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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８０６号班机飞速地冲出跑道，冲向蓝天。眼下是一片无尽的汪洋大海，碧波万顷。我们离开了新加坡，我们离开了狮城。九天的紧张生活结束了，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取得了“首届国际华语辩论赛”的冠军，战胜了台湾大学的辩论队，似乎重演了１９８８年的景象。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派队来狮城参加辩论，在决赛中遇到台湾大学队，双方就“儒家思想可以抵御西方歪风”这样一个命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最后战胜台湾大学队，获得冠军。 此次来狮城辩论，复旦大学队由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带队，由姜丰（担任一辩）、季翔（担任二辩）、严嘉（担任三辩）和蒋昌建（担任四辩）同学组成辩论队。学校命我担任辩论队的顾问，这大概是１９８８年曾担任过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的“副产品”。在新加坡一共九天时间，连续辩论了三场，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第一场与实力强大的剑桥大学队辩论“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要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取胜后，与悉尼大学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们又是反方，再次取胜。 最后，决赛与１９８８年的老对手台湾大学队辩论“人性本善”，我们还是反方。这次辩论，我们戏称是“一反到底”。新加坡报纸在比赛前曾经发表评论说：这一次是复旦大学队重演历史呢？还是台湾大学队雪耻呢？大家拭目以待。虽然言重了一点，因为毕竟是一场辩论赛，没有那么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队的心态和人们的期望值。结果，队员们战胜了台湾大学队，夺得冠军。我想起杨福家校长有一次来看我们的时候说：“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然是对队员们的严格要求。事后才能说，同学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殷切希望。 新加坡，是一个我有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认识新加坡，完全是因为辩论。１９８８年，我第一次踏上新加坡，就是来参加大专辩论的，当时由伍贻康教授作领队，我做教练。我也算是对这块土地有一种特殊的“辩论情结”吧。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是一个现代化后的国家。到了新加坡，你就会惊叹这２０年中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我们从上海虹桥机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新加坡新建的樟宜机场，据说这是亚洲第一大、第一流的现代化机场。我匆匆看了一下，其宽大、富丽、电子化的程度，不亚于旧金山机场、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或法国的戴高乐机场。上海的机场相比之下就逊色很多。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也是亚洲一流的，摩天大楼此起彼伏，街道整齐。高速公路、立交桥、地铁都是现代水平的。最典型的建筑是乌节路两旁的建筑，所有的旅馆、购物中心、写字楼等都按计划建成，美观大方，很有气派。西方国家的一些旧城区，还不能与之相比。难怪许多来自西方的观光者说：“这不是东方，这是西方，这完全是西方的文明！”有一位新加坡的知识人士对我说：“为什么这不能是东方的？过去许多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在文化上落后于西方，不可能创造西方式的文明。”今天的世界已经打破了这种说法，新加坡就是一例。 新加坡人对现代化的成就颇引以为自豪，在这方面，交口称赞政府在这方面干得不错。让我们来看看几个统计数字吧。１９６０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为２１亿美元，１９８５年达到１６３亿美元，２５年间增长７倍。１９８５年人均国民收入为６６００美元，１９９２年达到１６，０００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在新加坡有身份的人，家里的陈设和装饰与欧美无多大差别，一般都拥有私人小汽车。据说下层的人生活达不到这个水平，但也不差。１９８８年，新加坡广播局一位负责接待我们的二十几岁的小姐，自己有一辆轿车。有一次开来一辆乳白色的豪华“奔驰”轿车，带我们去看市容。她说这辆车是她父亲的。我想在欧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这种名牌轿车的。很多人还是开着大众型号的车子。当然，新加坡人也非人人买得起私车。新加坡人有一句戏语，叫“私车是第二个太太”。言指私车开支太大。但从一般情况看，有车的人为数不少。 新加坡的市场也是异常繁荣，商店里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各类商品应有尽有，供应充足。由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快速，周围国家纷纷向其输出商品，市场上的水果大多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有些海鲜来自日本。新加坡币可以自由兑换外币。这就形成一种效应，有了新加坡币就等于有了美元等外汇。所从许多人向新加坡输出商品。美国战后的迅猛发展，实际上与美元的世界地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从各方面观之，新加坡都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社会，与西方国家差别不大，在有些方面还略胜西方某些国家一筹。 可惜的是，两次去新加坡，均是为了辩论，紧张的辩论使我们无暇顾及深入地考察和分析这个社会。大家基本上是旅馆、餐馆和辩论场“三点一线”。每天晚上讨论和分析辩题，直搞得面如土色，在外面还要强打精神。搞辩论这种事，如同穿上了“红舞鞋”，欲罢不能。初赛之后，要准备复赛，复赛之后，要准备决赛，间隔只有两天。而被淘汰的队伍，虽然心有戚戚焉，但也如释重负，可以轻松地去看新加坡这个美丽的城市。新加坡广播局特意组织各队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去参观，我队未能前往；到名字十分浪漫的圣陶沙去，我队也没能去。我只能开玩笑地说，以后回上海，到南京路上的圣陶沙饭店去体会一下吧。以至最后离开新加坡的那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我的箱子里除了我的衣服之外，没有什么当地的东西。所幸是脑子里充满了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的印象和感觉。 决赛之后，我们与复旦大学在新加坡的校友张洪明博士一起登上我们下榻的五星级饭店——文华饭店的顶楼，畅饮啤酒，疏散一下几天来积累的劳累。望着外面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望着在辩论中有精彩表现的队员们，望着漫天闪烁着的星斗，在我的思绪中，萦绕着辩论中那些感人至深的话语： 复旦一辩：古语说：“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理性，能够谈道德，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无论是饥寒交迫还是丰衣足食，无论是金玉满堂还是家徒四壁，人都能够而且应该谈道德。（第一场陈词） 复旦二辩：人性本恶是古往今来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荀子的性恶论与犹太教原罪说便遥相呼应。而到近代，从马基雅维利到弗洛伊德，无一不主张人性本恶，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不。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一语道破了天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本善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人性本恶时，他们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第三场陈词） 复旦三辩：认识到人性本恶，实际上不是人类的耻辱。真正应该反省的，是面对着真理，却不敢去正视它。其实，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尊严这种虚假的虚荣被不断剥去的过程。我们看到在神学的灵光笼罩之下，人类曾经是相当的夜郎自大。但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抹去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而弗洛伊德则披露了，在理性的冰山尖之下，人的巨大的本能冲动与欲望。今天，我们只有真正认识到人性本恶这一基础，才能做到抑恶扬善。（第三场陈词）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胜利了，但是我队今日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学生们巧舌如簧吗？是学生们在场上突然有超人的发挥吗？还是对方没有有力地攻击我们呢？所有的辩论均结束了，但是这些问题却显然比所有的辩论更重要。 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并不容易。我们这次胜利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许多话，因为胜利者总是有理的。但是，我想还是要平心地来分析这个问题，即要找出即使失败了也能站得住的说法。关于辩论，实在有许多技术性或理论性的问题可谈。我想我不多谈这些，而是谈一谈一名顾问的一般感觉。也许能对回答以上问题有所裨益。 辩论，首要是要有出色的辩手。应该说，我们这次选出的辩手是出色的，优秀的，难得的。但是，没有人是天生的辩论家，都有一个磨练和成长的过程。什么叫一名合格的辩论队员，什么叫一名优秀的辩论队员？不是一个很好答复的问题。我是很喜欢我们的这些队员的，包括辩论队的替补队员张谦和何小兰，以及作为陪辩的我们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们。作为一名老师，我一直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教几名好的学生和写几本好的书。时下，老师们常常怀疑有没有好学生——参与辩论赛，告诉我一个最生动的事实，那就是在复旦的校园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有绝对优秀的学生，不比任何世界著名学府的学生差。 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的时候，我方几位队员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为的是调试音量。韩昌建一开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意思说你们的队员不错。我摇了摇手，意思是不敢过早下结论。在第一场与剑桥大学队辩论结束后，听众对复旦大学队颇有好感。中央电视台这次是主办单位之一，他们来的三位先生，谢青、张元书和潘跃，对我们的队员也很有信心。这一切均是他们自己人格的力度，主要是这个，而不是能说会道。 在比赛的日子里，我反反复复地比较了我们的学生和其他队的学生，我觉得各国和各地的学生各有千秋。我们的学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处世为人上，体现在他们的辩论技巧、理论基础、世界认知和理性能力上。一句话，体现在他们的人格上。所以，如果给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一个最抽象的回答，那就是辩论的胜利是人格的胜利。这个回答也许太大而无当了。 但是，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也相信这是一个最能表达我的意思的概念。我不是说他们的人格已经无比伟大了，而是说他们在这个校园中、在这个社会中、在这种文化中、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格，阶段性的人格。在辩论中，则构成了自己的“辩论人格”。 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都不能摆脱世界加于他的竞争和压力。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生存的基本依据是什么？从人本身来说，从现代的观念来说，基本的是人所有的人格。世界是如此，社会是如此，人生是如此，辩论也概莫能外。 实际上，一支炉火纯青的队伍，一些辩才无碍的辩论队员，最重要还是能回到“本能辩论”的境界上来，这才是最好的队伍和辩才。所谓“本能辩论”指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自己的刻苦磨练之后，能够把学得的知识和技巧变为自己本能的东西，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使用，而不再拘泥于教条的原则和理论。