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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1935年2月，《新女性》在金城大戏院举行献映式，招待部分人士观看，其中有一些新闻记者。当影片映及黄色小报记者种种下流无耻的情节时，在座的一些记者被戳到痛处，有些坐不住了，熬到影片映完，在观众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们却忿忿然地争门而出。 看到这些记者因气急败坏而扭歪了脸的样子，在场的联华公司老板们心中不免担忧，这些记者们手中掌握着舆论工具，若让他们兴风作浪起来，事情可就棘手了。 这帮记者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急冲冲走出影院后即在附近的一家饭店开了个房间，策划起针对《新女性》的阴谋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将《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和导演蔡楚生痛骂一通之后，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这部揭露他们无耻面目的影片公映，否则今后这脸还往哪儿搁。 几经商量，最后决定抬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来与“联华”抗衡。于是，记者公会向联华公司蛮横地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联华影片公司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 二、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 三、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尽情侮辱新闻记者部分截去。” 那些黄色记者们更是扬言要把蔡楚生、孙师毅“骂出上海”，但孙、蔡等人旗帜鲜明地顶了回去，并严词拒绝记者公会的蛮横条件。 记者公会碰了这个钉子后，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后，便施出绝计：以后关于联华广告，请一律拒登；如有联华宣传稿件，从此永勿刊载，以示拒不合作。 记者公会此举令“联华”的决策者深感忧虑，电影公司失去报刊的宣传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只得让步了。于是背着蔡、孙等人，请出《新闻报》汪伯奇，《申报》马荫良从中斡旋，表示将接受条件，并在各报刊登载道歉广告： “敝公司《新女性》影片中穿插新闻记者之片断引起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之不满后，蒙汪伯奇、马荫良先生允为调停，敝公司深为感歉，现将片中欠妥各节剪除，已圆满解决。” 随即向记者公会发出了正式的道歉函，记者公会将该函在各报刊登，全文如下： 敬启者，敝公司出品《新女性》影片，以中有插入新闻记者片断，致引起贵会之不满，敝公司深为抱歉，贵会提出二项办法，与第一条修剪有关各点及第三条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业已在前敝公司复函声明遵办外，特此谨致意，致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 经过此番周折之后，《新女性》终于再度公开与观众见面，虽然被迫删去了部分镜头，但影片仍给人以强大的震撼，进步影评给该片以高度评价，并对某些记者及记者公会的行径予以严厉的驳斥。 诚如有的影评所言： 《新女性》中表现了某些新闻记者的卑鄙无耻而引起了一个大浪，终于删剪道歉了事。其实，这种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无论哪一种职业中，总有不良分子存在，只要稍有头脑的人，总会知道是特殊的。艺术品暴露某种职业中的败类决计不会使人怀疑整个干某种职业的人，假使表现了一个败类，就算侮辱全体，那么以后的电影中就不能再有坏人出现，……天下之大真无奇不有，无理取闹之人到处即是，我们自然更不能用“无则加免，有则改之”这种老话来要求他们，但是我们至少希望他们不要失去理性，……这样不但是中国电影界之幸，也是新闻界本身之幸，严格的检查自己的队伍吧，把这样的败类暴露和清除吧。 影评家和观众对主演该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闻报》的影评是这样说的： “至于演员技巧的评价，我可以说，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场含泪出卖自己的戏，是不能再逼真了。观众们尽在伤感的流泪，啊，阮玲玉的魔力！” 那些黄色记者们对如此结果当然不满意，既没能将《新女性》打入冷宫，更没能将蔡楚生和孙师毅骂出上海，他们十分恼火，几天后，再次聚集在一起，商量进一步进攻的策略。