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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月2月印花税被废除后，富兰克林要求宾州议会准许他回到美洲去。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州议会任命他为下一年该州驻英代理人。 这时，英国当局对于美洲殖民地的压迫变本加厉了。1766年7月，罗金厄姆内阁倒台，英王授权威廉·皮特——现在的卡塔姆勋爵——组成联合内阁。但卡塔姆因痛风病复发，不能理政，政府的领导权落入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手中。从1767年起，英国政府颁布了好几次唐森德条例。其中之一规定征收从英国输到殖民地的货物——纸张、玻璃、铅、颜料、茶的入口税，用来支付殖民地司法和行政的经费，并规定英国关税税吏有权闯入殖民地任何民房、货栈、店铺，搜查违禁品及走私货物；另一项唐森德条例宣布解散纽约议会，因为纽约议会反抗1765年英国颁布的惩治叛变条例——该条例规定殖民地必须缴纳特别税，供养殖民地境内英国驻军的开支。纽约是英国驻军的集中地，所以纽约议会首先倡导反对缴纳这种特别税。英国政府的做法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满，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日趋紧张。 富兰克林为此感到不安。他忧虑的是眼看着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使得殖民地日益远离了它。尽管他还在印花税废除以前就怀疑过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究竟曾否有过整体关系，在1766年5月9日还写道，现在还希望使英国同其北美殖民地之间保持或得到一种统一的关系似乎已太迟了。然而他在内心深处总希望出现那种两者由于共同利益而紧密联结成一个统一帝国的美好前景。 4月11日，富兰克林在写给卡姆斯勋爵的信中说：“变得十分重要的是，在英国和美洲形成基于坚实原则的真正的政治关系和属于那种关系的相互义务……我和你一样，完全相信，有了国会中帝国内各地平等而公正的代表的巩固的联合，足以建立政治繁荣的坚实基础”。尽管现实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还是没有放弃希望。 为此，他还雄心勃勃地筹划将殖民地推向北美洲广袤的西部。他的想法受到英国统治层中一些人的欣赏。一个是内阁中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舍尔伯恩伯爵，年轻而大度，他对北美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科学家满怀敬意。1767年的某个时候，他向富兰克林吐露了他在北美西部地区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把关于计划中如何处理涉及到的印第安人的打算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对之作了一番评论。1763年，白人移民越过山地，向英国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的土地。1765年，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公司，向仍在伊利诺斯的法国移民购买土地。1766年，费城商号贝恩顿、沃顿和摩根公司、印第安人地区贸易商人和约瑟夫·加洛维、威廉·富兰克林会晤，建议不向法国人购买土地，而向英国王室请求得到这块土地——以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威斯康辛河和瓦巴什河为界的120万英亩土地。他们邀请了王室的印第安人事务总管威廉·约翰逊加入他们，而由在伦敦的富兰克林物色英国的投资者并将计划书呈交内阁。这与富兰克林50年代曾从事过的在边疆购买土地作为殖民地的边界的计划很有相似之处。舍尔伯恩和富兰克林想法的一致之处是将帝国的版图向西推去，划定印第安人同白种人之间的疆界——不大注意印第安人的意向——并建立殖民地。 1767年8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和舍尔伯恩以及国务大臣亨利·西摩·康韦将军——曾在国会动议废止印花税——一同进餐。席间，舍尔伯恩和康韦告诉富兰克林，他们考虑把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力从王室手中转给各个殖民地。当月24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儿子，“我抓住机会力言在伊利诺斯境内设立一个居民点是一个可以节省设立并供给边防哨所开支的办法，我提到你们的计划，那计划已得到威廉·约翰逊爵士的赞同。建立居民点的绅士们的迫切愿望和能力，以及花费很少，等等，已使国务大臣完全信服了。没有什么障碍了，只有商务部在正式呈交给他们计划之前需要私下疏通一下。” 9月，英国内阁出现人事变动。唐森德死去了，由诺思勋爵继任。康韦离职而去，富兰克林的年轻朋友舍尔伯恩将美洲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了希尔斯伯罗勋爵。希尔斯伯罗对西部殖民地没有什么兴趣。新内阁向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顿派出收税的官员，去制止走私、收取关税。关税现在已成为强加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一种赋税。 在这样的形势下，富兰克林重又担当起维护北美洲殖民地权益的职责。到这一年年底，他已经交了一大帮同道，其中有一些是国会议员。他向他们解释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抗和抵制的正当性，使他们了解殖民地人民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这些人当中有人劝他将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众，不仅是为殖民地人民的缘故，也为了让在英国的朋友们心安理得。 1768年11月7日，他向斯特拉汉的《伦敦邮报》投了一篇名为《1768年以前美洲人不满的原因》的稿子，但这家报纸在发表时作了增删，见报时，文稿已面目全非。 两天后，富兰克林气愤地写信给儿子说：“他把我的文章拔去牙齿、剥掉指爪，使它既不能抓，又不能咬，只能触摸和瘪嘴慢嚼。”一直到1774年，这篇文章才在美洲全文发表。即使在全文发表的文章中，富兰克林还是主张调和，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作辩解。他用“无风不起浪”作为全篇的题句。他坚持了他在听证会上的立场，只是将那次已提出的论证略去不提。他写道：“在此我不是要支持美洲人的这些看法，他们被国会最近的法案所激怒，宣称他们自己有力量。然而，对此国会明智地表现出对那些业已成癖的偏见的谅解，正如废止了那可恶地不利于他们的税种一样。而由于国会的那项法案，那些偏见在美洲人中已是根深蒂固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中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有错。” 他解释说，美洲人虽然愿意他们的议会就王室的正当需求拨款，却不可救药地认为他们拿出自己的钱的决定权由英国人自由掌握是非法的。唐森德条例使美洲人感到，它不仅是不经他们同意就向他们征税，而且将他们置于英国人的专横统治之下。“思及这些，美洲人相互间议论（他们的报纸满篇都是）说，这些人不满足于对我们的专卖权，现在简直要宣布他们有权向我们课税了。……而如果我们不服从他们的要求，我们的宪法和自由便将受到剥夺”。 富兰克林借殖民地人民的嘴说，“那么，是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关照我们自己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遵守我们庄严的决议，相互约定，我们不买他们要征税的英国货，给这些新来的收税官找点小麻烦。让我们一致起来，不再使用他们那些漂亮而不中用的小玩艺儿；让我们节俭度日；让我们辛勤地为我们自己制造我们能造的产品吧。”这实际上是向英国当局提出了警告：美洲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尽管富兰克林的文章一再地回到“美洲人是忠实于英王的”这一点上来。 富兰克林此时的地位是微妙的：一方面，他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半官方代理人即具有外交人员的身份，从这种身份出发，他致力于弥合英国政府和他自己人民的裂痕，认为联合有助于双方的强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因而他习惯于探索并坚持真理。他认为英、美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即均为英王的臣民，绝不应出现一方政府高踞于另一方政府的现象，英国国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因此，富兰克林已逐渐放弃了内外税有别，英国国会有权征收殖民地外税的观点。后一种身份和观点只停留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没有用它来唤醒殖民地民众；而前一种姿态则表现在口头上、行动上和文章中。这样，又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他亲美；美洲殖民地认为他太温和，有亲英之嫌。富兰克林却继续以弥合双方的分歧为己任。 北美殖民地的形势却是另一番景象。1768年，麻萨诸塞州议会联络弗吉尼亚议会，共同发出巡回信件，呼吁殖民地各州团结御侮。于是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次唐森德条例：解散麻萨诸塞议会。1768—1769年冬，英国内阁还准备将殖民地领导反抗的强硬分子拘往英国，以亨利八世时的叛国罪判刑。殖民地人民愤怒了。波士顿的商人率先起来，领导了全国性的抵制英货运动。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用武力抵抗英国税吏的搜查和压迫。这次空前广泛的反英运动，不仅抵制英货，而且要求废止唐森德条例。在斗争中，华盛顿把1769年的弗吉尼亚决议引进下院，决议由乔治·梅森起草，华盛预和托马斯·杰斐逊都在决议上签了名。杰斐逊那年26岁。抵制英货的结果，是英国向殖民地输出的贸易总额剧减。英国政府被迫废除了唐森德条例。 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也无法消除。这是一种利害冲突：英国统治者为了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惜用各种手段打击、摧残北美殖民地的工商业。这一次，英国的商人、厂主甚至工匠都站在他们的政府一边。而殖民地人民尚未准备好迎接不可避免的越来越艰巨的斗争：他们还没有统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愿意效忠于英王。就在这时，英国当局对反抗的殖民地人民进行了一次血腥的镇压。这就是“波士顿惨案”（又称“波士顿屠杀”）——英国驻军屠杀波士顿人民群众的流血事件。 从1765年英国颁布了驻营条例以后，一直有两团正规军驻防波士顿。这些驻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士兵，完全蔑视殖民地的法令，常常胡作非为，酗酒闹事，殖民地人民和英国驻军的冲突从未间断，尤其是1770年以来，2月，英国税吏开枪杀害一名儿童，引起3月2日波士顿工人和英国驻军第20团发生正面冲突。3月5日，波士顿又发生了英军凌辱学徒的事件，殖民地人民愤怒地聚集到驻扎英军的英王街上，对那名凌辱学徒的英军投掷雪球以泄愤。英军指挥官普利斯顿上尉下令开枪，打死了5名群众，全部是水手、工人和学徒。 这一事件被称为“波士顿惨案”。 这时的富兰克林继1768年被乔治亚、1769年被纽泽西委任为代理之后，于1769年12月被委托为麻萨诸塞的代理人。1月17日，他为他的新使命谒见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希尔斯伯罗。但希尔斯伯罗在麻萨诸塞事务上表现出的无知和偏见，使富兰克林转身离去的时候说了几句尖刻的告别辞：“请公爵大人原谅我占用了您那么多的时间。我感到一个代理人眼下对任何一个殖民地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不会再给您找什么麻烦了。”这几句话惹恼了希尔斯伯罗，他后来对其他人说，这些话“等于当面告诉他，在他的任期内，殖民地休想得到好处和公正”。 作为麻萨诸塞的代理人，富兰克林坚决地站在这块殖民地一边，为北美洲殖民地的利益奋斗。在宾夕法尼亚，甚至当他领导着州议会的时候，他还时而站在议会和州长之间从紧急状况的需要出发作些调解。但是，他在波士顿的主要联系人托马斯·库辛和塞缪尔·库柏一向是反英的，富兰克林和他们站在一起。富兰克林在他1771年5月15日给通讯委员会的信中预言了压迫的加剧和革命的发生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他写道： “我想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会的法案向美洲实行的关税体系中，播下了两个国度彻底决裂的种子，尽管那一事件可能距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人民越是不满，更苛刻的措施越被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惩罚被用来进行恐吓；权利被剥夺；于是，更大的军事力量被用于保证执行措施；费用将会增多；由于费用被以为是正当的，便引起进一步的榨取，要人民支付它；那么一来，英国国家和政府将变得可憎，而臣服于它必将变得难以继续；战争开始，而这一流血的斗争不是在对美洲的绝对奴役中结束，就是以英国因失去殖民地而遭受破坏而告终。从美洲增长着的力量和国土之大来看，后一种结果最有可能。