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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外交尤其是访问苏联等大事上，但是他时时都在思索渡海作战以及解放海南岛这一问题。 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四大野战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盘踞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残敌大部就要全部消灭。为了确保新中国的安全，或者说随时准备对付外来入侵之敌以及消灭残留大陆的兵匪，毛泽东在出访苏联的前夕，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进行了部署。略谓： 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 关于向西北进军尤其是新疆和平起义以后有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请看他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所走的几步棋： 首先，是对待新疆民族军的问题。 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举行武装起义，并形成三区自治的区域。同时，以三区武装起义部队为核心，发展成一万四千余人的民族军，为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进驻新疆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军就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致电彭德怀等一野的首长：“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这样，就把民族军的历史功绩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中了。另外，为了体现民族平等的原则，毛泽东明确指示：“民族军必须有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在成立以王震为书记的新疆分局的时候，毛泽东又指示：原新疆“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其次，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中发展党的组织。 毛泽东早在一野向西北进军的初期就指出：在西北少数民族中没有党的骨干分子。时下，新疆成立分局党组了，依然找不到一位少数民族党员参加。为此，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发展赛福鼎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在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乘坐飞机遇难之后，赛福鼎作为新疆三区的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他在留居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亲身感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此，他于十月十五日向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毛泽东获悉此事之后，决定利用设家宴的办法，与赛福鼎边谈新疆的工作边谈入党的问题。自然，每当说到新疆问题，毛泽东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两件事，一是惨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屠刀下的弟弟毛泽民以及陈潭秋等同志，一是乘坐飞机遇难的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如果他们还在，新疆成立党的组织还能没有党的骨干吗？ 因此，他在等赛福鼎到来之前，提笔展纸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位遇难的同志写下了如下这幅碑文：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木奴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当赛福鼎走进菊香书屋之后，毛泽东把亲笔写的这幅碑文交到赛福鼎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赛福鼎同志，你看看，我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行吗？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赛福鼎双手接过这幅碑文，很快看完，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说道：“用我们维族的话说：亚克西！阿哈买提江等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安息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新疆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也没有看到新疆的新生。” 接着，赛福鼎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新疆三区革命的历史以及诸少数民族的风俗之后，郑重地取出一页文稿，双手恭敬地捧到毛泽东的面前，说道：“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今天，听说主席请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看我赛福鼎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双手接过这份入党申请书，很快审阅完毕。旋即又把这份入党申请书放在桌上，说道：“赛福鼎同志，我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席！”“赛福鼎同志！” 毛泽东伸出双手，用力地握住赛福鼎的双手，许久许久没有放开……毛泽东望着赛福鼎那激动的表情，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请赛福鼎落座，两人就新疆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突然，秘书走进屋来，把一叠文件交给毛泽东。赛福鼎急忙站起身来，说道：“主席，您的工作太忙，我告辞了。”“不！讲好了的，吃完了饭再走。”“不麻烦主席了，我是伊斯兰教……”“这我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北京饭店，请了一位有名的回民厨师，由他选的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毛泽东连吃饭这样的事情都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太出赛福鼎所料了！据赛福鼎回忆，他在主席家不仅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而且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的很多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赛福鼎离去之前，毛泽东又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作了如下批语，并交由赛福鼎代转：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再次，毛泽东为了新疆工作开展顺利，他又请来原国民党主政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治中，请张从旁助一臂之力。张治中听后讲：“主席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对主席讲过这样的话：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人民。现在你们执政了，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我也再次说明：文白先生不能以旁观者对待新中国，因为你为她的诞生出了力。”毛泽东很是真诚地说道。“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属于那个政权的。既然失败了，我这个人也自应成为过去了。”“不对，还记得吧，我曾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一纸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开始。”“主席，情感深处的事是讲不清的啊！”“这我当然能理解。一句话：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了功。”毛泽东看了看张治中微然摇首的表情，又以商量的口气说道，“文白先生，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听后一怔，不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道：“主席，现在是您的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需要我做什么，您吩咐就是了。” “对朋友怎么能吩咐呢？我希望文白先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同志做好那边的工作。” “说句老实话，我在西北工作有年，离开以后，常常想念那里的人民，您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当彭老总的顾问。” “不，不！”毛泽东连连摆手，“过去，你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是请你做彭德怀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我愿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毛泽东在做了上述工作之后，又以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等同志下达了《关于新疆问题》的电报，对解决新疆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我们认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决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族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此事如何具体进行，请与赛福鼎进行初步商谈。