他们想出一个绝招：柿子专捡软的捏，他们把矛头指向阮玲玉。 却说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张达民订立了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之后，8月15日，唐季珊和阮玲玉举行了婚礼。 开始，两人的确有过一段甜蜜而温馨的时光。与唐季珊当年将张织云金屋藏娇的一个明显不同是，他知道拍电影乃是阮玲玉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继续拍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对自己的热情正在逐渐地减退，特别是他们迁入新闸路沁园村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应酬，对阮玲玉不再像过去那样体贴入微，碰到不顺心的事时，有时还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气。 可以这样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结合之日，正是她爱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时。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贯对女性巧取豪夺。浪漫成性。他在热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着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她的表演职业，更促使她长于细心，善于观察的特性。为此，她开始审视、提防他了。 有一次，唐季珊刮好胡子，着上新添购的灰色西装，支支吾吾地出去了，阮玲玉设法尾随其后，终于印证了她的推测，亲眼见到唐季珊与一红舞女并肩携手地双双进入新居中去。 阮玲玉看到此情此景，心快跳到喉咙口，手激动得急骤颤抖，几乎眼发黑快晕了过去，心中在默念着：啊！她胸前还佩戴着那颗红宝石项链。 原来，在数天前，阮玲玉已见唐季珊行动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带着试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摸着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子，内装一红色宝石的项链。 阮玲玉看着这精美的饰物，思绪起伏：他是送给我的吗？他已知道我有几副满意的项链了，而且这一副和原来的项链中的一副十分相像。可他不是送给我的，又是送给谁的呢？ 阮玲玉全身血液沸腾着，微皱着眉头，不觉又想到：难道自己的猜测，近日来所听到的风言风语是真的么？当她再回过头去，看见正躺在床上的唐季珊，沉睡中一滴口水顺着嘴唇流出的样子，徒生一种嫌恶的感情。 阮玲玉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顺手拿了一块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边的唾液。随着这一动作，她心中又萌生一个思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是真是假还得进一步留心查看。现在看来，天呐！这一切可不是真的么？ 唐季珊的变化，唐季珊的见异思迁，这一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昔日阮玲玉与张达民联姻，是母女寄人篱下，又受旧风俗习惯的束缚。在当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何况，那时阮玲玉并未成年，婚姻由无经济能力的寡母代办，现在与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能明了几分真相的人，可能同情是在阮玲玉这一边的。 可是，与唐季珊同居时，自己已是一个22岁的成熟女子，又是一个曾经历过一次婚姻不幸的人。阮玲玉心中在骂：这是自作自受。 阮玲玉的眼泪，向谁诉？向谁言？自然，她首先想到了在生活中最亲的人——母亲。可她想到，就是对母亲倾诉心怀，也是于事无补，她见着母亲因过于辛劳的生活而造成额头的缕缕皱纹，就不忍心去再加重她的悲痛。 从此，在阮玲玉的生活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变化，不明底细的人，从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戏，准备角色，参加社交活动。可要是一个细心的人就会觉察到，她在和大家说笑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点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声刚出来，又嘎然而止。