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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种形势，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遂决定北伐。五月间，首先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及李宗仁第七军入湘，援助唐生智。六月，又决定将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稍后，蒋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同时，邓演达还邀请林伯渠等各军党代表和周恩来、恽代英、陈公博等人参加，主持召开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有关战时政治工作的问题。邓演达根据周恩来的推荐，并吸收了共产党人或倾向共产党的朱代杰、章伯钧、李合林、李一氓等到总政治部工作。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北伐宣言和出征动员令，国民革命军总部和一、二、三、六各军即大举入湘。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林伯渠随六军离开广州，开始参加北伐。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北伐军进攻湖南、湖北的时候，因六军一直作为预备队，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行军间歇，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整顿各师的政治部。在行军途中，他还多次召开军民联欢会或各界谈话会，发表演讲，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监督部队财务开支，过问部队经理处的工作，处理违反军纪的士兵，反对师、团长侵吞军饷。这些，对进一步提高六军的政治素质，改善军民关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引起了一部分军官和程潜本人的不满，以至后来竟出现了迫使林伯渠一度离开六军的插曲。 在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异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即底定全湘，连取汀泗桥和贺胜桥，进至武昌城下。就在北伐军开始围攻武汉，六军奉命重返通城警戒江西之敌的途中，六军经理处党代表贺澍，将李某寄公款给程潜在上海的家属的事，报告了林伯渠。九月一日，程潜在林伯渠处发现贺的报告，大为嗔怒，当即要将贺澍撤职，“并谓唆使人毁坏其的名誉”，遂与林伯渠发生了“语言冲突”。因与程潜“意见相左”，第二天，林伯渠给程潜留一便简，便去了长沙。 九月七日，林伯渠抵达长沙，将此事报告了李维汉、颜昌颐、夏曦等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并同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为顾全大局，暂以请病假为名，等候程潜态度的变化，如程潜诚恳地请林伯渠回去，则再回六军。当日，中共湖南区委将此意见报告中共中央，林伯渠也以“染疾到长沙医治”为由，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了请假电报。不久，中共中央回电同意湖南区委的意见，并嘱一方面应就此事向程潜提出警告，同时也不要对程“操之过急”。邓演达亦回电准假，邀林伯渠“到武昌一叙”。 林伯渠逗留长沙期间，看到湖南革命运动在北伐后有了蓬勃发展，非常高兴。他曾同各方面的人士作了广泛的接触，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遵循孙中山的遗嘱，“拥护革命的民权”，“巩固联合阵线”，“注意党务”，“拥护工农利益，统一工农运动”，“训练培植健全分子”，“肃清反革命派”，争取尽快使青天白日的旗帜插遍大江流域。①在这期间，林伯渠还致电广东革命政府，索要现行的各种法规，以资借鉴和研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内容：“１．应在汉口速设中央银行；２．财厅向商会借款五十万，有转向中国银行担借之说；３．此间商务系以汉口、上海为办货地，若在该二地无汇划所，以中央纸（币）及桂票皆不免低折”②。这说明他此时已经注意到了革命政权和财政金融问题。 -------- ①参见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以下此书简称党校版），第１４—２４页。 ②《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１８页。 在林伯渠赴长沙的途中，北伐军相继占领了汉阳、汉口。九月六日蒋介石命令一、二、三、六、七各军开始进攻江西。 由于战局变化及六军广大政治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林伯渠回去，中共军委王一飞等也通过其他关系做了程潜的工作，九月十四日，程潜便要六军政治部秘书李世璋、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隆建、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张振武等，联名致电林伯渠： 我军出发江西，战事节节胜利，修水、铜鼓等县次第克复，现向南昌进击。奉军座手谕，请兄即日命驾，取道浏阳、铜鼓，赶上前方，回军襄助一切，是为至盼。李隆建、张振武、李世璋同叩，寒。① 十七日，林收到这封电报后，当即回电： 寒电奉悉。我军进攻赣境节节胜利，逖听之下，不胜鼓舞。弟病渐痊，本拟克日前来襄助一切，适奉总政治部电召赴汉，本亦有此必要，准事竣即赶赴前线，并希转呈军座，藉纾厪念，至为感荷。弟林祖涵叩， 筱。② -------- ①②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２２页。 林伯渠与程潜的这场冲突，就这样算是得到了解决。林伯渠回电中所称赴汉一事，后来并未实现。因蒋介石入赣督师，路经长沙，邀林伯渠同行，他在九月二十日即由长沙径自入赣。 当时，蒋介石因他的嫡系第一军自出师以来，一直未能打好，两湖的地盘大部落到唐生智之手，很想在江西战场上大干一场，以显示一下他的声威。程潜亦不甘老是作预备队，处处随人之后，也很想在江西战场上显示一下他的拳脚。他们不顾苏联顾问的劝阻，贸然命令第六军和第一军王柏龄第一师，于九月十九日攻入南昌。但事却与愿违，这次战役中，不但第一师损失过半，第六军亦有将近半数覆没。第一次进攻南昌失败后，十月中旬，蒋介石又组织第二、三、六军再次进攻南昌，但仍未得手，而且使第二军也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蒋介石对于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北伐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特别是一师在南昌的失败，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林伯渠随蒋介石入赣后，就亲自听到他在给一师讲话时说道：“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①。 -------- ①《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３６年版，第８０９—８１０页。 