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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蒋介石也开始了反共活动，１９３９年６月发生了“平江事件”，国民党军公开袭击平江新四军留守部队。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的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等人，强迫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月之内集中于所谓“中央指示案”指定之地区，从而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全民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未放弃对共产党和爱国进步力量的扼杀镇压政策，不过，现在已由隐蔽变得公开了。 国立剧校，尽管远离重庆，但国民党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学校。他们把一个叫张秉钧的人派来做训育主任，此人是陈立夫、陈果夫所谓ＣＣ派的特务。剧校早就有共产党的支部，如方琯德、蔡松龄、刘厚生都是党员，迁到江安，剧校党支部归由江安县委领导。这些热血青年，一方面领着学生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也爱护着老师，遵照党的指示，团结老师，帮助老师。曹禺正是他们所敬爱的老师，也是他们保护的对象。 曹禺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喜欢这些学生，学生也敬爱着他。 “万老师是最没有架子的。”这是学生对他的评价。他常同学生们一起散步。江安虽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春天来了，田野尽是惹人喜爱的菜花，金黄万点，令人心醉。而绿油油的稻田，更使人心旷神怡。在川江边上，师生间谈笑风生。江风徐徐吹来，荡入胸怀，给人以无限乐趣。 学生们经常跑到他的家里，吃着泡菜、腊肠、糖果，听着曹禺海阔天空地谈文学、戏剧。曹禺，在学生眼里，是一个很随便很随便的人。剧校没有什么篮球场，一个小小的场地，有时一二十人玩一个篮球，大家争啊抢啊！曹禺也脱下他的长袍，和学生们一起去抢去争，搞得浑身是土，玩得开心极了。在生活中，学生从来不怕他，因为他个子矮，还叫他“万Ｄｗａｒｆ”。 他是很疼爱学生的，他自己年轻，也更能体贴年轻人。他的学生吕恩说：“万先生的性格是很开朗的。我们进剧校都要有保证人，我是上海来的流亡学生，找不到保证人，就通过一些亲友找曹禺当保证人，他慨然应下。我过去演过戏，一进剧校有些优越感，同学们对我有看法，我不想读下去了，就去找万先生，他是保证人，得跟他讲嘛。我说：‘万先生，我不干了，我把铺盖都打好了，别人那样看我，哪里不能念书，何必在这里受气。’我一边说一边流泪。万先生一边听我说，一边帮我擦眼泪。他把铺盖卷打开，送我回宿舍，他说：‘还是不走吧！没有关系的，会好起来的。’万先生很爱护学生。”曹禺是不愿把她放走的，他不愿意把有才能的学生放走。 有一次，学生闹起风潮来，有个学生把训育主任张秉钧打了。这个学生叫张正安，是班长，打了张秉钧一个嘴巴，学校要开除他。曹禺很同情他，就和陈治策一起为他说情，终于免去了开除的处分。张正安现在已经是７０岁的老人了，他写信给曹禺说，“幸亏万老师陈治策老师帮助弄了个留校察看”，“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过万老师一天。一则是万老师的教诲，再就是对我的爱护”。 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里去，这样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的。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发生了兴趣，就尾随在这个人的后边。这个人原来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住他，人又不认识，很奇怪，有点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黄久安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地看着、琢磨着，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似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给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他对人物是最有兴趣的，只要引起他的兴趣，他就设法了解和接近。张安国回忆说：“《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儿的，江安有个知名人物，叫赵子钊，在北京当过国会议员，抗战时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宝韩，是个留德的学生，什么本事也没有，好吃懒做，就住在老丈人家里。周宝韩的祖父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提督，太平天国时，在清朝军队里。周宝韩是个公子哥，他留学是学工程的，学的也不怎么样，连个职业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种公子哥的脾气习性却依然保留着，后来，才通过同学关系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了一个总务处的小科员。他很像江泰。还有一个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绅，他叫黄荃斋，是个廪生。他和我父亲相识，曹禺就通过我的父亲找到他，向他打听旧式婚姻的礼仪、习俗，问得十分仔细，订婚是怎么一个规矩，结婚仪式又是怎么样啊！怎么闹洞房啊！这恐怕同他准备《家》的创作有些关系。他把这些都记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曹禺的一些故事。”①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称“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够厉害的，一是个大，二是多，到处都有。在办公室，在家里，都有耗子出没，可谓无孔不入。吴祖光曾专门写过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一个小城里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个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怎样珍惜自己的心血，我们自然也会担负一半对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象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① 吴祖光的回忆自然是真实的，那时，他已是剧专的教师了。