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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的三年里，我已记不清多少次乘飞机从它上面飞过、乘巡逻艇沿河漂渡、驾大吉普拭搭轮渡横跨运河上所有11个渡口、驱车穿越运河腹下的国际隧道，我还冒着遭红海姥鲨袭击之险，在宽广的苏伊士运河河口从非洲游到亚洲…… 对我来说，“苏伊士”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条河，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一个尸横遍野、有数不清无名战士墓地的战场，一片焦黄干涸满目荒凉的热带沙漠，更是我有限生命最神奇的一部分。 午夜，我随一群埃及引水爬上一艘快艇，解缆起航，将笼罩在一片桔黄色灯光中的塞得港甩在脑后。大胡子水手嘴角的大烟斗在夜海中忽明忽暗，无线电对讲机中嘈杂的阿语问答一来一往。我们的小艇随着起伏的黑浪一直驶向塞得港正北泊有上百条舰船的地中海锚地，坐在我身旁的十几位引水将各自分别带领一艘方吨巨轮由地中海驶向灯火阑珊的运河河口。摩托艇靠上泊在锚地的“格兰纳”号，我随引水哈利德攀阶梯爬上这条排水3。8万吨的挪威散装货船。“格兰纳号”来自汉堡港，满载钢材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引水哈利德一直爬上“格兰纳”号驾驶台，与挪威船长并肩而立，指挥船员升起埃及国旗，引导着这座水上城市般的庞然大物开向运河河口。夜海中，摩托艇上其他埃及引水也已分别爬上余下诸船各自的岗位。由二十几艘万吨巨轮组成的船队燃亮桅灯、尾灯，排成一条直线对准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河口的塞得港，左红右绿的舷灯像一条彩练。 由于苏伊士运河航道狭窄，运河管理局不得不实行单向通行规则，日通行能力为三支船队共78艘货轮。其中由北向南两支船队52艘，由南向北一支船队26艘。位于伊斯梅利亚的运河管理局中央调度室，根据当日情况灵活调配每天通过运河的舰船。 我们的“格兰纳”号夹在一支由北向南的船队中缓缓行进，右舷开始出现一座灯光灿烂的城市，正是刚才我们逗留的塞得港，这座始建于1869年运河正式启用之日的小城，已经发展成拥有50多万人口的现代自由港。现在，埃及政府已将其辟为免税区，街头商品五光十色，从索尼彩电到Cartier时装；从Ro1ex手表到Heineken啤酒，还有中国的清凉油、小五金，应有尽有。此时，第二程引水爬上船来替换了引水哈利德，船队开始进入河口。 新登船的引水将一台中继无线收发报机固定在“格兰纳”驾驶台上，据说这样可以把通过运河船只的航速、位置及与其他船只的间距随时通知位于苏伊士运河中游伊斯梅利亚运河管理局的电脑中心。快艇载着哈利德等完成使命的引水返回塞得港，以下至伊斯梅利亚的航程由这位光下巴的小伙子担任引水。 清晨，自塞得港由北向南航行了98。5公里的船队缓缓驶过埃及最美丽清洁的小城——伊斯梅利亚。这里，精致的总统别墅依山傍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多次在此会晤。此时，冉冉升起的沙漠旭日透过晨雾，阳光越过总统别墅直射到苏伊士运河管理局13层办公大厦的顶端的控制塔上。控制塔是整个运河的神经中枢，现代化的计算机系统控制着整条运河及其出海口，向所有通过运河的舰船发号施令。 在伊斯梅利亚，第三拨引水登船换下忙碌了一夜的上一拨引水，率领船队继续南下。进入宽广的大苦湖后，船队就地抛锚，等候当天早上从运河另一端苏伊士城方向开来的北上船队。午后，迎面而来由30多艘油轮组成的船队终于交臂远去，我们的船队得以进入伊斯梅利亚以南的狭长河道，继续南下。 在黄昏夕照里，我们的船队终于看到苏伊士城河口清真寺高高的双尖宣礼塔。第四拨引水在此登船接替第三拨引水继续导航，一直将航行了一天一夜的船队送出苏伊士河口，通过苏伊士湾，驶向红海。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商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共用了近20小时。 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南北全长161公里，加上延伸到大海中的水道共长195公里。其实远在法老时代，苏伊土地峡曾有过一条婉蜒的小河，但随着时光流逝，沙漠的侵蚀使小河葬身在沙漠之中。1859年，法国人勒塞普筹集资金发起“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利用数十万埃及廉价劳工开凿运河。勒塞普出生于法国官宦世家，23岁时任法国驻亚历山大外交官，其间偶然发现拿破仑的工程师佩尔勘测苏伊土地峡的报告。勒塞普遂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好友塞得·帕夏，塞得·帕夏是土耳其驻埃总督穆罕默德·帕夏之子。1854年，塞得·帕夏接任父位，授权勒塞普开辟运河。1859年4月25日，勒塞普组建的运河公司在以塞得命名的塞得港破土动工。当时埃及全国人口仅500万，为开通运河，埃及每月动用6万苦力轮流去工地。在开凿运河的10年里，共有12万埃及苦力丧生。经过10年的挖掘，1869年11月17日，北起地中海塞得港，南至红海苏伊士城郊陶菲克港（PortTaufiq）的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 苏伊士运河通航把利物浦到盂买的航程缩短了2万公里，由科威特经运河到希腊，比绕好望角节省23天航程。 