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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由于担任过全国性的职务和参加过四次全国性的竞选，所以远比肯尼迪知名。测验还表明，大家认为尼克松更有经验，而人们所知道的肯尼迪主要只是一个富有的、缺少经验的年轻天主教徒。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刚结束后，民意测验便表明尼克松以50％对44％的比数稳稳地领先，还有百分之六的未定数。所谓民主党的。正常”多数是由南方的绝大多数选民一这时由于宗教和民权问题而态度不明朗一和决定大选结果的美国其余地区的动摇不定的派别所构成的。艾森豪威尔已经使民主党在北方的据点形成了选举共和党人当总统的习惯。许多关键的州，如纽约、新泽西、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等，从1944年罗斯福当选以后，在全国选举中一直就没有再被民主党争取过来。而且，同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同时投几个党的票，或不投本党的票，甚至干脆就不投票。这个党的各类观点如此纷坛，致使一些独立的国会议员能够在各自的地区获胜，但这在全国性的大选中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与此相反，共和党则正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们控制着行政部门，掌握着用人、宣传和分配公款的全部权力。他们得到大捐款人的较多的一部分捐赠。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和稳健已经使民主党提出的传统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他的威望成了尼克松的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而他在职八年中的表面和平与繁荣的景象也颇为引人注目。实际上，观察家们还想不起有哪一个通过选举执政的政党能享有如此广泛的好评。根据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考验来看，即使撇开肯尼迪的没有先例的宗教和年龄问题不谈，他似乎仍然会被击败。他对这种和平与繁荣的虚假性质的严厉警告，在某些人看来似乎他只能遭到那些满足于现状的选民的抛弃，正如肯尼迪看到丘吉尔在三十年代遭到选民抛弃那样。 另一方面，尼克松本人比共和党更受人爱戴，而且比他的敌人所描述的要能干和受人欢迎。他头脑冷静、思想敏捷、口齿怜俐，具有广泛的竞选经验和丰富的电视演说知识。他有一个效率高的组织和私人班子来领导他那团结一致和经费充足的党，他还能利用整个行政部门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竞选伙伴洛奇在全国远比约翰逊有名，而且当时可能比肯尼迪还要有名。 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后的历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相比，肯尼迪及时地赢得了新闻界的更大的支持。但是美国的报刊编辑和发行人（同报道这次竞选运动的记者截然不同）绝大多数是倾向共和党和尼克松的。在拥护肯尼迪的不到六分之一的报刊编辑中，许多人原来是拥护史蒂文森或某一个其他民主党人的，他们对候选人名单是给予不热心的或者过分晚的赞同。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时报》。但是肯尼迪由于注意到这份有影响的《纽约时报》自1944年以后就没有拥护过一个民主党人当总统这一事实，所以对该报的编辑大多数支持他还是感到很满意的。（他后来提到《纽约时报》上一篇著名的广告时说：“有些人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我是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1960年夏末秋初的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苏联主席赫鲁晓夫访问联合国。这件事突出报道了尼克松自称的“同赫鲁晓夫分庭抗礼”的优越的经历，也使选民们想起副总统在莫斯科的一个美国厨房展览会上同苏联主席的那次大肆宣传的辩论。正在当时还不大知名的肯尼迪需要全国注意的时候，这件事占去了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不过肯尼迪在代表大会和劳动节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也并非无所事事的。他偕同妻子和女儿在海恩尼斯港休息两天以后（他原来答应他的女儿休息一个星期），就埋头和他的兄弟以及参谋人员开了一系列的计划会议，和约翰逊开了战略会议，和灰心失望的民主党人开了团结会议，同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开了政策会议，他还在国内作了一些急促的旅行。他到海德公园去访问埃莉诺·罗斯福。到独立城去访问哈里·杜鲁门，恳请他们给予支持。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到加利福尼亚，党内长期不和的各派虽然没有统一起来。但却比以前协调了。