吴祖光比曹禺年轻，很尊重曹禺，经常到曹禺家里吃饭聊天。吴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剧作《凤凰城》写完，就是请曹禺看的，虽然说这部处女作还不够成熟，但曹禺却从中看到吴祖光的才华和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他很快读完，据说还做了些润色，但是曹禺却说：“我是看过，却不敢说润色，祖光才气过人，经历丰富，中文底子厚实，他读的书多，看的戏也多，为了写《凤凰城》，他还亲自去找过苗可秀的母亲。那时，我就觉得他的戏写得很扎实，这是他的第一部戏，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越写越好了。我是很敬重他的。”②至今吴祖光仍然说：“曹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的确，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难忘的友情。 吴祖光对曹禺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他曾这样回忆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想他个人的心事，可能正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小洞，他便用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在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①郑秀的性格和曹禺是不同的，脾气急躁，爱清洁，处处都要干干净净，不大爱看戏。曹禺却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生活上的小事很随便，郑秀常逼着他换衣服、洗澡，他却说，“你要讲卫生嘛，我偏不讲。”郑秀就把水、肥皂、毛巾、换的衣服都准备得好好的，把他推进浴室里，把门反锁上。可是曹禺却偷偷地带了一本书进去，一边看书，一边拨弄着水，发出哗哗的水声。郑秀以为他洗澡了，放心了，就去做别的事情，等到回来，看他还没有洗完出来，打开门一看，原来他抱着书本睡着了。他根本就没有洗澡，这自然使郑秀很生气。但是，你要他改变他的习惯，那也是很难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曹禺曾对我说：我这个人，你说性格内在，那也是真的。有点事痛苦极了。我喜欢朋友来，但又怕见人，来了是挺高兴的。说我心不在焉，也是有的，人家说的，有时听进去了，记住了，有时就没有听进去。我的记忆力太坏。巴金和我很好，他说话，我很注意听，才听进去。从小孤独，不集中。你说是浪漫型，也有点吧！我好摸我这个“拴马桩”，张瑞芳管它叫“灵感包”。中国人的老说法，右耳边上有这个肉瘤是象征富贵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常摸它容易得癌症的。写东西写不出来就摸，有时摸得都肿起来。我是常走神的，写东西时思想集中，不走神。我非常怕洗澡，我好看书，所以，老是不愿意洗。四川耗子非常厉害。那时挺穷，穿棉袍，把棉袍咬破了，耗子钻进去，上课的时候觉得痒，讨厌极了。我厌恶耗子，写《北京人》时，就由此产生一种联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样过了一辈子。①曹禺和郑秀的结合，已经蕴藏着危机，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由于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感情上也出现了裂痕，对于双方来说，都感到了不愉快。而曹禺的内心痛苦显得更深些，他不会吵架，甚至不说出来，但却是十分苦闷的。大约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年轻的姑娘悄悄地进入曹禺的生活之中。她就是邓译生，又叫方瑞。１９４０年的夏天，她到江安来看望妹妹，妹妹邓宛生就在剧专学习，表弟方琯德也在这里。方瑞的父亲是个医生，她的叔叔，以及父亲的朋友都是一些教授和学者，像著名的作家杨振声，还有赵太牟等。她没有读过大学，但有着很好的文化教养，练得一笔好字，也善于绘画。据说赵太牟、杨振声这些教授都向她的父亲提出建议，不要送她上大学，就让她在家里读书，似乎是要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精谙国学的闺秀。她长相清秀，性格娇柔温厚，不爱说话。她同她的妹妹宛生迥然不同，宛生长得又粗又胖，性格活泼，一刻也不安宁。她一来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里，吴祖光也同他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对门便是曹禺的住家。 方琯德、宛生，还有一些学生，常到曹禺家去，译生也跟着他们一块去。这样，便结识了曹禺。 译生的到来，在交往中，她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不声不响中，他们在心中相爱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着译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着昔日闺秀的幽丽，谈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曹禺把他对译生的爱，对译生的一片痴情，还有译生的音容笑貌都写进去了，都写进愫方的性格血肉之中。愫方不等于译生，但可以说，没有译生就没有愫方的形象。 创作是奇妙的，也是不奇妙的；是偶然的，也是不偶然的；是写实的，也是不写实的。许多的因素汇合一起，曹禺又在酝酿着一部新的剧作了。这部新的剧作就是著名的《北京人》。 他的学生方琯德是这样回忆曹禺写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１９４０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１９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３０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样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个高峰，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才写出来的。许多人物，许多情景，早就在他的心里孕育着，浮现着。只是使许多评论家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抗战的艰苦阶段，他竟然写出这样一出“与抗战无关”的戏？从《蜕变》到《北京人》，似乎是有些令人感到突然。其实，并不奇怪，也并不突然。 在这出戏里，更深刻地蕴蓄着他对现实的历史的沉思，更真挚地透露着他的希望，也更深邃地体现着他对戏剧美学的追求。 