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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去专做政府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正式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发布训令指出：“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①。随后。人民委员会任命林伯渠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为副部长。 -------- ①《人民委员会训令》第１０号，《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５月８日。 林伯渠到职后，在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中，首先抓了粮食问题。因为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受敌人抢劫和烧毁，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和根据地群众都迫切需要大量粮食。 他认为，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多种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①。他除了关心、促进农业生产和纠正过去忽视粮食工作的错误观点以外，国民经济部成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第一号训令。一方面要求粮食调剂局从粮食较富裕的地区多采购一些谷物，另一方面，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和妇女会的代表参加，展开讨论，以便采取说服、鼓励、竞赛等方式，发动群众在最近两个多月内，每人设法节省一斗谷子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在他的努力下，各地收集粮食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 ①《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１号，《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０日。 在安排好解决青黄不接的粮荒工作以后，林伯渠立即把精力转移到夏收以后的粮食工作上。当时，田野里碧绿的稻浪，随着熏风的吹拂，很快就要变成金黄的穗浪了，两个月之后，新谷即将上市。他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苏区的粮食本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若没有全盘的、周密的计划，那就容易造成粮食恐慌。例如上年江西的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秋收后谷物跌至六、七角钱一担，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奸商、地主乘机操纵，将大批谷物偷运出境，或者大量囤积，待价而沽。有鉴于此，他于五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国民经济部第二号训令①，将此情况告诉人民群众，并且指出，为了充实红军供给，保障后方民食，我们必须开展储粮运动。 -------- ①《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６月４日。 如何开展储粮工作呢？林伯渠着重提出了两条措施。第一，“倡办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是集合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农村中的其他劳苦群众的股份（用钱或谷物交股金）而成立的。秋收后社员需钱用时，可将粮食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收买的谷子可以储存一部分，以供来年社员的急需；其余部分可陆续运到粮价较高的地方出卖或者出口（到白区）。这样不断籴进粜出，既可扩大资金，又可使社员获得盈余。开办粮食合作社，可使苏区的粮价不至于过低或过高，从而保障民食，免受剥削之苦。训令要求务须在每一乡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 第二条是“建造谷仓”。林伯渠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到今年秋收的时候，公家将有很多的谷子要在各区、乡保存，如今年的土地税，决定征收谷子。红军的公谷，以及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都准备了很多的现款在秋收后来收买粮食……还有粮食合作社，也有不少的谷子。总共这些谷子，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要把它集中于一处，是万难办到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要分区建造谷仓，保存谷子，免致耗损，成为这一任务的首要条件。” 他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应帮助并催促各区、乡政府，调查旧有谷仓，加以修葺。在还没有公共的谷仓的乡，要建造谷仓一处，至少以能容纳三百石谷子为限（由粮食合作社管委负责），以供粮食合作社之用。在每区要建造谷仓数处，每区谷仓容纳谷子的数量，要以规定该县储积粮食的总数量为标准，由各县国民经济部会同财政部，按照该县区数之多少估计建设各区谷仓的数目。”他还周密地考虑到，安置谷仓，须觅有掩蔽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随后，又领导建立了谷仓管理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谷仓管理规则。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适当，又发动了群众，上下一起努力，到这年八月间，兴国、瑞金等县都建立了一批粮食合作社，仅兴国就有八十三个，瑞金壬田区有十二个。这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比上年增产一成半。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生产，均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人民委员会于七月间决定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叶坪开幕，林伯渠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伟大号召。翌日，林伯渠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十五日大会发言，就开展经济建设竞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日，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筹款、加强新区和边沿地区的工作、培养干部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的开展。 紧接这次大会之后，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北部十一县（有三个县因故未能参加）在博生县（宁都）也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两次大会的召开，大大地调动了各县的积极性，一个经济建设的热潮，在整个中央苏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的同时，林伯渠受命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①，原部长邓子恢改任副部长。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因自己错误造成的财政困难束手无策，反而嗔怪邓子恢对克服困难没有办法。他们的批评是不客观的。本来，主力红军筹款自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确定下来的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大我小、打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运动战的时候，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保障红军物质供给唯一正确的财政方针。可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死啃教条，认为这种方法不正规、不光彩。他们不待时机成熟，便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负责供给。 第二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他们批评邓子恢的财政收入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意思是说，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而是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这一来，财政部就不得不提高税率，并且“日益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从而使财政重担全部落到根据地人民身上。然而，“当纸币发行达二百万元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就发表文章，批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发行稍一扣紧，而影响了前方需要时，就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②。 -------- ①１９３４年初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后，专任财政部长。 ②曹菊如回忆，转引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１１６９页。 在这极其困难的年月里，林伯渠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物资供应，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毛泽东认为，在红军胜利、苏区扩大、革命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①。林伯渠领导财政部，根据这些原则，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一九三三年九月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他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确定副部长邓子恢兼管这一工作，并在地方和部队设立下属机构；提出向白区和苏区的地主、富农筹款六百万元的任务，规定在筹款中“对于地主富农要有分别，对地主是消灭他的经济力量，对富农是削弱他的经济力量，因此，地主的钱应该筹个干净，富农的钱则只能捐他的一部分。”②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征发没收工作。 -------- ①《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９月３日。 ②《中央财政部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９日。 其次，适当控制纸币的发行。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至于财政上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林伯渠为了稳定金融，在《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中规定，“国家银行应于九月起，在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职务”①，以便于掌握货币发行政策。 -------- ①《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５日。 第三，充实干部力量，整顿机关作风。对财政部所属的公债局、税务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单位，增加工作人员，减少兼职，整顿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帮助政府和部队的后方机关建立和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开展节约开支、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并且亲自主持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会议，揭发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切实予以克服。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一九三三年最后几个月财政困难情况有所缓和。 一九三四年一月，林伯渠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大会原安排他在二十九日下午作苏维埃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后来主席团突然获悉蒋介石已经调兵遣将，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当即决定先由毛泽东作紧急动员报告，并将会期缩短五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扩大红军、实行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作好运输救护工作、搞好经济建设等项要求和措施，号召军民团结一致，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报告后，林伯渠接着报告经济建设问题。他首先回顾了两年来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成就，指出：工业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一般恢复到了武装起义前的数量，农业生产在短短的时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建立了对外贸易机构，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打破敌人封锁的工作，改善了苏区内部的市场供应，粮食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发展了粮食合作社，动员群众收集了粮食。在谈到经济建设的意义时，他说：苏区的经济建设，既能“造成将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势与前提”，又是当前“工农群众争取解放的重要条件”。现在的“经济建设工作必须和战争动员联系起来，反对任何把经济建设与战争动员对立的观点，及一切‘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警觉性，加强经济建设机关的领导，坚决打击一切对经济建设阴谋破坏及消极怠工分子”。对于当前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应着重抓什么的问题，林伯渠在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尽量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繁荣苏区市场，开展合作社运动，集中资本，巩固苏维埃金融，特别是收集粮食运动，在目前更要加紧去进行”①。 -------- ①《红色中华》，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 他在这里强调粮食收集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既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同时也对后来的财经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一九三四年初至十月间，“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他们只从需要出发，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盲目地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强调“正规战”，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不能到外线作战和筹粮筹款，这样就造成财源枯竭和粮食困难，因此，解决红军吃饭问题，就成了财政部门艰巨的任务。 中央曾经决定：“土地税完全收谷子，不准折谷交钱，公债也须以收谷子为原则，使能充分保障红军给养”①。林伯渠领导财政部遵照这一指示，把推销公债、征集土地税，甚至节省运动，统统转移到粮食的轨道上来。他核定了各地应交土地税谷子的数量，规定了公债折谷的价格，并组织干部配合有关部门有效地督促各地交纳。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到三月下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的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谷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四十弱，相当（地）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困难”②。 在中央苏区军事、财政等方面越来越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联想到来苏区以后的亲身经历，感到“左”倾机会主义者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吴亮平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当然，他也不起来公开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坚决拥护。执行还是执行，但他对同志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一不搞阴谋诡计，二不走极端，总是维护党的利益”③。 -------- ①《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供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３日。 ②《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初步总结》，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６日。 ③吴亮平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５月８日。 同时，林伯渠也不惧怕排挤打击。在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邓子恢等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个受到批判、斗争和责难之后，他仍然经常对人称颂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工作方针。 他经常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一次，他走入一个老百姓的家，进屋即闻到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缺盐问题和解决的意见。毛泽东支持他的意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普遍地开展起来，暂时解决了群众的缺盐之苦。 他爱护干部，及时地指导他们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财贸训练班的学员姚名昆，被派往赣县江口，筹办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并任局长。他带去会计、出纳、采购、保管各一人，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帮助下，选了一家大店堂，雇了几个帮工，招牌一挂，爆竹一响，就开张了。他们原指望开张鸿发，生意兴隆，可是一连三个圩期，都生意清淡，眼看无法开展营业。姚名昆着急了，跑回瑞金，找林伯渠汇报。林伯渠见他思想包袱很重，就边安慰边开导他说：“同志！困难是有的，总要坚持，想办法克服，‘直钩钓鱼’、‘守株待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店门，与白区商人主动‘搭桥牵线’，做争取他们的工作，这是关键”①。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对外贸易的意义，鼓励姚名昆做好工作。他听说姚名昆有亲属住在赣州，还特地叮嘱他要改个名字，以免连累亲属。姚名昆听了，愧感交集，信心倍增，回到分局，改名姚玉生，传达了林伯渠的指示，与同志们一起研究。他们收起招牌，关上店门，五个人穿起长袍，戴上礼帽，肩起钱搭，雇了脚客，扮成阔商派头，分头到储潭、大湖江、沙石埠、茅店等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主动同偷着与苏区作生意的白区商人搭桥牵线。于是，一笔笔生意在酒桌上拍板，业务大大发展了，一连几个月，营业额月月成倍增加。 -------- ①姚名昆：《红色贸易》，《赣南文艺》，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林伯渠身体力行，克己奉公。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经费的号召，他除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予以响应外，还同年轻战士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道砍柴、种菜、熬硝盐。在短短的时间里，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行政费用，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三十”①。 林伯渠在中央苏区一年半，广泛地动员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着反“围剿”战争的庞大财政开支，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②。 -------- ①《中央财政部收入节省款项初步统计》，《红色中华》，Ｉ９３４年４月１３日。 ②《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１９３５年１月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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