……” 在此，富兰克林不仅预测了美英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而且也预言了其结果：胜利属于殖民地人民。但是他始终认为美英决裂将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不敢妄称有预言家的天分，历史表明，由于这样的事态发展道路，伟大的帝国曾经化为灰烬；最近的我们有如此之多的理由去抱怨的政府措施表明，我们正处于同样的进程中，表明假如双方不表现出更多的明智和谨慎，我们可能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正因为此，他在英国期间，竭尽一切可能，力图阻止双方走向这场“灾难”。对殖民地人民，他虽然认为有一切理由反抗，但希望反抗形式不要过于激烈；对英国当局，他把所有的镇压措施归咎于当权者的顽固和不明智，寄望于由较好的大臣执政。他心目中关于英、美统一在一个强大帝国内的理想还没有泯灭。 与此同时，他曾为之奔波忙碌的“西部领土计划”仍在进行。1769年初，该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塞缪尔·沃顿来到伦敦，企图促进计划的实施。6月，他向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得到1768年11月英国从同“六族”印第安人缔结的“斯坦威克斯条约”中得到的大片印第安人土地中的250万英亩土地。在希尔斯伯罗的怂恿下，这一请求后来改变为2000万英亩。由于公司愿意支付英国政府同印第安人谈判以缔结“斯坦威克斯条约”的一切费用，并在将来为得到的土地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他们的申请于1770年初得到财政部同意。然而，曾经假想支持该计划的希尔斯伯罗却一直拖延不办。到1771年4月，他终于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使大俄亥俄公司的计划有可能搁浅。而这时的这项计划，已经牵涉到许多人的利害关系，不仅英国的许多高官要员被纳入计划之中，以使其在西部土地投机买卖中获利，而且北美殖民地尤其是弗吉尼亚的许多在对法、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服过役的军队官兵都等待得到一块土地作为报酬。其中，华盛顿名下应得的就有32373英亩。此一计划已欲罢不能。 1772年，支持和反对这一计划的活动和较量进入最后阶段。沃顿等人四出活动，争取有关官员的支持；希尔斯伯罗在3月25日商务部考虑这一计划时，又一次反对该计划，并扬言若计划获准，他将辞职。身为爱尔兰大土地所有者的希尔斯伯罗对北美洲西部领土的开发一直没有兴趣，他先前的一度表示支持完全没有诚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为财政部不会同意这项请求”。终于，在6月5日的一次听证会上，由富兰克林、瓦尔普尔和宾夕法尼亚的商人代表以及弗吉尼亚的士兵代表陪同的沃顿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精彩的舌战，赢得了听证委员会的赞同。该委员会向王室枢密院提出了否决希尔斯伯罗反对意见的建议。大俄亥俄公司将被授予他们申请的土地。希尔斯伯罗辞职了。这个前殖民地事务大臣为此对富兰克林耿耿于怀，因为他以为公司对他的反对报告提出的抗辩是出自富兰克林的手笔。而实际上不是。他还不知道，他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枢密院中的政敌起了作用。当时，他在英王眼中已不那么重要了。达特茅斯勋爵继任了该职。 至于富兰克林自己，在经历了这么长的奋争以后，突然感到厌倦，这个计划对他来说是偶然进入他的生活的。1774年，他被英国内阁中伤并解职，他便放弃了在大俄亥俄公司的股份。在美国西部领土的开发上，他还参与了费城一些土地投机者有新斯科提亚建立21座城镇的计划。在那个计划中，他有2千英亩土地的份额，可望获利，尽管目前那计划进展颇不顺利。 富兰克林1764年再次出使英伦，在伦敦一住就是1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牵挂着远在费城的家和亲人，他也享受着近在身边的亲情和友谊。 来做伦敦的第二年，他的家庭收支曾经历了一次紧张局势。那一年，富兰克林和大卫·霍尔的合伙合同期满，这意味着富兰克林每年将失去500镑的进账。为此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日期是1767年6月22日，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我们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断了。如果我再失去邮政方面的职务——比起其他的变故，它要有可能得多，我们就只能靠房租和利息过活了。……我在这儿在不影响生活舒适的前提下尽量俭省，我不请任何人吃饭，只要在家里用餐，我只吃一道菜就够了。但即使如此，这里的每一件生活用品都如此昂贵，我们的花费让我吃惊。……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时，如果他们不能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开支就必将变得贫困。假如我们还年轻，还可以去做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我想我们已过了那个年纪了，而经营不好的生意比不做生意会让人毁掉得更快。”当时，富兰克林由此想到他们没有力量花500英镑以上的钱让萨拉在结婚时打扮自己。 萨拉·富兰克林那年24岁，漂亮、健康，金黄的头发像她父亲，红润的肤色像她母亲。她的未婚夫是出生于约克郡的商人理查德·贝奇，年约30，他是从纽约到费城去的。萨拉的哥哥威廉认为贝奇是想通过萨拉得到富兰克林家的财产，并且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然而，萨拉爱上了贝奇，他们的婚事也已得到她母亲黛博勒·富兰克林的首肯，这一点，富兰克林也同意了，尽管他不认识贝奇。当年8月5日，不大放心女儿婚事的富兰克林向女儿建议，假如贝奇的生意情况不能使他们较早结婚，萨拉可以来伦敦，然后和父亲一同回去。然而萨拉留在了费城，并且在10月份结了婚。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港口里的船只全都升起了旗，为她庆贺。 后来，由于富兰克林得以留任邮政总代理的职务，并且继续担任宾夕法尼亚的代理人，还于1768年、1769年先后被聘为乔治亚、纽泽西和麻萨诸塞三州的驻英代理人。这样一来，他这几项职务的薪酬加在一起共达1500镑，即使他经常把自己的钱用于公务，这些收入还是超过了以往他从大卫·霍尔处得到的收益。他个人的财政困难也就结束了。 在伦敦克雷文街斯蒂文森家中的富兰克林，与其说是住在那里的房客，还不如说他更像那一家的一家之长。在这里，姓富兰克林的人越来越多。1766年5月前后，富兰克林的一位族兄、染匠托马斯·富兰克林从莱斯特郡到伦敦来看他，带着13岁的女儿萨丽·富兰克林。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劝说下，托马斯同意将女儿留下由她照料，以便上点学，学些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后来这个女孩大多数时间就住在这里，直到她7年以后嫁给萨里的一位农民时，才离开。那些年，她实际上成为富兰克林的第二个女儿。富兰克林的孙子谭波尔这时已有六七岁了，被送到肯辛顿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每逢假期，他便回到祖父身边住一阵子。斯蒂文森夫人的女儿波莉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姨母蒂克尔夫人家里。因为斯蒂文森夫人不喜欢写信，所以多半是由富兰克林把家中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波莉。总之，住在这所宅子里的人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有时候，房主和房客一块儿被斯特拉汉请去吃饭。 富兰克林长期远离费城的家，他和家人之间的亲密纽带常常靠信件维系。他说过，黛博勒是他的最佳通信人。他还是常给妻子和女儿买衣料和其他用品——都是在斯蒂文森夫人或者波莉的帮助下选购的——寄去，他妻子则给他寄来玉米粉、荞麦面、苹果、蔓樾桔和桃干、桃仁。1769年8月，萨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那以后，黛博勒的来信中常常通篇都谈到她可爱的小孙子。富兰克林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对妻子如此热衷于当祖母作一番番打趣。但是他自己也忍不住要她们多告诉自己一些小外孙的故事，还常常抱怨妻子的来信在这方面没谈到什么新东西。 克雷文街这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完全是在适应富兰克林的需要，而他是容易满意的。每天清晨，富兰克林很早就起床，做他独特的“爽身浴”，即：身上什么都不穿地坐着，或读书或写作，时间看季节而定，一般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对此，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说，“在完毕以后，如果我在穿衣以前回到床上去——有时候我是那么做的——补足我夜里的休息，那一两个小时便是我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满意的睡眠”。他每天都刮脸，早餐吃得很少，大多数个人的工作都在上午完成。他总是把收到的信件、留言、请柬、文件都保存起来，而寄出去的都留有副本，所以他的文件和记录不时地变得很乱。 1770—1771年他的两个侄孙乔纳森和约赛亚·威廉斯从波士顿来看他，乔纳森将他的记录阅览了一遍，编出了一套全新的存放法。 富兰克林没有多少上午能留在家中，有那么多的大人物他得去拜访，去游说，以争取他们对北美殖民地的事务持同情态度。他常常是一早就乘他的专车出去，到3点或4点才能吃午饭。在忙于办事的日子里则很少回家吃饭。到了晚上，他可能在他的住处喝茶，然后玩纸牌。有时候他到酒店或朋友家里去。他似乎不大看戏。在外出的日子里，他很晚才回家睡觉。 他不时受到痛风病和感冒的困扰。他知道他需要锻炼，但他没有时间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他尤其注意保持空气新鲜，他夜里一般都开窗睡觉。斯蒂文森家的这所宅子有时候住得相当挤，但屋子里的空气总能保持新鲜。 富兰克林和波莉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在他们的通信中不再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她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也是他的朋友。1769年夏天，富兰克林从巴黎回来，波莉新寄信给他，“欢迎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回到英格兰，”然后告诉他，她在访问马尔格特时遇见了一位年轻医生，她告诉富兰克林她可能会嫁给他，尽管那年轻医生还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心迹。 到第二年5月那年轻医生威廉·休森向她求婚了。波莉征求了富兰克林的意见，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内结婚了。波莉把她的新生活和新亲属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于7月24日写信给她说：“我会爱每一个爱你的人，所以我想我该及时地爱你的新母亲、新姐妹和新多莉①。我发现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们了，如果你认为合适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但是你的老多莉②和我已经同意互相之间比以往更爱对方，来尽可能地弥补我们所失去的”。 -------- ①多莉，多萝西的昵称。此指波莉的新朋友。 ②老多莉，指波莉原来的朋友多萝西·布朗特。 到了9月，休森夫妇搬到克雷文街来住，而斯蒂文森夫人于22日带着萨丽·富兰克林到罗切斯特去，留下波莉管家。富兰克林为了让他们知道人们如何想念她们，并打趣波莉，便以报纸通讯的形式写了《克雷文街报》，那是富兰克林冒充为一个懒人，写的一系列短文，幽默而有趣。 第一篇写的是：“今晨，玛格丽特女王由她的第一女官富兰克林小姐陪同，出发前往罗切斯特。……人们私下议论，女王陛下离开时的新的家政管理像所有其他新的行政管理一样，会优于原有的管理。” 后来的许多短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现在，人们从不快的经历发现，好的决定容易作出，实行起来就不同了。尽管参事会昨天宣布了庄严的命令，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庞大身躯躺在床上时间太长，使得早饭还没吃完，穿着修饰就已经来不及了。至少这是一个借口。从我们伟大同胞的例子来看，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听说，从女王陛下离开克雷文街到今日，没有人注意整理报纸，而这些报纸躺在每个房间的每处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长期置于这样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 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 Person的译音，意为“大个子”。富兰克林戏指自己。 