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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辉 湖南湘潭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司令员，一野第7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兵。他当时想，管 他什么兵，先当上再说 1927年的7月和8月间的湖南，天气连续多日的高温，大地像蒸笼一般烤人。可彭绍辉的心里却异常的冷。此时，年仅20岁的彭绍辉，怀念以前火红热烈、扬眉吐气的闹革命的日子，又为眼前的“4·12”、“7·15”后的农村革命前途而忧心忡忡。 彭绍辉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瓦子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十七八口人，仅有8亩水田和5块柴山。家里人多田少，主要依靠祖地主一些困地和打短工维持生活。除此外，父兄们还要经常外出打工，一年忙到头，仍然难以生存，只好将田山房屋典押给地主。兄长们当长工，嫂子们做帮工，读了两年多私塾的彭绍辉也只好放下心爱的课本为地主放牛。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机，将眼睛都愁瞎了。彭绍辉16岁时，父亲因劳累加忧愁丢下一家人而去。 由于房子都典给了地主，一家人只好住在祠堂里苦熬日子。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湘潭地区是毛泽东的家乡，农民运动远比一般地方来得更加猛烈。房屋墙壁上、树杆上、山坡上，到处都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标语。各地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和自卫军，建立了乡村革命政权。彭绍辉的四哥彭绍松当上了乡农协委员长，二哥当上了农民自卫军战士。两位哥哥，领导农民游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斗争地主。那些日子，人民群众个个兴高采烈，彭绍辉更是斗志昂扬。 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接着的5月，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也在长沙等地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刚刚还是艳阳天，转眼间就变得乌云密布。 湘潭韶山等地的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潭、湘、宁边区中路司令部，与白色恐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彭绍辉也佩戴上了农民自卫军的红布黄字袖章，扛起了梭镖投入到了革命自卫军洪流中。 军阀许克祥的队伍镇压农民运动，湘潭、湘乡、宁乡等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农民自卫军集中起来，共10万人，攻打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农民自卫军在银田寺被许克祥的部队打散，农民运动由此转入低潮。 “团防局”、“挨户团”四处清乡，枪杀农协会员。彭绍辉是农民自卫军，参加过打长沙，也被当成“暴徒分子”。他虽然没有被抓到，可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始终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而他对母亲说：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外边去闹革命，替穷苦人打下一片人人平等的新天地。 母亲看着面前这个最小的儿子，心里苦苦的。外边再好，也不如家里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九泉之下的孩子他爹交待。因此，母亲不赞成么儿子到外面去闯天下。 彭绍辉见母亲的工作不好做，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当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四哥，四哥很支持他，说：“我们兄弟多，出去个把两个是可以的，如果你走了，母亲在家一切由我们负责。” 听了四哥的话，彭绍辉心里就有了底，从而下定了走的决心。 决定走的那天晚上，彭绍辉进了家门，看到母亲正在干活。望着母亲，彭绍辉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母亲，一生共生了11个孩子，4个活了下来，在7个男孩子当中，彭绍辉是最小的。父亲去世后，兄弟分家，妹妹出嫁，只有彭绍辉一人陪伴母亲。想到这些，彭绍辉又有些犹豫不定。走吧，真舍不得离开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走吧，眼下又没有什么出路。 彭绍辉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希望天快一点黑下来，好作最后的决定。 