巨大商业利益使苏伊士运河承担了环球海运的1／10，此外，还有大量非商业舰船如军舰等取道苏伊士运河以提高效率。 1875年，英国乘埃及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买下苏伊士运河公司的44％股票，继而在1882年占领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了英国建在埃及的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密码、旗帜。到1955年，英国仅把全年运河收入3500万埃镑中的1000万埃镑交给埃及。 1956年7月26H，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运河收归国有，推倒了立在塞得港运河河口的勒塞普像。英法联合以色列出兵干涉，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由于中、苏、美等国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埃及终于将运河收归国有。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先发制人，一举炸毁埃及的全部10个机场，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爆发。 以色列仅用6天时间就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苏伊士运河由埃及内河变成了交战的前线。无休止的空袭、炮战、水雷和小规模突击迫使运河关闭，埃及政府把运河两岸的75万居民撤至尼罗河沿岸，运河成了“死河”。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43岁的巴列夫将军取代拉宾继任以军参谋长，为能“以最小兵力取得最大防御效果”，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构筑了长160公里的“巴列夫防线”，苏伊士运河被无限期地关闭了。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巴勒斯但联合发起突袭，第四次中东战争即斋月战争（战争爆发之日恰逢以色列赎罪日，故亦称赎罪日战争）爆发。埃军用高压水枪摧毁运河东岸的沙垒，在炮火支援下武装强渡，埃及人仅用90分钟就突破了防线，再次控制了运河两岸。 由于阿以冲突，从1967年～1975年运河关闭了8年之久，短短8年使世界贸易损失了140多亿美元。战争炸毁了苏伊士城85%的房屋，从大苦湖到陶菲克港，交战双方遗弃的各种重武器至今滞留在原地。俯首可拾的锈蚀弹壳讲述着悲壮的战争故事。 运河自1869通航至今，先后扩建了10次，水深已从当年的6。75米变为今天的16。15米。运河横断面从304平方米增至3700平方米，增加了14倍。1976字，运河重新开放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开始对运河全面整修，安装大功率无线定位导航雷达网，运河管理局中央控制室存储了全球近3万艘船舶和近千名引水员的档案资料。与此同时，运河河道上至今保留着各种古老的视觉航标、直线导标和水界导标，甚至还有雾角等声标，与现代化的电波航标配合使用。在狭窄而多雾的河段，还在沿岸修建供紧急泊船设立的系缆桩，以防因巨大风浪而造成的船舶互撞。 已有130年历史的苏伊士运河历尽沧桑，静候着远来的船队。早在职1956年运河收归国有之前，运河管理局高层职员中根本没有埃及人，只有27名埃及人充任低级引水。 1992年，我作为随同摄影师随钱伟长访问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庞大的运作机构和运河研究所。据局长介绍，今天的运河局已发展成拥有3万多名员工的巨型企业，其成员全部为埃及人，其中1。4万人为运河局正式雇员、另外一万一千人在局属公司从事与运河有关的第三产业，如修船、餐饮。运河局设有自己的研究所，从事有关课题开发；还拥有自己的拖轮、挖掘船、修船厂和船坞等。1956年运河国有化以前，仅能通行6万吨级以下的货轮，经过国有化后的几次疏浚，已可以通行满载排水量15万吨、空载排水量50万吨的巨轮。每条船经过运河的通行费在20万美元上下不等、视吨位和载货性质而定。收费标准以“船型”和“货型”综合考虑而定。目前35％为油船，20％为集装箱货船。运河现在日平均收入550万美元，全部归埃及人所有。官方公布，1991年运河过河费收益为17.7亿美元，1992年为18。6亿美元，1993年超过20亿美元。据介绍，运河局虽归国有，但政府通过特殊政策给运河局独立法人地位，使其以私营企业形式经营，运河公司总经理不受官僚程式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管理权。 卖河北段有泥、中段有沙、南段有石”，因此，运河局在使用的同时，还得不断地维护运河清水长流。现在，有21个国家的挖泥船帮助埃及拓宽运河。 驾吉普车沿运河徜徉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从运河北端塞得港沿河南下，首先是一派热带沙漠景观，滚烫的黄沙上连仙人掌都不长。萨姆导弹阵地旁四联23毫米高炮和闪烁其间的穿土黄迷彩服的埃及士兵随时提醒你这是军事禁区。这一带，一般车辆是禁止沿河行驶的，可我的大吉普却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 1992年春，《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率团访问埃及，急需一名随团摄影师，我和我的大吉普就这样成了《人民日报》的队伍。