辩论是有一定的技巧的，而且这些技巧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真正掌握了辩论技巧的，应该使这些技巧成为自己的本能，即可以在辩论场上不加思索地运用，可以自如地运用，不需要在场上多思考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技巧。对于辩论所需要的其他方面，也一样，如知识、情感、逻辑、材料、反应、幽默、机智等等。我常常想，当一个辩论队员的自然表现就是设定表现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设定表现就是自然表现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辩论的佳境。所谓“设定表现”可以说是训练要求的表现，或者说辩论要求的表现。所谓“自然表现”指的是一个人的“本能的”表现。 只有当辩论发展至“本能辩论”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机智和幽默，有知识的最恰当的运用，有灵敏的反应。我一直十分欣赏在选拔赛的时候，一位队员的反应。当对方一位同学说“毛驴没有污染，但是你能骑着它走上杨浦大桥吗？”这位队员的反应是“难道你认为毛驴真的没有污染吗？”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这一回合，不能说特别的精彩，但是一种“本能辩论”的最好的反映。“本能辩论”要求能够把自己身上每一条辩论神经均迅速地调动起来，迅速动员自己大脑皮层的每一个兴奋点，这里的时间往往只有一、二秒钟，甚至更少的时间。没有这样一种反应，在辩论中就很可能陷入被动。 与本能辩论对应的是“机械辩论”。“机械辩论”就是不能把辩论的所有要素变成自己的东西，只能刻板地、僵化地使用辩论的要素。从辩论来说，基本的要素包括：逻辑思维的能力、理论分析的能力、事实使用的能力和价值判断的能力。逻辑主要是对辩题的分析，或者说叫审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确定自己的阵地和进攻路线。理论是为了加强己方立场的基础和立论的可信度，是为了说服听众和评委。事实的运用指的是驾驭材料的能力，运用材料来论证和辅佐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价值判断实际上是辩论中的一个核心环节，即对一个问题我们的基本信念是什么，没有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整个立论就有可能立不起来，或者立得不高，只有具备较高的价值判断，辩论才能有确定的信念和充分的感召力。新加坡式的辩论虽然不是辩论真理，但是整个理论必须合情合理，引人入胜，不然就没有辩论的骨架。 这些要素，能不能在辩论中得心应手地得到应用，在辩论状态下，是不是进入到呼之欲出的状态，对辩论来说至关重要。“本能辩论”就是所有这些要紧的使用都达到随心所欲的临界点，针对辩论场上的风云变幻、起伏跌宕，可以从容应付，游刃有余。进入到这个境界，一切的技巧和辩论格式的说教均苍白无力，发自内心的本能辩论是势不可挡的。这就是人格的力度。 说到人格的力度，我想它是由多种因素组合成的。辩论的人格力度也一样，最有优势的辩论队伍是，一上场大家就被你们的人格所吸引，所折服，无形中发散出一种力量，一种气势，一种能量。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难上加难的。人格的力度包括了以上各种要素，其中价值判断是关键，即对一个问题的基本信念是确立人格的核心。我们在三场辩论中，队员们均确定了自己基本的价值判断。尽管立场是抽签决定的，但是对一个不能选择的立场，我们还是必须确定自己的信念： 第一场：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复旦一辩：雨果说过，“善良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道德是石，敲出希望之火，道德是火，点燃生命之灯，道德是灯，照亮人类之路，道德是路，引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第一场陈词） 第二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复旦四辩：当艾滋病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的时候，它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们有物质昌盛的时候，人类的精神家园究竟在哪里呢？我们说，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价值判断。我们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来修复已经饱经沧桑的精神家园，使他们的生命搏击出生活的健康、理性和美丽，这才能安慰成千上万长眠于地下的艾滋病患者屈死的灵魂，才能启示将接济人类文明火种的子孙后代！（第二场陈词） 第三场：人性本恶 复旦二辩：尽管我们承认人性本恶，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前途一片黑暗。人之所以能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并不因为他白璧无瑕，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有认识自己的勇气，承认人性本恶。人有判断是非的理性，能够扬善抑恶。（第三场陈词） 三场中，第一场我方比较容易确定价值判断，因为立场是正面性的；第二场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辩题，也不属太难；困难的是第三场，人性本恶，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如何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分析，对整个辩论的取胜和队员的心态，有着纲举目张的作用。我们经过仔细分析之后，认为虽然是要讲人性本恶，讲人性中的阴暗面，但是还是要确立起较高的价值判断，我们决定在谈人性本恶的同时，强调教化的作用，突出抑恶扬善。这样就确定我们的价值分析有一定的水平，可以在辩论中进行居高临下的作战。 辩论当然讲究辩论技巧，技巧分为个人技巧和整体技巧。但是所有的技巧只有变成本能的辩论的时候，才是内在化的东西。逻辑、知识、理论、技巧、幽默、机智、材料、推理、表达、反应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人们的辩论人格。有了辩论人格，也就有了个人的魅力和风格。这组成了辩论人格的重要部分。辩论的一大部分，是对听众的吸引力，或者说是要征服听众，没有这样一个反应的群体，辩论的效果便不会产生，辩论本身也没有情趣。征服听众有多种方面，理论、陈述、表达均是一端。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力量是辩论队员的个人魅力和风格。个人的魅力和风格只有在进入了“本能辩论”的时候，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１９９３的的队伍，大致有一个风格的设计，或者说叫“风格主义”。辩论必须是有风格的，不能千篇一律，一个模式，这样既不利于整体的力量的发挥，也不利于队员个人的能力的发展。根据我方队员的基本特点，我们大致有一个风格上的构想：姜丰是“静美”，季翔是“重力”，严嘉是“俏活”，蒋昌建是“儒博”。这些设计基本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也根据一支辩论队搭配的需要。在实际的辩论中，他们很好地表现了自己的风格，显得整个队伍既整齐，又各有千秋。 在辩论中，队员表现出了一定的人格的力度： 剑桥四辩：……第二个问题，我们李光耀总统当初推行道德建设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发展了经济建设，不然哪会有今天丰衣足食的新加坡社会。 复旦四辩：首先指出对方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李光耀是总理而不是总统。（掌声、笑声）我方认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我请问对方一个问题：贫困的社会中有没有道德？（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剑桥三辩：对方一直回避这样的问题：超道德行为到底是不是道德行为？请对方回答。 复旦三辩：超道德当然不是道德。但如果按照对方的逻辑，那么裴多斐的《自由与爱情》诗大概就得改成：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了。（长时间的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悉尼二辩：那么我想请问对方同学：如果一个１—２岁的婴儿被感染，你对他进行性安全教育是必要的吗？ 复旦三辩：……至于说到婴儿，当然我们不能进行性安全教育，但是对他的母亲当然要进行教育，这样才能防止艾滋病的母婴传染啊。（掌声）（第二场） 悉尼三辩：那我倒要问对方同学，如果我们今天发明一种可以控制艾滋病的疫苗，那会有什么社会问题呢？ 复旦二辩：如果的话，整个巴黎可以装在一个瓶子里，如果人类不存在，艾滋病还有没有啊？（掌声） 复旦三辩：我们不能仅仅让医学来参与！在非洲许多地方，艾滋病已经导致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还要让医学这个“孤舟蓑笠翁”来“独钓寒江雪”吗？（第二场自由辩论）。 台大四辩：我倒想请问对方辩友，在人性本恶之下，我们为什么要法律，为什么要惩治的制度呢？ 复旦一辩：对呀，这不正是我方观点嘛！（笑声，掌声）如果人性都是善的，还要法律和规范干什么？（掌声） 辩论辩到这种境界，虽然远不能谈绝顶，但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深切地体会到，辩论的胜利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在整个辩论中，队员的人格的力度是那样的重要。队员的人格，当然不是仅仅在辩论中和在训练中获得的。一个人的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有社会的熏染，有个人的耳濡目染，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修炼。有人问我，怎样才能训练出好的队员，我的回答是：“首先要告诉队员如何做人，因为训练是一时的，而做人是一辈子的。”因为，以滋养一辈子的人格来支撑辩论的话，这才是最有力度和力量的。 逻辑，是辩论中的核心部分，没有清晰的逻辑设计，遇到一支强大的队伍的时候，是不能战而胜之的。逻辑设计，是一个骨架，本身没有太多的内容，不如理论那样高雅，不如事实那样多样，不如价值那样感人。但它，却是辩论中的灵魂。我方的一辩基本上在每场均承担着说明逻辑设计的任务。因为每一次的逻辑设计均较为复杂，要花不少时间来表述，这样就可能影响一辩本人风格的发挥。有时，一辩往往是在痛苦之中的。但是，为了整体的气势，必须为之。我很内疚的是，有时老师们要强制性地执行，显得面目狰狞。这充分说明了逻辑设计的重要性，实际上是辩论的生命线。 一般人看辩论，不会过多地去分析其中的逻辑设计，但是，对于谙于辩论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看逻辑设计。水平高的评判也是首先注意这个问题。逻辑是骨架，就像造高楼大厦一样，先要有钢骨和架构，然后才能有墙，有层，有装饰，有其他种种设计思想的实现。辩论也一样，先要有骨架，然后才是理论、事实和材料的组合。当然，在分析逻辑关系的时候，也要有理论、事实和价值的参考系，因为逻辑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以对理论、事实和价值的掌握而来的。 我这里讲的是逻辑设计，因为这里有基本的逻辑原则，但是不完全是逻辑原则的反映。因为这种辩论一般情况下讲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但是，辩论有时是一种设定的立场，那就要有一点辩论的逻辑，或者说是“诡辩的逻辑”，这可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所以只能说是逻辑设计。关键是自己的立场要能自圆其说，建立一个牢固的防线，固若金汤。同时要分析对方可能的逻辑，设计进攻的路线，分析对方可能的进攻路线，进行防御，这就是逻辑设计的意思。虽说是逻辑设计，但是主要的是一般逻辑原则的运用，万不得已才能使用“设计”。因为，辩论要合情合理，要以理服人，不能单靠诡辩，这样是不能取胜的。 辩题下来之后，辩论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因为对三个题目的五个方面要进行逻辑设计，这很繁重。那几天，大家均患了逻辑病。每天在想“逻辑设计”。整天围坐一圈，讨论逻辑设计。从一个点开始，画逻辑的圈，什么地方画不圆了再寻找新的点，再画，直到画圆为止。有时，今天画正方的逻辑的圆，明天就画反方的逻辑的圆。这是一种痛苦，不断地换脑子，洗脑子，如果不这样，就会跟不上讨论。有时，如坠云里雾里，自己也弄不清是在讨论正方还是反方。好在大家集思广益，确定了三场辩论五方面的逻辑设计。其他的不说，来看以下我队实际运用的三套逻辑设计。 第一场辩题反方的分析 总体：人存在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人有理性，理性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谈道德， 走向温饱的过程中尤其应该谈道德。 审题：温饱——社会总体上无食之困 （贫困——温饱——富裕三个发展阶段） 谈道德——个人修养 社会弘扬 政府倡导 谈——道德教育、道德宣传、道德鼓励、道德舆论、道德研究、道德讨论等 必要条件——（正方）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逻辑准备：能不能——事实判断 应不应——价值判断 不能够——不应该不能够——但应该 能够——应该能够——但不应该 应该——但不能够应该——也能够 不应该——但能够不应该——不能够 总体逻辑设计是这样的：道德被规定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群体规范，因为有人产生时道德就产生了，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道德基于人的理性，而不是基于人的肠胃，因而有后来辩论中反驳“肠胃决定论”。