尽管那时正处于夏季休憩时节，还是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和全面的选民登记运动，它强调要和千百万没有登记的选民进行个人接触，以便在许多州争取到比肯尼迪的最高指标更多的新的选民来投民主党的票。参议员说，“从现在起到11月，你们每人去登记上一个人，这样你们实际上等于投两次票。” 那时肯尼迪的夏季别墅外面已修了一道新围墙并派驻了警察，以隔开川流不息的游客，从这里发出了一册册宣传品，它们把尼克松同艾森豪威尔的不得人心的农业部长本森作了类比。由于老的民主党联盟已经整顿一新，党代表大会的新创伤也已经愈合。有关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发言人以及劳工领袖和自由派领袖都纷纷前来海恩尼斯港，肯尼迪的竞选运动组织便准备就绪了， 在参加过三次众议员选举、两次参议员选举和七次总统预选都取得成功以后，约翰·肯尼迪已懂得怎样竞选了。他知道怎样最有效地运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空中旅行、电视、先遣人员。智囊团、民意测验等（不过没有象传说的那样使用计算机）。他知道在一场高度个人的、然而涉及一些有争论的重大问题的竞选运动中，应当怎样唤起群众和号召群众。在预选中他采用了在马萨诸塞州用过的基本办法并加以改进。在竞选运动中，这种办法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筹募经费是一个特殊的难题。捐赠大笔款子的人主要是拥护尼克松的，而捐赠小额款子的人则认为肯尼迪的财富使他们的捐赠显得无足轻重。两个党都知道，如果竞选失败，那就是最劳民伤财的，而胜利者则决不会一直穷下去。共和党人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超过1952年和1956年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所花费用的水平。肯尼迪缺乏他们那样的收入来源但是又需要同样的竞选财力，他准备承担——而且是承担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竞选赤字。”两党在全国性的竞选中都花了一千万以上的美元。肯尼迪后来谈到他的竞选班子时说：“他们花起钱来就好象我们肯定会赢一样。”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他的竞选费用已经超过赠款二十多万美元了。这次代表大会后他接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时，又承袭了大约七万美元的债务。到1961年三月他就任总统时，民主党的债务已经上升到近四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着手准备去应付宗教问题。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并没有消失。参议员说，“这是一件一直使人感兴趣的事。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州所做的就是防止它成为唯一的争端……但是……这个问题会再度出现的。” 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我立刻向竞选经理罗伯特·肯尼迪建议。我们的总部里应该有一个“社团关系’部，专门负责消除宗教上的对立情绪的工作。他同意了。我找来了詹姆斯·瓦恩主持这项工作，他是全国教会委员会的一个能干、勤勉的办事人员，在西弗吉尼亚州预选时我曾和他一同工作过。在随后的竞选运动中，瓦恩同两个助手和两个速记员一起，每周答复了六百至一千封有关宗教问题的信件，其内容从极有思想性的到最粗俗不堪的都有。他帮助澄清了肯尼迪在所有国家与教会问题上的立场。 最后，我们在开始的几星期中还忙于组织“智囊团”。史蒂文森和鲍尔斯全被聘任为外交政策顾问。 我并不想说在竞选过程中起草和发表的演说都是辞藻优美和含意深刻的典范，亨利·史汀生有一次说过，“一个人的竞选演说，不是一个友好的传记作者进行研究的适当材料。”约翰·肯尼迪不会愿意人们单单根据我们巡行全国时日以继夜地苦心搞出来的演说去衡量他——我也不愿意这样。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他甚至不按准备好的讲稿讲话，有时他自己插些话或作些解释，对讲稿略加变动，更经常的是大量更改，甚至全部更改。当某句话在某地证明效果良好时，那末不管这句话是预先拟就的还是临时修改的，他在下一次和以后许多次都会使用它的。 这些演说一般都言之有物、直截了当、具体明确。①它们总是简短的——在白天停留的地点通常只讲五分钟，在当天的主要集会上也不过二十分钟，而且早在听众满座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演说速度很快，没有什么装模作样，也不常停下来等人鼓掌。这些演说给人以关切与自信的感觉，显得非常了解情况，不屑于蛊惑人心。还有一种冷静而果断的领袖气度。这些演说显得自信，但决不是妄自尊大的。7月间他对一个采访者说，“我参加的这场竞选将要表现出……美国在六十年代的责任……[和]我何以认为我和民主党……可以比尼克松先生把工作干得更好……[他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候选人一[但是]我毫不怀疑我能够击败尼克松先生、” -------- ①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把这次竞选的全部演说都刊印成册。