可头一天就遇上了麻烦，东道主《金字塔》报的车队在开罗街头横冲直撞，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阿文报纸在中东比中央电视台在北京还要牛气十倍，可紧跟车队的我却处处受阻，连“7。26”大街的停车场都进不去。在《金字塔报》为邵老总举办的接风宴上，一位自称是给《金字塔》报老总开车的小伙子对我万分同情，我忙不迭地告诉他，我是那个中国大人物的摄影师兼司机，小伙子两手一拍：“玛菲士穆士希勒（没问题）。”说着伸开手掌问我要大吉普车的钥匙，看着他那喝得像烤全羊一样紫红的脸，我弄不懂他要干什么。饭后，当我返回停车场时，只见我那位酒友正坐在我的大吉普中狠轰油门，我大吉普前风挡下面赫然多了张足有一尺长的巨幅通行证。 尽管我的大吉普享有沿运河倘佯的特权，可我从未以此违法乱纪。在标有严禁摄影的区域，我总是将相机装入摄影包内以免引起误解。一次，我开车带三位同事过运河，其中一位老兄硬要举着“傻瓜”乱拍一气，任我怎么强调军事林区可他还乱照不停，结果引来了一队宪兵，非要没收相机不可。事情危急，我忙掏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的证件上去解围，可面色铁青的阿兵哥就是不肯宽容。万般无奈我想起三天前在埃及第2机械化军学来的骂人话，指着那个同事用阿语大骂：“真是个上面没长脑袋、下面没长那玩艺儿的笨蛋！”不料这句流行于大兵中的阿语竟逗得宪兵前仰后合，朝我连连挥手：“安拉宽恕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废人！”事后，我那位惹是生非的同事诚惶诚恐地问我对大兵说了什么？我说：“我告诉他们你是上司，其余的人是你的下属。”我那位同事立即得意洋洋：“你看，人家就比你尊重领导！” 在塞得港南55。5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坎塔腊渡口，在这里可以将吉普开上轮渡，直抵西奈。由渡口向东狂奔270公里就是阿里什，由阿里什直行50公里则是加沙地带。我曾经几十次往返于加沙至开罗间的沙漠公路，以至渡口的船工一见我的大吉普就高喊“西尼”（中国）。在这里过河我向来不用排队，而我每次过河总是以双喜烟、清凉油和圆珠笔作为对渡口船工的酬谢。 在塞得港南98。5公里处的伊斯梅利亚，有一家濒大苦湖而建的咖啡馆，有个令人回肠荡气的名字——“渔人”。 这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从尼罗河引来的甜水渠深入到农田阡陌之中，滋润着椰枣、按树、柑桔和草莓。这里的男人骑在驴背上阿凡提般沿小径匆匆而行，妇女则长袍垂地，在芒果林掩映的泥屋下洗衣煮饭。我常将大吉普开到泥泞的屋檐下，在棕桐树搭的茅棚下面河而坐。浓烈的阿拉伯香料与耳畔快节奏的阿拉伯音乐交织出迷幻的异国情调。坐在“渔人”咖啡馆里享受一份煮蚕豆、霍姆斯酱大饼。 烤鱼、蔬菜沙拉、鲜柠檬汁外加抽一袋“希沙”（阿拉伯大烟）不过15埃镑，而且全是正宗货。鱼是刚从运河中钓上来的，店主还亲自抓一把只有胡桃大小的运河柠檬为顾客榨一杯原汁。店门口有一排装满凉水的陶罐，向过往行人免费提供解渴饮料。 每当我坐在“渔人”咖啡馆的木凳上，望着烟雨迷蒙中缓缓行进的运河船队，总会沉浸在古道热肠的感慨之中，直到船队中导航的雾角一声断吼，才把我从断断续续的遐思中拉回到吉普车旁。在我清思悠悠的“渔人”咖啡馆对岸，是伊斯梅利亚战争纪念馆，纪念碑是一支巨大的AK步枪。在几公里外就可以看见其突兀的枪刺直插蓝天，仿佛正对空鸣枪以纪念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双方战死的无名烈士。 我先后17次前往那里凭吊战死的英灵，其中最后一次是陪同政协副主席吴学谦。那天我开着大吉普在前面带路，由于车速太快，连保险杠跑丢了都未发现，想不到竟被紧随其后的吴学谦的司机小陈捡了回来。就在我丢失保险杠的那段沙路上，埋葬着上万名无名战士。 驾吉普继续南下至运河143公里处，就是著名的“A·H隧道”。该隧道南距苏伊士城17。5公里，1982年通车。其名“A.H”源于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麦德·哈姆迪少将的姓名字头。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哈姆迪少将亲自带人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浮桥，使埃军跨过运河，可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 A.H隧道自西向东在运河下42米深处横穿而过，长1640米，内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设施，双向车道宽7。5米，每小时通行能力为2000辆标准卡车或1000辆坦克。隧道静悄悄地在河底连结起亚非大陆陆路交通，具有举世罕见的战略意义。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峡、沙特、约旦亚洲的陆上捷径，也是我在中东驾车往来穿梭采访使用频率最高的通道。1993年底我驾吉普车由开罗前往约旦边境，迎接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大校友、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从巴格达调任埃及。往返仅三天，去时隧道费还是1埃镑，可返回时隧道费己涨至1。