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得把她的情感寄托于神佛，费穆干1936年曾忆及阮玲玉的一段往事： “她（阮玲玉）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曾数次到普陀进香；在苏州拍《人生》的时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归途中，她又在西园进香，在五百尊罗汉面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记得，她曾这样对我说：‘不要笑我，我晓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实我何尝笑她，这不过是她自己解嘲的笑——根本她已自觉在佛前烧香是一件迷信的行为，而她暂时还不能克服这种矛盾罢了。 她对于这种内心的冲突，正如对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样，无时不在挣扎，无时不在斗争……” 信佛的阮玲玉并没有逃离厄运，1935年初，她的个人生活又起波澜，掀起波澜的则是张达民和唐季珊。 还是在1934年底，圣诞节刚过，阮玲玉的家中来了一位中年妇女，此人坐下后，向阮玲玉和唐季珊说道： “我是张达民的表姐，他请我来与你交涉一件事。” “什么事？”阮玲玉警惕起来。 来人不急不忙地说道： “当年阮女士与张先生订立的协议，还有将近5个月就要到期了。张先生最近手头有点紧，希望阮女士能将余下的5OO元今天一次付给，交给本人带回。这是张先生的委托书，请阮女士过目。” 阮玲玉接过委托书一看，确是张达民的笔迹，她略一沉吟，说道： “也好，我答应他的要求，今天就将5OO元钱给他。请你转告张达民，自此后，我与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 来人将钱装进口袋里后，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 “阮女士别把话说绝了，本来你在付出这笔钱后，的确与张先生已了无瓜葛。可阮女士别忘了，你当初搬出海格路大胜胡同与唐先生同居时，把属于张先生的衣物、家产也一并搬了过去。” 阮玲玉听闻此言，怒从心起： “你这是血口喷人！他张达民有什么财产在我手中？真是笑话，当时不要说家中的财产，就是张达民的零用钱，也都是我给的。” 来人并不生气，一字一板地回道： “这家务事可不是由你阮女士一人说了算的，到底阮女士侵吞了张先生的财产没有，我们可以请公众来评理。” 来人终于亮出了杀手铜。 这时，坐在一旁冷眼观看的唐季珊发话了： “我看你这位女士何不把话挑明了说呢，他张达民不就是想再从我们这里讹一笔钱吗？请开价吧。” 来人脸上一丝尴尬的神色一闪而过： “唐先生是个爽快人，阮女士带走的属于张先生的财产，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所值大约不会低于2000元。” “2000元，张达民的财产可值钱哪，”唐季珊满脸的不屑。“好吧，我就出一回血，这钱我付了。” 听唐季珊愿意付钱，来人也就不计较唐季珊的态度，“那就请唐先生如数付给吧。” “且慢，你回去叫张达民写份文书来，保证拿了这笔钱决不再以任何方式来惹是生非，胡搅蛮缠。” 来人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张达民的那位表姐又来了，但她狮子大张口，开出的价钱是4000元，否则不写文书。 阮玲玉稍稍犹豫了一下：4000就4000吧，自己省一点，摆脱这个恶魔比什么都好，正待开口答应，唐季珊抢先发话了： “别做你的清秋大梦了，2000元已是过分，还想讹4000元。回去告诉张达民，2000元也不给了，他有什么办法，就冲着我唐季珊来吧！” “好，等着瞧，我们法庭上见！”来人跨出门时恶狠狠地丢下话来。 第二天，唐季珊就收到张达民委托孙粥伍律师写来的一封信，“指其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名义之图章。”唐季珊读完来信，冷笑道： “张达民抬出个律师来以为就能吓倒我了，他能请律师，难道我就不会请？与其让他先告我，不如我先来告他，先让他到被告席上坐坐再说。” 阮玲玉不愿打官司，然而唐季珊一点也不考虑她心中的忧愁，聘请了著名律师熊飞，将一纸诉状递到了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法院受理了此项诉讼。于是，阮玲玉被卷入了一场直接导致其毁灭的连环讼事之中。 1935年1月10日对阮玲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唐季珊诉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一案。 判决在1月17日进行，由于唐季珊证据不足，法庭判“虚构事实，妨害名誉”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张达民无罪。 这样的结果是唐季珊始料未及的，当然觉得窝囊，却也别无它法，只得自我安慰：好在经过这场在广庭大众之下与张达民撕破脸对着干的讼事之后，不用担心他动不动就以抖落隐私给报界来威胁纠缠了。 