最后是一篇对波莉管家业绩的“恭维”：“婚姻消息：我们的上一次婚姻后尚无一桩；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橱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不幸的老鼠；储备：饼干——极少，荞麦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叶——茶叶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残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迟疑地就传遍了，我们的第一女总管极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场，买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个的苹果，并修补了两处裂缝”。 克雷文街的这家人就是在这样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位科学家成了孩子的教父。从那以后，每当妻子那满载小外孙轶事的信到了以后，富兰克林喜悦之余，也将这边他的教子的趣闻回信告诉妻子，如那孩子的长牙、开始走路和开始说话等等。 波莉时常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情。当他外出游历时，就写信。有一次，波莉写信告诉他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习惯于挑战，而且凡是我喜欢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喜欢他们”。 对于波莉和其他敬爱富兰克林的伦敦年轻姑娘来说，富兰克林一身兼为哲学家、父亲和朋友。其中的一个，朱迪丝·奥斯古德，还曾引起人们的猜疑。朱迪丝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兰克林的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伦敦来。因此很自然富兰克林见过她，而且富兰克林在给福克斯克罗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称她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富兰克林的另一个私生孩子。因为朱迪丝是英国人，1770年已达到结婚年龄，不可能是一个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国的人的女儿。朱迪丝只不过是富兰克林称之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这样称呼的又一个年轻妇女。 1772年10月，波丽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斯蒂文森夫人们房子让给了休森夫妇，自己和富兰克林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儿子，“我几乎已经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顿下来了，但是搬动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书和其他东西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看到自从来到英格兰后，我的书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来的时候我一本书都没带，而现在我有了一屋子的书，其中许多我是从德国、荷兰和法国收集来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对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识。” 1774年春，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两个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们的父亲因在做手术时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给波莉了一个遗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笔遗产。不久，美国爆发的革命将富兰克林召回了美洲，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但富兰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着友谊，无论是时间还是战争都没有使他们之间变得疏远。 在伦敦，作为一名热爱家庭、喜爱孩子的男人，富兰克林很少遇到在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诉妻子，在伦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们的婚姻状况，准有11个是单身汉，他们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国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销使他们望而却步。可是他终究结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人口众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这就是圣阿萨夫教区的主教乔纳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乡村宅邸在温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职位时，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为富兰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转到反对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几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英国不同政见者的权利的人。 1771年6月，富兰克林在特怀福德住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答应不久再来。但繁忙的公务使他在伦敦不得脱身。直到7月底，他才又去了特怀福德。这一次，他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日子。 希普利主教有一子五女。儿子已经担任了神职，女儿们的年龄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才11岁，名字是安娜·玛丽亚、艾米丽亚、伊丽莎白、乔治安娜、凯瑟琳。富兰克林迷住了这个家庭里的老老少少，他们都成了他终生的朋友。他给他们讲故事，讲关于他在遥远的波士顿和费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他们建议他将它们写出来，留给后世。正是在特怀福德，富兰克林开始写作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传。那是第一部关于一个人从和平时期的平凡事务——不是从战争或艺术发迹——中自我奋斗而成名的人的自传代表作。他拿起笔迅速快捷地写，挥洒自如，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这部自传的几乎一半。据说，他常常把写好的部分读给希普利家里的人听。那间他用来写作的房间后来被希普利家的人称为“富兰克林的房间”。 将要回到伦敦的学校去的吉蒂（凯瑟琳）是和富兰克林结伴搭邮车回伦敦的。一路上，富兰克林没费什么劲就使她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谈了。富兰克林后来告诉她母亲，吉蒂大谈特谈她们姐妹们各自会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她认为乔治安娜将得到一位乡村绅士，贝蒂会嫁一位富有的城市商人，她最喜欢的艾米丽（艾米丽亚）配得上一位伯爵，安娜·玛丽亚该嫁一位有很多产业的大富翁，因为她爱好管理。富兰克林建议她嫁给一位公爵。吉蒂却不同意，想了一会儿后说，让艾米丽嫁一位公爵，安娜·玛丽亚得到一位伯爵。然后，吉蒂说自己或许会找一名士兵，富兰克林说可以是一位将军。 “我喜欢一位老年的男人，真的我喜欢，不管怎么说，所有的老年的男人都喜欢我，所有到我们家来的老头在我们几姐妹中都更加喜欢我。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好，他们特别喜欢这样。连女佣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只要看到有老头儿走过来，就说：‘吉蒂，那儿有你的一个朋友。’”“那么，既然你喜欢一位老将军，你为什么不最好是趁他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把他选中，让他在你的手心里变老呢？因为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他越来越老时越来越喜欢他。”“不，那不行。他必须是70岁或80岁的老人，在我30岁上下的时候娶我。那样，你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寡妇。”后来，吉蒂当然没有嫁给她的老将军，但她从来都没有忘记她和富兰克林同行的这段旅程。 富兰克林通过他妻子从费城弄到了一只松鼠，作为礼品送给希普利的女儿们。那只松鼠成了那家人的宠物，被取名蒙戈或斯克格。但是小松鼠设法逃出了它的笼子。在附近到处游逛，结果被一只狗咬死了。女孩们把它埋在花园里，乔治安娜请求富兰克林为它写几句墓志铭。富兰克林答应了。 1772年9月26日，他写给姑娘们一封信，说：“我和你们一道，最诚挚地哀悼不幸的蒙戈之死。它是松鼠中的佼佼者，因为它有良好教养，旅行到遥远的地方，看过这个世界的诸多景物。由于它有幸因其美德而受到你们的眷爱，它不应如普通松鼠一样就那样逝去，而没有墓志铭。”他认真地为松鼠拟写了这样的铭文： 斯克格在此 躺着很舒适 如同小精灵 盖着厚毯子 然而，纵然有着亲人在身边，纵然享受着“伦敦的家”的温暖和朋友们的友谊，富兰克林仍不时感受到思家的剧烈痛苦，他承认“对此我无法仰制，只有对自己答应说下一个春天或下一个秋天就回去，等等等等。至于再回到这里来，一旦我回到家，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它了。要是我再计划三次飘洋过海，我这一辈子就太过分了。”在富兰克林心中，费城的家始终是他感情深处一块最最珍爱的所在。 作为科学家的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生活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 1766年冬天，在沃灵顿从事电学和化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来到了伦敦，找到富兰克林，想在编写一部电学史的著作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富兰克林慷慨地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书，并将未曾向皇家学会报告的当年风筝实验的详情细节全盘告诉了他。在普利斯特里的书完成后，富兰克林读了他的手稿，并帮助他争取被选入皇家学会。这个年轻人成了富兰克林在欧洲的最亲密的朋友。 在印花税废止以后，富兰克林有过一段短暂的闲暇。那年6月，他和约翰·普林格尔——这时已是约翰爵士以及王后的御医——一同到汉诺威的皮尔蒙特，慕名去喝那里富含铁质的水。富兰克林6月13日告诉妻子说：“如你所知，我习惯于一年作一次旅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空气和锻炼。我相信去年因为缺乏这些而有害于我，以至于我虽然不能说是生病，但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我经常疼痛。……我打算在皮尔蒙特离开他，去看看离它最近的大城市，然后在归期将至时再去与他会合。” 第二天，他们出发了。他们的确分开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一道在皮尔蒙特或汉诺威的什么地方会见了著名的弗雷厄尔·冯·蒙奇豪森，和鲁道夫·艾利奇·莱斯普。后者把前者对朋友讲述的自己的故事编纂成英文书，以《蒙奇豪森男爵的故事》为名，后来该书颇有影响。 德国皇家科学学会选举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为会员。7月19日，两人在格丁根出席了学会的一次会议。在汉诺威，他们还造访了皇家医院院长，观看了他的电学仪器设备。然后返回，于8月中抵达伦敦。 第二年8月，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到法国去游历。出发以前，他们从法国驻英国公使馆的杜兰德那里取得了许多介绍信。杜兰德曾十分详细地打听美洲的情况。对此，富兰克林的评价是，他“假意说对我非常敬仰，由于我在那次讯问中表现出的才智。他希望得到我所有的政治方面的作品，请我吃饭，问了许多问题，待我极为友善，前来拜访我，等等。我想象这个诡计多端的国家想找机会插手，挑拨英国和她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我希望我们将不给他们以机会”。 但是在法国的旅行，改变了富兰克林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印象。 9月14日，他在给波莉·斯蒂文森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两岸的船夫、脚夫那里受够了折腾，说不清哪一边的更贪婪，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但是后者尽管狡诈，却是最为彬彬有礼的。” 他注意到大多数妇女的肤色较深，但在巴黎，一些妇女肤色较白净，而且不像是靠化妆所致。