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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这个题目，并不是自夸已练成了钢牙铁嘴，更不敢自比是块用在刀刃上的好钢，只不过想说明，大凡要做成点事情，就得经历些磨难，得有适合的火候，好的工匠，不一般的耐性，假以时日，才可终有小成。 我与辩论的缘份或者说我的辩论之梦开始自８８年王沪宁教授率队狮城夺冠。 ５年前的一个春夜，我不经意地打开电视，画面上正打印着“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这一大专辩论会大决赛的辩题，在其后的一个小时里，也不知是那种清新明朗的风格，动口不动手的君子风度，还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华语，总之，我被辩论深深地吸引住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吸引我的可能并不是新加坡式辩论这种全新的风格本身，因为无论是辩词中包容的巨大的信息量，优美华丽的词句，还是辩论员们驾驭自如的气度，体现的都是他们背后的学校的魅力。反正不管怎么说，从那一刻起，我的心中便牢牢地打上了一个辩论情结，一个复旦情结。 “青眼有加”这四个字可能确有道理，就在辩论赛给我“托梦”后不久，便有了一个”圆梦”的机会。我先是偶然地被拉进了学校的一支辩论队，接着我们的队伍又偶然地从区的替补变为正选，得以参加首届上海市中学生辩论赛。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黄昏，在长宁区教育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顾刚——这位刚刚在新加坡叱咤风云的复旦主辩远远地坐在我们对面。将辩论技巧夹杂着轶闻趣事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使我第一次从理论上领略到所谓的“复旦风格”，有些话语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更让我难忘的是一条训练要决，即队员要配合默契，便需互相了解。正因为这句话，在几个月的训练时间里，辩论队的几个人朝夕相处，一起读书，一起吃饭，甚至一起“拱猪”，当然，还有一起在复旦园的漫步，那种和谐与充实的幸福感是那次辩论最大的收获。自然，酷暑中的训练是不会太轻松的，从我们通常写稿的中国纺织大学花园的一张石桌旁站起来，手上厚厚的一叠稿纸伴随着的往往是腿上密密的一排蚊子块。但这些毕竟掩盖不了初涉辩坛的新奇与喜悦，第一次上电视，第一回不用参加学校的期终考试，除了顾刚之外，又见到了当年复旦辩论队的三辩鲍勇剑——他为我们作过两场的主持人，以及决赛中担任首席评委的复旦大学辩论队领队伍贻康教授。直到五年后，当伍教授专程来复旦看望新一届辩论队员时，他的笑声依旧是那么爽朗，谈起当年的运筹帷幄仍是意气风发。任何一个全身心投入过辩论的人，哪怕一次，都会对辩论怀有终生的眷恋，这一点我深深地理解。 最后，我们胜了，捧了冠军杯。尽管这个杯要比姜丰从李显龙副总理手中接过的奖杯小很多，但那一夜，我还是没能睡着觉。人最大的悲哀可能就是成功后，在应当感到幸福的时候体会的只是空虚与失落。但我那晚是幸运的，我体味到了触手可及的幸福，它是那么真实，一想到就会暗自微笑。在清凉的夜色中，我心中的愉悦是任何一次考第一名或拿奖学金以后都没有的，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数理化的学生，但我很羡慕长于此道的同学除了考试之外，还能有像“头脑奥林匹克”这样的竞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那一天，我终于也在一项文科的综合竞赛中证明了我自己。也许，辩论的受重视也正在于此，在当今的教育界，很少有这样一项竞赛，能反映一所学校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实力，大学如此，中学亦如此，而辩论赛对参赛学生的锻炼是如同十全大补一样受益无穷的。当时，在欣喜之余，我哪能料到自己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进补”机会呢？一朝得意之后，因为年轻，便带着一丝“过来人”的轻狂，不自量力地组织了几位初中同学，率队参加区内辩论赛，自己觉得“弟子们”打得有章有法，评判结果却是首战即负，宣判时心中的茫然与委屈恐怕与此次辩论会，台大队年轻教练王菲菲小姐的心境相差无几。这份气恼一直保持到进入复旦集训队，看到主教练俞吾金教授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了训练工作殚精竭虑时，才又回想起当初自己的浅薄无知，羞愧不已。 