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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看似闲情逸致其实心神不定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曾在朝中担任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 他干1909年1月2日被摄政五载沣以“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开缺回藉养菏”。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客套的表面之辞，真正原因是自己的权势日益增大，皇亲国戚们怕危及他们的安全和利益，才采取的软杀人的办法。 从此，袁世凯开始了在家乡的闲居生活。河南著名风景区百泉和苏门是他常流连的地方。那流水清澈、毛发可鉴的百泉，那雄伟玲拢的楼台亭阁，那嵯峨苍绿的苏门山，那珍禽异兽，那多彩的花草树木，给了他无限的快乐和美的陶冶。大自然以它的纯真和妩媚荡涤着他的心胸，恰治着他的性情；诗人骚客的往来唱酬，妻妾子女的天伦之乐慰烫着他那受伤的心灵。渐渐地他的身心恢复了平衡，萎蔫之气也被洗荡全无。他重又找回那曾失去的感觉。闲居生活开始有些不适应他了，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那生生不息的权力欲望开始复苏了。袁世凯又变得不安份起来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甚至不惜违法地在家里开设电报处，让那嘀嗒的电报机声打破他周围过于平静的氛围。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张开着敏锐的眼睛，随时捕捉着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他迫不急待地想知道这一机会能在什么时候光临，于是去请了一个较有名气的盲人八挂先生给测算测算。结果令他满意，先生告诉他：“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 事情果然应验。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905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发生的抢米风潮和起义，以及统治层进行的立宪斗争和争取路权的斗争，把清政府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更雪上加霜的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又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仍没有救。 这时，英法德美等国，害怕起义会冲掉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利益，纷纷给清廷施加压力。美国、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和贾恩纳都认为：“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美国还派了人入宫觐见，带着命令的口气告知清廷；“不是任他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洋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会引起同样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御责。” 许多人满以袁世凯定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洽，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这，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响应武昌的起义，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漳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这样荫昌指挥起来就很困难了，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拨直、奉两省武器装备新募兵员，并允许他将“不得力将弁，准其随时撤换，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退缩不前者，即按军法从事，不得优容迁就。”对干载沣来说，这可是付出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帐，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除了说一通“惟以时事方艰，不敢不竭尽血诚，勉图报称”，“终期荡平逆匪，借以仰答生成”之类的空话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表示了。真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管你载体是急死还是急活。 10月29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屯兵滦州的张绍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潘知楹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三十日，昆明新军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总督的军政府。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也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 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改办事迟疑不决的作风，于十月三十日以皇帝名义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离开彰德，到信阳与南昌进行交接。奕劻看到袁已经出山，而且国事已日非，就干十一月一日奏请辞职，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暗呼“万岁！”。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载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 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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