因为谈道德是基于人的理性，而人存在就有理性，有理性就有条件，因而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谈道德。后面一项是价值判断，即在贫困的社会中尤其应该谈道德，实际上也是间接地攻击对方的立场。审题的逻辑设计是：温饱是辩论中显然会发生争论的概念，对方会压低温饱的内涵，把温饱等同于贫困甚至生存，这样有利于他们的立场。而我方认为温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状态，不同于贫困，更不同于生存。所以，规定了社会总体上的，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这是一种逻辑上的防线。后来的辩论中，果然对方是用生存来代替温饱的概念。谈道德，我方也放得比较宽泛，包括个人、社会和政府，在这三个层面上，任何一个谈了道德，就是谈道德，那么这里的事例数不胜数。谈，我方也规定得比较宽泛，也是为了做一个大的筐子，来装对方的逻辑设计。后面，也做了比较复杂的分析，主要就可能和应该的关系如何来辩论。因为对方可能说：在温饱以前的情况下谈道德是应该的，但是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果这样进攻的话，我方还是要有准备，因而排了很多的关系，准备与对方打逻辑大战。 第二场辩题反方的分析 总体：艾滋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远远超出了医学问题，艾滋病在社会中发生和发展，必须用社会系统工程加以解决，因而是社会问题。 医学对艾滋病无能为力，人们不能坐以待毙，医学只是参与了控制艾滋病，但参与不等于就成了医学问题。 审题：艾滋病——获得性免疫能力综合缺损症，由H１V病毒感染引起，无论从产生、发展和解决途径看，它都不能脱离社会整体的力量。 是——“属于”和“归属”的意思。 医学问题——从产生、发展和解决途径看都属于医学的问题。 社会问题——从产生、发展和解决途径看都属于社会的问题。 第二场的辩论题目看上去比较一般，但实际上也很不好整。因为这个题目规定的立场太死，因为要说艾滋病不是医学问题，只是社会问题是不合一般常识的。怎样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十分重要。总体的逻辑设计是：艾滋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超过了医学范围，医学解决不了，要用社会系统工程来解决，因而是社会问题。逻辑是从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解决途径来确定的，我方把艾滋病的产生、发展和解决与社会密切结合起来，谈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现代社会的理念、治疗需要的社会手段、艾滋病患者的生活问题，等等。把艾滋病引起的问题扩大，而正方要把艾滋病限于病本身。这是双方可能激烈交锋的地方。这里，我方用了比较多的“辩论逻辑”。如后来反问的：艾滋病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我方还举例说：当一个老人被汽车撞倒之后，要送到医院去医疗，那它也是医学问题，不是交通事故了？！以及如果医生参与就是医学问题，那么战场上有医生，战争也成了医学问题。等等。这里讨论的是“问题是什么”的问题，逻辑上有点搅。有的时候，要搞到对方混乱我方清楚，那就占了优势。当然，第二场的基本价值判断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根治艾滋病，大家共同来制服这个“世纪恶魔”。 第三场辩题反方的分析 总体：人性是由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构成的，人性是本恶的，通过后天的教化，人性可以改变，甚至产生伟大的人格，因为人有理性。 审题：人性——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构成的，自然属性指人的无节制的本能和欲望 本——本来的、先天的 恶——本能和欲望无节制的扩张，善是对本能的合理节制 事实层面——人性本恶 价值层面——人性向善 第三个辩题比较难，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界争论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结果。后来在最后的告别晚会上，遇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题目是他出的，出的时候也没有多想，想到就出了。我说你可苦了我们了。大家一笑。从总体上来说，我方认为人性包含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部分，自然属性本来是恶的，但后天可以向善。这里的问题要设计：人性是可变还是不可变的，经过分析可能还是可变比较合情，主要是要对很多的环境因素对应。人性可变，教化的作用就可以突出来，也可以说我方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恶，我方规定它是人的欲望和本能的无节制的扩张的倾向，而不是欲望和本能本身。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后来辩论中台湾大学队没有弄清这一点。合理的欲望和本能也是可以接受的，不然我方会陷入被动。而无限扩张的倾向才是恶。但是，人不同于动物，人有理性，可以向善。这里又提出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问题。 逻辑上我方要解决的难题是：（１）恶花如何结出善果。我方的逻辑设计是：如果人人皆自利，无人能自利，因此在冲突中产生权衡和制约，这就是最早的善源。因为我方的理论是对无节制的欲望和本能的合理节制就是善，那么有了节制，就有了善。（２）什么是恶。开始罗列了不少恶的行为，如占有、攻击、自私等等，但是后来发现太具体的恶反而不好辩，因为所有的具体的恶都是在后天的社会中发生的。最后归纳到上述那个抽象的恶的概念。（３）教化如何能改变人。我方的逻辑设计是：人是有理性的，有理性就能接受教化。在设计这个逻辑时，要防止对方的反驳，即理性已经表明人不是本恶的，因为理性这个概念有一些模糊性，通常人说这个人有理性，是讲的一种善。所以队员们在讨论中，又对可能来的攻击作了准备，这就是这里说的理性是人这种物种的能力，而不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使用的理性。它是人的一种推理和接受的能力，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但它是一种机能性的东西，要在后天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的一个逻辑防线，又可以抵挡对方攻击我方不能区分动物和人的可能性，因为我方对于人性和恶的规定性中均谈到自然属性的本能和欲望。 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长篇大论地来分析逻辑设计，点到为止吧。逻辑设计，说到底，就是做一个大筐，把对方的逻辑包括进来，这样的逻辑设计就有利。如果你的逻辑设计被对方包括进去了，你就会被动。关键是这样一个大筐如何来做。每次辩论都不同，每个场合都不同，还是要应变。 对于辩论队员来说，一以贯之的逻辑推理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场上辩论，什么叫反应快，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握对方的逻辑关系，我一直开玩笑说，在场上，要求像一台一秒钟能运算几百万次的大规模计算机，这样才能反应过来。同时，抓住对方的逻辑缺口，予以攻击，叫作“打蛇要打七寸”。如果在逻辑上没有把握住对方的设计，这个“七寸”是打不到的，打不到就打不狠，打不死。场下的逻辑设计固然重要，但是关键还是队员个人的逻辑能力。真要练习辩论的话，就要多练自己的逻辑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过，逻辑能力又不是孤立的，与一个人的总体素养休戚相关。 辩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或者说新加坡这种形式的辩论，要求人们在辩论中有较敏感的幽默神经。辩论，一是要说理，要“理”来“理”去，二是要有说服力，征服评判，征服听众，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幽默，要“幽”来“幽”去。在辩论中，有没有幽默，大不一样。幽默有几大好处：一是可以鲜明地表达你的观点，可以使大家在一种舒畅的心情中认同你的观点；二是可以营造场上的气氛，获得优势，使观众倾向于自己这一方；三是可以给对方产生压力，一旦一个幽默发生了效应，场内的气氛就会转化，转化到对我方有利的一边来，这样对方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紧张。一般来说，在场上，队员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对方在幽默方面得到的掌声超过了自己，就会有心理上的压力，就会觉得整个士气有所低落，如果没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很可能就会打不起精神来；四是可以给自己一方鼓劲，如果在辩论中有不少幽默获得了效果，自己的情绪也会高涨，会越战越勇，越战越精。一般在辩论中，大家均是力图运用幽默的。１９８８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种战术称为“幽默炸弹”。每次上场，个人均要带一些“幽默炸弹”，来轮番“轰炸”。 这次辩论中，应该说，队员在幽默战术的运用上是成功的，大家的幽默神经是灵敏的。在场上，往往能在这个方面取得主动，赢得场上的观众。观众往往被队员的幽默所征服。 他们说的一些话，可以说非常精彩： 复旦三辩：请大家想一想，看暴力片、色情片，是从来没有什么公开倡导和鼓励的，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呢？（掌声、笑声）（第三场陈词） 复旦四辩：在评选模范丈夫时，你能告诉我：“这个模范丈夫本性是好的，就是经不起美色的诱惑”吗？（掌声、笑声）（第二场自由辩论） 复旦一辩：要知道医学这个狭小的概念是装不下艾滋病这个“世纪恶魔”的，对方辩友，请千万不要让大象在茶杯里洗澡。（第二场陈词） 复旦二辩：在医院里发现的就都是医学问题吗？在医院捡到别人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成了医学问题喽？（掌声、笑声）（第二场自由辩论） 幽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书都谈幽默，似乎有许多的理论，但是从书本上学到幽默的人是很少的。幽默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反映。我总觉得，幽默是来自人对一种事物的高超的把握，是对一种知识的随心所欲的驾驭，是对一种材料的透彻的认识。只有你觉得自己在一个方面的把握绝对高于对方的把握，你就有了幽默的可能。另外，幽默要与一定的场景结合起来，要了解人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历史、社会、文化、风土、时事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有时可以取材于大家熟悉的事情，如地名、歌名、人名或者什么掌故、材料等等。如： 复旦四辩：我们多次问对方，善花里如何结出恶果，对方说要浇水，要施肥呀。那我就不懂了，大家都承蒙这个阳光雨露的话，为何有那么多的罪行横遍这个世界呢？难道这个水、那个肥还情有独钟吗？为何要跟恶的人做一个潇洒的“吻别”呢？（掌声、笑声）（第三场陈词） 这里取了著名的香港歌星张学友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名。更深一层的背景是：在第三场比赛开始的时候，台湾大学队的四辩在试音的时候，提出要给大家唱一首《吻别》，也是为了拉一点观众，或者说做“秀”吧。但是，主持人说时间不够，没有让他唱。这里我方四辩运用了对方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意境来做这个幽默，同时也调动了大家熟悉的东西，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复旦三辩：日本可算是富甲天下了吧？但是政坛丑闻却不绝于耳。竹下登被贿赂蹬下了台，宇野宗佑被美色诱下了水，而金丸信呢？终究未能取信于民。（掌声，笑声）（第一场陈词） 这里运用了时事中的材料，也正好是日本政坛风云震惊世界的时候，大家均很熟悉，但对日本政治中这些现象感到不可谓不了解，报纸上也渲染得厉害。讲了以后，大家有一种共鸣。再加上巧妙地把日本政治家的名字中的字用谐音与政治丑闻联系起来，使人觉得耳目一新：还可以这样来玩文字游戏。另外，深层的历史背景是：东南亚国家对日本感情上有障碍，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给东南亚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谈谈日本的弊端容易赢得观众。８８年时，我方在反驳对方赞扬日本的论述时，也曾说过：“日本不仅没有抵御西方歪风，反而带来了东洋歪风。”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复旦二辩：我方从来不反对温饱时也能够谈道德。但是，今天对方讲道德，就因为十年前吃过一碗“莫莫咂咂”吗？（笑声，掌声）（第三场自由辩论） “莫莫咂咂”是一种马来西亚的食品。我方队员过去也不知道，也是这一次在新加坡广播局的招待会上才知道的。