中学阶段那份五彩缤纷，交织着汗水与情感的辩论之梦，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时常想，辩论就像是一位少女。当你未结识她时，她只是穿着一件黄底黑格的外衣静静地站在车站上，端庄、娴静、秀美、婷立却又带着一丝神秘，此时，你只能远远地从徐徐驶过的公共汽车上凝望着她，感到自己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除了倾慕不该有一丝妄想；当你一旦认识了她，就会发现在她平静的外表之下有着那么多喜怒哀乐，笑骂文章，她的眼睛是那么的清澈，却又深不见底，你竭尽全力地追求却难以捉摸她的万一，你只是感觉到一种乐趣。老想追踪到自己思想的最细微毫发之处，老是想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接着，调动起所有的情感与思维细胞，再次沉醉于其中，不能自拔。我也不知道，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恋爱”中，自己已经到了哪个阶段，结果会如何，但我相信，人是为过程活着的，尽管她曾让你死去活来，可你仍然乐此不疲，也许，这便是缘份。 １９９０年９月，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复旦大学。我以为，中学阶段的一切包括辩论都已成为过去。当初那个激励自己考进复旦的梦在进入复旦之后，已清醒地将其抛开。在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不求闻达，只愿充实。 但当我听到“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的消息时，心里怦怦直跳。能不能就此续上那个已经中断许久的梦呢。我身不由己地跑去找组队老师，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几天，最终入选。这次遴选远没有参加国际比赛前选拔的轰轰烈烈，几个应召而来的学生在学生会底楼放满桌椅的会议室里一坐，辩论队就算成立了。虽然表面上很冷清，但入选者每个人心里都不平静，交谈之后，才知道互相间都心仪已久，队员中便有这次国际大专辩论会的替补队员张谦；另外，电子工程系的王琰也是赴新选拔赛８位最后候选人中唯一的理科学生；严嘉，更是与我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一群人聚在一起，文理兼备，老少俱齐，阵容倒也不弱，确定了领队，请来了教练，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起来。 我记得，那次的辩题都挺长，动不动一二十字，比如，第一场的辩题就是“增加选修科目，不求必修课高分，有利于成才”，我们在赛前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用去了几大本笔记本。我和王琰还骑车三个小时，斜穿整个上海市区到辩论赛所在地的华东化工学院去收集第一手材料，那天正下着上海入春以来的第一场大雨，当我们两个带着一身泥水站在华东化工学院的院长室中时，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气概。 随着比赛的进行，辩题范围的扩展，我们的足迹留在了交通大学、上海大学、高教研究所，那几个星期之中，我发现了上海许多闻所未闻的小街小巷，可谓是最辛苦的一次社会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支全部由一年级新生组成的队伍先后战胜了戏剧学院队，铁道学院队，进入半决赛。为此，学校专门增调进高年级同学，请来专家分析辩题，组织陪练队伍，应该说准备的艰辛与周密远远超过了前两场，但上场之前，几个人眉宇间都隐约有些惴惴不安。说来奇怪，复旦辩论队虽然在国际比赛中战绩骄人，但在家门口却一直无所建树。“第一届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上，由精于辩论之道的杨心宇老师挂帅，一路过关斩将，突然之间中箭落马，“落凤坡”恰巧也是半决赛，那支饮恨的辩论队成员中便有后来复旦历史上唯一连任的学生会主席张璐、研究生团学联主席唐豫鹏等一批以口才和风度著称的校园文化名人。回首往事，尽管几个人都是无神论者，但也难免眼皮直跳。 几个小时之后，果然恶梦重现。当我们明白观众再热烈的掌声也无法改变那一纸评决时，那时的感觉就像好心扶起了一辆自行车却被认作肇事者一样。那是我辩论历程中仅有的败绩，那种窝囊的感觉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当半年多后，我们法律系夺得复旦系际辩论赛冠军在“大家沙龙”庆祝时，一想起因辩论而起的这许多甜酸苦辣，严嘉和我都狠狠地说：“再也不辩论了！” 可是，“国际大专辩论会，招募辩士”的海报在学校中一张贴，那鲜艳的红色就像一团火点燃了蓄积已久的炸药，直到爆炸了，才知道原来心里还一直存着它，那一刹那认为自己和辩论特有缘，这个机会就是为我准备的，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偷偷地去团委报名，生怕撞见熟人，却发现名单上早已有了严嘉。 