他知道波莉对巴黎的时尚感兴趣，并详细地告诉她巴黎妇女化妆的办法，“我还没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位女士的化妆室去观看她们如何涂脂抹粉，但我想我能告诉你那是或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在一张纸上剪一个直径3英寸的圆孔，然后把这张纸放在你的脸颊上，让那孔的圆心正好在你眼睛下方，然后用一把刷子蘸了颜料连同那纸涂你的脸；因此当那张纸被拿开后，那儿就留下了和那圆孔同样大小的一块圆印。这就是化妆的方法，下自舞台女演员，上至各阶层女士一直到血统高贵的公主，但是就到那里为止。王后是不用它的。……” 他又说，“你看，我说到王后仿佛我见到了她似的。是的，我见到了。因为你得知道，我去了宫廷。上星期日，我们到凡尔赛去，有幸觐见了国王。他十分高雅而又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两人说话。国王很英俊，看上去很活泼，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那一晚，我们在宴会大厅，王室家族在那里公开用餐。……国王同约翰爵士谈了很多，问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王室家族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我，给我以荣耀。对此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喜欢这位国王和王后，……没有法国人想到他们的国王超过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 富兰克林认为凡尔赛宫富丽堂皇，但是保养不善。他注意到，比起伦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没有被马车和轿子所拥塞。男人和妇女都带着伞，铺路石“一般是方的，当一面磨损后就被翻过面来成了新的”。 对于习惯于费城和波士顿的富兰克林来说，巴黎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他认为法国人的风度比英国人好。“看来这里有一种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应受到尊敬；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国受到的待遇。当海关的官员正要扣留我们携带的人们在布格涅给我们的两打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时，一旦知道我们是外地人，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们到巴黎圣母院去观看一场盛大的有图形的灯展，纪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人群被卫兵挡在外面。但当那军官一听说我们是英国来的外国人，他立即就让我们入内，陪着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文雅地对待法国人？为什么让他们在有的事情上超过我们？” 可以猜想伦敦公使馆的杜兰德为了富兰克林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荐介绍。对富兰克林说来，那些“在巴黎同博学多才的人相处的日子如同一场令人愉悦的梦，直到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自己身处伦敦时才醒过来。那位在法国最先实践了富兰克林的建议、从云端取得了雷电的达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对富兰克林极为友好热忱。法国的科学家以被称为“富兰克林派”而自豪，他们中有人说，法国象英国一样，是富兰克林的国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结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电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他即将启程回伦敦时，他见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内。此人是法王的御医，是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一个学派的领袖，并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演说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当时，富兰克林对这个学派一无所知。奎斯内等经济学家却由于富兰克林是自然哲学家而对他倍加赞誉。他们读到富兰克林在听证会上的答辩后，称赞他是关于美洲情况的活档案。富兰克林则发现自己心目中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在奎斯内他们那里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学派的一些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 几个月后，他在给费城的一封信中写道：“归根结底，这个国家①喜欢超过它们实际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因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耕种，农业真正生产出新的财富。制造业只是转换形式，而且，不论它们给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什么样的价值，它们同时也消耗了同样价值的原材料等等。因此，制造业不能增加财富，唯一的优越性是以制造业产品的形式出现的货物更易于运送到外国市场上去出售”。 -------- ①指英国。 一年以后，他将他的新观点提高到了最尖锐的程度，“一个国家获致财富的途径看来只有三种。第一种是战争，如同抢劫一般；第二种是商业，这一般来说是欺骗；第三种是农业，这是唯一诚实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从播入土地的种籽收到真实的增长，并且是连续不断的奇迹。”这里，富兰克林在逐渐失去英美统一帝国的希望的同时，他注意到了英美之间的区别，他认为那是一种自然赋予的区别，即广袤的北美洲大陆可以靠农业生活；而狭窄的岛国只得限于经营工商业，他也感到了要调和这种利益上的冲突是多么困难。 富兰克林第二次访法是在1769年7月到8月间，也是和普林格尔同行。这一次，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同：由于他在一月份被缺席选举为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在法国人眼中，他便成了美洲学术界的正式代表。达利巴德夫妇、科学院和真挚的重农主义者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他高兴地发现法国对北美殖民地感兴趣，“整个欧洲（英国除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欧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威胁到自身而乐于看到英国自我分裂。我希望，我们的谨慎会推迟我们的敌人从我们的冲突得到满足”。 1770年为麻萨诸塞州的事务忙碌了一年，富兰克林在1771—1774年期间每年都出游一次，主要在英国境内观光、访友。1772年4月，阿贝·莫勒列特应舍尔伯恩邀请访英，曾同富兰克林长谈，话题广及商业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乐、物理学和美学。一天他们漫步在怀科姆贝的公园，富兰克林说他可以使身旁一条小河中被风吹起的波浪平息下来。说完，他从他们站的地方朝上游走了两百步，向水面作了些魔术式的动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动了几下。果然，水面上的微波平了下来，河水水面平滑，犹如一面镜子。朋友们纷纷惊问这是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微笑着从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来，告诉他们说，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刚才的奇迹就出现了。 在此之前，丹麦国王克里斯丁七世于1768年8月到10月间来到英国，10月1日同皇家学会的莫尔顿勋爵和富兰克林共餐。 在英国的数年交游，富兰克林结识了不少名士贵胄，他和科学界名人的交往，不仅是出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领域内的人际、学术交流，更是为了让欧洲学人通过自己了解和认识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间，英国皇家学会几乎成了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他于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当选学会参事会成员。 但富兰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伦敦有几处固定的活动场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馆，定期地去“乔治和沃尔杰”酒馆，但他最喜爱的去处是“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该俱乐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动，活动地点先是在圣保罗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后改在路德格特·希尔的伦敦咖啡屋。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莱斯、坎顿、普利斯特里（当他在伦敦时）是该俱乐部最早最忠实的会员。其他会员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动日，会员们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烟（但富兰克林不抽烟）、谈话，有时候进行激烈的争论。到9点，大家共进晚餐。 同时，富兰克林也在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尔收到富兰克林写来的一份实验报告，普林格尔粗粗看了几眼，不由得回忆起他们同游荷兰的情景，他记得有人告诉他们说运河里的船在运河里水位低的时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时候慢得多。富兰克林写来的就是关于船速在深水和浅水中的差异的实验报告。 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回到英国以后，正如往常一样，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问那些船夫说，他们是否感觉到在浅水和在深水中划船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他们全都这样说，事实上，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们的说法却各有不同”。富兰克林的解释是运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须一次次地将相当于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样体积的水排往它后面去；水在这样移动的时候必须经过船的两侧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去；如果船底的水的这种移动受到水浅的阻碍，更多的水必将流经船的两侧，并且流速也会急一些，这就使船行进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动；或者，船前行时，船后的水位变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面由水位之差异造成的水的重量压向后退，由于要不断克服这一重量，船的移动便减缓了”。 富兰克林不仅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还将其付诸实验。他准备了一只水槽，水槽内部的长、宽、高分别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里面盛上水，水面离水槽边缘半英寸，这代表一条运河。再制作了一只船的模型，6英寸长，2．25英寸宽，1．25英寸深，船头的一端系一条丝带，另一头安上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铜滑轮，用一个一先令的钱币用带子坠在水槽的一头，穿过滑轮便可牵引小船匀速前进。富兰克林在船前进时，数数记下在不同水深时所用的时间——当时没有带秒针的表，得出的结果是当水深1又1/2英寸时，船速为101；当水深2英寸时，船速为89，当水深4又1/2英寸时，船速则减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或浅水中行船，船速之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那年复末，在忙着一年一度的旅行之余，富兰克林的研究方向又急剧而又自如地转向语音学和拼写改革。 富兰克林分析了英语的语音，认为在英文字母中有6个字母是多余的，即c，j，q，w，x，y，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他相应地制定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在1779年发表问世。