阮玲玉想想也有道理，但心里总是闷闷的，她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袭来。 2月的一天，阮玲玉结束了一天的拍片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刚刚坐下，胡蝶来了，老友相逢，当然格外高兴。 “玲玉，前几天我就来过一次，可惜你不在家，没能见到你，我想今天来了无论如何要等到你，不然我可就不走了。” 听胡蝶一说，她猛然想起胡蝶即将出访欧洲之事，想不到胡蝶会在临行之前又一次地登门向自己辞行，阮玲玉心中很是感动。 两人说着谈着，不觉触动了阮玲玉的心事，她的眼圈红了。胡蝶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 “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 “你真会劝人！”阮玲玉含泪带笑说道。 在胡蝶与阮玲玉的最后一次见面几天后，《新女性》事件发生了。小报记者们见骂不走孙师毅、蔡楚生一便把阮玲玉确定为他们要攻击的主要目标。 这天傍晚，两名小报记者找到张达民．并准备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菜。几人入座后，一位记者开了言： “我们今天来找张先生，一来当然是为了采访，看看张先生有什么独家新闻向我们提供；二来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张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法庭虽判张先生无罪，但总是有损张先生的名声，难道你就这么忍了不成？” “唉！”张达民一声长叹。张达民原本一直想用诉讼来要挟阮玲玉，想不到自己却先当了被告，心头这口恶气难消，但他一时未想出什么有效的报复办法来。最好的以牙还牙的办法莫过于到法院去告阮玲玉、唐季珊，但手头并没有什么过硬材料。再说为了上次官司，自己的钱已花完了，若再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他实在付不起钞票。 两位记者见此情形，会心一笑，其中一个说道： “当然，也许是我们多管闲事，不过我们当记者的就是看不得有人被欺侮。我们细细研究了上次讼案以来的所有资料，认为你完全可以起诉唐季珊和阮玲玉。” “是的。”另一位记者接着说道： “阮玲玉原是你的太太，唐季珊乘虚而入霸占了她，你可以诉唐季珊和阮玲玉妨害家庭和通奸罪；阮玲玉在跟唐季珊走时带走了你的财物，还曾私刻过你的印章，你可以诉他们侵占和伪造文书罪。” 张达民听后，很有些失望。就这破主意，我早就想到了，若阮玲玉和唐季珊真的犯有如此罪行的话，那还用你们教，我早去告他们了。我若真的到法院告了，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到头来还不得输，还不得赔钱。这赔本的买卖我是不会做的。 两位记者看破了张达民的心思，一位说道： “只要张先生愿意在法院起诉，不管是输是赢，所有费用全由我们包了。若打赢了，张先生得到的赔偿我们分文不取，万一打输了，张先生也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出口恶气。不知张先生意下如何？” 张达民不由得对两位记者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怀疑。一个记者解释道： “张先生，千万不要乱猜疑，我们主要是为张先生鸣不平，另外嘛，实不相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前些日子上映的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一片你知道吧，她竟敢在影片中丑化我们新闻记者，我们要教训教训她。只要你把刑事诉讼的起诉书——注意，必须是刑事诉讼——交到法院，我们就会好好让她领教我们的厉害。” 张达民听完恍然大悟。 有了记者的撑腰和资助，张达民立即来了精神，第二天他就聘好了律师，竟然在特区第二法院的刑事初级庭和刑事地方庭同时提出诉讼。 张达民在黄色小报记者的怂恿下，以刑事罪起诉阮玲玉是有着险恶用心的。一般说来，民事诉讼，被告均可委托律师而不必亲自到庭。但刑事诉讼，被告不仅必须到庭，而且还必须站入法官案台右角的一个竖立的齐胸高的方形木桶内，每次庭讯结束，还会来个“庭谕交保”，即被告必须找一家店铺，书面担保被告下次传讯时会准时到案。 张达民和黄色小报记者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能打赢这场官司最好不过，打不赢也可确保能彻底羞辱阮玲玉一番。 1935年2月25日，阮玲玉第一次接到特区第二法院的传票。看到有生以来第一回接到法院传自己出庭的传票，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阮玲玉知道张达民眼看讹诈不成，利用她害怕诉讼尤其是那种关系到个人隐私的诉讼来要挟她，为的就是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因此，阮玲玉打定主意，决不出庭。 但是，来自法院的传票是带有强制性的，出不出庭，不能由阮玲玉自己说了算。