于是，便有了后面一个月的失眠、恶梦、早起在校园绕圈等种种怪癖，好不容易层层选拔，过关斩将，终于加入了我们辩论集训队这个大家庭。从那时开始，天天谈的是辩论，见到的是辩论队的人，看辩论的书，做辩论的梦，这一段生活最好写，从头到尾就是“辩论”两个字；这一段生活也最难写，因为这两个字远不是二十二个笔画划能写完的。 先谈谈我们的教练们，主教练俞吾金教授是留德的哲学博士，他主攻西方马克思主义，但谈起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来也如数家珍，俞总最喜欢的其实还是文学，看他那些充满文学笔调的哲学论文，就像喝一杯糖、奶搭配正合适的雀巢咖啡，醇而不腻，简直是莫大的享受。在渊博之余，俞总还擅长冷面幽默。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他认识一位梁上君子，从“山上”下来后发誓痛改前非，一日此君去南京路闲逛，看见许多外地人就把鼓鼓囊囊的钱包放在外衣上袋里，便又动了邪念，不久“二进宫”。审讯时这位老兄冤枉地辩解说：“这怎么能怪我呢？他们连扣子都不扣好，我要是不拿，这不是对自身价值的否定吗？”哲学家讲得一本正经，我们却早已前仰后台。 副教练林尚立才二十九岁，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满脸的书卷气给人极深的第一印象。他平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与我们坐在一起，动辄便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作我方五辩。但到训练后期，“林总”的形象日渐“狰狞”，因为他负责调度陪练队伍，目标便是将我们打败，越惨越好。因此，我们讨论辩题时，常见“林总”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倾听，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接着的比赛对手便有如神助，屡出奇兵，打得我们鼻青脸肿，一败涂地。一次模拟赛录像下来，刚从聚光灯的昏花中缓过神，只见他微笑地走过来，忙满心欢喜地竖起耳朵，“林总”却略点一点头：“嗯，你们今天这套服装还可以。”自信心顿时彻底崩溃。 顾问王沪宁教授，这位只要授职称，必成为“复旦最年轻”的学者，此次自诩为“武警总队长”手下兵强马壮共有战将一十二员，第一次全体开会，我们身边，从硕士到博士，满满一屋子，“杀气”腾腾，都是王老师麾下，正是在与这些杀手的较量中我们练就了一身武艺。王教授带弟子信奉“严师出高徒”，讲究当头棒喝。但从训练室的晾衣架到“文华酒店”的塑料棍，手持大棒的照片倒是拍了一大堆，谁也没有当真挨过他一下子。 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又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实感受益匪浅。我原本是一个凭兴趣看书的人，对于哲学、文学等理论方面的书难得问津，那些艰深的著作，即便是名著，也避之不及。进了辩论队，是俞总的哲学讲座将我引入了纯理论的世界，从泰勒斯的榨油机，到叔本华的名为“宇宙精神”的狗，没有想到高深莫测的哲学世界实际上近在咫尺。逐渐地，我开始触摸到人类文明结晶最核心、最智慧的那一部分，对古今中外那些天才的哲人充满了崇敬。如今，我仍然凭藉着兴趣阅读，因为我始终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而我不再是兴趣的奴仆，因为我知道了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我觉得，“努力”的条目下至少应该包括这么几项，把握机遇，寻找机遇和创造机遇。在某些情况下，兴趣便是通向机遇大门的钥匙，比如说读书、辩论。 一天，整理书柜，发现一个带笔筒的温度计，便随手拿来训练室，置于电视机上。队友们在身后一阵嘻笑，“那不就是我们吗？”纷纷拿手按着笔筒旁两只木雕的斗鸡，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萌”，从此，那两只红冠动物便一直伴随着我们怒目而视，唇齿相加。如今，当它重又回到我的书架上时，已不忍心再让它经受日晒风吹去履行职责了。作为一件特殊纪念品，它有足够的资格去颐养天年。 说到动物，我们常自嘲为巴甫洛夫那个著名实验中的对象，此事说来话长，王教授采用先进的视听高峰刺激训练法，灌制了一盒辩论会前奏曲音带，在每次训练前播放。后来，我们又把它的功能扩展至担当每天的起床号。久而久之，无论身体再疲劳，精神再萎靡，只要一听到这段旋律，人就会如过电一样“嗯”地一声清醒过来，其功劳百试不爽。当凯旋归来重聚之时，我又将这盒带子送入录音机，大家想起当时支撑着我们的那股精神力量，眼中皆有莹莹之光。 