在这里一用，效果当然比说吃一碗面或吃一碗山西泡馍要好得多，因为当地的听众熟悉这个名称，否则不会有效果。８８年决赛时几次效果比较好的幽默，也与这种方法有关：如说不能把儒家思想当做正红花油乱涂乱抹，说要等到乌节路上的“彩装少年”变成“彩装老年”才抵御西方歪风，说不能驾驶着秦朝的铜车马走上薛尔斯桥等等。这些也是容易产生幽默的地方。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大家均会积极地使用幽默战术，因为这不是一个秘密武器，所有的队都知道这一点，都会在这个方面下功夫。遇到对方的“幽默炸弹”轰炸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大大棘手的问题。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退缩，退缩肯定会失去优势。只有进攻，最好的进攻就是以幽默对幽默，比他还幽默。当然，这对队员的要求就高得多了。这里已经不是一种静态的幽默，而是一种动态的幽默，要有准备，更重要的是要有临场的机智和反应。我们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辩论场上，这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是用得上的，在幽默之竞上，尤其用得上。我方在这一次辩论中，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台大三辩：照对方辩友那样说的话，人性本恶，我们要教育干什么？因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早就不成立了，应该是“师傅领进门，教鞭跟你一辈子”了。（笑声，掌声） 复旦三辩：按照对方辩友的这种逻辑，那么教化应该是非常容易的，每个人都是“心有灵犀不点通”了。（掌声，笑声）（第三场自由辩论） 剑桥三辩：我方的观点对方没有任何批驳，所以我方的定义已经成立了。 复旦二辩：你的论点不是自己说成立就成立了，不然还要评判干什么？（全场大笑，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幽默也要有一定的格调，特别是在一个知识和理论气氛很浓的辩论场上。如果举的例子不雅，太俗，反而没有效果，甚至会产生反效果，我想起有一次在辩论场下发生的事情。在与剑桥大学队辩论完之后，他们邀请一些队员一起喝咖啡，各大学的队员去了不少。席间大家做游戏，开始演节目，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讲笑话。台湾大学队的一名队员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用一般人眼光来看也觉是庸俗的笑话，我觉得现在写下来都不够雅观。本来是想博得一点笑声的，但是在他情绪饱满地讲完之后，本以为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但是场面上是鸦雀无声，大家都觉得太俗，这样的“荤故事”在一般场合下都不合适，不要说在公共场合。结果，他很窘迫，还是他们的教练帮他解了围。这样的幽默不但没效果，反而有反作用。所以，幽默也有一个格调的问题。 幽默是一个辩手素质的表现。但是幽默是一种最难以掌握的本事。幽默能不能准备？还是可以准备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辩题，也有对辩论的环境的认识，同时有对对方可能的立论的分析和判断。这样的话，有相当的材料是可以在准备中加工的。对材料的加工十分关键，有没有幽默感是加工材料的关键。可以说，很多材料关键在于加工，同样的材料，没有幽默感的话，是加工不出“幽默炸弹”来的。８８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加工，如对孔子说的“父母在，不远游”，加工成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就来不了新加坡了，还谈什么辩论抵御西方歪风。在这次辩论中，我方也有不少精巧的加工，如我方四辩指出对方还没有论证过如果温而不饱怎么办，紧接着说减肥中心按照对方的逻辑要变成拳击场了。效果不错。同样的几个日本政治家的名字，如何加工才能有幽默感就有讲究了。在辩论艾滋病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方三辩说到大量的艾滋病患者死于非命，连安乐死都没有享受到，这里之所以出效果，是因为安乐死是前一天台湾大学和马来亚大学辩论的题目。材料加工的重要性，不能忽略。我一直记得张谦在模拟赛中说的一段话，可以说妙趣横生。他说：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卖军火的个体户，他拿着自己的盾说，没有一个矛能戳穿它，它又拿着自己的矛说，没有一个盾它不能戳穿……。实际上讲的是中国的成语故事“自相矛盾”。但是，“卖军火的个体户”，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使这个古老的故事立即充满了幽默。这一类的加工，在准备中是可以好好思量的。 在辩论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辩辞均可以准备的，许多场合要看辩论队员在场上的反应和发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方在辩论中，关于李光耀是总理不是总统的反击，关于要给患病的婴儿的母亲进行防艾滋病的教育分析，关于立论要由评判团来决定的反击，均是既有力量又有幽默的反应。应该说场上的反应更加困难一些。 幽默，不是人人都有的，也不是不能培养的。辩论中的幽默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一蹴而就的本事。我想，一个人的幽默感，最基本的来源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否对多边的世界，对自己不能左右的事务，对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对待一切，持一种幽默的态度，是一个人的幽默感生长的基础。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我们慢慢造成了一种浓厚的幽默的生活气氛：从“俞总”、“林副统帅”、“讲（姜）逻辑”、“记（季）理论”、“加（嘉）事实”、“昌（倡）价值”这些绰号，到食物中毒时大家只当是休整放假，住院时当作住有空调的宾馆，酷暑时把训练场当做电风扇展销地，每天切西瓜时都当作是在做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如此等等。我们在生活中所持的态度，会反映在我们的辩论之中，也会反映在我们的其他方面。当然，在辩论中养成的幽默感，如果能反映在我们以后长久的生活中，那就大有收益了。 辩论中，精彩的话语比比皆是。这些话语的力量在哪里，或者说感动人心的力量在哪里，不完全在表达时生动的语气，或者说用一些华丽的语句，而在于它们中间蕴涵着理性的力量，体现了人类知识的一种基本的方向。新加坡的这种辩论，可以说是在形式上非常讲究技巧的辩论，因为每一方确定的立场，是抽签决定的，即不论自己对这个题目是什么看法，在抽签之后必须维护自己抽到的立场。因而对每一个辩论队的技巧的运用要求很高。同样的材料和理论，要能够用来维护自己的立场，攻击对方的立场。有时可以说，新加坡的这种辩论是一种“技巧密集型”的辩论。与平常的辩论不同，一般的辩论总是围绕自己相信的立场来展开。但是在新加坡，如果单单这样认为，是不能取胜的。技巧虽然至关重要，但是理论、逻辑、事实和价值分析是技巧不能取而代之的。立场尽管是抽签决定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是探讨真理”的辩论，而是技巧性的辩论，不过，一支队伍的理论和逻辑必须是科学的，事实必须是严格无误的，价值分析必须是有吸引力的，不然是不能战而胜之的。这种辩论不是探讨真理，因为没有人会因为对方说得有理，而闭嘴不语，但是，有一位同学说得明白，“要把自己的立场当做真理来维护。” 从这个角度讲，辩论又是“知识密集型”的辩论——可能更本质的是“知识密集型”的辩论。这种辩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陈词，二是自由辩论。两个部分均对辩手的知识有很高的要求。一是自己要高屋建瓴，有理有据；二是要能够对对方的理论和逻辑进行攻击，如果对方使用的理论和论据我方从来没有听到过，在场上目瞪口呆，不能有效进攻，那就输了一半了。场上这样的激烈场面屡见不鲜，试举几例： 剑桥三辩：……其次，法律不是道德。法律规定了离婚，离婚是道德的吗？法律可以规定公司破产，公司破产是道德的吗？所以法律不是道德，它是代表最低的道德水平加上风俗习惯及强制力。法律等于道德是苏格拉底那时候的观点，对方有两位学法律的应该知道。谢谢。 复旦二辩：法律中难道没有道德观念吗？从《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从宋《刑统》到《权利法案》，请对方告诉我们：哪一部法律中不包含道德观念？（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剑桥二辩：……请问对方刚才说了英国民众在二次大战中发扬道德精神，但是要知道，英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是世界上领先的，而且据最近的资料表明，二战中英国人民的温饱程度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营养价值在当时食物平均分配制度下是最好的。因此你不能通过这个例子来否认它是在温饱程度上讲道德的。 复旦三辩：《邱吉尔传》告诉我们，那时好多穷人是怎么去填饱自己肚子的呢？是去排队买鸟食，还买不到啊掌声）（第一场自由辩论） 台大一辩：哲学家康德主张，人不分聪明才智、贫富美丑，都具有理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所以进一步又加了一句，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而佛家说，一心迷是真身，一心觉则是佛。 复旦一辩：我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康德并不是一个性善论者。康德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恶折磨我们人类，时而是因为人的本性，时而是因为人的残忍的自私性。”对方不要断章取义。（第三场陈词应接） 这三个回合均是自由辩论中发生的，也就是说要靠临场反应和平时的知识积累。第一个回合是专业性的知识，可以说是十分专门的知识，我方的反驳坚强有力，对方在这个问题上就缩了回去。第二个回合是“杂家”的积累，应该说对方提出这个问题很棘手，他们来自英国，材料确凿，如果不是用“硬材料”来反击，效果不会太好。而我方恰恰举了英国二战期间最有发言权的人的见证，是不容反驳的，就把对方的观点压了下去。第三个回合，辩论到高深的哲学理论，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的学生还是有备无患。所有这些，没有平时的积累就不能迅速反应过来。 最精彩的一个回合，可以说是知识最密集的一个回合，是在第三场的自由辩论中发生的。第三场的辩论主题是一个千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要在几十分钟的辩论中来说明它自然是难上加难的。而且人性问题方面的资料、理论、观点汗牛充栋，不堪准备。对方会说什么，会引用什么，“空间”很大。没有相当的知识方面的积累，这场辩论难以取胜。 在自由辩论中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台大一辩：如果人性本恶的话，到底是谁第一个去教导人要往善呢？ 复旦二辩：我们已经不想再次回答同一个问题了。我倒想请问，孟子不是也说过“形色，天性也”嘛？请问，什么叫天性呀？ 台大三辩：对方辩友，请您回答我们，荀子说的是性恶说，还是性无善无恶。 复旦三辩：这点都搞不清楚，还来辩论性善性恶吗？（笑声，掌声）我想请问，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像这样的圣人都要修炼到古稀之年，何况我们凡夫俗子呢？（掌声） 台大四辩：对方辩友，所有的问题，都不告诉我们答案。我倒要请问对方辩友的是，康德的主张到底是有没有道德？ 复旦一辩：不是我们不告诉对方，是我们一再一再地说，你们都不懂。（笑声、掌声）（前面已经回答过） 台大三辩：对方辩友这句话回答的是什么，我们实在没有听出来。不过，我想告诉对方辩友解决一下性恶的问题吧！荀子说：“无为则性不能自美。”说性像泥巴一样，它塑成砖就塑成砖，塑成房子就塑成房子，这是无恶无善说啊！对方辩友。 复旦四辩：荀子也说过：后天的所谓善是在“注错习之所积耳”。什么叫“注错习之所积耳”呀？ 台大三辩：荀子说错了！荀子说他看到什么是恶的，还是说没有看到善，你就说是恶的。没有看到善是不善，不是恶，对方辩友。 复旦四辩：你说荀子说错了就说错了吗？那要那么多儒学家干什么？（掌声、笑声） 台大三辩：儒学就是来研究荀子到底说了性善还是性恶嘛！复旦二辩：荀子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人性恶，其善者伪也。” 在最后我方二辩说了这句话之后，这一回合就告结束了。我方可以说提出了有力的论据，阻挡了对方精心策划的进攻。不难看出，如果我们对荀子的理论不甚了解，或者所知甚少，这一回合对方就会占上风。当然，我们也是利用了对我方有利的理论和论据，关于荀子本人的学说，还要做更深入的考量。 辩论之中，技巧之上，往往是知识的竞争和较量。高水平的评判团也往往会这样来要求每一个辩论队。如决赛的评判团，也是好汉一群，有著名的儒学第三期复兴的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杜维明先生，著名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前所长、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者吴德耀教授，以及当地著名的律师许庭芳先生和传播学院的院长郭振羽教授，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评判团，会用更加严格的尺度和更高的知识要求来衡量两支队伍。有没有知识的底蕴，他们是能明察秋毫的。 