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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剧作，特别是在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越来越多地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甚至芭蕾舞剧；他的剧作，特别是他解放前的剧作，又被一个又一个重新搬上舞台。 这股“曹禺热”并非是人为的结果，它伴随着席卷祖国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而来，又伴随着对历史反思的热潮而深入。它是历史酝酿的迸发，是现实发展的必然。它像是一个聚焦点，凝结着新时期现实的热力和历史的能量。 如果说，全国解放前，十年动乱前，对曹禺及其剧作，也有过或高或低的评价；但是，总是有一层阴影笼罩着，有一种无形的网蒙蔽着。此刻，一旦冲决种种“左”的束缚，打破传统的局囿，曹禺剧作的价值，犹如被尘埃掩盖的珍珠，又重新放出光辉，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戏剧界，对曹禺的研究达到空前的高潮。据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编辑的《曹禺研究专集》所提供的研究资料统计：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３年，全国报刊共发各种论文、剧评、专著等共３２２篇（部）。据笔者了解，单是专著，至今已出版了五部：《〈雷雨〉人物谈》（钱谷融）、《曹禺剧作论》（田本相）、《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涌现出一批有见地有深度的论文，并且初步形成了一支曹禺研究的队伍。这不但是前所未有，而且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也是比较突出的。 这批论著探讨的课题比较广泛，从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思想、剧作专论、人物典型剖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技巧、戏剧语言，直到版本考订等，应有尽有。从研究方法来说，也有新的时代特色，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独具一格。研究者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力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中，从美学的角度来评价和探讨曹禺剧作的价值和成就。其中最突出之点，是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话剧史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当人们拨开了种种迷人的云雾，就看得更为明晰而肯定了。朱栋霖的评价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曹禺，就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为时代呼唤而诞生的“集体性人物”中一位杰出艺术家。 他自１９３４年发表《雷雨》以来，先后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剧作，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戏剧强烈集中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学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并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他发展了我国悲剧艺术，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为悲剧创作提供了典范。 他高度的戏剧文学成就对我国现代话剧文学样式的成熟起了决定性作用，奠定了这个“五四”以来新生文学样式在我国的地位。 曹禺，就是这样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杰出的历史贡献，回答了时代的呼唤！①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戏剧报》为纪念曹禺创作５０周年，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唐皘、刘厚生、晏学、方杰、田本相。同年，《戏剧报》第１２期以《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中国剧作家——曹禺》为题，发表了座谈会的发言。与会同志对曹禺对中国话剧所作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唐皘以文学史家的眼光，称曹禺是“开中国话剧一代风气”的剧作家。他说： 我很喜欢曹禺的剧本。我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话剧跟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的情况不同。小说方面，鲁迅的《呐喊》一出来，起点就很高；诗歌方面，郭沫若的《女神》也是这样。而在话剧方面，许多老一辈作家田汉、欧阳予倩、丁西林、熊佛西等做了许多工作，写过不少好作品，筚路蓝缕，为话剧开拓了一条道路。但真正能够在现代文学史开一代风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剧作，恐怕还得从曹禺的《雷雨》算起。……曹禺恐怕是我国最早写出《雷雨》这样能演又能读的大型剧本的作家。