辩论是一项消耗精力很大的工作，一段时间下来，教练见我们常呵欠连天，面无血色，便想尽办法让我们运动运动。我最喜欢游泳，本来每个夏天必晒得黑炭一般，今年只偷空去了一次，即被王教授发现，并被勒令不得造次，原因是日光强烈，曝晒不利于形象。遂辩解可改为晚上去，反驳曰，灯光大亦有同样后果。环视左右，队员中确数某肤黑为最，便不敢复言。遂改练倒立，据说此项运动有利于大脑休息，但常常因此脖颈别筋，遇背后有人呼唤，即须转身应答，实为不便，行无数日便弃之不用。后又从弟弟处索得乒乓板一块，球一个，于课间独自在走廊向隅而击，当其时，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心通手脚，于敏捷颇有感悟，应当对辩论时的应答如流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不久，姜丰、严嘉等便来下山摘桃子，又过几日，昌建一脚定乾坤，小球气数一尽，运动生涯便到此为止。 天气一点点变得热了起来，十楼的训练室就像一个钢筋水泥制成的大蒸笼，又不敢开窗，因为外面的气温更高。玻璃挡住了热浪，却挡不住阳光，看着公鸡头上的水银柱节节升高，猛地回忆起中学物理里学过这就叫做温室效应，有限的物理知识同时还告诉我们，加速蒸发是散热的一大良方。于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熬到学校放假，大家发一声喊，自此不必顾忌有碍观瞻可以穿汗衫、拖鞋来训练了。队里又给每人发了一条汗巾，领导上借来了高高低低一堆电扇，一时间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王教授开始走马灯式地展示他的各种广告衫，俞教授亦不示弱，每件汗衫俱带有深重的文化气息；俞总常以“神仙也怕脑后风”为由，不由分说地将电扇对准我们，自己则在一旁汗流浃背，王教授则讲究统筹布局，哪些电扇直吹，哪些横扫，有的仰击，有的俯射，从高到低，梯次分布，犹如排兵布阵。一回，小试牛刀之后，教练们俱沉默不语，小的们便知道表现欠佳，良久之后，王总一言不肯地指了指胸前的一行字，那是件今夏颇时新的衫子，上面赫然印着：“It’snoteasytobeperfect。”（完美诚不易）。明白了教练的良苦用心，深感任重而道远，虽身处电扇环抱之中，霎间大汗淋漓。 常听教练们说，苦日子还在后头，颇觉不以为然。心想连着上三四小时的课，最多一天听四个讲座，都受了那么久，还会比这更苦？辩题下来之后，才明白了什么叫苦。从剖题、讨论、查书、写稿、修改背稿到模拟实战，看着日程表，一下子真有苦海无边的感觉。临战的气息越来越浓，服装已经订制完毕，取回来都挂在用两个茶几自制的衣橱里；男队员都已搬来训练室住宿，眼下地板拖得乌亮，进屋都得脱鞋；陪练队员也比以往来得勤了，训练室里一到晚上便人声鼎沸，过了九点复又寂静无声，从这时到睡觉是我们一大中的黄金时间，或是听听比赛的录音，或是查找白天没有翻完的资料，或是琢磨如何给对手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各人都生怕多一分钟不必要的睡眠时间，那样万一比赛输了，对自己也好有个交待，“我已经尽了力”，而不至于一辈子懊悔，“我要是晚睡那么一会儿就好了”。半夜里总是几个人轮班写稿子，严嘉是夜猫子，早上两点以前的时间归他，我则五点起床（也就是体位从横在地板上改为竖在地板上），半小时后叫醒昌建。后来，时间紧了，常常是头天早上写正方的稿子，第二天就改反方的，这样睡觉便成了一天中最累的事，恍惚中就觉得老想说服自己，至于想说服的是什么却不知道，醒来时真担心再这样下去不用多久就要“人格分裂”了。 紧张之中，也有快活的时候，那是面对王教授用录音机给对方辩友制造类似海啸般的掌声仍能从容应付时，或是几天冥思苦想一个辩题，突然间却为另一个辩题冒出一句妙语时，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在准备辩题的期间，我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渴望抓住每一个有用的信息，每一丝转瞬即逝的灵感。那些天，电视里正放中国第一部巨型片集《京都纪事》，里面常有些出人意表的妙语，因此该片便成了我们每晚的必修课。 眼看出国之期临近，众人俱已疲急不堪，一日队里决定放假，还我们一个久违的星期天。王总特别要我回家一次，以示“我们还是讲人道的”。那天正是８月１５日，灵机一动，从家里带来数种“乔家栅”的月饼，众人惊喜，面对这可口吃食一哄而上，简简单单地过了个阳历中秋节。 …… ８月２１日，在号称亚洲第一航空港的樟宜机场，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朱亮亮女士，想不到眼前这位娇小的女子便是历届大专辩论会的节目总监，在以后的接触中，发现朱女士言谈得体，举止大方，既不乏职业女性的雷厉风行，又处处透出华人特有的典雅恬静，实在是一位难得的主管。 