在辩论中，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有深刻的知识背景，有一本甚至几本书垫底。引证的方法基本是两种，一种是明引： 复旦二辩：对方辩友，难道你还要对着《天龙八部》中的恶贯满盈、无恶不做、凶神恶煞和穷凶极恶这四大恶人谈什么人性本善吗？（掌声、笑声） 复旦二辩：所以，不管人类处在哪一个阶段上，谈道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礼记·礼运篇》中记载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正是中国远古时代道德状况的生动写照吗？《圣经·旧约》里的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和原罪的传说，不也表明了道德的最早起源吗？（第一场陈词） 第一段话点了书名，因为金庸就坐在下面当评委，大家又十分喜欢他的武侠小说，引起场上热烈的反响。第二段话也点明了书名，以增加论据的权威性。另一种是暗引： 台大一辩：如果人性本恶，那么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生活在一个“老大哥”无时无刻不监督我们的世界当中，第二个是我们人类社会将是彼此不再相信。（第三场陈词） 复旦三辩：在贫困的条件下，完全可以谈道德。鲁哀公六年，孔子和他的学生“在陈绝粮”，困境之下，孔子是否就不谈道德了呢？不！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实，在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流变过程中，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北海牧羊的苏武，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到拒斥嗟来之食的朱自清，众多的仁人志士无不以其言行甚至生命，驳斥了认为只有在温饱过后才能谈道德的“肠胃决定论”。（第一场陈词） 台大一辩很显然暗指的是《１９８４》这本书，他们在这里提出这本书有没有政治用意，不得而知，但是明眼人一看，就可以掂出其份量。我方三辩的这段话涉及到《论语》和许多历史典籍。第三场我方四辩有段话，实际上体现了很多本书的背景，“花果飘零”是当代儒学大家唐君毅教授的独到用语，“一阳来复”、“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都是杜维明教授的提法，而最后那句话，又是当代一名诗人的佳句。前面提到的“轴心时代”，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用语，也是不少当代大学者欣赏的观念。 台湾记者徐宗懋先生我是１９８８年认识的，他是一个有着很深的“复旦感觉”的人。１９８８年，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多次到复旦来，总有许多的回忆。这次，在新加坡又遇见他，他是来采访新加坡正在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同时也来看看辩论赛。他说，他在台湾刚刚遇到从美国到那里去访问的鲍勇剑，两人在酒吧里喝酒，畅谈多时，有很多的感慨。鲍勇剑是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队的三辩，是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１９８８年之后，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均有一番心路历程。徐宗懋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有好的学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只要有了好的学生，一切的人世烦恼都可以化去。这大概是一位教师最想得到的东西。社会之发展，关键还在年轻人的身上，中国大概也是如此。”他沉默不语。回去后，他在《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我们有较好的评论：“复旦队仍是承袭１９８８年的特长，即学术底子较厚，言词清晰，临场反应迅速，整体呈现一种能言善道，咄咄逼人的气势，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主控了现场的气氛。”我觉得，他是一个懂得辩论之义的人。 整个辩论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认识：时下世界的竞争，是一种知识的竞争。辩论场上是这样，社会上也是这样。辩论场只不过是社会特性的一种反映。如果认为单有能说会道，就能取得胜利，那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一种浅见。辩论取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知识。而知识从哪里来，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读书。我们的学生均有大剂量的读书计划，也有大面积的涉猎，他们是优秀的学生。辩论是一种“知识密集”和“技巧密集”的智力活动，绝对不是简单的“口腔”活动。杜维明教授在对辩论发表自己见解时说的一番话，可以说是鞭辟入里，“明察秋毫的视德和从善如流的听德，才是雄辩的基础。能说善道固然很好，巧言令色就背离了仁厚的核心价值了。”辩论，是一种高密度的知识竞赛，是对人们自身知识潜力和贮存的最无情的考验。由此，我想到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句话：知识能使一个人在本质上真正超过他人。 一般来说，在新加坡的这种形式的辩论，基本技巧上有的与其他形式的辩论相仿佛，有的不同。从组队形式来说，它不是“一对一”的辩论，而是“四对四”的辩论，这里就有一个要求集体或者说整体配合的问题。这是“一对一”辩论中所没有的技术要求。但是，这种辩论同时要求每一个队员有娴熟的个人辩论技巧。我们可以把新加坡式辩论的技巧性问题分为整体技巧和个人技巧两方面。 整体技巧是指整个队伍集体合作或者集体力量才能运用的技巧，这在组队辩论中是十分重要的。有的时候，尽管一支队伍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往往因为没有较好的整体技巧，而使个人的优势不能发挥出来，或者是有的人异军突起，有的人无用武之地；或者是相互抵消，不能各尽所长。一支强的辩论队伍。首先必须有比较强的、灵活的整体辩论技巧。在队伍的组织和训练方面，整体技巧往往是要花费较大的力量。整体技巧包括了很多方面。这里仅举几例——第一，“启承转合”。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章法中的一种基本的格式。因为新加坡辩论是四人组队，因而正好对应了这样一种四段论的公式。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格式的确能够较好地使一支队伍的基本观念表达得比较清晰。１９８８年时，在复旦队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就慢慢梳理出了这样的一种基本模式。在１９９３年的辩论中，基本上仍然是使用这样的基本程式。当然，基本程式只是一种结构，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千变万化。启承转合的基本含义是：启，即把我方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清清楚楚表达出来，并说明我方的基本逻辑关系，以及我方以后三位的基本思路，也就是开题；承，即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深化我方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展开论述我方的核心观念；转，即在对方的立场的理论发表之后，根据我方的立场予以反驳，并在确凿的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我方的立场；合，则是总结，是把我方的所有观点放在一个新的高度，并加以概括，然后对对方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总体的反驳，有一种登高一呼的味道。这次在新加坡的三场辩论，我们基本是按照了这个程式。其他队伍也有采用这个程式的，如决赛中遇到的台湾大学队。正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总结时所说的：“今天下午正反两队似乎都直持或间接地采取了在古文章法中的启承转合这种策略。” 第二，“板块分工”。启承转合只是一种程式，还没有具体的内容设计。要使启承转合能够发挥好作用，必须在内容上有一个好的设计，经过我们的反复琢磨，后来确定了这一次辩论在内容上的基本结构。内容的基本结构，不是每次都一样的。辩论中，贵在变。没有战略和战术的变化，这支队伍是不能打主动仗的。这一次我们的基本内容结构是：一辩侧重逻辑，二辩侧重理论，三辩侧重事实，四辩侧重价值分析。由于形成了这样的结构，我们经常用的术语也就格式化了，叫“姜（讲）逻辑”，“季（记）理论”，“嘉（加）事实”，”昌（倡）价值”，主要是对应姜丰、季翔、严嘉和蒋昌建他们四个人的位置，以及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这一次，针对我方的三场辩论，基本上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我方辩论中的实际分工： 辩题：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一辩：（逻辑判断） 说明底线 温饱的概念 道德和谈道德的概念 必要条件的理解，设定对方立场 交代我方辩论格局 二辩：（理论判断） 道德的起源 道德的本质 道德的目的 道德的功能 道德的层面 三辩：（事实判断） 自古美德出自饥寒 饱暖思淫欲之类 经济发展需要谈道德 四辩：（价值判断） 重申我方基本立论 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 今天全人类更需要谈道德 道德是今天世界的旗帜 最后的引证：康德 其实每场均有这样的分工，有时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和内部的分工，我们不指明我们的具体分工，有时我们是说得比较的明白。在这些分工中，当然有的部分，比较有利于队员的发挥，因为有比较大的发挥的余地，有的就不那么有利于队员自己特色的显露，因为自己发挥的余地比较少，主要是为了完成整体所要求他完成的角色。如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一辩的位置比较困难，困难在于个人发挥的余地比较小，主要要完成逻辑的分析和对辩题的认识，这是整体辩论的起点。辩论虽然对队员的要求很高，但这种高度的要求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设定的角色中发挥自己的特点和潜力，或者说是在划定的范围里做道场。这对一个辩论队来说，尤其对一个每位队员均较强的辩论队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协调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个人的特点和长处如何融合到整体的力量中去，个人怎样在整体中获得平衡，从而达到整体的平衡。 第三，“整体配合”。作为一个要求集体作战的辩论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各个队员之间能够有效地配合。整体配合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前面说的启承转合和板块分割均是一种整体配合，但是更重要的整体配合是在辩论的过程中，各个队员之间如何来达成配合。辩论往往激烈紧张、瞬息万变，投入到辩论之中以后，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忘记整体配合的战略，这是主观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因素，辩论是十分精彩的，也是知识高度密集的，各个队员不可能在事先就商量好怎样来应付对方会说的每一种观点、每一个事实和每一种理论，这就要看临场反应。 每个队员的知识结构不同，术业有专攻，选拔队员的时候，人们一般也会考虑如何来搭配不同的知识结构。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的辩论队，一辩是学管理的，二辩和四辩是学新闻的，三辩是学国际政治的。１９９３年的辩论队，一辩是学美学的，二辩和三辩是学法律的，四辩是学国际政治的。每个队员不但知识结构不同，而且风格和气质也颇为不同。所以，在对方提出一个观点或一个事实的时候，可能不是所有的队员均能马上反应过来的，可能只有一个队员先反应过来。或者，因为发言总是一个一个讲的，不可能四个人同时讲话，总有一个人先回答对方的提问，或反驳对方的理论。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其他队员有敏感的配合意识，形成整体的攻击力量和方位力量。在第三场对台湾大学队的辩论中，自由辩论时有一次非常精彩的整体配合的例子。关键的问题涉及到对方的基本立论。对方的立场是人性本善，那么我方最好的攻击点就是，要对方说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恶端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体作战路线是： 复旦二辩：……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你们的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掌声） 台大一辩：我想请问对方同学，你的教育能够使你一辈子不流露本性吗？如果你不小心流露本性，那我们大家可要遭殃了。 复旦三辩：所以我要不断地注意修身自己呀！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呢？