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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北大往事》发行式上，我正神气活现上蹿下跳围着季羡林先生拍照，突然脑后飞来一掌，原来是宣传部赵老师，命我十天之内作文一篇，献给母校百年华诞。谁都知道我这人既无文采，更无寸箭之长可献，上学时异想天开四处叫嚣世界大战，只给国政系丢人现眼。环顾左右学长师兄，众目睽睽已无法遁形，只好领命。可回家思前想后搜肠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笔。 一直到现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饿，那时候每天晚饭吃五个馒头还顶不到晚上十点，跑回宿舍发现挂在床头毛巾口袋中的馒头被同屋的饿狼吃了，仅剩下搪瓷饭盆空空如也。于是我自己也像觅食的猛虎悄然潜行，见别人桌上有什么吃什么，连大茶缸里的凉水也不放过。 现在的大讲堂当时是大饭厅，名曰饭厅可整个饭厅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三千多人都蹲在地上鸡啄米般地进食，场面十分壮观，遇有人行走飞沙走石拖泥带水也没人叫唤不卫生。大饭厅西北角承受圆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砖头掉了，露出一尺见方的窟窿，是我藏饭盆的地方。那时大饭厅连存饭盆的地方都没有，所有学生不知为什么都用毛巾缝个口袋，装上吃饭的家伙，装在书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当当地四处乱走。据说这源于大革命中的串联，属于我军光荣传统。当时79级以上的学兄学姐大多上山下乡经历过大革命，令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万分景仰。偏偏我们37楼432与434一脉相通是个大套问，乌压压12条汉子几乎都刚离开高中不久，啸聚山林与兄姐们分庭抗礼，自称“西部财团”。为安定团结，系里调了一位二十五六岁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铺，加强党的领导。 这老兄名叫王青松，来自河南信阳，原是地委机要干部，现为我班团书记。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 他也时不时地与民同乐，甚至和我们比赛俯卧撑，可总是不得要领有些隔阂。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归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脸烫脚悠然而睡，天长日久犯了众怒。先是有人在门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后加码到一盆凉水。人多势众争强斗狠，最终将学校发给每人一个的12个方凳同时翻过袈48条腿一齐朝上码在地上，我身居上铺负责拆去管灯憋火，黑灯瞎火摔他个鼻青脸肿，他也不急。 当时沈仁道老师还未调到北京市当政协主席，仍在国政系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讲到选举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偏巧这时团支部改选，各位同学半开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主，不想真把他选下去了。事后我们都挺后悔，觉得玩笑有些过火。 几年后，我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学校请来一位门徒200万的石松大师传授气功，大师一口气下去从书记到校长上千人满地乱爬。我闻讯忙背上相机赶去拍照，不料大师竟是王青松。他站在台上高声断喝：“众徒儿散开，来人是我同学。”还是那口信阳乡音。言罢把我拉上台握手拥抱，让信徒们万分羡慕，感动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的，“师曾参之孝”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兄弟俩全是戊戌变法由秀才举人摇身一变进京师大学堂的，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仕学馆，爷爷毕业于文科中国文学门。他教导我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勇敢诚实、科学民主、济世救民……就是失业找工作也比别的学校毕业生容易。在爷爷高瞻远瞩的监督下，在填写志愿时我写上一句“服从北大分配”。其实当时我更想报考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生一样，幻想当个巴顿、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师长。为能和爷爷历数的蔡元培、胡适、李大刽、陈独秀、毛泽东、鲁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着牙进了北大。 开学头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传统，六十多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创建中国第一个摄影团体——“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庙前，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欧战成名的名记者萧乾就是他的门生。在北大37楼432宿舍的棉被里，我用饭盆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自胶卷。 在国际政治系，我始终算不上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橘诈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历史系罗荣渠、国政系王炳元的战争史我最感兴趣，偶尔还跑到红山口的军事学院去偷听。好在北大民主科学、自由容忍，于什么都没人管，各班没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这样不务正业的流寇四处乱走，边走边听。 1992年在班加西，我与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为我在北大读过他的《绿皮书》。天长日久校园内渐有虚名，物理系79级一位姓黄的学兄慕名而来和我探讨航空母舰的前甲板，力学系去38军坦克6师考察，也捎上我。尽管我也亦步亦趋跟在同学屁股后面钻图书馆，可“其东走者同，所以东走者异也”。抛开老师开的必读书目，英国《简氏武器系统》、《简氏舰船年鉴》等成了我的宠物，一套“时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课本中种种费解的阐述产生怀疑。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战地记者闯进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人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镇压学生，他身背相机逃往西欧，与海明威并肩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二战中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巴顿将军……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响地雷，还不忘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日记本上：“他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连身上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千真万确，我们俩都在18岁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同样狭隘自负，坚信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1983年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他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学生。