初到新加坡的惊喜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它的美丽与整洁，而是听说大决赛的评委有金庸先生和杜维明教授。金大侠的名气在华人社会可谓脍炙人口，而杜教授亦是海外华裔学人中的佼佼者，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有一种特别投缘的感觉，这不仅因为杜教授是辩论的行家，许多对话集子都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写成；金庸先生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每部书中必有一两个人物牙伶齿俐，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而且在于我临行前的一系列奇遇。在文科楼的诸多南柯梦中，我最常梦见的一个人便是杜维明教授，说给辩友们听他们都面露讥笑，言下之意，连杜的面都未见过，还奢谈什么作梦，实际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些日子白天一直读杜教授的书，晚上神交一番本非奇事。但一日突然看到《当代》上杜教授的照片，竟与我梦中所见别无二致，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另一件便是在赴新之前，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堆早已熟读的金庸先生的力作，预备回来后好好睡几天，看几本。真后悔当初没有把书带一套出国，否则讨一个签名，回国后价值一定够得上拍卖了。 且舍去这些喜情怨气不谈，从机场径直来到我们所住的酒店，Mandarin在英语里正是“华语”的意思，主办当局这样安排，真可谓仁至义尽。房间安排下来，我独住一间，这便意味着要过十个没有“卧谈会”的夜晚。确实，后来的日子里，房间里只有当严嘉或是昌建忘记了房门钥匙来打电话找服务员开门时才有一点人声，不过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可以把录音机开到最响，自己躲进卫生间一个人对着镜子笃笃定定地背稿；可以整夜开着音乐，作一个松软的梦；可以独自享用所有的咖啡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两个小时的清醒。临走时极想送一件礼物给打扫我房间的海南阿姨，以此来委婉地感谢这间与我相伴的房间，但那天正好不是她当班。 各处的年轻人相处几天便混得熟了，便有热心人开始打听各人的生日。一天在去广播局的车上，一位女辩友颇神秘地对我说：“我研究了一下，发现这次所有参赛队员中，你年龄最小。”见我不信，她便开始举证，说我比台大的吴芸真小两个月，比港大的……哇！真是好心情，当时我正全神贯注于准备当晚的首次亮相呢。在年龄问题上，受委屈最多的恐怕得算我方一辩姜丰了，中文系二年级的研究生，偏偏长了一张中学生的脸，无怪乎第一次见到我俩的人都说我至少大她三岁，待查明事实后又艳羡她的“驻颜有术”。 场内场外，时常有人向我们问起８８年复旦参赛的几位选手的情况，不妨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他们的人叙叙后话，罗洁与鲍勇剑现下正在美国攻读，老鲍前不久还率留美学生政治学会访问团赴台，与老对手见面，自然是“相逢一笑泯恩仇”；顾刚与李光斗都已下海，有消息说顾刚自己办了家公司，生意颇红火；吕巍仍留在复旦任教，负责培训事宜，学生都是厂长经理，不久即会有“桃李满天下”之势。几人虽已各奔东西，但据说谈起辩论来大伙儿仍唏嘘不已。８８年的世纪之辩使得复旦的名声在新加坡经久不衰，此次面对慕名而来的观众，我们大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感。然而，从另一方面说，面对着更高的期望，我们又时时觉得不堪重负。在国内，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他们的录像，直到能整段背诵双方的辩词，努力琢磨一字一句背后的动机、心态。但最终发现风格是无法模仿的。辩论是人的素质的较量，更是魅力的较量，在这里，越本色越好。尽管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也尽力地去开掘了自己，但或许是因为现实永远无法与历史较量吧，总觉得８８年是不可超越的，那种”厚积而薄发”的辩风大概只存在于录像带之中了吧。 辩论会给人很多收获，同时带来的是更多的遗憾，就像在一个平面上画圆，随着圈进来的部分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圈外的世界增长得更快。在决赛之前，极想在辩词中引证一些杜维明教授有关人性的精辟论述，但脑子中只一个模糊的影子，知道杜教授有一本《人性与自我修养》，内容却再也想不起来，在百爪挠心之时，深深地懊悔在学校里没有认真读书。其实，每场辩论下来，都有一种忏悔的愿望，为什么听那节课时要打个瞌睡呢？