所以，我再次想请问对方辩友，你们说的内因没有的话，那恶果为什么会从善花里产生出呢？ 台大四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是因为教育跟环境的影响嘛。我倒想请对方辩友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到底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善行的发生，请你告诉大家。 复旦一辩：我方明明回答过了（我方三辩在陈词之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对方辩友对此听而不闻呢？到底是没有听见，还是没有听懂啊？（笑声，掌声） 台大三辩：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听了，从来没有听懂过呢？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你说荀子说性恶，但是所有的学者都知道荀子是无善无恶说。 复旦四辩：我第三次请问对方辩友，善花如何结出恶果的？第一个所谓的恶的老师是从哪里来的呢？ 台大一辩：我倒想请问对方同学了，如果人性本恶，是谁第一个教导人性本善的？这第一个到底为什么会自我觉醒？ 复旦二辩：我方三辩早就解释过了。我想第四次请问对方同学，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 台大四辩：我再说一次，善花是如何结出恶果的。有善端，但是因为后天的环境跟教育的影响，使他做出恶行。对方辩友应该听清楚了吧。我想再问对方辩友，今天泰丽莎修女的行为。世界上盛行好的行为，为什么她会做出善行呢？ 复旦二辩：如果恶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那外部环境中的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台大二辩：对方辩友，请你们不要回避问题，台湾的法师救济安徽的大水，按你们的推论，不就是泯灭人性吗？ 复旦三辩：但是对方同学要注意到，８月１８号《联合早报》也告诉我们，这两天新加坡的游客要当心，因为台湾出现了千面迷魂这种大盗。（笑声，掌声） 台大三辩：我们就很担心人性本恶如果成立的话，那样不过是顺性而为，有什么需要惩罚的呢？ 复旦四辩：对方终于模糊了，我倒想请问，你们开来开去，善花如何开出恶果，第五次了啊笑声，掌声）这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颇为精彩。从我方来说，很好地体现了整体作战的能力。四位辩手均集中在追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善花如何结出恶果。在二辩首先提出这个致命的问题之后，其他辩手均能心领神会，主动配合。一共进攻了五个回合。在对方给出一个外部环境的答案之后，立即加以反驳，追问环境中的恶是从何而来的。对方在第二个层次上，没有能够逻辑地回答我方问题，所以我方继续追问是正确的，有力的。而对方也厉害，他们追问的逻辑是一样的，即恶花中如何结出善果。在陈词的时候，对方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三辩明确分析了我方的逻辑关系：人人皆自利，无人能自利，冲突和平衡产生制约，这就是最早的善端。这个回答符合我方的逻辑关系，我方设定的逻辑是：对本能和欲望的合理的制约就是善。产生了制约，就可以认为产生了善。而对方对我方的这个逻辑的解释，没有做第二层次的反驳，还是停留在第一层次上，显得不够有力和有理。当然，在实际的辩论过程中，整体配合包括众多方面，如合作立论、相互论证、相互补台、时间划分、材料运用等等，林林总总，难以——道来。不过，有一点不言自明，这样的组队辩论，没有良好的、或者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整体配合，要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我只说纯粹的辩论的整体，至于辩论的大整体，那就宽泛得多了。我常常觉得，要说整体的话，可能是整个复旦这样的一个群体，用时兴的话来说，一个“复旦部落”。从校长到党委书记，从所有的副校长到所有的副书记，从顾问老师到陪练队员，从校长办公室到党委办公室，从电教中心到总务处，从团委到学生会，从图书馆到人事处，从外事办公室到宣传部，等等，大家均尽心尽力，来自我们的要求，没有二话。与我们同去的张一华，作为国家教委的联络员，总揽了辩论队在那里的一切“外务”和“内务”，每天也只能睡几个小时。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去拜访一下新加坡电视台的人。”他说：“好。我马上去。”他出了门。过了一会儿，我出去，看见他坐在电梯旁的沙发上，脸色不好。我说：“怎么了？去过了？”他说：“没有。刚才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吃了药，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吓了一跳，说：“那你赶快休息。”他说：“没事，我这就去。”说完就走了。我因为忙于准备，也没有多管。现在想起来也有些后怕，更是内疚。我那时的态度，似乎是那样地没有人情味。所有这一切，要说的话，真是太多。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力量，比赛的成功是不能想象的。我回来对扬福家校长说：“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复旦精神’。” 我总觉得，辩论是种集体的游戏，从辩论中得到的是一个难得的精神上的快乐——就是认识到集体的价值，认识到人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人在集体中能够发挥更大的能量。有一句话可以很好地表述这一境况：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 辩论，还要因地制宜，尽量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由于辩论的立场是抽签决定的，有时抽到的立场不利于天时、地利、人和。如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抽到的是“儒家思想不能抵御西方歪风”，这和新加坡政府主张的观点恰恰相反。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合情合理的策略，就会失去这些重要的环境因素。 辩论一定要有制宜之策，或者说叫“辩论生态学”。我们的辩论在新加坡进行，因而认识新加坡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就十分关键，尤其是文化氛围，这可以决定一个队的基本理论是否有利。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儒家思想的社会，是一个尽力抵制西方消极影响的社会，也是一个在现代化发展中面临一些基本困境的社会，因而我们在辩论中要充分注意这些方面，尤其是对文化背景。同时，新加坡广播局举办辩论赛的目的，在于弘扬华语的优美，这里潜在地要求我们对华夏的文化和文明有深入的认识，并且能在辩论中展现其壮观与优美。这是一种期望。 我方在第三场辩论中曾经说： 复旦四辩：在历史的坎坷之中，人类并没有自取灭亡。尤其是在彬彬有礼、亲切友善的新加坡朋友面前，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明天会更好。 这其中我们要感谢新加坡孜孜不倦地建立起他们优良的社会教化体系。 这是基于新加坡辩论环境的认识的说法，也是一种客观的分析。要说这样的话，当然是要对新加坡本身有历史的反观。 第三场辩论结束后，大家正在等评判团的决定。中央电视台的几位朋友关切地走到我面前，说：“今天我们队的气势好像有点落下来了，不像前两场那样有气势。怎么样啊？”在评判团没有给出评决之前，我也不能说什么。我说：“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是研究过的，针对着新加坡的气氛和评委的特点来设计的，应该说理论和观点上是有优势的。”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对当地社会文化分析的结果。在前一天，杜维明教授就来到前一场复赛现场体验。俞总和我就和他谈起来，讨论一点学术上的问题。他是我校历史系朱维铮教授的老朋友，大家可以“叙旧”。他最后说：辩论既要讲究技巧，也要讲究理论，两者要兼顾。我们是在这个结构下来设计第三场的辩论的，主要也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强大的评判团，一个素养很高的评判团。 在新加坡，对华人传统的倡导，近年来才被推上首位。过去并非如此，据新加坡大学的一位学者介绍，新加坡从全面自治开始到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府的主要工作是３C，即“反殖、反共、反种族纠纷”。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不少人对“中华文化”持有戒心。另外，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遗风和现代化的驱动，新加坡是倾向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必然会伴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和判定过程。现代化过程，可以说表现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介入过程。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只是西方文明内在精神导致的产物。很难说只接受工业文明，不要其源头活水。况且，西方文明的传入必然是一个完整的运动，各类因素均会一齐进入，精华和糟粕是交合一体的，问题是怎样扼制糟粕，而非怎样回避糟粕。 从更为哲学化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华夏文化不同。西方现代文明是以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为基石的。在这种核心精神的推动下，社会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家庭制度改观了，紧密的亲属关系松散了；社会制度改观了，有机的调解体制解体了；情感的伦理关系风化了，严格的道德观念消散了；目标价值改观了，外部奋斗的信念淡薄了。这里没有价值判断，只体现了一个社会运动的过程以及必然产生的结果。华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集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当然这是大而论之的看法。这种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化绝然不同。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后，这两种基本精神必然会较量、冲突、融合、取代。在传统精神主导下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会解体，新的模式悄然而生。面对这种现实的运动过程，人们必然要有所思考，有所判断，有所选择。这是华人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新加坡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冲突带来的种种后果。因此，须得做出新的选择。 现代化后的新加坡社会，产生了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病”。这些与华人社会的传统大相径庭。时值今日，新加坡依然在大力反对现代化帝来的“副产品”。如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个人主义的上升，这些因素消解了凝固华人社会的因素。如家庭观念的淡漠，青年走出大家庭，独自生活，不愿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个人主义的膨胀，使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华人社会松散。传统的社会体制慢慢失去力量。这个过程，有时也被视为必要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没有这个过程，传统社会便不能被改革，现代化便不能实现。而现代化后华人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旧的社会协调体制式微之后，有什么东西可取而代之？否则社会便要陷入紊乱。 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报纸上时有关于强奸案的报道，这被归因于纵欲主义的结果。青年颓废现象也有存在，如“彩装少年”，即穿着奇装怪服，无所事事而游荡街头的青年人。 新加坡各报把“彩装少年”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有较为广泛的讨论。再如从西方传入的同性恋现象，新加坡也存在，称为“人妖”。新加坡毕竟是华人社会，对这类现象是不能容忍的，绝不会发生美国同性恋者成群结队游行的事情。但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其他，包括社会责任感的漫漶，工作精神的沉落、伦理观念的下降，都是现代化后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面对这些“社会病”，新加坡采取了措施，加以克制和防范。最根本的，他们认为“社会病”的病根在人的内心世界，在人的精神领域。西方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歪风使人精神空虚，无所寄托，结果失落了自我。要使个人充实起来，便需要一种文化主体。