特别是他通过话剧这种形式，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表达出来了，起点很高。对一个２３岁的青年来说，确实了不起。 唐皘还说，曹禺为什么会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是因为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样，尽管都接受外来影响很大，但却能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在借鉴中把自己民族的东西又提高一步，具有真正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他称赞曹禺的剧作“真正把中国人的灵魂画出来了”。晏学指出，曹禺的剧作是“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我也认为，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剧作家”。 伴随曹禺研究的热潮，是他的旧作如《雷雨》、《日出》、《北京人》、《家》等，又重新在各地上演。耐人寻味的是，被冷落压抑了数十年的《原野》，又被搬上银幕，搬上舞台，学术界对这个历来有争议的剧作，又重新展开再评价和再探讨，形成一股小小的“《原野》热”。 应当说，由凌子改编执导的电影《原野》，起了带头作用。此片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在香港公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令人遗憾的是，此片至今未在全国公映，在内部放映中却不胫而走，受到电影界的普遍赞扬。它确实具有一种美的震撼力，在改编中它淡化了原作的神秘色彩和格外厚重的抑压恐怖气氛，它把原作提纯了。诱人的故事，富于奇特色彩的人物，浓烈的感情，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精炼。摄影师罗丹以其锐敏的艺术美感把画面拍得极有光彩，令人心醉。两位主要演员都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表演得十分出色。凌子在《反封建的长诗》①等文中，称《原野》是曹禺剧作中最好的一部，这就一反过去对《原野》否定性的批评，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１９８２年８月，曹禺看过电影《原野》后，受到鼓舞，他对主要演员刘晓庆说：“很好，很动人，你演得比我写的还要好！”他随即为她题了八个大字：“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他一方面看到《原野》引起了观众的兴趣，为此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也感到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对于电影《原野》，我一直弄不懂，拍了电影又不让上映。长期以来，《原野》始终被无形的帽子压着。《戏剧电影报》有篇文章：《金子不是破鞋》，想来也是有所针对的吧！”他终于敢谈自己对《原野》的看法了。继电影《原野》之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陆续上演此剧，它终于冲破禁区，又呈现在舞台上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蒋牧丛同志，曾就《原野》一些问题写信给曹禺，借此，他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原信是这样的：牧丛同志： 知道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排《原野》，请你向他们说一声。一、那个金子唱的歌无曲调，其实可不必唱，除非这个戏已经大大删节，才能容下金子那样回忆往日唱的情歌。二、此剧须排得流畅、紧凑；怎样删改都行。但不可照我的原本硬搬上舞台，以为那是忠于原作。导演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想象，敢于处理；此剧太长，最好能在三小时或二小时半演出时间之内。不要把观众“拖”死，留得一点余味，才好。三、“序幕”与“第三幕”更要大删！剧本写得热闹，到了舞台，往往单调，叫人着急。第三幕，有五景，很不好弄。如果没有生动、松快、流畅、浪漫一点的办法，就留下仇虎与金子最后一点，几句话，几个能动人心的动作，其余完全可以不要（绝不要把五个景都搞出来，那是危险的）。我看过两次演出（大约我只看了这两次），都不好。那个第三幕只能留给人想象。一实了，人“拖”死，“累”死，演员与观众都受不了。 要大胆一些，敢于大改动，不要使人看得想进出剧场，像作噩梦似的。《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当时我才２６岁，十分幼稚！）。它没有那样多的政治思想，尽管我写时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今人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不要用今日的许多尺度来限制这个戏。它受不了，它要闷死的我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作难；但我衷心祝愿他们能够成功！ 曹禺 １９８３．５．１１ 再，服装不一定按剧本写的那样。要美一些，金子可以艳丽一些。 美工是否那样写实（整个剧不要太写实）？可否“虚”一点？留给人想象。换景必须快。灯光要照见演员的脸。但，无论如何，这个戏需要了不起的好演员，既能激情，又能松弛，放得开，又会含蓄，要观众看着，一点不吃力。这就要内心的真感情，不是要弄机巧。不要演戏！ 他们的词句要读得明白，读得美一点。仿佛仇虎杀人后有一段关于生和死的独白，要说清楚，叫人听得见。不要毫无内容的抑扬顿挫，不要那么多的手势。如果是个好——真正好的演员，只站在那里，用真实的情感，有训练的声音，就足能表现了。又及。 他曾嘱咐蒋牧丛同志不要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他是十分慎重的。