此后，那些为后来的侯选人起草演讲稿的人中有好几个对我说，这些材料对他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和尼克松先生不同，参议员几乎在每篇演说中都力图抓住一个新问题或一组新问题来谈——从不发达国家谈到美国的失业问题，从我们在外层空间研究方面的落后谈到我们市内空地的缺少，从军备问题谈到裁军问题，从青年问题谈到老年人问题。但是这些提出的题目，无论只是数语带过的，还是在通篇演讲中加以强调的，往往只是作为他在那年秋天历次演说中所竭力鼓吹的一个主题的陪衬而已，这个主题就是；六十年代对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威望和美国的进步所提出的挑战。他一次又一次宣称，“现在是使这个国家再度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在他最初的一些演说稿中，参议员总是把这句话或它的不同提法插到里边，所以后来我们便把这句话放进他的所有演说稿里去了。 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间观点上的分歧——在空间、防务、社会福利和一切其他问题上——可能比尼克松和肯尼迪之间的分歧还要大。但是他同样知道，而且私下还直率地承认，如果宪法允许艾森豪威尔争取第三次连任的话，那末没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包括肯尼迪在内，能够击败他。他感到，如果共和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末这位纽约州州长倒可能会战胜肯尼迪而赢得这场竞争，因为他不需要为政府辩护，而且他在防务和经济增长等问题上的调子往往和肯尼迪很相仿。 被迫处于守势的尼克松，一有机会就把艾森豪威尔（而不是共和党）抬了出禾。副总统的演说中谈到关于美国的领导地位、实力和经济等方面的情况总是表示乐观和令人安心的。肯尼迪说，这“正是使我们走不到一起的基本分歧点”，他还说，这是“安于现状的人们和关心现状的人们这两者之间”的一场争论。 竞选还意味着同新闻界进行谈话，起初是正式地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后是非正式地在飞机上和火车上。报道尼克松方面的记者不久就记熟了他在每篇演说中屡次重复的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感到很难报道。至于报道肯尼迪的演说，则困难在于他们称之为“离题发挥”的那种倾向，以及急速插入的多得来不及记下的统计数字和汇报表。但是他和新闻记者的异乎寻常的接近，和坦率友好的谈活，他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以及在第一次电视辩论后他的群众迸发出来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越来越敬重肯尼迪，并使他们把热情洋溢的报道发了回去。此外，跟随肯尼迪的记者们总有一股兴高采烈的气氛。由于塞林格有效地安排了他们的行李、交通、住宿，而且当场分发演说稿的做法，还有当地友好的官员们夸大了的欢迎群众的估计数字等，都使这种气氛有所增长，而候选人传给他的工作人员并传给记者的那种热情欢乐的态度，使这种气氛更为浓厚起来。 虽然我们访问了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五个州，而且没有哪一个州可以认为是有把握的，但是为了把力量集中在比较关键的地区，我们对那些选民人数不多或者民主党获胜机会很小的州只访问了一次。大体说来，候选人把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二十四个最难逆料的州上，而把将近五分之三的时间花在七个最大的州上。争取七个最大的州，加上新英格兰和南方的大多数州，是他的竞选战略的基础。 在南方，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最难处理的就是宗教问题。随着一些著名的新教牧师于9月7日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全国争取宗教自由公民大会”，这个问题很快地成了头号问题。这个机构开完了一整天的秘密会议后就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它向参议员肯尼迪提出了一连串的质询，声明清楚地表明，无论肯尼迪作出什么样的答复，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总使他不能被接受为总统。他们说，肯尼迪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教会的教义，不能摆脱天主教统治集团的“破坏政教分离之墙的……坚决的努力”。波士顿的哈罗德·奥肯加牧师说，肯尼迪象赫鲁晓夫那样，是“一种制度的俘虏”。 肯尼迪极其勉强地接受了一项邀请，即在9月12日星期一晚上出席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牧师协会讨论宗教问题。尼克松则谢绝了这个团体发出的类似的邀请。我们在洛杉矾花了整个周末“休息”时间，其后在埃尔帕索又搞了一个通宵来起草那个演讲稿。参议员希望把他的立场说得异常清楚而全面，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决不会对他恪守宪法的态度有所怀疑。 那天晚上，在休斯敦赖斯大饭店的舞厅里，我和科格利一起坐在听众中间，等待大会开始。