尔后，由分局逐步解决。 毛泽东在解决了重建新疆的问题以后，上海的金融风暴已经越演越烈，大有动摇新中国的政权之势。为此，他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地研究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 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一再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学会管理经济和城市的工作。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能否统一全国财经管理，努力制止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与夺取政权同等重要的新课题。自然，也是对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上海刚刚解放，不法资本家与国内外敌人勾结，公然制造所谓“银元风潮”，妄图从经济上摧毁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新政权。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未经十天的较量，共产党人就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不仅不承认失败，反而认为共产党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不懂经济规律。为此，他们公然叫嚣：“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就说一些共产党人的朋友，也不无担心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在他们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这些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土八路”，一定要失败在不懂经济上！对此，毛泽东说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不仅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同时还一再提出把几百万解放军变成工作队。与此同时，他还及时地建立了管理全国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经委员会，选调熟悉城市工作又懂经济的陈云出任中财委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陈云走马上任之后，一是健全中财委各级组织，真正成为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司令部；再是南下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财经会议。 陈云此次调研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退出上海以前，在上海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他们躲在暗处，不断地打黑枪，随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天公似乎也不作美，陈云到达上海不久，七月二十四日，上海即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台风袭击，由于国民党长期缺乏防汛措施，海堤江堤受损严重，以致江水倒灌，市区受淹，南京路闹市可以行船，市政府大厦内水深过膝。”由于陈云调查的对象多为资本家，他们瞧不起共产党，认为是土包子，根本不懂经济，所以他们不仅不坦诚相待，反而处处为难。然而，陈云这个老上海知难而进，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接着，他成功地召开了财经会议，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九月二日，陈云由沪返京，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毛泽东历来重视上海的工作，他视上海为全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他在听了陈云的有关汇报之后，为了稳定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于翌日九月三日，给饶漱石发去电报，就上海的工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易迁移，不轻易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需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但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经济运行中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例如，自上海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于六月二十三日实行海上封锁，他们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东海门户，切断各国开往上海的商船。这样一来，“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结果，如上海市长陈毅所说的那样：“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一时间，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有人准备跑香港、台湾。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提出要求：他们可以用商船帮着我们把原料运到上海，但必须由他们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对此，陈毅坚定地答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们又想到我们海域来干什么？中国海域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从此，一场反封锁斗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毛泽东批准了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锁六大方针、五大任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措施，使上海工业终于从萧条困难中挣扎出来，并走上了复苏的道路。 但是，经济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毛泽东作出多少指示，也不论资本家在“银元风潮”中吃过多大的亏，不法资本家依然会受利益的驱动，在动荡不定的上海金融界再次掀起新的金融风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外敌人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企图在经济战线上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就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的经济形势逆转，“自十月十五日，沪津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一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一点八倍，上海涨一点五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为此，毛泽东找来了陈云，商讨有关解决的办法。 陈云很早就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一时或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为此，我中财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利用我们发行纸币过多，全国政局尚不稳定等因素，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了挑战。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看问题的视点自然是政治。他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道：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三点八倍，棉布上涨了三点五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他们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十一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四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三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我们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渐渐地形成了。最后，他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家，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他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粮食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围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围，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这招棋很灵，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而来，未敢轻举妄动。因此，北粮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毛泽东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上海所谓纱布之战的时候就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那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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