他的《关于新字母表和改革拼音模式的计划》一书没有完成，但他所作的语言分析像从那以后人们所作过的一样是基本的，尽管还不够详尽。他对拼音的改革是从企图改变当时书面语言阻碍了英语语言的发展，语言被文字拉了后腿的现状出发的。他的改革计划将是革命性的，也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1769年，富兰克林当选了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后，发表了他的修订过的第4版《电学实验与观察》，内中增加了《哲学题目信札集》，是写给多位亲友的信件，内容涉及包括植物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后来，该书于1772年12月被巴尔杜·杜勃格译为法文，在1773年7月出版。 1772年，富兰克林受到军械局的咨询，内容是关于如何保护设在普特弗利特的军火库不遭雷击。5月28日，富兰克林登门造访，并建议他们用避雷针。3年前，曾遵照他的建议在圣保罗教堂顶上安装过一枚。问题提交皇家学会解决，皇家学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解决此事，富兰克林是委员之一。8月21日，富兰克林起草了一份报告，外加一份长篇解释。但是，曾为富兰克林画肖像的电学家威尔逊却反对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委员提议用尖头避雷针，而威尔逊认为尖头避雷针会把雷电引到军火库来，钝头的避雷针更合适。最后，尖头避雷针被采用了，但威尔逊却出版了一些反对这一做法的气极败坏的小册子。富兰克林拒绝对它们作出还击。在美国革命爆发后，火药库被雷电击中，尽管没有被毁坏。乔治三世马上站到威尔逊一边，并命令在军火库和他的王宫都装上钝头避雷针，似乎是要以此来鄙薄“反叛的”富兰克林。 皇家学会会长普林格尔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支持乔治三世，反而指出这是偏见，他被迫辞去了皇家学会会长一职，并被解除了御医的职务。 1773年，富兰克林感兴趣的两个主要研究课题是感冒和油对有浪的水面的作用。 对前一题目，他通过观察自己的切身经历，尽管他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听说到“病毒”的字眼，他已怀疑得感冒往往不是因为受凉，而是由于和生病的人密切接触，通过某种“质地特别的空气”而感染的。 至于油对波浪的平息作用，富兰克林不满足于前一年在怀科姆贝的小型实验，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以证实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富兰克林对此感兴趣，要追溯到1757年乘船前往伦敦的海途中，他发现有两艘海船在放出污水后的那片海面比附近海面平滑得多。当时，他乘坐的那艘船上的船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排放出来的脏水中的油污起了作用。这一解释使富兰克林联想到幼时读过的书中，普林尼①曾说他那个时代的水手在遭遇狂风暴雨时，为了平息海上的巨浪，往往向海里倾倒油脂。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心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克莱帕姆的一个半英亩的池塘中的实验获得了成功，用一茶匙油便平息了整个池塘的波浪。而后，他便准备在海上进行一次大规模实验。 10月中，富兰克林偕同三名皇家学会会员来到了朴茨茅斯，在一个刮风的日子里，乘坐一只大艇②和一只驳船从哈斯拉尔医院和吉尔凯克尔附近的一个地方之间驶离海岸14英里，他们一行中的一组人在吉尔凯克尔附近那地方留在大艇的对岸，以便观察海浪并作记录，另一组人乘驳船从大艇迎风驶出到距大艇也是14英里处，然后向海面倒油。但是，这次实验的主要方面未能成功，因为从岸上没有观察到覆盖了油的海面与附近海面有什么不同。然而在大艇上的人们包括富兰克林，却观察到倒油的驳船处到大艇之间出现了一整块平静的海面。 -------- ①普林尼（23—79年），古罗马学者。 ②大艇，商船上最大的艇。 富兰克林为了有利于未来的实验，这样对失败作了解释：一是海水受风的作用而起波浪，风的作用会持续不断影响海水；二是时间长一些，效果可能明显一些；三是倒出的油数量可能不够。这些结论是在详细分析了海水在风的推动下涌起波浪的原理后作出的。 富兰克林的这篇报告在皇家学会宣读以后，于1774年6月2日发表在学会的《会议记录》上。11月，它又在巴黎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从这家刊物，它被译为荷兰文。这一实验后来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里顿的小范围的实验中获得成功，但都没有达到富兰克林的“大范围实验”的规模。 在这一时期（1772年8月），富兰克林被法国皇家科学院接纳为“外国会员”。 与富兰克林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学术圈子里广交朋友、声名大长同时，英国政界的最高当局英王和内阁对他却怀有另一种感情。 他们看出，这个美洲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向他们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英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会使他警觉并积极采取行动，或游说于各方面要人家中，或撰稿于报刊动员公众舆论，措辞尽管永远不失分寸，却绝不让步。此外，内阁中近来颇受英王宠信的诺思勋爵是希尔斯伯罗的朋友，希尔斯伯罗对富兰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为朋友鸣不平的愿望都影响了诺思对富兰克林的个人观感。英国当权者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时机。 1773—1774年之际，机会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麻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于1768—1769年写的6封信和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于1767—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看来是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赫金森和奥利佛身为麻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在1765—1766年期间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一怒之下，毁坏了他们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在给英国官方的信中多次建议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实行高压政策，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所谓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奥利佛则主张“王室的官员应制定独立于州议会”的措施，等等。他们的信寄达惠特利手中后，被转呈格兰维尔、诺思等内阁大臣，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对1768— 1769年英国当局对北美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势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证实了波士顿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塞缪尔·亚当斯关于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如赫金森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最高当局有秘密通信联系的怀疑。 这些信被一些内阁大臣阅过后，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没有还给惠特利，而且落到其他人手中。这些人把它们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应该让麻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应该对准谁，让反抗斗争逐步升级的北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意识到英王和英国内阁是误信了这些人的报告和建议，才对殖民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这样，富兰克林在1772年12月2日给库辛的信中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将10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 在此事事发之前，英国内阁对富兰克林日益怀有敌意。1773年7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在他的朋友、英国邮政总监勒·迪斯宾塞家作客，诺思也在那里。富兰克林后来写信告诉他的儿子说，“我们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谈话，一道吃饭，可总共说了不过三句话”。但富兰克林不会在这样有意的冷淡面前退缩，他维护北美殖民地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的斗争方式之一，是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一些寓言故事，讽喻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其中的一篇名为《普鲁士王之敕令》，文中的普鲁士王弗雷德里克大帝向普鲁士的殖民地不列颠发出敕令，指责不列颠不向普鲁士输捐纳税，尽管普鲁士“在上一场战争中为保护这块殖民地和法国军队打过仗”，他肯定不列颠不应该反对普鲁士的“公正而理智的管理”，因为这是模仿不列颠自己的作法而实行的，也是“从不列颠用于对待它自己的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的好政府的国会法律，不列颠王公们的指示，以及两院的决议”中引用来的。文章见报的那天是1773年9月里的一天，富兰克林和一些朋友正在勒·迪斯宾塞勋爵的家中。那天的邮件到了后，一位名叫保罗·怀特里德的朋友把报纸的内容浏览了一遍，告诉了那间房里的人他发现了什么，然后他拿着报纸，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富兰克林正和勒·迪斯宾塞等人聊天的房间，说，“看吧，看这儿，这是你要的新闻！这儿是普鲁士王，向我们这个王国要求权利呢。”听了他的话，房里的人都楞住了，富兰克林也一样。接着，怀特里德读起那篇文章来，刚读了两三段，一位在场的先生说：“去他的厚颜无耻吧！我敢说下一趟邮差送来的报纸上就该登消息说，他正率领10万大军逼近前来支持他的要求呢！”怀特里德则对富兰克林说，“如果这不是你对我们开的美洲式玩笑，就让我被吊死。”说完又继续读那篇文章，刚读完，人群中早已是一片笑声。一位将军说：“这是公平的一击。”勒·迪斯宾塞勋爵则将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保存起来了。富兰克林的一班英国朋友对他的讽喻是理解和同情的。 还有一次，也是在勒·迪斯宾塞家中，富兰克林又开了一次“美洲式的玩笑”。那天，人们的话题转到了寓言家伊索、拉封丹等人身上，当场便有人说，他认为所有的能想象到的动物寓言已被写尽了。富兰克林却说这方面题材是取之不尽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当下便写出了一篇鹰和猫的寓言。故事说，有一只鸟中之王鹰，展翅盘旋在一家农舍的院子上空，看到一只猫在那儿晒太阳。鹰错拿它当做一只老鼠，便俯冲下来，抓住了它，带着它飞上了天空。想要吃掉它。那只猫转过身来，把爪子抓入鹰的胸脯。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张开鹰爪，想让猫掉下去，但猫不愿从这么高的天空摔下去，爪子却抓得更紧了。为了摆脱这样的窘境，那只鹰发现必需将猫放回到抓住它的地方去。 和这篇寓言相似的是一只大猛犬和一只幼狮的故事。第三篇说的是母牛和农夫：一群母牛长期以来为一个贪婪的农夫提供大量的牛奶、奶油和奶酪。但农夫却抱怨母牛消耗了他的青草，最后他把青草割了晒干卖钱，但仍指望从母牛身上挤到牛奶。母牛被他的无理做法激怒了，决定将来它们互相吮干它们的奶。 这三篇寓言显然都是在警告英国当局不要在对待北美殖民地的问题上犯错误。然而富兰克林那天在朋友们面前当场写出它们来倒真是开了个玩笑，因它们是早已写好了的，并且发表在1770年1月2日的《公众广告》上。 1773年下半年，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茶叶，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在唐森德条例被废除后，茶税仍然保留着。殖民地商人仍用走私的办法运进茶叶。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救济濒于破产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条例，准许该公司在北美殖民地廉价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并只对东印度公司征收轻微的茶税。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比走私的茶叶价格便宜百分之五十。