林伯渠在同总部行动期间，一方面设法同六军尽快取得联系，同时也经常借与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副官长张治中、军事总顾问加伦和总部的机要秘书蒋心荣、翻译王一飞的接触的机会，了解了不少情况，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当他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白崇禧对加伦有些不满时，就及时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加伦，从而引起加伦的注意，使加伦同白的关系得到改善。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林伯渠行至江西奉新时回到六军。当时六军才从南昌退下来，部队伤亡较大，思想混乱，湖南派不满意广东派，广东派也不满意湖南派，而湖南派中的醴陵派（程潜的同乡）与浏阳派（参谋长唐蟒的同乡）之间的暗斗也相当厉害。十七师代师长、广东派的邓彦华，在战斗中表现不好，程潜想撤掉他，任命醴陵派的杨杰为师长，浏阳派则加以反对，想让唐蟒兼任第十七师师长。林伯渠回军后，首先在调整组织、任命干部、整顿财政、重新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巩固内部团结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北伐军最后总攻南昌前，他还为六军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拟定了既通俗又能鼓舞士气的具体政治口号，如“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报仇”，“必须雪前次退出南昌的奇耻大辱”，“不收复南昌，不算革命军人”等①。他还领导六军政治部动员奉新百余民众，组成前敌工作团，准备随军出征，担负输送子弹、抬送伤兵的任务。因为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六军很快又恢复了战斗力。 -------- ①《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８日。 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根据苏联顾问加伦拟订的作战计划，再次下达了进攻南昌、夺取江西的命令。这一次进攻南昌，由于总结了九、十两个月两次进攻南昌的失败经验，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把攻击的重点首先放在夺取南浔路；中共党员和加伦等苏联顾问，在各军之间作了许多协调的工作；从湖北又调来第四军的两个师和贺耀祖的独立师；在长江以北的第八军，亦同时向安徽方向出动，以威胁敌军的退路，结果和前两次也就大不相同。十一月一日总攻开始，很快占领了德安、马迴岭、乐化、芦坑、涂家埠、九江，八日便攻占南昌，几乎全部消灭了江西敌军。 第六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任务是，进攻对整个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的乐化车站和涂家埠。林伯渠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在火线上开展了有力的政治工作。二日下午，六军第十七师由蛟桥越过铁路，与十九师夹铁路向南进攻，于四日占领芦坑车站。五日拂晓，当部队继续向乐化进攻时，遇到敌人两个旅约六千余人的顽强抵抗，六军官兵阵亡四百余人，阵势顿形松懈。这时，林伯渠命令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加入前线督战，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第六军应该为南昌被屠杀人民报仇”等口号，六军的士气才又大振，奋起冲锋，将敌人的防线冲破，乘胜占领乐化车站，并于次日消灭了涂家埠的守敌。总计蛟桥、芦坑、乐化、涂家埠四役，六军共伤亡官兵千余人。四十九、五十五两团的连排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每团士兵仅余二百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在这次战役中，政治工作人员亦有五人阵亡，三人重伤。五十六团二营营长、中共党员周保中，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该团代理团长的。 -------- ①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８６页。 在六军参加江西作战的过程中，林伯渠非常重视民众对战争的支援，对地方的民众运动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他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少有关民众欢迎北伐军和热烈参战的事例。 九月二十日：“入赣境后，山川明媚，人民之希望与拥护革命军，不减于湘境。 九月二十四日：“当南军刚进袁州城时，而北兵又未退尽，居民以渴望南军之心理，家家阖户燃爆欢迎，并备茶水于门前。不谓北兵之尚未退出者，大触其怒，于是以枪柄乱打，并开枪向人佇立之门户射击，闻是役共死人二十余人云。 “新喻之战，有农民一千余人参加，纯以土炮轰敌，死农民可二百人。民众可谓充满革命性矣。 九月二十八日：“早四时四十五分由新喻行……至钱墟宿营。召集该地民众谈话，到者甚热心亲切。会毕后，该乡民等并且送来母鸡四只、大鱼五尾（初从塘中网起者）、蛋二十枚。① -------- ①《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２４、２７、２８、２９页。 林伯渠差不多每到一处都要领导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帮助民众建立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十一月八日，六军政治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曾记述了在奉新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报告写道： 奉新在革命军未到以前，国民党人仅两人。政治部在奉新停留二十多天，组织临时县党部，加入党者约一百四十余人，学生分子最多。现在领导该党部工作的人，系左派，组织较强，现正设法令其组织农民。此次南浔路作战，奉新县党部组织一前敌工作团约百余人，担任输送前线子弹，抬送伤兵，很有功效……他们不怕炮火，不怕苦，显然表示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同时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 林伯渠在奉新还以政治部名义，扣押并亲自审理了奉新前县长贪官熊坤，委任王昌政为安义县知事，钟资能（六军的一个副团长）为靖安县知事。当时靖安前县长文倬（江西萍乡人），在北伐军进至奉新时卷款潜逃，其县长职务由张某代理。张凭借其子张国焘的名声，抗不交职。林闻讯后，派政治部秘书、中共党员李世璋率一营武装前往查处，扣押了张某，帮助靖安县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县党部和工会、农会，发动群众审判了前县长和兵站催征官董纪宦。最后，林伯渠批准将董纪宦枪决。 再如，六军攻占涂家埠以后，林伯渠经过调查，了解到涂家埠所在的永修县有组织的农民约千余人，妇女协会亦有工作，即任命王怀心（中共党员）为永修县县长，周凤池为永修县警佐，王容为涂家埠警察所长，文若海为涂家埠统税局长。 六军政治部的民众工作，在入赣北伐军中是比较突出的。当时《民国日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第六军首先入江西后，各县民众在该军政治部指导下，均自动组织县党部、农民协会、工会等，且无不积极工作，一时革命空气，大见发扬”①。 -------- ①上海《民国日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随六军进驻南昌后，还参加了建立江西省政权的工作。当时，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以朱培德、白崇禧、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张国焘、李仲公等为委员，随后又成立了省的政务和财务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均作为省的临时政权机关。由于临时政治委员会代主席朱培德事事都听命于蒋介石，这三个委员会在许多重大政治和财务问题上，常与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为主体组成的国民党省党部发生冲突。例如在财政问题上，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遇到这种情况，林伯渠和李富春、朱克靖等总是利用他们与各军长以及其他委员的私人关系，多方做工作，争取那些人支持省党部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底，林伯渠和李富春等还争取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支持毛泽东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解决了江西省农运经费问题。北伐前，林伯渠就曾与毛泽东计议过在中国中部创设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是年九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结束，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正式向中央提出在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得到中央批准。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去武汉途中，到南昌再次与林伯渠筹商此事。林伯渠积极赞同这一主张，亲自陪同毛泽东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汉农讲所学习，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即平均每个学员八十元。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农讲所学员及所承担的经费，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办法。林伯渠、李富春还与毛泽东商量，在武汉组织农讲所筹备处，以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的筹备员。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也是林伯渠与李富春等积极努力争取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相继发生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群众的“一三”、“一六”惨案，在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中，武汉国民政府接管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第六军被调往九江，林伯渠又参加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善后工作。他在九江曾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坚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誓作政府后盾。由于六军担任租界的警备，林伯渠还到英租界视察，出席九江卫戍会议，会晤武汉政府委派的管理英租界委员会的委员，到市民外交行动委员会开会，研究加强警备和维持租界秩序，报告政府的态度与谈判进展情况，筹商有关调查惨案经过，救济罢工工人等各项问题。当时，九江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宣传、工人、青年各部的部长及主任秘书，均为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六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还曾主持召开九江国共两党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党、政组织开展工作问题，决定将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公开。 六军在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兵源虽陆续得到补充，但部队急需整顿。在九江期间，林伯渠还协助程潜对六军进行了整训，主持召开六军国民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成立了六军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为了培养和补充各师、团的政工干部，他还假儒励中学校址，开设了一个特别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此外，他还经常到部队训话。后来六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表现得很英勇，就是同这一段的整训工作分不开的。 林伯渠在北伐过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当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地党组织甘当“在野党”，就在林伯渠任命奉新等县县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指名批评林伯渠委任的王怀心等当县长是“腐败堕落”，充分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要中共江西党组织“急速纠正”，“立刻限期命令他们辞职”；并说“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①。对于林伯渠、李富春等以各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任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等虽然没有命令他们立即退出，但也提出要他们明白向国民党表示：“（１）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任政府委员；（２）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须换人”。还提出要江西党的组织“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错误理论和行径，不但使中共丧失了参加地方政权的许多机会，限制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 -------- ①② 《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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