如果语言训练时多念一首诗就好了。……等等等等，难以穷尽。“书到用时方恨少”，此时的体会可说是刻骨铭心。 回国后，常有同学问我：“新加坡好玩吗？”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公道地说，主办当局也组织了几次游览、参观，但时间若不是在决赛前，便是在半决赛前，两下权衡，自然只能忍痛割爱。当然，对新加坡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日三餐须吃排档，就有了上街的机会，新加坡的早市、午市、夜市我们都逛过，住的酒店本身又是在最繁华的乌节路上，因此对世风还算有所了解。也许是这两年国内发展得较快，也许是临行前听新加坡的好话太多，设身处地，发现论繁华，新加坡比不上上海外滩霓虹灯的鳞次栉比；论热闹，更比不上南京路的人头攒动；同样的物品，价格是国内的五六倍。这样的状况，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游客趋之若鹜呢？深入地观察之后，发现新加坡确有独特的魅力，商店虽不多，但却室内明亮洁净，室外绿树成荫，环境一流，难怪有“购物天堂”的美称；市政管理效率极高，街道整洁早已为世人熟知，乘了一回地铁，竟发现站台为全封闭式，一色的铝合金加茶色玻璃，既美观又安全，当然，费用也是极少有国家负担得起的。在新加坡，强烈的感觉便是这个城市是用钱堆起来的，是最典型的一处“人化自然”，连高架公路桥墩上都有人工培育的爬山虎，人类文明真是无处不在。 在星岛的一旬，记忆中除了以上这些，便是几乎没有停顿的说话、应酬、讨论，场内场外的竞赛，最终当我从主持人手中拿倒了的决赛评决上看到“复旦大学”四个字时，被劳顿与不安折腾得太久的心已是一片平静。没有了五年前初次获胜的欣喜若狂，甚至体会不到实实在在的喜悦，只有一种释然，那是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什么的轻松，不必强迫自己睡觉前从１数到２００了，失眠就让他失眠好了，反正第二天早上再也不用写稿子了。直到几天之后，才明白这份轻松原来便是给自己最大的报偿，感情丰富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输了之后的百感交集。这时才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句：“赢了真好！” 回国没有搭上如雷贯耳的新航班机，在澳航波音七六七宽大的座椅袋里，竟然发现了一份申办奥运的小册子，当然上面是要你投悉尼一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蒙特卡洛的投票已经揭晓，一个月前的今天正是我们战胜悉尼大学，取得决赛权的时刻，遗憾的是，我们的胜绩终究没能给北京带来好运气。没有幸灾乐祸，“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每次上场之前，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在香港机场的起降，其惊险程度都像电子游戏中的版底，翼尖擦着高楼，跑道挨着大海。望着机翼下的阑珊灯火，心中暗自思忖，哪一天浦西能像香港，浦东能建成新加坡，上海就可以算国际化大都市的头牌了。乘上了东航的班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就算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于是就连飞机的误点，小姐的慵懒都觉得是那么亲切。快降落时，突然机长广播说有我的电话，一时间，座位边来了许多穿制服的，传的话很简单，就是说”机场有人接”，但好奇心却较之话的内容盛了几倍，均想看看这位“路子那么野的人”是何尊容。那个电话是一位在机场工作的朋友，中学的老同学打来的。一出海关，果真见他已早早等候在那里，从走时清早的十八相送到此时深夜相迎，足见至诚的朋友情谊。 其实，关心我们的又何止亲朋好友，开学见面，不知有多少同学诉说他们如何在火车上、轮船上，从广播里、报纸中得知了我们获胜的消息，大家都只知道是复旦胜了，这份浓浓的情意是此刻真诚的祝贺，也是模拟赛时毫不留情的嘘声，一切的一切，尽在无言中。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自古铸剑炉旁就有无穷的故事，干将、莫邪以身入剑，《倚天屠龙记》中滴血合剑，可以说，要把自己的过去与辩论分开，就像让干将、莫邪从剑中跳出来一样，不可能了。当热心的同学问我，下一届比赛你还参加吗？我说，不了，但如果要陪练我会来的。钢铁之所以能历经千载，为人重用，关键在于它不仅能做刀剑，还能铸成长征火箭，我也希望能变一变，哪怕是变成一块磨刀石。 只是不知道下一个机缘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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