如果说，在写《蜕变》时，他还有一种天真的乐观，还有一种激昂的热忱，憎恶着腐朽的统治、期望着蜕变，来一个蜕旧变新的转变；那么，随着抗日战争持久阶段的到来，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丑恶面目，更加厌恶和憎恨官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他的戏，一次又一次地被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把《雷雨》列为“有碍风化，有背时代精神，不合抗战需要”的剧本，下令“禁止上演及印刷品之出版”。《蜕变》上演经受刁难审查的经历，使他深深感到写抗战戏都会带来厄运，这又是怎样一个腐朽而反动的黑暗的统治呵！的确，他的心里有着深沉的愤慨和悲怆。曹禺说：“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棺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①他还说：“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②他的回顾是符合他的思想实际的。 战前，他曾经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抗战爆发后，他所结识的戏剧界的朋友也有些人是共产党人，他同他们共事，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徐特立自不必说了，即使他的学生，那些他所热爱的学生，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民族面临生死关头而坚持奋斗的表现，也给他以鼓舞和力量。特别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给予他的关怀和教育。还在１９３８年的冬天，他就收到周恩来亲自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周恩来以老学友的身分，用十分亲切的口吻同他谈到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谈到戏剧，并且邀请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做客。后来，他曾多次见到周恩来，聆听他的教诲。曹禺回忆他一次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时说：我由人领着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迎面碰上总理炯炯的目光。国统区是阴沉的，但周先生所在的地方却阳光明丽。话谈到一半，防空警报响了！总理让我和他一起上山。当我登上山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已经向山城扔下许多炸弹，一股股浓烟腾起。面对这样的屠杀，我郁闷地说不出话。我望着总理，总理的面容愤慨而严峻。他指着火光起处，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告诉我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虽然在当时的重庆，听不到反击的炮声，但是总理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①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和爱护着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剧作家。周恩来，他是曹禺的革命引路人。 由于曹禺同共产党人的亲近，无疑，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有一次，在余上沅校长家里吃饭，饭桌上，余上沅的一位亲戚问曹禺：“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共产党？”曹禺机智地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实际上，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已经在暗中注视着他的行动了。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恶党派的斗争，但在他的内心里，他厌恶的是国民党，敬仰的却是像周恩来、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量。 《北京人》既蕴含着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体现着他的对一种戏剧审美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还在写《日出》时，他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强烈的美学追求，产生一种令其沉醉的审美向往。他说，他“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很讨厌它的结构”，以为《雷雨》“太像戏”了。还说：“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那么，他追求的是怎样的一种戏剧风格和境界呢？他迷恋的是契诃夫的戏剧，是契诃夫那种戏剧风格和戏剧的境界。“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柴霍甫（即契诃夫——引者）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阿尔加那三个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仿佛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喃喃地低述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开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再想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①由此，也可见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崇拜和沉迷了。他写《日出》时，就想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但是，他把写的稿撕毁了，烧掉了。如今，他那种久沉心底的美学向往又涌出来了，他要学点平铺直叙的东西，但又要有着深邃的艺术底蕴。 可以说，《北京人》是曹禺写得最好的剧本了，的确是一部传世的杰作。关于《北京人》，我们想多费些笔墨，还是让我们看看曹禺是怎样谈论他所心爱的这部剧作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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