为了贯彻实行这一条例，英国政府重申：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的茶叶。而东印度公司在运进茶叶的同时，还可以捎带运进其他货物入口，因而必将干扰殖民地的市场。殖民地的走私商人感到恐慌了。各殖民地走私商人便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发动群众，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运来北美殖民地销售。在费城和纽约，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拒绝卸货；在查尔斯顿，茶叶虽然运上了岸，但不准其发售；在波士顿，一批青年在绰号“走私王”的韩寇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的支持下，组织了波士顿茶党，于1773年12月16日，面涂油膏，头戴羽饰，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艘茶船，将价值1万8千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入海中；在纽约、纽泽西等地，也都相继发生倾茶事件。 波士顿茶党行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富兰克林不以为然。他认为倾茶事件是“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而在这时，他自己的一场莫大的麻烦已经近在呎尺。 12月初，赫金森信件之事在伦敦造成了一段丑闻。那些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9月份就遭到人们闲言碎语的指责，说是他让那些信件公之于众的。原来，麻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赫金森的州长和奥利佛的首席检察官的职务。于是，赫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受到舆论谴责的威廉·惠特利矢口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他回忆起1772年10月，正是在这些信被转寄到美洲去前不久，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向他要求看看他自己从美洲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一些信，在得到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的允许后，拿走了一些信。由于1757年曾同船横渡大西洋的缘故，坦普尔认识富兰克林。 对惠特利的揭发，坦普尔的回答是，在他当初看过和取走的信中，并没有那些被公开的信件，只有他自己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接下来，两个人通过报纸展开辩论。后来，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然后两个人于12月11日在海德公园用枪和剑决斗了一番。结果是惠特利受了伤，而两人的仇怨并没有因为决斗而化解。 在这整个纠纷中，没有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自己最初也保持沉默，因为他曾答应库辛，既不暴露信是从他这儿寄走的，也不把信是寄给库辛的秘密说出去。在惠特利和坦普尔决斗前后，富兰克林出城去了，直到事情发生过后才知道。当时，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问题已告结束，我仍然保持沉默，直到我闻知在惠特利先生恢复体力后，决斗可能还要进行一次，而惠特利先生正在逐渐康复。这时我认为该是我出来说话的时候了。由于这场纷争是因公众舆论而起，我就采取了能够平息公众舆论的最简捷途径”。 在圣诞节那天，他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说明那两人对此事一无所知，毫无干系，“是我一个人得到这些有关信件，并将他们转寄到波士顿的。惠特利先生不可能传递它们，因为这些信从来就不在他的手中；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取走它们。” 1月5日，富兰克林写信给儿子说，他已经承认了寄出那些信件，对此“我们的朋友坦普尔先生没有介入。这就把一些指责吸引到我的头上了。但是随着我越来越老，我也越来越不在乎被指责，只要认为我做得对。而使一位蒙受了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损毁的朋友得到解脱，我感到欣慰”。同日，他在给库辛的信中写道：“把坦普尔先生从不应受到的、没有根据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一些人告诉我说，我承认弄到并寄走这些信是欠审慎的，因为当局会因此而不满。我并不为此有太多的忧虑，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必当承担后果”。 富兰克林的登报声明，只是自己个人承担了一切责任，对他得到这些信的来源和在波士顿的收信人，他一直严格保守秘密，在伦敦的哪三个人给了他这些信，时至今日仍然是一谜。因此，英国当局的怒火就一股脑地集中到他身上了。 1月8日下午，星期六，富兰克林得到通知说王室枢密院种植园事务贵族委员会准备在下个星期二倾听麻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和奥利佛职务的请愿书。富兰克林马上通知了同为麻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阿瑟·李（当时他在巴斯）和麻萨诸塞州参事会代理人的博兰。博兰反对请律师帮助。 1月10日（星期一）下午，富兰克林接到通知说州长和首席检察官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杜特已受到召见以提出意见。富兰克林由此得知自己已被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上。 第二天，在举行听读会的科克皮特，比平时更多的贵族出席了会议，副检察长亚历山人·韦德伯恩出场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护。在宣读了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以后，委员会指定由富兰克林提出论据。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委员会的唯一攻击目标，便提出需要律师在场。这样，会议延期二个星期举行，各自散去做准备去了。 这时，听读会的事在伦敦已是满城风雨。各种各样的传闻在城里不胫而走，有的说，内阁和朝臣对富兰克林转寄信件之事极为恼怒；有的说有关方面在考虑逮捕富兰克林，没收他的文件，把他关入监狱，只不过是认为在听读会过后再采取行动更好；有的说，实际上，在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在宣读之前，就已被决定弃置不论了，麻萨诸塞州议会将受到审查，而州长等人则将受到表彰。消息来源于何处，不得而知。 实际上，无论富兰克林和他的律师约翰·邓宁——前检察长和约翰·李——后来的检察长如何努力，也扭转不了在贵族委员会前辩论时的逆境。因不富兰克林已经承认了自己转寄那些信件的事实，又拒绝披露其过程，他只能忍受韦德伯恩对此进行的一切指责。此外，这次会议是英国当局蓄意安排的，从选择了副检察长来为赫金森和奥利佛辩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内阁的意图。况且，韦德伯恩在俄亥俄公司的问题上同希尔斯伯罗立场一致，坚决反对王室授予该公司土地，又同死去的托马斯·惠特利交情甚笃。关于这次听读会的安排，可以看作是英国当局的借题发挥，借机使他们头痛的富兰克林声名归地，来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读会召开的期间，波士顿又传来了新的毁茶事件的消息。 1月29日，听读会按时召开。在枢密院的会议室里，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张长桌前就座，会议主席高尔坐在桌子的首席。旁听席不设座位，旁听者只能站着。旁听席中，纽约州代理埃德蒙·柏克站在主席座位旁的椅子后面，和他在街上相遇后结伴而来的普利斯特里站在他下首的一把椅子后面。姗姗来迟的诺思本人站在普利斯特里对面的椅子后面。其他与会者和旁听者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所有的朝臣都得到了邀请，如同出席一个招待会。在一大群听众之外，不少于35名的枢密院成员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如此神气”。 在将被征询的人中，韦德伯恩和莫杜特代表麻萨诸塞正副州长，博兰代表州参事会，富兰克林通过邓宁和约翰·李代表州议会。其他还有已被选定将接替富兰克林任麻萨诸塞代理人的弗吉尼亚的阿瑟·李，有曾代表坦普尔向惠特利挑战的南卡罗来纳的拉尔夫·伊泽德，有还未变成对革命的两面派的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富兰克林本人站在房间一头的壁炉左边，正对着长桌边的那群贵族。他偶而向人群中扫去几眼，看到了也在旁听席中的舍尔伯恩勋爵和年轻的杰里米·本泽德。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朋友。 听读开始了。富兰克林写给达特茅斯的附有请愿书的信、请愿书、议会决议，最后还有那些信，一一地读了一遍。然后富兰克林的律师邓宁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说，这不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也不是检举弹劾，州议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并没有提供证据，作为那个殖民地不满的证明，州议会只是诉诸英明和慈悲的国王，来请求恩惠即撤消州长们的职，以平息目前的不安定，恢复古老的和平与统一。 听到这里，韦德伯恩，站在主席右首的两名枢密院成员之间，开始为州长辩护了。他说，“这个问题之重要意义在于涉及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佣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 他在叙述了州长们的施政经历后，说是议会自己的不轨行为招来了英国的军队，而不是州长的请求。而议会对州长的恶感应“归咎于富兰克林博士。所以富兰克林博士才是这场阴谋的第一策划人和主要的导演者”。 至于富兰克林如何得到那些信，韦德伯恩断定富兰克林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获得的，“除非他是从偷了那些信的人那里盗取的”，因而他希望委员会“给这个人打上印记，为了我们国家、欧洲乃至人类的荣誉。……他玷辱了社会和人的尊严”。他把富兰克林那篇为坦普尔和惠特利洗刷罪名的声明说成是“表达了最冷酷、最有意为之的恶意”。 然后，韦德伯恩攻击富兰克林“满脑子装的是‘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思想，所以他很容易滑向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而一名外国大使是可能“贿赂一个恶棍去盗窃或出卖任何国家文件的”。他建议，对富兰克林“不论他在波士顿教了人们些什么，他至少在这儿是臣民，臣民伤害了另一臣民，就该负法律责任”。说到这里，韦德伯恩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 他把富兰克林的目的说成是富兰克林和麻萨诸塞州议会互相利用，把对方当作工具，来弹劾州长，目的是自己当州长，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超过罗马皇帝的暴君”。 最后，韦德伯恩大肆颂扬了州长们一番后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暴风骤雨般的攻讦诟骂中，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目光中带着某种圣洁光彩的灰色眼睛迎着面前这些人满怀敌意的表情，听着委员会不仅不作丝毫征询和核查，反而以一阵阵掌声相应和，他的目光中只有冷静。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抗辩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在当时，沉默似乎意味着认罪，但只有沉默，从长远看来，才有可能转化为二人中的强者。因为这时的沉默，也代表无言的蔑视。 即使是在当时，富兰克林最感忧虑的仍是英美关系的前途。2月15日，他给库辛写信时，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人们以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一定十分愤怒。……但真的，我为我个人而有的感受早已消融在我对公共事务的忧虑中。当我看到所有的请愿和怨忿对当局来说是如此可憎，而唯一传输它们的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破坏，我便不知道和平和统一该如何在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下去或得到恢复。” 就是这样怀着为自己而感到的愤怒和为美洲而感到的绝望，富兰克林以其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韦德伯恩的长篇攻击。 委员会的决议是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麻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韦德伯恩走出会议厅来到接待室，受到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富兰克林独自一人静静地回到家中，已经是星期六下午很晚了。 