由于这次会议将通过电视向得克萨斯全州播出，大家就都呆在自己的岗位上静候会议开始。参议员穿了一套黑色衣服，打了一条黑领带，有点紧张地坐在讲台后面主持会议的两个牧师当中。从另一面注视着他的，是休斯敦的新教牧师。当参议员赴会前在穿衣服时，皮埃尔·塞林格曾告诉他“这些新教牧师因为反对一个天主教徒而被人们称作顽固派，这件事已经使他们感到厌烦了”。在座的还有一大批飞来参加这场重大对抗的全国性报刊的权威评论家。会场的气氛显得紧张、敌对。几分钟的等待似乎是过不尽的。约翰·科格利低声向我说道，“我们这一回可很需要那种在每场橄榄球赛前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人物。” 最后，主持人把参议员介绍给了大家，气氛差不多马上就缓和了下来。这次演说是他竞选中最好的一篇，而且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只有他的就职演说可以说是在气势和修辞方面超过了它。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于他为自己的信念作出的简明总结全都叫好：“问题不在于我信奉的是什么宗教，因为这只有对我个人才是重要的事；问题在于我所信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我信奉的是一个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在这里，没有 哪一个天主教教长会命令总统（假如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 怎样行事，也没有哪一个新教牧师会命令他的教区居民去投 谁的票……在这里，宗教自由具有如此的不可分割性，以致反 对一个教会的行为就被看作是反对所有教会的行为。 休斯敦的这场较量并没有结束掉宗教方面的论战，也没有使议论参议员的人沉默下去，不过不仅在赖斯大饭店的舞厅里，而且在整个得克萨斯州和全国各地，它都受到广泛而热烈的赞扬。这次较量使候选人没有必要进一步再作出任何全面的答复。肯尼迪虽然仍继续答复询问，但再也不提起这个问题了。这场较量提供了一份文件，它对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所能提出的全部问题都作了答复。它有助于把正当地关心肯尼迪的观点的公民和从他出生伊始就谴责他的狂热分子区分开来。 肯尼迪认识到，他在竞选中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用别的事情来转移人们对他的宗教信仰问题的视线。他在四十五个州的五百多次演讲、记者招待会和发表的声明对此会有所帮助，但这些听众即使是最大数量的群众，合计起来也只占全体选民中一个极小的部分。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利用电视。 但是电台和电视台的昂贵费用使民主党的经费大为紧张——单单花在联播节目上的费用就达一百万美元以上。 全国性的无线电一电视联播网不惜牺牲几百万美元的代价（而且不顾无数大为不满的紧张喜剧和西部作品的爱好者的抱怨），在较早的时候便提出免费让两大政党的候选人一起到台上去进行辩论。 象所有重要的共和党人一样，艾森豪威尔劝尼克松不要同肯尼迪辩论。尼克松在全国各地远比他的对手知名。他被认为是较为成熟和较有经验的。他没有理由去帮助肯尼达集结起观众来。后者在1952年同洛奇的辩论、在西弗吉尼亚州同汉弗莱的辩论，以及在洛杉矾代表大会上同约翰逊的辩论，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尼克松也有自信的理由。他在1946年的一场辩论中击败了一个能干的众议员并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1952年为他的私人政治基金进行辩护所发表的“切克斯演说”①，普遍被认为是把他送上副总统宝座的那次竞选运动中最巧妙地运用电视的一次。他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即席的“厨房辩论”显著地提高了他在民意测验中受欢迎的百分比。 -------- ①1952年尼克松竞选副总统时的一次电视演说，演说中提到他的爱犬切克斯，人们一般把这次演说称为切克斯演说。——译者 由于要维护这种声誉，由于自信能够击败肯尼迪，由于希望通过辩论去影响他需要其选票的几百万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据说还由于注意到免费电视广播的经济上的利益，并考虑到两党的全国主席已经暗示两位候选人为了公众的利益应当接受邀请，尼克松感到要体面地退缩是不可能的。8月间，当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提名以后，联播公司立即提出了一项具体的建议。肯尼迪马上接受了，并对尼克松直率地提出了挑战。四天以后，使参议员惊奇和高兴的是，副总统也接受了。 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决定连续举行四次广播，每次一小时，由所有的电视网和无线电网同时联播。这四次辩论，特别是第一次，对选举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肯尼迪获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认识到，这场林肯和道格拉斯以来最有历史意义的辩论必然会产生空前的影响，而且必然会有一千倍以上的观众观看。