校长江平、党委书记解战原看在校友面上对我照顾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断刊登我照片的编辑正是同年从北大分来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诗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殉诗。 扭转我教书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学，也是同一年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沈红，她对我“痴迷的摄影癖”大加赞赏，建议我去投考新华社摄影部。与此同时，我考中了《中国青年报）国际部。当时该报正筹办《青年参考》，负责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两级的师兄，同一个系的学生主考，我自然在应试者中稳拔头筹。但我最终放弃了《中国青年报》，因为我更想当“横行世界”的摄影记者。我的同学穆晓枫当校学生会秘书长时，我给他当过记者，由于痴迷摄影居然还当选为校学生会优秀干部。他与我同学四年，坚信我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勇敢诚实，而且生来一张直肠子驴才有的大嘴，最适合去新华社。 新华社摄影部一大帮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毕业生，先民主后科学，最终面试犹如王八瞅绿豆。一位姓谢的副主任还随手送我一只三条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励。主任徐佑珠则一再把我投放到灾难、探险、暴乱乃至战火之中。 我以行动敏捷不畏刀剑日夜工作独家新闻而屡受社长褒奖。后来才发现社长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顺”走北大一把钥匙的北大学长。此后徒步长城、可可西里探险、秦岭追熊猫、神农架找野人处处离不开北大前辈。 1990年12月，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我单枪匹马经伊斯坦布尔、安曼闯入巴格达。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神态凝重，正在屋顶上画五星红旗以防挨炸，对我的贸然前来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东语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负责。海湾危机以来，郑大使已组织上万人马经约旦回国，而我却逆人流而入给大使添乱。我现在仍保存着一张摄自巴格达西北鲁特巴的照片，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弹坑旁，站着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东语系毕业）、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毕业）。 曹彭龄将军不仅北大毕业，还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将军虽为武人，可著作颇丰，这也许是家学渊源所致吧。战争中曹武官对我处处照顾，源于北大民主科学教育传统，我们关于战争态势的分析也较为一致，忘年的管鲍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战时跨国界流动采访，除人地生疏语言障碍外，战时法规、新闻审查、散兵流弹都会使孤身一人的记者陷入灾难。 在挨炸的巴格达拉希德饭店，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记者河野彻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国际部记者，早稻田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大进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过。从此，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生死与共，同行同止，分享新闻线索，直到他奉调去科威特。那天在约旦一家小酒馆，河野含泪把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场急救用品塞给我，酒气冲天珠泪满面：“剩下你一个人千万别太猛。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和平中的生命有时比在战争中更脆弱，许多比我年轻为学弟学妹不幸先我而去。我采访过的生物系81级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摔死的，是他家的独子，佛坪馒头山下有他的碑。十年前地理系柴庆丰勇斗歹徒，被流氓一粒气枪子弹击中大脑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长刘镇山、刑侦处长张良基率一帮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缉拿归案。 以后道听途说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进死在四川、戈麦自沉万泉河、骆一禾在行进中倒毙……这还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温杰，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学，后进北大，是中文系81级的学生。与我同年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殉诗。国政系80级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的学弟朴京一，径直地爬上教学楼顶，跳了下去……一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开吉普住帐篷，持续半年的高寒、缺氧、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长期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几次想一头撞死。 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励我为他太太、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世界博览》写些亲历，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由中东而北美，到现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离开北大时眉清目秀侃侃而谈满脸灿烂，现在是委靡不振满嘴粗话，一听见警报声就想卧倒。开罗和平医院说我患了战争持续紧张压力综合症，也许等上十年八年，也许终生恢复不了。尽管我右腿肌肉萎缩，可无碍我马奔雀跃地四处乱跑，去年还一人开车环绕美国。技物系学长邓朴方送我个奖杯，上写：“师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当时自己一定狰狞可怕，穷凶极恶。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活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少得让人害怕。人生总有一死，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为此我探险同时珍爱生命，打针吃药顽强地活着。 1994年“一二·九”，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画脚，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 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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