第二天，富兰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看来，当局在听读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 2月7日，枢密院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英王否定了请愿书。 莫杜特把“全套赫金森信札”公开发表了，加上了关于政府处理此事经过的叙述以及韦德伯恩讲话中和这些信件有关的部分。15日，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库辛，“他讲话的这一部分被认为恰到好处因而被印了出来，目的是贬损我的名誉，特别是破坏在大洋彼岸你们那里对我的敬意。但那诋毁中更为粗鄙的部分被略去了，我想，那些恶言显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把它们在纸上印出来也太不堪入目了。因此，印出来的讲话比起它本身来，要体面得多”。 在听读会后，富兰克林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作一回击，写了“关于赫金森信件的短文”，文中说，他在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屡屡受到人们的审查，“对这些审查，我一般都报以沉默。我觉得，如果它们是正当的，我当改正而不是抗辩；如果它们是不正当的，那么短短的时间过去，我的清白必将得到证实。对那些洒泼到我人格上来的污秽之物，我任它们留着，我并不努力要除去它们，那反而会弄得满身都是，而是指望着那些东西干了以后便会自行脱落，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但这篇反击的文章未能发表，一直到富兰克林的身后，它也未能面世。 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来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富兰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请相信，我没有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我之所为与人之荣誉和对我王及我国的职责是完全相符的。这一点必将大白于天下，正如它们现在就已为此间了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样。我发现在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确失去了一点他们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点东西，但没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确，韦德伯恩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讦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听读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它愤愤不平，柏克认为韦德伯恩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舍尔伯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普利斯特里则气愤之极，后来在接待室里当韦德伯恩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希普利在这一年里所写的《早已想说的话》中批评政府对麻萨诸塞的政策，赞扬“北美是世界上仅存的自由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捍卫者”。 在美洲，由于富兰克林的副手和预定的继任者阿瑟·李急于占据这一职位，对于富兰克林年复一年地留任颇为不满，甚至写信告诉波士顿方面说富兰克林颇受英国大臣（甚至包括希尔斯伯罗在内）的影响，得到麻萨诸塞激进派的应和——他们早已认为富兰克林的立场和斗争方法太过温和。但关于1月29日听读会的消息传到麻萨诸塞，所有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敌对者的谩骂攻讦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职后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麻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议会在伦敦的事务。 1774年，英国当局在绝不准备让步的前提下，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颁布了五项高压政策的法令，以报复倾茶行动，加强镇压。这5项法令是：封闭波士顿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顿人民偿付被毁茶叶的价款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取消麻萨诸塞自治的条例，即取消麻萨诸塞地方宪法，改组其政治机构，州参议院议员、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长任命；新驻营条例，扩大了1765年驻营条例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权限，规定英军可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司法权条例，规定英国官吏如犯罪，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魁北克条例，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这5项法令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激到了最高点，那里的人民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议运动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6月，塞缪尔·亚当斯起草公约，号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货，各地纷纷响应；1772—1774年，从麻萨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后建立起已经演变为反英斗争的革命组织的通讯委员会；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会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提出来了。 远在英国的富兰克林，始终心系自己的祖国——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转到用革命来最后解决英国对殖民地的镇压、剥削上来。此时的他已对英国内阁甚至英王不抱什么希望，但囿于维持统一的英帝国的宿愿，他仍担心英国的疯狂镇压措施会激起殖民地的民变；他一面认为从英国国会不可能得到什么，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会引起英国内阁更迭，使开明的英国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柄；他一面告诉妹妹简，他再也不愿见到英国官吏，但在内心深处，劝说或推动当政者改变政策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泯灭。 而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的人士对于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忧虑不安，他们也在寻找某种渠道来和殖民地人民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率先走出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萨姆勋爵。 1774年8月，富兰克林在布莱舍尔姆斯通乡下度夏回伦敦的途中，经过肯特郡时，顺访朋友约翰·萨金特。萨金特告诉富兰克林，住在附近的斯坦侯普勋爵期待他们两人去做客。待到了斯坦侯普的宅邸，他们又被告知，卡萨姆勋爵想见富兰克林。 第二天，卡萨姆到斯坦侯普家将富兰克林接到黑斯——卡萨姆勋爵府。富兰克林在这里受到礼遇，卡萨姆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和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敬意，仔细询问了殖民地的近况，谈到当局对麻萨诸塞采取的措施，言辞间颇有不以为然之意。他表示，殖民地的法定权利应该受到尊重。 富兰克林抓住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英国的有识之士发挥作用，纠正目前内阁的错误作法，以恢复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和平与团结。 卡萨姆赞许富兰克林的如此愿望，但认为共同反对内阁难以做到。因为英国的不少人认为北美殖民地企图独立或至少摆脱航海法的约束。富兰克林则否认了殖民地有独立的意图，但指出目前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不是从整个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惜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卡萨姆同意对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应该加以修改。 不论卡萨姆是从统治手法和统治后果的选择来考虑，而富兰克林则是出自真诚的政治理想，两个人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设法恢复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点就成为他们后来合作的基础。 9月，英国国会改选，其人事变动决定了它仍将遵王室的意图行事，而英王乔治三世在7月份接见了刚从麻萨诸塞来到英国的赫金森，听说封锁港口的决议生效，从而使波士顿人感到沮丧、不日即将屈服的消息后，自以为高压措施已经奏效，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处境日益艰难，内阁中的人散布流言，使人认为他是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误会的根源。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以避免被捕。但使双方达成和解的希望支持着他继续留在英国。 11月17日，富兰克林的侄孙约赛亚·奎恩西从波士顿来到伦敦探望他这位下同凡响的舅爷。奎恩西和一般的波士顿人一样受到阿瑟·李去信的影响，曾经一度怀疑富兰克林亲英。但见面后不过两个小时，奎恩西心头的疑云已散。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富兰克林的思想“明确而大胆”，“他和我一样对美洲自由的胜利满怀希望”。奎恩西在伦敦期间和富兰克林相处得甚为融洽。11月24日下午，富兰克林和普莱斯引见奎恩西出席了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富兰克林还带侄孙到“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参加其活动。12月初，富兰克林原拟邀请奎恩西同去希普利主教家去度圣诞节，但没有去成，因为在那前后他们没能见上面：奎恩西到巴斯和舍尔伯恩家去了，富兰克林却留在伦敦。1775年1月17日，奎恩西在斯蒂文森夫人家同夫人及其几位女友为富兰克林祝贺他踏入人生途旅中的第70个年头。几天之后，奎恩西病倒了。富兰克林的医生也是朋友福瑟吉尔前来为他治疗，并将他送往伊斯灵顿休养。 奎恩西不知道，在他旅英期间和富兰克林短时间分开的一些日子里，富兰克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为弥合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嫌隙的最后努力。 除了同卡萨姆勋爵保持密切联系外，富兰克林还和另一批同卡萨姆怀有类似意愿的英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接触。事情的起因却始于富兰克林同一位女士下棋。 11月初的一天，富兰克林在皇家学会，一位会员雷珀先生找到他说，有一位小姐很想同著名的富兰克林先生对弈，并自信可以下赢这位科学家，所以拜托他代为联系，请富兰克林到她家中去。雷珀接着解释说，这位小姐是豪勋爵的一位姐妹，她有一些熟人，一定会使富兰克林喜欢的。富兰克林听了后，最初感到有些意外，但随即回答说自己已经久不下棋了，如果雷珀先生和豪小姐认为合适，他愿意奉陪。 当下，雷珀将豪小姐的住址告诉了富兰克林，请他尽早去，而且不需要进一步的介绍。富兰克林答应了自己直接去，却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自己上门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对弈。因此，他不禁延搁了些时日。直到30日那天，在皇家学会的选举宴席上，富兰克林又见到了雷珀。雷珀提起他上次的允诺和没有守约的事，并请富兰克林指定一个日期，他去邀约富兰克林一同前去豪小姐家。富兰克林被雷珀一提醒，不觉有些发窘，便答应在第二个星期五（12月2日）一定前去。 到了那天，雷珀果然约请富兰克林去了那一家，豪小姐已等在那里。