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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当时的心情，有一丝好奇，紧张，忐忑不安，还有一点点莫名的恐惧。 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将怕脏怕苦怕抢劫怕传染疾病的畏惧心理留在身后，将我是记者我问你答你说我录的身份隐在幕后，我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以一个外地刚来的普通求职者的身份，叩开了十元店的大门。 在那一刻，我同时也在努力叩开繁华闹市背后灰色地带上的众生之门，与都市边缘人结伴而行 而这一切纯属偶然。 1998年春天，我的三叔因所在工厂停工发不出工资，一人来深圳闯荡。人生地不熟的地到深圳后立即来找我，想这个当记者的侄女帮她介绍一份工作，至少也要让我帮助解决他的住宿难题。 我住在报社的单身公寓里，只有一间房子，解决他的住宿实在勉为其难。那时父亲还在省城，当那本发行量永远也上不去的杂志老总，知道这事后打电话给我，叫我尽量帮三叔找份工作，至于住宿，他叫他弟弟找家旅舍落脚，每天五六十块钱一个床位，住两三个星期，住宿费我父亲说由他来支付。其实三叔知道我在深圳的能耐有限，也看到我的“蜗居”，很理解我一个单身女子独行天下的处境，当天下午，便买张地图去宝安路上的深圳人才大市场找工作。工作没找到，倒把住宿“搞掂”了。他住的是十元一晚的小店。 我几乎不信。在深圳这样一个高消费的国际化大都市里，难道也有便宜到10元钱即可住一晚的旅店？ 10元钱可以买什么？找工作，填一份表要交10元钱；打的士，起步价就是12.50元。而十元住宿的概念就是：交上10元钱，不仅有数尺之地让你安睡，还带电话、电视、热水器…… 我三叔在这样的旅店里住了一个月。在求职的那段日子里，每逢周末，他便到我的宿舍来，给我讲十元店的故事，讲那些心怀美好理想却处处碰壁的“同室”，讲他和他们的边缘生存状态。后来，他说，你干嘛不写写我们这些求职的人，写写十元店里的故事？ 这倒是个好主意。写写这帮入住十元旅店的求职者的生存状态，既可展示都市鲜为人知的一幕，也能表达一种人文关怀。 凭三叔的口述，我也能够写一篇视角独特的文章，但我觉得总有一种从飞机上往下看的居高临下的“距离”，还有雾里看花的“隔膜”。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亲历亲为，在感受中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过程。 短短4天之中，我单独住进仅100多平方米，却容纳了40余人住宿的十元店。我帮“小不点儿”插花，和“劳斯莱斯”交朋友，为找到工作的“胖子”庆贺。和这些在世纪末来深圳闯荡的人们一起，体验人生旅途的欢乐和悲伤。我为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韧性而感动，能和他们在同一块屋顶下相聚相依也是一份缘。 当《女记者夜宿十元店》的四则亲历记于1998年4月下旬在《深圳晚报》头版连续刊发时，在读者群中引起极大反响。后来，有深圳新闻界的长者撰文热情鼓励。有同志评说，真实的现场感、自然、清新的写作手法和口语化的语言，抓住了读者的心，显示了隐性采访的魅力。隐性采访具有一般公开采访报道所不具备的优势，有自身的特点。“夜宿十元店”向广大读者揭开了社会底层的另一角，许多人也许永不可能了解的另一类人的生存状况。 住宿十元旅店的一个收获，是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劳斯莱斯”得知我是记者后，特意到报社来看望我，给我报料，介绍他为之谋生的另一手段——“打的”赚钱。所谓“打的”赚钱，是深圳市特有的一种怪诞现象。深圳火车站与香港回深的口岸紧密相连，为了赚香港人的港币，的士司机都设法经过火车站的罗湖口岸来拉港客。但是，为了维护火车站的交通秩序，火车站有一条硬性规定：空出租车不许进站。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精明的司机就在靠近火车站附近的四条主干道上，捎带上假旅客，下车后，付给他们2元钱，作为他们“扮演”旅客的费用。