因此，阮玲玉的律师经过商量，以阮玲玉生病为由不能到庭。律师们这个办法是否可行，还得由法官说了算。 2月27日早晨，上海特区第二法院门前出现了一个未曾有过的盛况，法院的大门尚未打开，门前已拥满了前来旁听的人。 九时许，法院开庭。阮玲玉没有到庭，并没引起法官多大的兴趣，原来，他们已将此案移送地方法院并案审理。此次开庭仅20分钟就宣告结束。 虽然，法庭上问答话不过十多句，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记者们都依然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报道。内容是大谈阮玲玉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如何如何。 在此后数日内，此类真假相杂绘声绘色的以“私生活”、“秘闻”等为题，充塞着“诱奸”、“通奸”等字眼的所谓报道连篇累犊地出现在各报，尤其是一些黄色小报上，极为放肆地对阮玲玉进行诬蔑、攻击和漫骂，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处的记者们果然大显身手了。 面对着“一犬吠声，百犬吠影”的汹汹之势，一个弱女子又如何应付呢？ 经过报纸的推波助澜，电影女明星阮玲玉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事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这种事毫无疑问地被视为是生活中的最大丑闻。 而对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丑闻天生最感兴趣的小市民们，不仅借助报纸将阮玲玉的“艳闻”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版本，而且对即将开庭的张达民诉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3月初，阮玲玉和唐季珊接到了必须在3月9日出庭的传票。 与此同时，报纸上关于此案的报道，准确的说是以此案为引子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报道，一时间甚嚣尘上。阮玲玉虽然已经料到会有人不怀好意地来炒这个新闻，但怎么也没有料到竟会炒到如此程度。因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盆盆脏水突然迎头泼来，而她却根本无处藏身。 所谓的“新闻”和“舆论”给予阮玲玉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张达民的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张达民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无赖手段，虽然也很伤人，却不至于致命，而报纸对阮玲玉的伤害却不是一两个无赖所能比的，它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阮玲玉的敌视、奚落和嘲笑。使无辜的阮玲玉对“人言可畏”有了切肤之痛。 “新闻”和“舆论”终于把阮玲玉逼上了绝境。 “无拳无勇的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地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现在的报章……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 蔡楚生也准确地记录了阮玲玉此时的悲凉处境： 虽然正直和同情她的人也尚大有人在——如许多热爱她的作品和深知她的为人的人就都不是那样看法；但上海之大，她又何处去告诉，又到何处去鸣冤？这时，她内心不能不直接地痛感到，到处都充满着对她的鄙视、讽刺，辱骂与斥责，也到处都充满着“正人君子”的冷笑与魔鬼们凶狠阴毒的眼光…… 一向心地善良到懦弱的她，她是那样的爱借羽毛，又是那样的爱强爱好，但是现在她在千万人的面前，却成了莫须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她是可耻的荡妇？是罪不容诛的祸水？……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也经不起这种狂风骤雨的袭击！这种狺狺的“人言”，其“可畏”终于迫使连一只蚂蚁都不愿跺死的她，而于将被所谓的法院传讯前，竟下了可怕的决心，最后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的确，绝境中的阮玲玉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有两条路：要么出庭，受尽屈辱；要么只有使自己从这个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世界上消失。她想之又想，最后终于选择了后者，即庭我结束生命之路。 