其实，又有何妨！早年，他曾经就《雷雨》、《日出》勇敢而坦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仍然需要这样做。因为，它有助于研究，有助于演出，也有助于读者和观众。 随着《原野》搬上银幕，《雷雨》和《日出》也相继改编为电影。电影《雷雨》，是由孙道临亲自改编、导演并主演的。《日出》则是由曹禺和他的女儿万方改编。借助电影，曹禺的剧作扩大了在观众中的影响，由于《日出》改编的成功，获得金鸡奖。围绕曹禺三部剧作的改编，引起电影界和戏剧界的探讨兴趣。１９８６年６月，《电影艺术》曾召开有２０多位专家、导演、演员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这三部名著搬上银幕的得失成败。这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电影艺术》以《银幕向舞台的挑战》为总标题，连载了与会者的发言，在电影界、戏剧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曹禺的剧作在海外的影响也在扩展着。 香港对曹禺的戏剧始终怀有热情，还在“四人帮”统治的岁月里，香港２４个剧社联合演出，市政局主办了“曹禺戏剧节”。当时上演了《北京人》、《蜕变》和《胆剑篇》。另由李援华从其它剧作中，抽取片断编成第四个剧目，名为《曹禺与中国》，全剧共三幕。据作者说，他所以这样编写这个剧，是“觉得曹禺所有作品都和中国社会有很大关联；而他在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思想意识又随着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加深而变化。于是，我决定通过这个剧本，反映我国近４０年来的重大变动，目的是加深本港的年轻人对中国的认识和关心，并推动他们体会曹禺在各作品中所流露的观点及作出自己的评价。”①此次曹禺戏剧节在香港影响较大。打倒“四人帮”之后，《雷雨》等剧作又不断演出，１９８０年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赴港演出《王昭君》，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曹禺〈王昭君〉及其他》。黎觉奔在《为曹禺的〈王昭君〉演出欢呼》中，热烈欢迎剧组到来，并相信会“给予话剧界一个很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使香港的演剧水准提高一步”。此剧演出在香港产生了较好的影响。１９８６年２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赴港演出《原野》，观众反应也十分热烈。香港总督尤德欢赏此剧后，操着流利的汉语对导演张奇虹说，他从１９４２年就读过曹禺的《雷雨》、《日出》，今天能看到《原野》，心里很高兴。还请她代问曹禺先生好。这使张奇虹感到吃惊，想不到这位港督对曹禺剧作如此熟悉。②曹禺的剧作在国外的影响也在扩展着。 在苏联、东欧诸国，曹禺的剧作早就被搬上舞台。近年来，也屡有演出。１９８１年他的《雷雨》由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专业同学演出，剧本翻译杨玲（伊拉娜）把剧情缩成两幕。１９８３年，《雷雨》在莫斯科再次上演。美国继演出《日出》、《北京人》之后，１９８４年，密苏里大学邀请英若诚为该校学生排演由他改编的曹禺剧作《家》。英若诚后来说，《家》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美国评论界认为“《家》的演出使美国人深刻地理解了２０年代的中国社会，这是理解后来发生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钥匙”。①日本，早就演出过曹禺的剧作，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日出》由东京民艺剧团演出，翻译兼导演内山鹑，陈白露由真野响子扮演。曹禺为这次演出写了《作者的话》。饶有兴趣的是１９８４年５月，大阪关西大学中文系学生，用汉语演出了《雷雨》。为了排练《雷雨》，这些年轻人付出了艰苦劳动，扮演剧中人物的演员，都曾自费专程来华，演出经费的大部分也是自筹的。他们的中国老师、复旦大学的廖光霞特地写了《在日本看〈雷雨〉》②一文，生动地记录了这些为了日中友好而排演《雷雨》的日本青年的事迹。１９８５年９月５日到１６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日本东京阳光城剧场演出了《家》，１０天演了１０场。据组织演出的日本朋友说，“在日本举行访问公演的外国剧目，多半在东京只能公演两三天即转移到外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满座；在东京能够连续演满１０场，保持盛况不衰的，大概只有两年前的《茶馆》和这次的《家》”。③《家》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日本观众，得到日本戏剧界同行的好评。日本戏剧评论家野村乔说：“它所以给人以深刻的感动，是因为从中可以呼吸到充满苦难的中国近代历史的气息。”他说：“现实主义是艺术本来的道路，但在日本新剧中却越来越少见了。在这个时候，中国话剧的到来，给人一种新鲜感”。④１９８４年２月，《雷雨》在马来西亚上演，受到当地侨胞的欢迎。导演说：“《雷雨》的艺术成就已超过易卜生。”④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曹禺剧作不断扩大着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增进着中国和其它国家人民的友好联系，为祖国赢得了荣誉。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到１１月４日，曹禺作为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团长再次访问日本，代表团团员有方杰、李玉茹等人。此行得到日本戏剧界的热情接待，观看演出，出席座谈会，日程排得很满。