他唯一的希望是自己可以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和获得充分的情报。为了这个目的，在第一次辩论之前，我们把材料压缩制成卡片，并花了好多小时来探讨国内每一问题的事实和数字、肯尼迪的每一项指责和尼克松的每一项反指责。我们向参议员提出我们所能料想到的一切棘手的和敏感的问题。有一次会议是在他下榻的芝加哥旅馆的阳光灿烂的屋顶上召开的，另一次是在他的起居室召开的，最后一次是他在一张堆满档案卡片的床上安然地午睡了将近三小时后在他的卧室里举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通过和新闻记者、大学听众、电视讨论会等等的几百次快速的答辩会议，已经为这个时刻准备了好几年。 在他换衣服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紧张心情比作一个即将进入麦迪逊广场花园拳击场的职业拳击家的心情。对此，戴夫·鲍尔斯回答说：“不，参议员，这比较象世界棒球锦标赛开幕式上的投手，因为你一定要赢得这四次辩论。”在乘车往电视台时，他没有说话，有点紧张。一个助手就怎样在电视上讲话所提的陈腐的意见被他粗率地打断了。交通灯也使他恼火。在广播室里，他派戴夫·鲍尔斯口旅馆去拿一件蓝色的衬衣，又看了一遍他的笔记本，随即把它放开，由电视台人员为他稍微化装了一下（虽然那个相反的印象无论怎样也改变不过来）。由于他一直晒得很黑，加上那天在旅馆屋顶上又晒了一下，因此不需要多少化装。他和尼克松紧张不安地互相微笑了笑，寒暄了两句后，便呆坐着等到晚上八点半钟。 肯尼迪首先讲话，他讲得平静、直率，也许太快一点，并且不够生动，不过却讲得十分有力。他的语句简短而锐利。他所选择的。题目和用语都是他在竞选的最初几周里所熟悉的： 我认为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尽可 能地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呢……？如果我们失败了，自由也 就失败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并 不满意。……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我认为它能够成为 一个更伟大的国家。 “我并不满意，”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们的钢铁生产能力有50％没有利用，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工业国家中是最低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粮食在仓库里腐烂，而几百万人却忍饥挨饿，苏联培养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比我们多两倍，学校学生过多、教师待遇太低，自然资源没有开发，而由于种族歧视，那么多美国人的才能都浪费掉了。他结束他的开场白时的那种绝对的信心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屏上都可以感觉出来。 在结束语中，参议员肯尼迪起先简短地答复了剩下的几项指责，后来几乎完全把尼克松撇在了一旁。他以辩论开始以来双方都未曾表现出过的那种高度的热情直接地向听众说话：“……只有你们才能决定……你们要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们要对将来做些什么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为采取行动作好了准备。”尼克松的结束语听起来内容空洞、处于守势。当肯尼迪仍然保持着主动，信心十足地讲完时，尼克松蹙起了眉头。 詹姆斯·赖斯顿第二天写道，第一次辩论“并没有使两个总统候选人中的哪一个得势或是失势”。报纸的大字标题大多数也全把这次辩论称为平局。 但是即使是平局，那也是肯尼迪的一场胜利。现在，又有许许多多选民知道肯尼迪了，而且是在赞许的气氛中知道他的。抱怀疑态度和持异议的民主党人现在全团结到他这边来了。震惊的共和党人再也不能说他不成熟和没经验了。新教徒也不再把肯尼迪只当作一个天主教徒了。 在辩论结束后不久，双方都很快进行了民意测验。那天深夜乘着“卡罗琳”号飞往俄亥俄时，参议员一面喝着啤酒和汤，使精神放松下来，一面又对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作的答辩作了几乎全面的回顾，他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经很疲竭了。但他感到自信而快乐，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他对在每个问题上他所希望说而已经说的话，并没有感到烦心。后来，他说：“事后，你总可以有所改进的，不过我宁愿满足于已有的状况。我认为一切全都不错。“ 不久，他就发现还有许许多多人也都认为一切全都不错。拥护他的群众的人数和热情立即大为增长。尼克松的新闻秘书不得不发布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身体极佳，精神很好”。肯尼迪收到了先前态度暧昧的南方民主党州长们热烈祝贺他的一份电报，他们一共九个人，从他们在霍特斯普林斯举行的会议上观看了这场辩论。共和党的政客们团团围住尼克松，要他显得健康点，说话要强硬点。俄亥俄州的保守派参议员弗兰克·劳希决定加入肯尼迪的队伍。早在代表大会前就一直表现冷淡的民主党人——包括史蒂文森的支持者、大城市的党魁们，尤其是新教徒——全开始为肯尼迪效劳了。 