作为华人社会，可行的选择依然是华夏文化的传统。新加坡的想法是，用华夏文化的精华抵御西方纵欲主义和个人主义，使现代化物质文明与华人传统精神文明有效地结合起来。当然，对这种选择，世人有多种评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论怎么说，现代化后的新加坡，作了这种选择。这与其开国之初的选择显然不同。 新加坡首要的选择便是恢复提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政府把儒家思想当作在现代化后社会重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价值核心。新加坡不仅在舆论上大力宣传儒家思想，同时制定了系统的教育计划。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召集专家制订了《儒家伦理》的课本，从小学开始进行灌输。课本编得非常系统，包括学生课本、作业和教师用书等，颇为系列化。课本中多讲内圣外王，仁智勇礼义信，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理想人格等。课本分中、英文两个版本，可供华语学校和英语学校选择。１９８４年开始在十五所中学试教，１９８５年课本正式出版，供全国各中学采用。新加坡之所以采用儒家思想，基于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学说。如中学四年级的《儒学伦理》课本开宗明义地说：“儒家伦理是基于真实的人性所发展出来的人生哲理。这一套人生哲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完美的人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达到修养自己、造福人群的目的。” 这种思路基于前面的分析，即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带来物质繁荣，但不一定造成人格升华。人格塑造得依靠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将华人社会的美德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结合起来，不致堕落。 当然，新加坡对儒家思想的解释也是现代化了的，其宗旨是“把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轻的学生”。如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解释，是领导人要像领导人，属员要像属员，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里已经没有封建伦理关系的色彩。再如，在儒家对民众的看法上，也做了选择，多讲“先富后教”，少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其实新加坡妇女对这些说法颇为不满。不过，新加坡对儒家思想并非是抱残守缺，而是为我所用。有许多内容，是现代人对现代社会制定的现代规范。这里提出的实质问题是：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应当制定何种新的规范？ 新加坡十分重视道德的教育，认为这是立国之道，所以在第一场我方说： 复旦一辩：说到政府，新加坡也曾荜路蓝缕。李光耀先生就告诫国人：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我们自己。他强调道德是使竞争力胜人一筹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没有政府倡导美德，新加坡哪里会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呢？ 新加坡在推广儒家思想方面是全力以赴的。由于新加坡储存和传播文化的基盘很小，故文化较易于变革。通过几年的努力，儒家思想教育颇见成效，像推广华语运动一样。新加坡除了制订课本之外，还建立了其他计划，如开建东亚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东亚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我去访问时，所长吴德耀先生告诉我，这个所有几百万新币的经费，实在是惊人的数目。由于经费充足，便可以邀请世界著名的学者。如《儒家理论》课本的海外顾问是余英时教授和杜维明教授等。欧美的汉学家也接踵而至，如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VOGEL），他曾写过一本书，名叫《日本名列第一》，风行世界，他也在新加坡大谈儒学。新加坡还召开国际性的儒学研讨会，扩大影响。李光耀总理也经常讲，儒家思想适应华人社会。除了大力宣传儒家思想之外，新加坡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维护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推广华语运动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如政府鼓励的“三代同堂”。以前政府造的“组屋”均以小家庭生活为标准。现在为了维系家庭关系，政府建造了新型“组屋”，一套房间里有几个小套，子女既可有自己的天地，又与父母住在一起。 为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们训练时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如我们请台湾朋友刘文钏先生来谈台湾最近的发展以及文化问题。他谈到的“新人类”和“新新人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使我们一下子对台湾的文化有了某种感觉。他刚从台湾来，对台湾有非常新鲜的感觉，再加上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台湾人的心态、文化氛围、青年人的追求、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均有学理性分析，使我们觉得台湾并不遥远。因为可能要与台湾大学队决赛，这些感性和理性的知识是非常有价值的。 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在整个辩论中确定了大致的辩论思路：注重从传统的文化中寻找论据和理论，注意展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人性本恶，本来是一个在天时、地利、人和上不太有利的立场，台大队在抽到正方之后，兴高采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人性本善的，包括评委杜维明先生在内。我方于是在维护立场的同时，强调了教化，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修齐治平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才会有整个的理论，才会有上面引的四辩的那一番话。在辩论第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注意了这个问题。这里只是就新加坡的一个方面谈谈因地制宜的策略。如果辩论在其他的环境中发生，那就需要有不同内容的制宜之策。套用第一场辩论的套路：制宜是取胜的必要条件。 那天晚上，我们喝着黑啤酒，讨论着辩论中的得失。我们自己觉得并不是十分的完美，辩论中还是留下了许多遗憾。然而，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这就是辩论的胜利实际上是知识的胜利。用同学们的话来说，是读书的胜利。杜维明教授的总结评语值得回味，他说：反方“妙语如珠”，“旁征博引，荀子、犹太教、黑格尔，甚至《天龙八部》，使正方好像陷入了防御的态势。”“很恰当地引用了达尔文、弗洛伊德等方面的观点。在资料运用方面，大家都能引经据典。”“一般说来，反方颇能显示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整个队伍用一种整体配合的作战方略，加强了一种整体的攻击力，保证了对重点攻击目标的一种优势，也增强了整个辩论队伍的气势，显得中心课题比较明确，活而不乱，而且错落有致。”当然正方也有所长，杜教授也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大家均一致认为，杜维明教授的这一番话，如潺潺流水，如绵绵白云，自如且精到，充分体现了华文的优美。新加坡广播局的一位资深职员对我说：“今天晚上最精彩的话，是杜维明教授的话。”这也不为过，因为他的话里面绽露着丰富的知识底蕴。 除了紧张的辩论之外，我们也走马观花地考察了新加坡社会的政治社会格局及风土人情，也有所得。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通过这个“样本”，人们可以更好地观察现代化运行机制对华人社会基本结构的冲击，同时引伸出正在现代化中的华人社会的未来选择。现代化与华人社会，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世界上以华人为主体人口的地区和国家面临的问题。现代化过程，从大范畴看，形式上表现为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广延和传播，表现为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为肇始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的广延和传播。这个过程，必然是西方文明与本地文明交锋或交汇的过程。如果本地文明较为落后，较不发达，那它很可能倾刻之间就在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下分化瓦解，不能自持；如果本地文明较为发达，较为悠久，那这个较量就会艰难地持续下去。新颖与陈旧，现代与传统，将构成人们选择的不同价值标准。华夏文化属后一类，自然它在现代化过程中将何去何从，是人们须得加以思量的事情。撇开了文化的层面，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新加坡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新近在文化范围内的反思和行动，给华人社会提供了细细思量的契机。 新加坡是一个小型或者说微型国家，其土地面积一共只有６２１．７平方公里，包括附近５７个小岛及填海工程所造成的陆地面积，人口是２６０万。从这两个数字来看，可以说，新加坡储存和传播文化的基盘很小。在一个社会中储存和传播文化的基盘包括许多因素，但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土地虽然不会有意识地活动，不会言语，但它载运文化。《黄土地》所体现的精神便是土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国土广袤，文化强盛，文化持久，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传播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要体现于人，人记忆文化，学习文化，传播文化，实践文化。因此，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文化结构：人口庞大，则文化持久，坚固，不易变革；人口微小，则文化短暂，脆弱，易于变革。 有一种历史现象是值得深思的，二次大战后，迅速崛起的社会都是人口相对较少的社会，如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正在奋起直追的其他“小虎”，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都是人口较少的国家。而人口上的泱泱大国，尽管有大型的现代化计划，其结果却差强人意，如印度。新加坡是个小国，这一条件是否构成其现代化成功的条件？值得思考。从文化上来说，由于这种原因，保持其原有文化的努力就得加倍。新加坡人口中主要有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三种，其中绝大多数人口是华族。因而，从总体上说，还是可以称之为“华人社会”。其文化主体是华夏文化，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浪潮的层层冲刷，其文化选择还是华夏文化，政府在保持和光大华夏文化方面花了很大气力。 从上述两个方面可见，新加坡改变一种文化因素较为容易，但要维护一种文化因素就较为困难了。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则相反，难的是改变其中的一种文化因素，反过来说，一般毋庸做什么人为的努力，文化就会长久传承。 说到新加坡广播局举办华语辩论的初衷，倒也反映出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反思。新加坡广播局举办辩论会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推广华语，推广华语文化。有一位先生在赛前的新闻招待会上说：我们要证明，华语不仅可以谈人生，谈社会，谈历史，谈文学，而且也可以谈现代的高科技，现代的物理学，现代的生物学，等等。我想这也反映了一种东西文化上的情结。在中国，我想这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是有问题：因为这个说法的前提就是认为科学技术是从西方传入东方的，而基本的科学的概念在东方的语言中是没有的，基本上移译西方的概念。我想语言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在于一个社会的共识和对概念内容的理解。不过，这个问题带出的社会问题是：东方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值得深思。