为了谋生，许多只住得起十元店的天涯旅客都曾经为了赚钱而充当乘客。 这应该是休闲之旅吧？在入住十元店不到一个月，我又去打的“赚钱”。说实在的，这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轻松。整整三天的打的生活，让我体验了另一种人生。 打的“赚钱”之后，我又去找“劳斯莱斯”。他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很恼恨我。十元旅店的报道推出之后，公安、工商、街道等部门联合行动，查封了无证经营的十元店。“劳斯莱斯”们迅速分化，有经济承受能力的，转寻正式小店的统铺，没有能力的要么今天挤在朋友、老乡的床上，明天躲进涵洞过上一天。我亲身打的“赚钱”的稿子见报后，经过交警部门的一系列整改措施，这一独特风景已不复存在。为此一来，又把他们的一条“财路”给断了。他能不恨我？但是，他又觉得，反映与涤荡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是必要的，好的，他甚至为我的大胆举动、真实报道而骄傲、兴奋。所以，当我“逼”着他给我报料时，一边说“不干了，不干了，不做自杀之事”，一边又告诉我他原先有一位女朋友在做啤酒女郎，这一行业是吃青春饭的，很辛苦，让我试一试。 “啤酒女郎”是香港人的叫法，专指在酒楼为啤酒公司推销该公司啤酒的年轻女性。我找到一家大型啤酒公司，有幸被他们聘用，做足三天。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展示了一个新型的推销队伍的现状，看到了啤酒女郎的艰辛与无奈，以及吃青春饭的悲哀。 谢天谢地，我的见闻推出后，啤酒女郎没有取缔也无法取缔。营销是门学问，下个世纪也需要的学问。我走进灰色地带，不是为了展览灰色，而是想引起社会关注，让这些地方恢复真诚的本色。有些是必须取缔的，如非法炒卖境外恒指，即使艰难，即便背景复杂，有的公司来头很大，有关方面都应该坚持依法办事。有些是很难一刀切除的，比如“婚托”。有的取缔起来虽然痛快，却让人生出几许惆怅。那些十元旅店扫荡一空，合法却不合理。在取缔十元店之前，我父亲在广东的一家杂志当副总，策划主持了一期十元店的专题，题目是《深圳闹市10元旅店求职者亦喜亦忧的人生驿站》。你只要了解每天涌进深圳的外地求职者成千上万，就不难理解这种不合乎消防、卫生、治安等标准又没有纳税但价位低廉的小店对他们的重要性。我一个朋友投资数万元办了一个合法的十元店，虽夜夜客满，但因入不敷出，亏得一塌糊涂，看来只有关门大吉。这里牵扯到社会学、城市管理学，我不懂，还是少说为好。 如果说，一开始入住十元店仅是一个偶然的话，在写了打的“赚钱”和反串啤酒女郎之后，我开始了对隐性采访的认真思索，开始了有计划的隐性采访。美国著名新闻记者靳丽·蓓蕾，为了搞清纽约伯勒克威尔疯人院虐待患者的真相，不惜当了几个月的“疯子”，经历了一次次难以忍受的虐待后，设法逃出了这家疯人院，她写出的真相，打动了美国读者的心。与她相比，我虽然吃过一点苦头，却是小巫见大巫。这也就是说，我还可以更深入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一点，以期把这个城市的芸芸众生都纳入视野之中。 1999年春节前夕，我拎着一只行李包，走进了康宁医院，也就是深圳市唯—一家精神病医院，我当一名医护人员。深圳的生存压力很大，深圳市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全国12个城市。这迫使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我去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整整三天，我在铁门后的护士临时值班房中工作，有时还要忍受进院的女病人对我的殴打。院方说，我是自建院以来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深入三重铁门后进行采访的记者。 隐性采访已经成为我新闻工作的极为重要的部分。隐性采访可以采集到公开采访也了解不到的新闻事实。