他得以会见《日出》的日译者内山鹑先生，还有许多日本的曹禺戏剧研究专家，如佐藤一郎、松枝茂夫、饭塜容等人。 日本有一批曹禺戏剧研究专家，如佐藤一郎（庆应大学教授）、大芝孝（神户外大教授）、吉村尚子（东京大学教授）、吉田幸夫（北九洲大学教授）、井波律子（金沢大学副教授）等。饭塜容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东京都立大学毕业，其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曹禺论》。著名的还有宅间园子、芦田肇、名和又介等。佐藤一郎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对曹禺的戏剧有着很好的评价，他说：“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当首推曹禺。我觉得，在小说史上推崇一位达到顶峰的代表作家，肯定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至少是在话剧界，把他作为近代话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却是可能的。”①他还认为“曹禺是一个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能大胆地去掉多余部分，其余皆归我取。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剧紧紧地把握而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他把满腔热情倾注到造型上”。他认为曹禺的“造型能量的源泉来自中国文学的传统”，“正是中国传统内部的造型意识从而获得近代睿智，这个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现实主义”。尽管他认为曹禺接受过外来的影响，但曹禺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却是“古陶和黄土的子孙”①。 曹禺的剧作在日本译本较多，《雷雨》有１９３６年影山三郎、邢振铎的译本，还有１９５３年影山三郎的译本。《日出》有奥野信太郎、佐藤一郎（１９５４年）、松枝茂夫（１９６２年）、内山鹑（１９８２年）的三种译本。《原野》有饭塜容（１９７７年）的译本。《蜕变》有松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５４年）的译本。《北京人》有三种译本；服部隆造（１９４３年）、松枝茂夫、吉田幸夫（１９７１年）、吉村尚子（１９７５年）。《胆剑篇》有黎波译本（１９６４年）。 当曹禺在东京都立大学会见了佐藤一郎、松井茂夫、饭塜容等日本曹禺研究专家时，他感到格外高兴，他们促膝而谈，自由地交换看法。他事先曾说，他十分感谢这些日本的学者，做了那么多扎实而深入的研究，这充分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尽管曹禺面前簇拥着鲜花和荣誉，但是，同他接触多了，总觉得他内心隐隐地埋藏着苦恼，萦绕于心的是强烈的青春般的创作欲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常这样感叹地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写得太少了，我不应只是写戏，还应该写小说，写散文，写更多的东西。”他对采访他的记者也说，他还要拼命写几年，写出一部较好的作品来。在这种时候，他年轻时代的那种按捺不住的习性和焦灼，还依稀可辨。他很清醒地估计自己，对自己并不满意，但却又是无可奈何。如果他甘心服老，那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常处于一种身心矛盾之中。 １９８３年，他从日本访问归来，巴金因不慎摔倒骨折而住院，这使得他格外心情不安。看见老朋友躺在病床上，那么痛苦地受着折磨，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巴金，默默地守候在那里。在他的一生中，这位老朋友以他真诚和无私的心，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帮助，对他寄托着深情的厚望。他又想起巴金写给他的信： 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封信是１９７９年写的，后来收在《随想录》第六章之中。如今三年过去了，曹禺仍然没有拿出东西来，守着卧床的老友，他不免感到愧疚。他依然生活在那种扯不断、剪不开的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中，任黄金般的时间流淌过去。想到这些，他又怎能不急躁，不苦闷呢！？ 从外边看来，曹禺是令人羡慕的。他有那么多头衔、那么多读者，他有那么多荣誉、那么安适的生活；但是，曹禺的心情却是人们难以理解的。阿瑟·米勒就曾经在他写的文章中，表示过他对曹禺的不理解。 事情是这样的： １９８３年春，阿瑟·米勒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邀请，来京执导他的《推销员之死》。他和曹禺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次，曹禺邀请他到家作客，作陪的有英若诚等。吃午饭时，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专册，上面裱着著名画家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他逐字逐句地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 家宝公： 来信收到。我们从故乡回京刚十天，过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两个月，约莫６月间才能转得来。事情倒不俗，只可惜空耗了时光。 奉上拙诗一首，是类乎劳改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写的。诗刊朋友向我要近作，而目下毫无诗意抒发，将信将疑从匣中取出这首给他看，却说好。