25埃镑。 在运河区，最刺激的莫过于拍摄航空母舰通过运河。 这类新闻由于属绝对军事机密，所以消息来源必须依赖美国记者。我在中东期间拍到了美国最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和“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等尖端舰只。 1993年6月28日夜，开罗工程师区我床头的电话铃声然振响，听筒中传来《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的公鸭嗓：“唐，你好吗？‘罗斯福’号已进入塞得港，对，第六舰队，明天中午，老地方。” 苏伊士城东有一座六层高的“红海饭店”，它是苏伊士城的最高建筑，其顶层是面向运河河口的餐厅。瘸腿巴利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这里。 6月29日中午，当我经过150公里的飞驰，风尘仆仆地开进红海饭店停车场时，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里，我将车头向外，占据了正对路口的位置，这是一遇风吹草动便可飞速逃跑的车位。 在红海饭店顶层面向运河的餐厅里，美联社的纳伯特和CNN的摄影师已占据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装模作样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面包黄油、西式汤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侧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静静的运河。功夫不大，瘸腿已利、法新社的曼彻尔和其他一大帮摄影记者亦鱼贯而入，象一群溜边的黄花鱼争相抢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来。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摄像机、照相机全都大张着镜头，紧贴着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10，随着wTN摄影师法鲁克一声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齐落在盘子里，所有的面孔同时甩向窗外的运河，所有的右手同时伸向桌下的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蓝灰色舰体栅栅而来，上层建筑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碟状天线旋转不停。 几十架叠起双翼的F14、F18、EA-6B、与与E一2C鹰眼雷达预警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号，“尼米兹”级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9。5万吨，舰载高性能作战飞机90架左右。已装备海军的为“尼米兹”号CVAN68，“艾森豪威尔”号cvAN69，“卡尔·文森”号cVAN70，“西奥多·罗斯福”号cVAN71）。此时，只有广角镜头才能装下她庞大的舰身。 1993年12月3日，我最后一次将我的大吉普开进苏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出海口。在这里，我无数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忆我早已逝去的无限空虚的青春。在我停车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与其隔海相望的是亚洲西奈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结束三年的中东记者生涯，“走出非洲”。望着滔滔海水，我不禁产生一跃而入的渴望。 突发奇想的我不禁连蹿带蹦地扒掉衣裤，锁好大吉普，纵身跃入滚滚红海。 冰凉彻骨的海水扑面而来，河口浮游生物招来的沙丁鱼象无数支银箭从我身旁射过。右侧，又一队巨轮在海面上泊碇排列，准备过河，头顶蓝天上的片片白云正飞快地从非洲滑向亚洲。万吨轮螺旋桨推进器卷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结成七彩的光。深海翻卷而来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听到自己骨节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咋咋声，也许一条觅食的姥鲨已经盯上了我，可我喜欢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持续的冒险使我饱尝恐惧的悲哀，同时刺激我狂热的工作激情。在与自我拼搏了40分钟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爬上西奈半岛。一种痛快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我从非洲游到了亚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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