作为显性采访的补充方式，隐性采访成为批评报道的另一种重要手段。自1998年4月份始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我通过隐性采访，认识了一些我原本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人，了解了我原本永远也不能够了解的别样人生。 这些隐性采访报道，以及我拟定的其他几个今后要完成的选题，是连续性的“发生艺术”，也可以看作是我“个人式自传式表演”，都是社会新闻写实，成为我新闻生涯的一部分。 这组灰色体验在收获着成功的同时，也收获着莫名的恐吓与威胁。就在我坐在电脑前打这篇后记的这个晚上，我接到三个恐吓电话，无聊且无耻。我想，这就是梁晓声先生不赞成我这样做的缘故吧？ 的确，很多读者都认为我是真正吃了豹子胆的人。而我要说的是，我的一段特殊的管教干部经历使我从事的记者生涯受惠良多。 我刚刚参加工作时，正是1988年，那一年，我们省里刚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大中专学生一律要下基层锻炼一年，我没有留在省城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没有留恋任何一家法院，心向往之的仅仅是当一名记者。为了当记者，我愿意去省里一家很小的报纸，那张报纸是《江西新生报》。那个时候，只有那家报纸愿意接收我的加盟。报纸是局下属的内部机关报，专门办给劳改与劳教人员看的。我一分配过去，立即执行下基层锻炼的文件精神，到远郊的永桥劳教农场去当女管教于部。 我在山清水秀的永桥农场整整呆了一年。那是一个封闭型的农场，女教养人员仅有200多号人，农场以种水稻、采茶、种茶为主业。劳教的人中，多是最早南下的“卖淫女”。女子劳教场所的于部值班每天“三班倒”，看守值日从不间断，分到上半夜工作到12点30分倒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下半夜工作。我那年才19岁，带着两位劳教积极分子，守在女劳教场的门口，还要到各个角落—一巡视，防止突发事件——逃跑、生病及其他。我是一个生性胆小的人，但那时，很可能是年轻气盛吧，我竟然从未害怕过。有时，长夜漫漫，我就爱坐在劳教场地中央的水泥地上，仰望星空。遗憾的是，多年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么美的星空了。 有一次，我上夜班，女劳教人员病了，下夜班换班时，中队长指示我连夜带病人到山下场部医院打点滴。我带着两个积极分子，用自行车扶着女病人下山看病。经过乡人坟场，看见荧荧鬼火，不是没有害怕过，而是救人要紧，顾不上许多。 在追逃堵截女劳教人员的一次行动中，我和中队长在灌木丛中硬是藏了一夜。蚊虫叮咬毒蛇攻击，什么都经历过。 10年之后，当我坐在深圳窗明几净的报社，在电脑上敲打出我的“隐性采访”时，我对过往的一切总是心存感谢。正是那些特殊经历，那劳教农场明亮的星空，茶园里淡淡的茶香，使我多年以后，无论遭遇任何险境，都不再惧怕。 13年的新闻生涯，我渐渐明了，那些具有新闻价值且为公众所关注的现象、热点与问题，无一不是与社会人息息相关的。新旧观念的冲突，新旧事物的衰灭与滋生，总伴随着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在新陈代谢的阵痛中，个体的人应该在道德与精神的层面上得到提升。我的初衷，并不是单纯的“暴露黑暗”与“挖掘隐私”，我只想把握笔下的众生相，对底层进行世俗的关怀。同时，我希望，通过我的还只能说是浅显的灰色体验，广大读者对我们身处的时代的理解能够更全面一些，从而加深理解改革开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这也就是我将散见的文稿辑成一集的主要原因。 感谢梁晓声先生，他在百忙之中拨冗作序。 谢谢我的父亲，希望我这个小记者没有让他这位老编辑失望。 1999年11月23日于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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