3月5日，她仍一如既往，走进摄影棚，抓紧拍摄由罗明佑和朱石麟共同导演的《国风》的最后几个镜头。到3月7日，《国风》的内外景戏已基本拍完。 3月7日深夜，阮玲玉回到家中，唐季珊己酣然入睡，阮母在等着她。看到女儿回家，阮母赶紧到厨房里煮了一碗肉丝面条。阮玲玉端着面条走入二楼她和唐季珊的卧室。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安静下来了。仲春的夜晚沉寂而静溢，阮玲玉选择了这个美好的时候告别人世。 她拿出三瓶十片装的安眠药片，悉数倒入母亲为她煮的面条里，接着，她把拌了药的面条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吃完面条后，阮玲玉喝了两杯水，然后在桌前坐下，铺纸握笔，写下遗书：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点儿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情，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廿四（1935）、三月七日 晚午夜 写完遗书，阮玲玉将它折好，装入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上：“请代付各报登之，阮托”，将它放入桌子的抽屉里。 此时，她知道自己留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她最担心的是母亲和女儿今后的生活问题，她想把她们托付给唐季珊。虽然她和唐季珊之间并无多少爱情可言、但两年来的同居生活还是让她留下一些温馨的日子和美好的记忆。 在她头脑还清醒的最后时刻，她提笔给唐季珊写下一封遗书；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请你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倍的诬害你我，但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护佑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之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时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阿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不宜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写完两封信，一阵阵头晕袭来，阮玲玉已感到精力不济，乃趋步走向床前，跌坐在床沿上。她推醒了熟睡中的唐季珊，朦胧中，她问道： “你真的爱我吗？” 迷迷糊糊的唐季珊随口应道： “我当然真的爱你。” 阮玲玉正要答话，但她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头倒向唐季珊的身上。唐季珊猛地坐起，看到阮玲玉的神情，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唐季珊情知不对，抬头往桌上看去，只见桌上赫赫然摆着三只空药瓶，他知阮玲玉服毒了。 唐季珊急忙起床，叫醒三楼的阮母。两人叫来汽车，将阮玲玉送到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去抢救，此时已是凌晨三时。 由于福民医院夜间不留医生值班，辗转反复，唐季珊又把她送到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该院没有好的医生和救治设备，唐示。……阮女士的一生是斗争中的一生，她从最低微的地位，挣扎到今日的地位。……她无日不在挣扎向上，但是无事不使她灰心痛苦。同时因为自己的凄凉的身世，不幸的婚姻，社会又给了这样的批评，人言可畏，人言可畏！阮女士已经看到社会的冷酷无情，尤其是女子的地位，在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她永无翻身的一日。她觉得自己的微弱的能力，已经不能挽救她自己，已经不能改善这个社会，同时又不能挽救多少万万在水火之中的女同胞，所以她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的那一天，服毒自尽，用她的一个尸身，摆在社会面前，向社会要求正义，向社会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 黎民伟充满深情的悼词在与会的“联华”和电影界的同人心中激起反响。接着由孙瑜讲述阮玲玉的生平事迹。 他沉痛地说道：“阮女士灿烂光荣的一生，决非数十分钟内所能讲完的．我在此只能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孙瑜历述了阮玲玉贫困的童年，勤奋学习的学生时代，重点介绍了她从影后的重要作品。 