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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令杜正伦尤其讨厌李义府，便暗里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商量，设法查清李义府的罪恶活动，然后除掉他。可消息走漏，李义府秘密派人向高宗奏明此事，来个恶人先告状。高宗找来杜正伦与李义府，当面问询原委，二人争辩不休，互相攻击。唐高宗不耐烦，各打五十大板：杜正伦被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南）刺史，李义府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李友益被流放到峰州（今越南河内西北）。当时，高宗本想褊袒李义府，但朝中大臣多支持杜正伦，才不得不作了“两责之”的处罚。李义府虽被贬，仍受到武后的祐护，不到一年，回京城为支部尚书，而杜正伦则扔在一旁无人管。 一日，闲来无事，李义府偶翻贞观时修的《氏族志》，觉得自己的家族未列入志总甚是遗憾。他将此事告诉武后，武后也感到《氏族志》有问题，应该重订。于是，由许敬宗、李义府主持重订工作，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土流”。还规定，旧有七姓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不得互为婚姻。重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 新修氏族志，对李义府来说，是济身于名门望族的关键一步。他曾自言本出于赵郡李氏，还与诸李氏叙亲疏远近，一些李姓子弟，趋炎附势，附和苟合，称他叔拜祖者不少。当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时，本族给事中李崇德将李义府一支从赵郡李氏族谱中抹去。等李义府官复原职、重为宰相后，他毫不客气地加以报复，叫人罗织罪名，将李崇德下狱，迫其自杀。上文提到的“七姓不互婚”，也是李义府的杜撰。他曾多次为其子向魏齐旧姓求婚而未成，才设这一条，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 李义府出身于寒微之家，深知民间疾苦，一旦当上官，便翻脸不认人，干起盘剥百姓的罪恶勾当。 李义府母亲去世，丁忧一年后，又复起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不久，李义府要改葬他的祖父，墓地选在永康陵的旁边。他这样做的目的，一为了光宗耀祖，装磺门面；二是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他示意附近各县调派丁夫、牛车为他祖父修建陵墓。三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李孝节为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大批丁夫，昼夜不停地劳作。别的县令见了，谁也不敢得罪李义府，均起而效之。高陵县令张敬业为人恭谨，是个老实人，苦于李义府的压力，终日操劳，竟累死在工地上。 这次声势浩大的迁葬活动，有出力的，自然也有出物的。自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地为他送礼，赠送迁葬所需物品，一时间，赶来迁葬的车马，浩浩荡荡，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的道路上，人欢马叫，络绎不绝。高宗还下诏让“御史节哭”，以致“蠕媚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伦比者”，成了唐王朝以来王公大臣们从未有过的豪华葬礼。 在李义府居母丧期间，有一个名叫杜元纪的风水先生，说李义府宅第有“狱气”，需要花掉积钱两千万，才可以“厌胜”，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以为真，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更加急切地收敛钱财，中饱私囊。 那时，高宗恩宠，准他初一、十五休假在家哭丧。他并未把这哀事放在心上，却利用这个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与杜元纪悄悄溜到东城，于凌晨登上左塚瞭望风水。此事被人发现，议论纷纷，推测他出来窥视星象，意欲图谋不轨。可李义府置人们议论于不顾，暗里继续敛财赎罪。他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对他说：“我为你可求一官，数日后诏书便可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并向他索钱七十万。 李义府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朝臣的义愤和高宗的恼怒。在他大修祖墓而糜费钱财时，武后也委婉地劝他：“你这样不体恤民力，实为自掘坟墓之举，一旦事发，我也无力保你了。”聚敛成性的李义府，却当作耳旁风，仍然一意孤行。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向高宗上表，揭发了李义府的种种罪恶。高宗命司空李勣和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共同督办此事，经核查，及对李义府本人反复拷问，所犯之罪属实。高宗这样做，是下了一定决心的，因为他的胆大妄为已危及到高宗的统治。高宗下制称：“李义府泄禁中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哀礼。蓄邪黩货，实玷衣冠；捻恶嫉贤，载弓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罚，宜从遐弃，以肃朝伦。”将其官爵尽除，长期流放到巂州（今四川西昌）。他的长子李津，专门倚仗其父权威，为非作歹，”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长期流放振州（今海南崖县西）。次子李洽、三子李洋和女婿柳元贞等人，均除名长期流放廷州（今广西天峨东北）。李义府及全家受到应有的惩处，人们弹冠相庆，拍手称快。有人以民间说唱形式写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于大街小巷。所谓“铜山大贼”，指李义府劫掠铜铁钱财，堆积如山。后遇朝廷大赦，但民期流放的人不不在此列。李义府忧愤成疾，死年五十三岁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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