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辩论”几乎是虎头蛇尾。不仅是观看这几次辩论的选民人数较少（虽然还是很可观的）——特别是尚未表态和消息闭塞的选民人数较少——而且这几次辩论的影响也较小。对这三次辩论，人们的评价认为双方的比分都很接近。尼克松改而采取攻势，但是作用已很小，时间也太迟了。他长胖了，改用了一种新的化装来掩盖起硬糙糙的胡茬，但是比起漂亮的肯尼迪来，他仍然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有些人说他“赢了”第三个回合——那一次他和参议员分别在不同的城市播出，这显然使尼，克松觉得轻松一些——但是这也无济于事。调查表明，总的说来这场辩论是肯尼迪取得了胜利。 上述情况同肯尼迪一贯保持的自信气氛是一致的。竞选进入一了最后阶段。辩论已经过去，美国棒球锦标赛也已经结束，赫鲁晓夫已经离开了联合国，而关键性的百分之十一的选民仍然有待于作出最后的抉择。 在竞选运动的最后阶段愈来愈向肯尼迪逼近时，如果说他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沉着了。当他大发忧国之情时。他迸发出无比的信心。他的演说更为奔放、更为协调、更为幽默，而且也不那么紧张了。他依然是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毫不胆怯，保持着他的本色。他战胜了疲劳，他的声带在最后一轮竞赛中又发挥了威力。他只发过一次火，那是因为当时的汽车行列里发生了一系列故障，影响了他对纽约的最后一次访问。 他的手扭伤了、抓破了，并且肿胀发炎，脸上也出现了一年前所没有的皱纹。他在纽约对群众说，“这次竞选运动，幸而体力方面和财力方面的负担都快要结束了。……假如有人告诉我选举是在11月16日而不是在11月8日举行，我也许会马上垮下去的。” 尼克松的演讲虽然愈来愈带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但是他却感到他安排的时间是对头的，肯尼迪则过早地“攀上了高峰”。他预计，“如果这股势头继续下去的话”，选举将会一边倒，于是便加强了攻势，增加了他的电视演说并且使用了他的最大的武器：艾克。肯尼迪虽然仍旧避免攻击总统，却讥讽尼克松需要艾森豪威尔，还需要洛奇和洛克菲勒，以保护他通过纽约州的竞选，并且要他们充当他未来的关于和平问题的顾问。他问道。为什么不加上戈德华特、杜威、胡佛和兰登呢？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介入却是有害的。尼克松进行了有效地招架以后，使用了他以往在辩论中从未使用过的粗野的字眼。他加强了他的指责，说肯尼迪是左翼劳工头头的俘虏，必定会使美国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之中，会使食品价格增加25％，使国内预算增加二百五十亿。肯尼迪在布朗克斯说：“在过去七天中，他骂我是蠢材、说谎者、骗子手等等。我只限于称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他却说那真算得卑鄙了。”参议员在阿尔布开克说，尼克松指责他说了“一个无耻的谎言”。“我曾仔细地观看了他四次……看见他乔装打扮，但是我并不谴责尼克松先生无耻，可是美国人民能够判断谁是在说真话。” 参议员肯尼迪把最后两周的时间集中在伊利诺斯州、密执安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等地。天气非常寒冷，尤其是11月6日凌晨三时在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就那个城市的规模而言可以算是人数极多的一批欢迎群众，干脆就不让他去睡觉。 11月7日终于突然来临了。那天，选举前夕的气氛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开始弥漫起来，肯尼迪在五个州发表了六次演说之后到这里来和他的三个妹妹呆在一起。他到曼彻斯特一家电视台去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问答会，由他的妹妹就我们选定的一些问题进行提问。这些问题涉及所有最棘手的问题——包括有关共产主义、卡斯特罗、天主教、农业、教育、预算、小企业以及和平问题等等。 那天晚上回到老家后，他又在波士顿花园同他的最早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热闹的鼓舞人心的聚会。他当场总结说： 我很感谢你们过去对我的支持。我要求你们明天和我们 站在一起。而最重要的是，我要求你们在尚未到来的明天永 远和我们站在一起，一起建设美国，推动美国，使我们这个国 家振作起来，把它送进六十年代。 最后，在晚上十一点钟，他在波士顿古老的法纽尔会堂里通过电视节目宣布196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结束。这一节目包括他的夫人从海恩尼斯港和林登·约翰逊从奥斯汀所发表的简短谈话，同各阶层选民会见的录像片，以及他的竞选旅行的电影片段。参议员的讲话很平静、但很感动人。他说，“我是怀着对美国的前途、对美国人民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加强我们的事业的能力的最强的信心回到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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