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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去海湾的报告刚交上去，北京市公安局价拨给我的钢盔和防弹背心就到了。闲瑕之余，我继续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梦想一觉醒来已到了中东。北大国际政治系帮我推荐了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友好极了。 摄影部同事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对外部阿文组在我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 社长穆青下令“逐项落实”，一下子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我揪着外事局小石的胳膊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我说我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就一年。”这位外交官又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也不象个搞情报的。 外事局分管中东的老魏千叮咛万瞩咐，还约了曾驻过巴格达的刘顺、陆建鑫给我介绍情况。陆建鑫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巴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送我下地狱。 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闻名于世的国际部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副局长陈伯良阐述外事纪律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记在了头一页。 我找到人事局副局长左毅，硬逼着这位柬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漂亮的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几年来，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郭超人副社长给我们装备了无线电话，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们手中。前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总编室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摄影部的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支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出一道口子，迅速锲入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战期间，美军首创以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沙龙组建了“202”部队。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丰富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基本不漏。海湾危机发生后，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另外两名摄影记者。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当时只有张郇一人到位）联成一张网，摄影部当机立断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图传组长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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