资料归公司集体所有。公司对下属集体所有的资产和设备有权调拨、履行、更新和处理。各经济单位向公司承包，按合同与公司共同分配收入。 （3）统包结合的管理体制。公司对下属单位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制定发展规划；对总厂和各单位的正职有任免权。下属单位采取不同形式的承包方法，总的原则是，既把人人经济利益同成果紧密联系，又注意采取一些措施调节各行各业人员的收入，使大家能在大体相同的平等条件下，按劳取酬，共同富裕。 （4）新型的农工关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形成了工农之间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第一，农业以大量劳动力支援工业。第二，工业以大量资金支援农业，扶持农业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现代化。第三，消灭了工农差别，昔日贫苦的社员成了现代化的农业工人，同工业工人一样领取工资，享受福利、劳保待遇。 1989年1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大邱庄主要领导者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详细介绍了大邱庄的发展情况和经验。 ★ 我国通货膨胀进入恶化阶段 国家公布的零售物价上涨率，1985年为8.8％，1986年为6％，1987年为7.3％，1988年为18.5％，而1988年12月比1987年12月上涨了26.7％。另据对32个大城市的调查统计， 去年9月份以后，其上涨率均在30％以上。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物价上涨率达到7％～8％以上，已属奔腾式通货膨胀；而达到25％以上，则称为恶性通货膨胀。按照学术界的一种见解，物价上涨率超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通货膨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去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22.7％，而去年12月与前年12月比较，物价上涨率已达26.7％，已进入恶化阶段。 1984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一直很高，从1984年到1988年，平均年递增24.7％，而同期的社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率为13.2％。这一时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比同期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大87％。通货膨胀将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严重恶果，它会破坏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正常运行，对改革将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 班禅大师圆寂 1月28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因心脏病突发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他的行宫德虔格桑普彰逝世，终年51岁。 1月9日，班禅从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5世至9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祝殿——班禅东陵扎布南捷开光典礼。由于操劳过度，致使心脏病突发。中共中央闻讯后，立即派中央候补书记温家宝及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率北京医院著名心脏病专家小组乘专机赶去抢救，但班禅经多方抢救无效。班禅圆寂时，遗体呈卧佛姿式，遗容朝北，供僧俗众群众瞻仰、朝拜。班禅的遗体将被长期保存。 1月30日， 国务院决定：在日喀则市修建第十世班禅遗体灵塔和祀殿，由民主管理委员会办理第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 ★ 邓小平说10年的最大失误是教育 3月23日，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京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卡·穆塞韦尼时指出：“我们最近10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 中国大陆人口己达11亿 国家计生委、 国家统计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政府4月13日在京召开的“中国11亿人口日” 大会，向人们再次敲响了人口的警钟：中国大陆人口到4月14日达到11亿，比1949年建国时翻了一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讲话说：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少，是基本国情，严格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协调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 ★ 《中苏联合公报》发表 《中苏联合公报》 1989年5月18日发表。《公报》说：邓小平主席和戈尔巴乔夫主席举行了会晤，就中苏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杨尚昆、赵紫阳、李鹏分别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见和会谈。中苏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苏两国最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双方主张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境问题。中国方面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方面支持这一立场。双方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中苏两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中国方面重申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立场。中苏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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