最后他说： “阮女士为人亲蔼和平，在公司中对高级人员与工人，均平等相视，对演剧尤具天才，不论正派反派，少妇或老妇，只需服装一改，便表情逼真……” 待“联华”总经理罗明佑登台时，他未曾开口，已泣不成声，他便咽地说道： 诸君，阮玲玉女士死矣！少顷大殓后，吾国唯一女艺术家，将成永诀。阮死之日，为国际妇女节。死因在遗书上可以看到，不外“以怨报德”，“人言可畏”八字归纳之。无非为妇女受压迫之最高表示。盖以阮女士之天才、地位、报酬，在我国妇女界已少见，但犹不免被压迫而死，其他妇女之痛苦，更可想见。季珊又打电话请来了家住老靶子路的医生陈达民、陈继尧兄弟。此时天色微明，离阮玲玉服毒已有四个小时了，阮玲玉却没有得到任何救治。 陈氏兄弟赶到后，立即进行救治，但由于时间过长，阮玲玉仍无生还的迹象。唐季珊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通知“联华”。此时黎民伟正在洗嗽，听到这个坏消息后，极为震惊，慌乱中，将瓷质的牙粉罐的盖子打得粉碎。后来他将失去盖子的牙粉罐改作花瓶，置于案头，以志纪念。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走了，永远离开热爱她的人们，走了——。此时，她年仅26虚岁。当晚8时，阮玲玉的遗体被送至万国殡仪馆。 阮玲玉死讯传出，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为之震惊。海内外之急电交驰，所致唁诔哀挽之词，不可胜迷，不可数计。市民奔走相告，咨嗟叹惜，相率赴吊。 从9日清晨开始，人们陆续前往殡仪馆，向这位他们热爱的电影明星告别。殡仪馆门前，列道十余里，市民—一鱼贯而过女士之前，致其哀悼而去。据统计，9至11日上午这两天半中前往殡仪馆凭吊阮玲玉者不下六万人，由此亦足以看到阮玲玉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3月11日，“联华”汇同阮玲玉的家人及唐季珊在万国殡仪馆为阮玲玉举行大殓仪式。下午三时，大殓仪式正式开始，黎民伟首先致悼词，他沉痛的声音在肃穆无声的大厅中响起： ……阮女士有绝代的天才。经过了一个非常的身世，她的修养，她的地位，就她的生活经验，难道就肯这样轻生，兄弟今日敢说一句话，阮女士绝不是这样糊涂的一个人。她的离开这个世界，实系为解脱自己。她系一个可怜的女子，她系一个弱者。对于社会上的无情的压迫，作一个消极的反抗的最后表阮适在妇女节牺牲，实是最堪深思。…… 阮玲玉的遗体人殓后，又举行了公祭。“联华”的祭文曰： 湛湛朝露，谁不有死？伤哉女士，年才念六。为艺苑之精英，为群众之领袖。未应死而竟死，斯哀恸而泪流。忆昔联华，复兴国片，联袂起义，揭竿奋斗。女士不顾事之成败，不问力之薄厚，于大雪纷飞之中，作联华一声之怒吼。五年以来，一贯如旧。决严寒，冒溽暑，牺牲家庭，牺牲幸福，无非为社会作先锋，为艺术作牛马。既操心而劳力，又温柔而忠厚。作艺人之楷模，应天长而地久。谁知祸害来无端，为人不长寿，死于人言可畏，死于悠悠之口。三八节日，一旦长休。呜呼哀哉！从此夜台寂寞，一去不返；幽冥永隔，欲见无由。乃为之诔曰： 粤秀之英，珠江之灵，漠漠艺海，灿烂银星。温其如玉，磨而不磷。为弱者强，为屈者伸。嗟彼巾帼，舍生成仁，衔哀作诔，式昭德音。 3月12日，又有约3万余人前往殡仪馆向阮玲玉作最后的告别。 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移往位于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上午十一时，万国殡仪馆前的草坪上，三百多位阮玲玉生前的至亲好友已肃然排好队伍。下午一时十分，由黎民伟、陆涵章、孙瑜、蔡楚生、费穆、马徐维邦、吴永刚、杨小仲、谭友六、金焰、张翼、郑君里等十二人，共同舁榇上灵车，并由灵车舁榇入墓地。 这日，前来送葬的队伍长达十里，影迷们甚至有从南京、杭州专程赶来执拂的。从万国殡仪馆到联义山庄墓地有20多里路，灵车一路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致哀者达30万人。 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感动，特为报道说：“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哀礼。”这张报纸上还有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大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意谓：“倘中国仍有皇帝，也会来参加葬礼的。” 美国洛杉矶报刊上也报道了上海为阮玲玉举殡的新闻，题目是《三十万群众送中国女明星之丧》，文内云： “仰幕阮女士才华而专程前往瞻谒遗容者逾十万，悲壮热烈之情形，较范伦铁诺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情形在中国当属空前。” 阮玲玉走了，就这样永远离开热爱她的观众们、亲人们、朋友们。她再也没有回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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