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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张秀清看着毛泽东送给她的礼品和亲笔写给她的信，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高兴地流下了热泪。她十分激动地说：“请您转达我的祝福，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我一定转达。”郑振铎说罢又以商量的口吻说，“主席的信给我们收藏吧！” “不给，我舍不得！”丁张秀清指着桌上的礼品，“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自然，郑振铎不会要礼品，但是，他作为文物局长只好把这封信拿去拍照，然后把原件又退给了这位女工。 抑或是毛泽东太热爱他的人民了，也许是跟着他打天下的各级干部太敬仰自己的领袖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种颂扬毛泽东的诗、画和文章越来越多，令毛泽东非常不安，总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这不安的心情。也就是在毛泽东筹划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前夕，田家英双手捧着一份公文走进菊香书屋，往写字台上一放，有些为难地说道：“主席，沈阳市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毛泽东听后一怔，放下手中的笔，沉吟有顷，问道：“噢，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是这样的，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毛泽东听后大惊，“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一幅也不给！” 毛泽东说罢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历史留下了如下这段重要的批示： 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看罢这份沈阳市的报告并批示完毕以后，用力把这份报告一推，严肃地说道：“原件退回！” “是！”田家英双手拿起了这份报告。 “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当时，除去西藏、台湾外，中国大陆基本上解放了，在毛泽东看来，有两大课题摆在新中国的面前，必须逐步解决：一是广大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再是几百万作战部队官兵的复员。为此，毛泽东亲自电告各大区的负责同志来北京，出席中央讨论军事、土改等问题的会议。 说到部队官兵复员，毛泽东认为“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官兵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复员，在完成土改后的地区还要使他们重新分得土地，这是何等难的一件大事啊！为此，毛泽东认真审核了各大野战军复员的数量和方案，又亲自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复员会议，总算比较完满地做到了留的安心，走的高兴，回到家乡后都有土地种、有饭吃，且又确保了我军战斗力没有下降，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积蓄了足够的战备力量！ 说到广大新区的土改，一是分两步走：春耕期间先减租，今冬和明春再土改；二是起草土地法草案，整训参加土改的干部。可以想见，要在一二年内在全国完成“耕者有其田”的任务是何等的不易啊！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将移动一步大棋，那就是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确定整体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意志，他准备在近期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以，他又把全副精力用到起草有关文件上来了。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真总结了党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确定要做好土改、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此，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发言；同时，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在解释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战略思想之后，又说明了为什么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因：“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 “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六月九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又投入到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因为他清楚，“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然而，要在全国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又必须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他要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中心。为此，七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他就亲笔起草《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稿。 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是讨论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议题，而重点又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他向与会的党内外同志指出：“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同时，他还向准备过三关的同志们发出号召： “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以及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不仅指明了新中国前进的方向，而且也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打下了思想基础。正因如此，我国才能做到一边抗美援朝，一边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并在三年内完成了经济恢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六月二十三日闭幕，毛泽东又于二十四日会见了一些进京参加会议的战友和朋友，这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是日深夜，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道：“我希望今晚能快些入睡，明天上午也不要喊我起床。” 六月下旬，北京已经很热了，再加上这几天气压过低，闷得人们呼吸都不那么畅快，真希望这沉沉的夜幕上来一道闪电，撕开这铅似的浓云；紧接着再响起一声炸雷，把低垂的阴云炸出一场瓢泼大雨，让天、地、人都感到爽快一些！ 但是，夜幕还是那样阴沉沉的，气压低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已经感到十分劳累了，可是他却被这闷热的天气搞得没有一点睡意，只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下意识地摇着那把葵扇，希冀能给他带来些凉风。 六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的卧室依然像过去那样窗幔紧闭，四周没有一点动静，只有警卫人员在院中轻轻地打扫卫生。突然，远方传来沉雷声，警卫人员急忙抽身关好毛泽东卧室的门，转身看了看满天低垂的浓云，自言自语地说道：“老天爷是不是成心不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啊！”警卫人员又继续打扫院落的卫生。 有顷，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快步走来，表情严峻地问道：“主席还在睡觉吧？” “还在睡。杨主任，有事就等到中午吧！” “不行啊！” “行！