日本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后现代化社会，它的语言就有许多特色，主要是外来语充斥，大多数直接用音译。而有些地区的发展，如香港和台湾，比较多地在汉语里直接夹用英文单词，如同一种“语言三明治”。中国大陆的传统是意译，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不过这几年，商场上流行音译，主要是为了增加一点“洋气”，有时反而让人觉得土气。我想语言中出现的这些差别，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变化中的态势，尤其是人们的心态。这不仅是语言受到了现代化的挑战，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受到了挑战。是不是如此呢？ 华人社会现代化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这是许多华人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均在思考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１９８６年我在香港大学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香港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曾对我感叹说，香港社会令人有一种严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基本上来自文化传统的散失，香港人在英国当局治理下基本上接受西方教育的熏陶，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然而，华人社会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一种生造的文化氛围中感到冷漠、孤寂和无依无靠。自然，这里说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新加坡的情况与此既相似又不相似。新加坡也有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新加坡于１８１９年开埠、归荷兰统治。１８２４年割让给英国，到１９５９年新加坡全面自治。除二次大战期间的１９４２年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９月被日军占领外，由英国统治了一百多年。与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自１９５９年起全面自治，后于１９６５年８月９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了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此后由华人为主的政府进行治理。前一阶段与香港有相同之处，后一阶段与香港有不同之处。如果说香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进了西方文明的渐升，新加坡的境况又是如何呢？ 来到新加坡，就会发现新加坡对华夏文化传统十分重视。在有些方面，恐怕超过了所有的华人社会。如新加坡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和推崇便是一例。新加坡人保持了华人的优秀素质：勤劳、纯朴、好客。我们接触到的所有新加坡华人，都给我们留下了热情友好，谦虚纯朴，彬彬有礼的印象。新加坡华族本为华人，所以与其他地方的华人并无二致，黑头发，黄皮肤，黑眸子。绝大部分华人都能讲十分流利且标准的华语，其水准远远高于香港的广东普通话，也高于上海的普通话。会讲普通话，在新加坡衣食住行都没有障碍。而且新加坡通行简化汉字，中国去的人没有障碍。而台湾倒用繁体字，大陆的年轻一代多有不适；反过来也一样，台湾不少人不识简化汉字。 体现华夏文化精华的是伦理道德。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新加坡极力推行儒家伦理。华人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为家庭伦理。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带有较浓烈的传统色彩。年轻人很多还住在父母家里，晚上外出一般出于礼貌也会向父母说一下。父母也喜欢这样的合居生活。我曾到一位相当有地位的华人家里作客，吃饭时他家里人在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但其父母对其问寒问暖，不停地夹菜送汤。这种情形恐怕是华人社会典型的行为模式。在欧美国家已难以想象。欧美国家的青年一旦长成，便离家独居，自己生活，不再依靠父母。父母也觉得这样做天经地义。虽然近年来有“返古”之风，即子女愿意留在父母身边，主要是独自生活费用昂贵，青年人不堪负担，但离家独居还是主流。新加坡现代化后，亦有不少青年人自己去找“组屋”（一种政府建造的低价出售的房屋）。但总体上说，华人社会的家庭观念依然存在，并在很多方面主导着新加坡社会的生活。如此等等。总之，新加坡的华人保持了较多的华人社会的传统。 新加坡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在辩论之外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中国要发展的问题，这是众多的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不解情结。从辩论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多少人对祖国的热烈希望。中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中国在我们的思维中，中国在我们的血液里，中国在我们的一切里。辩论，使我们每一个人更深地体验到这一点。在出发前一天，我们应上海银河宾馆的盛情邀请，前往那里住一晚上，以便第二天早上更顺利地抵达机场。那天，银河宾馆所属的华亭集团总裁吴怀祥、副总裁沈懋兴，银河宾馆总经理朱馁根和团委书记黄嘉宁等人一起请我们和校领导吃饭，言谈之中，那浓烈的中国情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们聚在银河宾馆的一间房间里，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在决赛结束的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前校长谢希德教授，那时我反倒很平静，我说：“谢校长，我们赢了。”谢校长说：“谢谢你们。我本来准备等电话等到１２点钟。”我顿时很感动。后来听说她打了电话给一些人，分享消息。那天晚上，我们乘地铁的时候，出站时发现多出来两个人，一直跟着我们聊。我悄悄地问：“认识他们吗？”大家都说不认识。后来那个人说：“我是中国人，是来这里发展商业的。我在地铁里听到中国人胜利了，我就觉得兴奋，我们中国赢了！在地铁里一看是你们，就跟着你们了。在国外，你就觉得中国是一个让人感动的字眼。”他们一直和我们走了很久，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了。８月３０日早上，我们说好６点３０分在大厅里集合，然后去机场。６点２０分，我马上就要出门，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拿起话筒，传来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说：“王老师，你好。我是罗洁。”罗洁是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队的一辩，后来去了美国读书。自走后，也没有联系，这会儿突然打电话到我的房间。罗洁问：“我们胜利了没有？”我说：“胜了。”她说：“太好了。”我问：“１９８８年的事情忘记了吗？”她说：“怎么可能？”因为时间太紧，我就赶快下楼去了。回到上海，收到她已经寄来的几本畅销书。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一出海关，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迎接我和张一华，实在令我大吃一惊。我昨天夜里在电话中告诉张霭珠老师，不要来接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的航班号。我很激动，我们为复旦做了很少的一点事，但是大家给了我们太多的荣誉。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不能一一道来。这样多的人，从内心深处来说，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大家对中国的一种期望，而绝不是一种对个人的期望或情感。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它已经遇到了西方文化带来的种种挑战，正在寻求应战的方法。这个过程对所有的华人社会都是有启迪的。当然，新加坡并非十全十美，有一位美国教授对我说，他不喜欢新加坡的生活格调。这里面包含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差异。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价值判断，而是这个“样本”提出的问题。目前，许多地方的华人社会均在走向现代化，尤其是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１９８８年，美国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写了一本书，名叫《大国的兴衰——１５０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畅销不衰。他提出一个论断，宣称美苏衰落不可逆转，世界进入多极时代，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将称雄于世，中国尚有差距，但发展最快、潜力最大、前景可观。这一天会到来吗？如果到来了，中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场挑战是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共同面临的。新加坡的历程告诉我们，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积极研究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特别是现代化后的中国社会。 我方在第三场时曾通过四辩表达了我们的思虑： 复旦四辩：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而人类的精神家园可谓是花果飘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人性本恶这个基本命题。可喜的是，在东方的大地上，我们说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开始走向了新的春天。我们也相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从无节制的欲望中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注定要用它来寻找光明。（第三场陈词） 辩论可能只是人的一种游戏，或者说是一种智力游戏，我们不必把它看得过重。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难题和矛盾，我们真正艰巨的任务是在大千世界中来征服难题，克服矛盾。这要比在辩论场上来谈论这些问题要难得多。当然，辩论使我们能对一些问题有更深入的看法，使我们认识到不少问题的社会含义，以及它们的社会文化性关联。认知从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我们的队员，我可以说，我是爱他们的。辩论结束了，我无情地说出了一个事实：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家都不愿意听，因为这一场辩论使我们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我是轻易不动感情的，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有着无比壮阔的感情的波澜。回忆着我们一起的日日夜夜，我想到了张霭珠老师对整个辩论队的慈母般关怀，吾金教授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身影，尚立和他所带领的那一支兢兢业业的陪练队伍，一华老师在新加坡每天明显消瘦的脸庞，姜丰在医院里时那焦急的眼神，季翔在训练中精益求精的自我磨炼，严嘉始终昂扬高涨的斗志，昌建那始终虚弱的身体以及他对自己多病的母亲的无限思念，张谦最后返回长沙时与我们告别时的流连的深情，小兰被累得心力疲乏仍然坚持的毅力……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鲜明性格的人，有自己特点的人，比起其他的人来说可能他们的特点还要多一些，这一切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是难以磨灭的。我的眼前，依然闪现出那一幕幕难忘的情景。但是，社会往往是无情的，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社会总是让陌生的人相识，让相识的人熟悉，让熟悉的人知己，让知己的人分离。也许，这才是人在社会上生活的本质规律。 通过辩论，辩论队员肯定是有所得的。我希望这些所得有利于年轻一代更透彻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也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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