人受称赞总是高兴。但这诗不是好，是公开的私事满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过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于手臂上刺着牢不可破的对她的忠贞，让所有的朋友了解我当了３６年的俘虏的确是心甘情愿。歌颂老婆的诗我大概可以出一个厚厚的集子了，只可惜世界上还没有这么一个经得起肉麻的出版社。说老实话，真正地道的情诗、情书、情话，怎么能见得人？伟大的鲁迅特精熟此道，说是“两地书”，买的人图希奇，打开看来却都是正儿八经，缺乏爱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认真出点这种东西，且规定人人必读的话，公安局当会省掉许多麻烦，人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 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间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工作，这两个字几十年来被污染成为低级的习俗。在你的生涯中，工作是充满实实在在的光耀，别去理那些琐碎人情、小敲小打吧！在你，应该：“全或无”；应该：“良工不示人以朴”。像伯纳·萧，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拍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如果能使你再写出２０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艾侣霞有两句诗，诗曰：“心在树上，你摘就是！”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毁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上给你。 祝你和夫人一切都好！ 晚黄永玉谨上 ３月２日 我还想到，有一天为你的新作设计舞台。 永玉又及 我还想贡献给你一些杂七杂八的故事，看能不能弄出点什么来！永玉又及 这是燃烧着对朋友的热爱、极亲切又极尽激励的信，它确实打动了曹禺的心，所以他把它珍藏起来，那么恭恭敬敬，也敢于把它念给朋友听。 阿瑟·米勒是这样写的：“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相当激烈。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信是用行书写的，字迹凝重。在英若诚为我翻译时，他妻子、女儿、英格和我在一旁听着。当念完他那亲切的称呼，接着念那段江郎才尽的哀歌时，我想，这只不过是在开玩笑，在说中国式的机智的俏皮话。虽然严厉，但最后会笔锋一转，那严厉的口气也就会缓和下来。但这封信却一狠到底。我真不明白当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话）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①阿瑟·米勒感到茫然了，居然把别人批评自己的信念给别人听，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但这却真正是曹禺在混沌中的清醒和真诚。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他很少同我谈他解放后的创作，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愿提起它。随着接触增多，我越来越觉得他有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痛苦，他并不是那种沉迷于掌声中的人。我似乎感到他心底的东西，被一层又一层的东西遮掩着，但他又掩饰不住。他觉得他写得太少了，他确有着许多懊悔，几乎来不及挽回的懊悔。他没有怨谁，他怨自己，责难自己，但这又不是他个人能承担得了的。一次，谈到黄永玉给他的信，引起他的感慨：最近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他说：“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这很有启发。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 鲁迅说，他写的是“遵命文学”，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像河北省的抗洪斗争，像私营工商业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没有写出来。现在岁数大了，更写不出来了。我７７岁了，后悔读书读得杂，读得乱，好像没有读透过一本书。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做人真是难呵！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戏曲里是有的。陆文龙好厉害啊，是金兀术的义子，把岳飞弄得都感到头痛。是王佐断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感动了奶妈，把陆文龙的真实遭遇点明白了，这样才使陆文龙认清金兀术，他终于明白了。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 我是真想在８０岁的时候，或者是８０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① 好像他心中有着许多许多的话，想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有着说不尽的感慨。他深深地懂得观众和读者的期待，也深深理解朋友们的愿望，他是多么想写啊，写点像样的东西来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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