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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所谓“绍述”，不过是罩在蔡京唯权是营本质之外的一面幌子罢了。 蔡京阴托“绍述”，把持权柄，钳制天子，残害异己。他走马上任后，立刻禁元祐之法，援用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的旧制，设置讲议司，自任提举，任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几人作僚属，对于较重大的政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每一件事，以其中三人作主。凡有所举措、都由他们来定夺。并采用冯懈、钱通的建议，废黜了元祐皇后。 按照宋初之制，凡是沼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而后命学士起草。到了熙宁年间，有的内降手书便不用中书门下共议，大概是某位大臣伪作。到了蔡京秉政时，他担心有人在背后对自己有所非议，因此御笔密进，而请求徽宗亲自手书诏令，称作御笔手诏，违者按罪处罚。无论事情大小，他都托称御笔手语，甚至于偶尔伪造旨意，群臣也不敢说什么。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官名，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自称公相，一统领三省。 元祐年间，他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他任相后立刻把元祐党人贬谪诛杀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祐党人按罪列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奸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同时还极其荒诞地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划分标准把哲宗的旧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与邪上、邪中、邪下六类。结果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党，简直是赋喊捉贼。 蔡京一边积极地排除异己，一边广泛地安插亲信，拉拢朝土、广布党羽。他擢升童贯为节度使，继而为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封太傅。对杨戬、蓝从熙、谭稹、梁师成等人也毫不吝啬地托爵禄市私恩。外人尚且如此，亲戚子侄自不必言。他的亲家宋乔年、胡师文先后历任郡守、发运使、户部侍郎；儿子蔡攸官至三公，蔡侩拜礼部尚书，蔡叙当了驸马爷。蔡京以纪述之说为自谋之计，从侍从至执政，从监司到帅臣，无处不用他的门人，亲旧，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北宋官僚机构更加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他最初为相的几年间，节度使增到八十余人，留后、观察使及遥郡刺史数以千计，名目混杂，人员滥冗，有的朝廷命官还是白痴、小儿。祖宗之法荡然无存！ 蔡京也深知兵权士心对自己非常重要，于是建澶州、郑州、曹州、拱州为四辅，各地屯兵两万，派他的亲家做郡守。为了笼络军心，把禁卒的月钱由五百增到五千，这当然要转嫁到穷苦百姓的身上。 蔡京阴托“绍述”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还远不及此。他罢停了科举法，令各州各县都仿太学三舍考选，在城南建辟雍外学，以待四方之士。又推行方田法。方田法是仁宗朝施行的一项谋图增加税收的措施，神宗时被王安石定为新法之一。蔡京认为方田法有利于搜刮财帛，取悦皇上，就竭力主张恢复此法。一时全国租税混乱，人民负担急剧加重。蔡京还推行复榷茶法，在荆湖、江、淮、两浙、福建等七路实行复榷茶之制，规定生产茶的州郡随所置场，禁止商人国户私下买卖，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照旧。后来又增加了增损茶法，合同场法等等繁多的名目，民听眩惑，而且非产茶区也要负担茶课。茶法屡变，茶价日长。从崇宁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四年里收息竟从五百万缗翻到一千万缗，百姓所受的苦难和沉重的剥削可想而知。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更盐钞法。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又实行更盐钞法，设置买钞所在榷货务，让商人们先存钱到榷货务，然后换新钞去产盐州取盐，旧钞全部作废。而新钞的价值不及远来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榷货务没有新钞，原输入的钱统统化为乌有．有的人家辛劳奔波几十年存下的钱全部报废，早晨还是富户，晚上就要走进乞丐之群，投水上吊的不计其数。 此外，还有增价折纳法和和金之法。折纳就是钱与物反复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和汆也是北宋末年，以备边积粮为名推行的一项聚敛措施。蔡京下令根据坊郭、乡村民户等第给钱，收成之后，以时价折粟入官。到后来又行均汆，即不论家里是否有存粮，都要摊一份官汆粮，使许多食不果腹之家也要交纳官粮。 蔡京就是这样在“绍述”旗帜的遮掩下，以变法为名茶炭生灵。引起了一些刚正爱民的大臣的强烈反感。提点淮东刑狱章縡见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心生哀怜，上疏高宗指责蔡京变法误民，蔡京毫不犹豫罢了他的宫，又借铸当十大钱之机设罪陷害章縡的几位兄弟。陈瓘之子陈正汇也因上疏弹劾菜京被刺黥发配到海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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