杨主任，您是知道的，主席这些天来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参加会议的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昨天晚上他又睡得很迟……” “不要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可总理对我们吩咐了，这两天谁也不要打扰主席休息。”“但我有重要的大事急需向主席报告啊！”“谁在外边？”毛泽东在屋内说。 杨尚昆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穿着睡衣已经走到客厅。 “主席……”“有什么大事？”毛泽东说。“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什么？”毛泽东下意识地问道。“朝鲜战争爆发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毛泽东表情变得是那样的肃穆，两道眉宇紧锁在一起，他凝思良久，方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朝鲜战争果真爆发了啊！……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但是，国民党反动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方式进行活动。他们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各类恶性案件直线上升，且发展到暗杀各地乃至于中央党政军的负责人。毛泽东看了公安部关于敌人匪特大搞暗杀阴谋的报告，感到异常吃惊，为此，他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兹将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六月十一日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的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毛泽东作出上述批示之后，又请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取有关国民党匪特大搞暗害阴谋活动的情况汇报，并研究、作出针锋相对的措施。首先，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道：“今天，我和总理请你来，是想听听近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 罗瑞卿取出有关材料进行汇报：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于是便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跑出来，进行各种反动活动。他们炸毁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组织武装骚扰和暴乱事件。一九五年下半年始，河北交河县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九十三起；福建省发生十九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三千多人”，等等。最后，罗瑞卿说道：“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把暗害的矛头对准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听后震怒不已，他极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道：“恩来，我们手软是不行的。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你我从苏联回国之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很不够的！” “是的，”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看起来，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才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经过缜密研究，最后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明令颁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文件。接着，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首先，文件重申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接着，明确作出如下对反革命分子处理的决定：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扰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三、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随着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结合国内、国际尤其是朝鲜战争发展的大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有声有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俗话说天灾人祸经常是结伴而来的。正当朝鲜战争猝然爆发、国内敌人借机闹事的时候，淮河接连两次大决口，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为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商议，决定派政务委员曾山赶赴受灾地区视察。据曾山的报告说：他看到“津浦铁路两旁一片汪洋，一眼几十里都是如此，沿路数百里的河堤全部失去作用，村庄被淹没，怀远县县城的城墙也看不到了。许多灾民挤在一块高地上求生，干部情绪低落。这次被淹没的耕地达三千一百万亩，冲塌房屋几十万间，灾民九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断炊的已达一百○九万人”。毛泽东看了曾山在政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后，他的脑海中全都是滔滔洪水和流离失所的灾民，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致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的电报，详细地报告了有关淮河决口造成的损失：“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二十个县淮南沿岸七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二十三万人。被淹田亩三千一百余万亩，占皖北全区二分之一强。全无收者二千二百余万亩，房屋被冲倒或淹塌而已报告者八十余万间，死四百九十九人……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堕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毛泽东看到“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的地方，不忍再看下去了！这时，他的眼前景物似乎化作了水急浪高的滔滔洪水，渐渐地漫过房屋，只有大树的树冠还露在洪水的上面。他似乎看见了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坐在树杈上哀号求生……毛泽东终于又从幻化的思维中回到了现实来，他那滚动欲出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滴在了这份电报上。接着，毛泽东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的下边，重重划了两道横杠。 毛泽东毕竟是一代大政治家，很快进入了理性的思索。他按着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从历史到现实、从历代帝王得天下到失天下的层面进行了审视和思考。 首先，毛泽东认为洪水成灾与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蒋介石执政的二十多年中，由于水利长期失修，加上连年战乱的破坏，尤其是像黄河花园口人为决堤，给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仅一九四九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被淹耕地达一亿二千一百五十六万亩，减产粮食二百二十亿斤，重灾区灾民达一千万人。其中，华东地区被淹耕地五千余万亩，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减产粮食七十余亿斤，灾民一千六百万人。可以这样说，蒋介石兵败东南数省，与洪水成灾、失去民心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毛泽东从大禹治水兴天下，到蒋介石因失修水利等原因而败退台湾，对“水兴国家兴，水害国家败”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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