几局棋下过后，富兰克林感觉出豪小姐谈吐通情达理，举止优雅怡人，于是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几天后再来造访。富兰克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位新相识——一位淑女——的背后竟有着迫切的政治图谋。 原来，富兰克林的朋友福瑟吉尔又是内阁中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的医生。达特茅斯企图通过福瑟吉尔和富兰克林取得联系，福瑟吉尔同意了。福瑟吉尔完成这项使命的伙伴是和美洲做生意的教友派商人、银行家大卫·巴克利。巴克利有一个在内阁中任大臣的朋友海德勋爵——前外交、邮政官员，现任兰开斯特公爵事务大臣。他们的安排似乎是通过富兰克林和豪小姐下棋这一“偶然事件”，给豪小姐之兄弟豪勋爵以机会和富兰克林交谈。因为达特茅斯以其阁员身份，不便直接同富兰克林接触。而豪勋爵的长兄在美洲的乔治湖被法国人杀害，麻萨诸塞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他的另一个兄弟威廉·豪爵士将军曾在路易斯堡和魁北克作战，现为国会议员、海军上将，他希望和富兰克林成为朋友，并通过富兰克林和殖民地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样，曾备受内阁诽谤和羞辱的富兰克林，现在在英国成为空前重要的人物，阁员、国会反对派、商人、学者全都瞩目于他，希望他拿出摆脱目前恼人的困境的办法。 实际上，在富兰克林第一次同豪小姐下棋的前一天，巴克利就拜访过他。巴克利希望富兰克林提出殖民地和英国和解的条件，但富兰克林认为已无和解希望。然而豪小姐也逐渐地参与了进来，在下棋的同时，她小心地把话题引向英国同殖民地的关系。她说：“对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争端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可不要打内战。” 富兰克林说：“他们应该相互亲吻，成为朋友。吵架有什么用？只会使他们同归于尽。” “我常说，”豪小姐又说，“但愿政府能起用你来为他们平息争端，我相信没人能干得比你好。你认为这事是不可行的吗？” “毫无疑问，小姐，如果双方都着手和解的话。因为这两个国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毋宁说是一些细节问题，两三个有理智的人在半个小时里就可以解决它。我感谢你乐于对我有这样的良好看法，但大臣们决不会想到派我去做这样有益的工作，他们宁愿诽谤我。” “唉，”她说，“他们那样对待你真是可耻。真的，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为那么做而感到羞愧了。” 这些富兰克林以为是偶然而作的交谈并没有使富兰克林想得更多，但不知不觉中已为他在当晚和福瑟吉尔的约会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见面时，富兰克林发现巴克利也在那里。经过一番商谈，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和解计划。三人约定下星期二见。 第二个星期二，富兰克林得知英军的盖吉将军已率部“将波士顿变成一堆灰烬”，决定放弃原拟计划，而代之以17条双方“对话要点”。 当晚三人讨论富兰克林的“17点”。 在商业问题上，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可以宣誓在英国同外国交战时帮助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商业垄断，但要废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条例。福瑟吉尔和巴克利先是反对废除那些条例，但后来又答应重新考虑。于是双方达成妥协。 关于殖民地权利问题，富兰克林提出美洲殖民地承诺对英国的义务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英国必须将殖民地的立法权还给殖民地人民，并且不在和平时期征税。富兰克林特别强调，坚决反对英国国会改变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宪章，表示为捍卫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于是，双方的分歧就出现了，如对于不得殖民地立法机构同意，英军不得进驻殖民地等。 商谈结果到了海德或达特茅斯那里后，被认为是“可以说看到了一线光明”，但认为条件“相当高”。 12月18日，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到了，富兰克林、博兰和阿瑟·李将它呈交达特茅斯。富兰克林暂时中断了和福瑟吉尔及巴克利的活动，直到圣诞节，才通过豪小姐的安排，同豪勋爵见了面。富兰克林答应草拟一份条款。 同时，就在第二天，富兰克林把大陆会议的请愿书呈递给了黑斯的卡萨姆勋爵。卡萨姆除了对一点有些异议以外，盛赞了这份请愿书。富兰克林向他指出在波士顿驻扎英军——或许这就是卡萨姆存在异议的一点——的危险。卡萨姆同意在上院为请愿书说些话。 富兰克林第二次同豪勋爵见面时，豪勋爵拿出了巴克利交给他的“17点”，说这些条件不可能在国会通过，他请求富兰克林重新考虑一份计划书。富兰克林拒绝了。他提出，既然“17点不能被接受，希望内阁提出他们自己的。豪勋爵答应几天后作出答复。但是几个星期过去，内阁方面毫无动静。 原来，豪和内阁研究后，以为富兰克林在玩弄外交手腕，以为他从大陆会议得到授权和指示，准备在和英国政府有关人士打交道中随机应变，看准有利时机才作出妥协。因而没有继续和富兰克林交涉。 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海德之间进行的谈判也没有结果。最后，福瑟吉尔到富兰克林那里去，告诉他说达特茅斯认为“17点”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但有些是“不能同意或不可行的”。 1775年1月20日，卡萨姆约见富兰克林，告诉他说，自己准备第二天在上院提出关于北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希望他能在场，并将提案的原稿让富兰克林过目。提案建议请求国王从波士顿撤回军队，并在高度赞扬了大陆会议的行动的同时，肯定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压迫性法律的行动。指出美洲人所做的正是英国人决不会忘记做的，这就是：捍卫英国的自由。这份议案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啻是在代富兰克林发言。 第二天，富兰克林如约去了上院，卡萨姆在门外迎接他，拖着因病痛而微跛的腿，挽着富兰克林的胳臂，高声对看门人说： “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我准许他进入上院。” 门开了，富兰克林和卡萨姆进入上院。提案被宣读了，另一位杰出的发言人卡姆登勋爵表示和卡萨姆勋爵持同一立场，其他几位贵族也作了精彩的发言。然而，提案却没能得到大多数议员的赞同。表决的结果以68比18之票数否决了提案。 那以后，卡萨姆告诉富兰克林，他有一个弥合英国和殖民地的分歧、恢复帝国和平的计划不久将在上院提出。但在后来的几天中，两人忙于其他事务未能见面，富兰克林无从知晓“计划”的内容。 直到27日，富兰克林应卡萨姆的邀请乘邮车登门拜访，卡萨姆才将自己的计划向富兰克林和盘托出，在此之前，他只把计划内容告诉过卡姆登勋爵。 29日，卡萨姆亲诣富兰克林的住处，将已写成议会提案格式的计划交给他。计划的内容大致如下：英国议会有权将北美殖民地纳于帝国的利益之下，英国国王有权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向殖民地派遣军队，但只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税，而且殖民地的宪章不可侵犯；建议大陆会议成为官方的永久性的机构，但要求它为帝国的利益授予豁免权。 富兰克林看过计划的内容，只在其中“宪章”一词之后加上了“宪法”两字。其他的，他并无异议。 2月1日，星期三，斯坦侯普勋爵受卡萨姆勋爵之托，前往富兰克林住处，用马车把他接到了上院。那时，上院议员已经到齐，卡萨姆勋爵作了精彩的发言，来介绍、解释和论证他的计划。卡萨姆刚一坐下，达特茅斯勋爵便站了起来，十分得体地说，如此关系重大的议案不宜立即表决，应将它放到桌面上仔细加以考虑。卡萨姆对此完全同意。看来，达特茅斯已受到了通过巴克利和福瑟吉尔同富兰克林进行的谈判的影响。 然而这时，对富兰克林和北美洲殖民地人民抱有敌意的桑德威克勋爵站了起来，暴躁而激烈地完全反对接受它。他表态说，这个计划应该受到它应得的蔑视并遭到否决，它看来完全是出自什么美洲人的手笔。桑德威克说到这里，把脸转向了富兰克林，说他猜想他已看到了那个起草这个计划的人，是这个国家所曾有过的最凶恶的敌人。这时，正如富兰克林后来自己所写的： “这使许多贵族的眼光都落到我的身上。但是，由于我并没有认为这是我写的，所以我面部的表情纹丝不动，仿佛它是用木头雕成的”。 桑德威克的话音刚落，卡萨姆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肯定说，计划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宣布，如果他有幸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大臣并注意到解决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他将毫无愧色地承认接受过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熟知全部美洲事务；这个人，他要说，“整个欧洲由于他的知识和智慧而予之以高度赞扬，把他和我们的牛顿和波尔等量齐观；他不仅享有英国的尊崇，而且享有人类本性的光荣。”富兰克林感到“比起前面的过分夸张的诽谤来，我更难以承受这过甚其辞的赞扬。因此我尽可能保持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仿佛没有感到这是在说我。” 卡姆登、舍尔伯恩、里奇蒙德公爵和曼彻斯特公爵和其他一些贵族纷纷发言赞成对卡萨姆的计划加以考虑。但是内阁大臣们同意桑德威克的意见，达特茅斯没有敢坚持己见来与他的同僚作对，立即表态改变先前的立场。于是，由这么重要的人物提出，受到那么多才智之上支持的建议，立即遭到了否决，“如同轻蔑地对待一个醉汉所唱的民歌样”。 这以后，英国政府的镇压加剧了，武力镇压和商务限制双管齐下，目的是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2月4日，富兰克林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和巴克利和福瑟吉尔进行了会谈。福瑟吉尔提到战争的恐怖。富兰克林对其“17点”作了调整，3点被放弃了，4点得到接受，其余各点也都作了程度不一的修改。 16日，富兰克林和巴克利、福瑟吉尔第二次会谈，巴克利带来了一份草案作为富兰克林和内阁大臣妥协的谈判基础。根据草案，内阁压倒一切的愿望是麻萨诸塞人认罪和屈服的行动。他们提出，那一殖民地的代理人应在给英王的陈情书中保证赔偿被毁茶叶；在赔偿茶叶后，波士顿港口才予开放。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倒愿意作出保证，但恐怕没有时间说服麻萨诸塞人同意；而且“如果这样一个保证生效的话，那么英国国会关于麻萨诸塞的所有决议都得立即废除”。这就是富兰克林的最后立场。谈判失败。 其后，富兰克林又拒绝了陪同豪勋爵赴美洲的建议，强调只有废除关于麻萨诸塞的法案，才同意赔偿茶价。2月28日，富兰克林同豪会见，提出将马上返回美洲。因为这时他已得知了妻子黛博勒逝世的噩耗。 1774—1775年之交，黛博勒感到身体骤然虚弱，她告诉儿子说，如果这个冬天他父亲再不回来，她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她相信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天了。12月14日，她病倒了。到18日，她感到好了一些，可第二天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葬礼在22日举行。而事隔两月，凶讯才传到富兰克林耳中。他得立刻回去。 一周后他礼节性地会见了豪，结束了与阁员的交涉。在离开伦敦前几天他最后同巴克利、福瑟吉尔见了一面。 3月19日，富兰克林和柏克一道呆了几个小时。3天后，柏克在国会发言倡议和解，但没有效果。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是和普利斯特里一起度过的。普利斯特里从富兰克林的谈话中听得出来，他为内战即将发生而深感忧虑，可自己感到问心无愧，因为他已经尽心尽力。那天，富兰克林谈到这里感情不能自已，他含泪告诉朋友说，如果打起仗来，他相信北美洲殖民地人民将取得胜利。 的确，富兰克林此次出使伦敦10余年，无时不牵挂着他亲爱的美洲。他为北美殖民地的利益计，一直希望殖民地留在英帝国内部，和宗主国一道繁荣强盛，为此他置个人的荣辱毁誉于不顾，尽一切努力周旋于英国权贵之中。由于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也由于他梦想中的英帝国内和平共处的基本前提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的平等，是坚持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注定了他百般的外交努力必然归于失败。但是，他失败得悲壮，失败得光荣。这一失败也使他多年的美梦破碎无遗，令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3月底，富兰克林携带孙儿谭波尔从朴茨茅斯登舟返美。在6个星期的海上旅程中，前半写他最后阶段各种谈判和交涉的实际，后一半他研究了海湾海流（这一研究的结论迟至10年后才有时间整理）。 当5月5日抵达费城时，列克星敦已爆发战争，伟大的美国独立战争已拉开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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