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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上海整整12年。12年里，我与第二故乡上海一样，都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我们都像当年一样堂堂正正地站立着。我为此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那时上海的房荒更严重，没有金条顶屋子，就难觅栖身地。幸好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子把他在集体宿舍堆放东西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住。它不大，朝南，还有小阳台。虽然四壁空空，但足以暖人心。 徐昌霖写了个《天堂春梦》的剧本，让我看。它很让我激动，加上在重庆与徐昌霖闲聊时就有过找机会合作的口头协定，我们两人便一起谈设想。 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场长徐苏灵看了本子后，虽然也想自己导演，但仍忍痛割爱而与我签约。至今，我仍感激他的帮助。 《天堂春梦》写一位建筑工程师负责修造了许多高楼大厦，自己却无家可归，最后带着家人走向茫茫远方的故事。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全组演职员全力以赴。尤其是一台演员非常出色。石羽饰工程师，朴实而有智慧；路明饰妻子，贤惠大方；王苹饰母亲，善良明理；蓝马和上官云珠饰一对奸商夫妇，恰到好处；刘琦饰情妇，妖艳无比…… 它上映后，舆论高度评价，田汉和梅朵都发表诗文，称《天堂春梦》揭露了时弊，是一部好影片。当时《新民晚报》有位年轻记者王戎评论： “出乎意外的，我深深地感觉到，它的成就超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是抗战胜利以后国产影片中优秀的一部……导演有着像《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同样的严谨和周密的态度。但它超过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是，它不过火夸张，使这部戏贯穿着和透露出淳厚的人情味：朴素和柔美，形成了这个戏独有的风格，完成和奠定了它在艺术上的价值……”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锋芒毕露的青年王戎吃过大苦，受过大难。他感触很深地对我说： “史东山是我的恩师，他看了我的评论大动肝火，以致以后再没有见面就天上人间两隔离了。” 史东山也许不习惯于指名道姓的评比。但我想，如果史东山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与王戎重归于好，因为生活的教训远远胜过几句评语。 1949年的春天，上海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们心里七上八下。我接到一个去兰心戏院开会的通知。进了门，看见吕复、周信芳、黄佐临、金焰、秦恰等已在座。 吕复上前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 “上海快解放了，欢迎你！”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看到了黑夜中出现的曙光，它将照亮我创作道路上的锦绣前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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