终于捱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一顿饭，彭绍辉吃得很慢，仿佛有意识品味母亲做的饭菜。彭绍辉想，此一去还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吃母亲做的饭菜了。因此，本来吃饭狼吞虎咽的彭绍辉今天却有意细嚼慢咽。的确，此一去，彭绍辉再也没有吃到母亲做的饭菜。1939年，彭绍辉的母亲念着喊着彭绍辉的乳名撒手而去。 也许是因为天黑，没有看到儿子不安的神情，也许是知道儿子近来心情不好，母亲只是不住地叫着他的乳名催促道：“满孩，多吃一些；满孩，多吃一些！” 吃完饭，彭绍辉坐在桌旁，默默地看着母亲。 母亲似乎发觉儿子有点异常，还以为儿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便说：“满孩，累了就早点歇着去吧。” “哎！”彭绍辉答应着，缓缓地站起身子，走向自己睡觉的屋子。 不知过了多久，夜深了，母亲的屋里也没有了动静。彭绍辉咬咬牙，从床上下来，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屋子，悄悄打开柜子，摸出一套衣服和一把铜钱。母亲问：“满孩，你干啥子哟？” 彭绍辉没敢吭声，也没敢停留，急忙几步到了门外。 “满孩，你就忍心走了？”母亲已经猜出了么儿的心思，哭着说。 彭绍辉知道，如果再待一会儿，定下的决心就很可能被母亲的眼泪所动摇。于是他擦一把眼泪，猛一转身，迈开双脚，匆匆地离开了家门。 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彭绍辉，怀着找同乡毛泽东、为农民报仇的念头，忍痛离开了亲人和家乡，一路上怀揣农民自卫军的红袖章，独自步行到了湘潭县韶山等地。在白色恐怖下，找革命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彭绍辉从熟人口中打听到毛泽东在长沙一个学校教书，就匆匆赶去长沙。这时，汪清卫也叛变了革命，毛泽东转移到了武汉。毛泽东到底在哪里？一时间彭绍辉陷入痛苦之中。 当时，白色恐怖相当厉害，四处抓人。彭绍辉举目无亲，又累又饿，正在苦恼之际，他看见不远处竖着一面大旗，许多年轻人围在那里。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募新兵。彭绍辉想，管它是什么兵，先当上再说。这样既可以度过眼前的难关，又可以学点本事，将来有机会再去找毛泽东。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士兵。 彭绍辉当兵后，被编到国民革命军第35军1师1团3营12连。这个连每日三操两讲，长官们动不动就打骂士兵，还体罚训斥，日子很不好过。 不过，这个连从士兵到连长，差不多都是湖南湘乡人。彭绍辉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这些人多是在白色恐怖下逃出来的农民，有的过去还是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和农民自卫军成员呢。大家在一起有了共同语言，私下经常回忆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地主老财威风扫地，贫苦人在毛泽东率领下欢天喜地的情景。不过，他们对自己原先的身分都是严格保密的，彼此之间也不问。 一天晚上，彭绍辉保存的农民自卫军红色袖标被班长发现了。这个班长平时对彭绍辉不错，看到袖标后就告诫他说：“小鬼，立即把它烧掉，上面发现了是要砍脑壳的！”彭绍辉很是感激这位小班长。 可彭绍辉心想：别看土豪劣绅现在这样猖狂，将来总有一天，毛泽东会领着穷人干起来，把他们统统打倒的。要是现在我把红袖标烧了，到时拿什么去见毛泽东呢！彭绍辉想了想，装着去烧的样子，到了门口又悄悄地将红袖标藏了起来。 不久，这支部队开到了湖南益阳、南县等地驻防。此时，彭绍辉成了上等兵，经常上街采买。这样，他接触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他不但发现了长官们瞄上欺下、克扣军饷的事，还时常听到和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农民协会负责人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杀害。彭绍辉心情非常沉重，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些革命者报仇。当时，军阀内部腐败，互相倾轧，贪污舞弊，欺压人民。彭绍辉原想为穷苦人报仇、杀土豪劣绅才来当兵的，现在却眼看他们屠杀共产党人和贫苦农民。因此心情十分沉痛，整天琢磨著有机会跳出这个火坑。 其实，彭绍辉所在的这个团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只不过彭绍辉不知道罢了。团长彭德怀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发动闹饷运动。在彭德怀的劝说下，师长周磐决定创办随营学校。该校由黄公略负责，从黄埔军校派来的黄纯一、贺国中等担任教官。他们对学员很关心，经常和学员讲广州农民讲习所、秋收起义和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彭绍辉被派到随营学校学习后，经常秘密听取学校负责人黄公略讲农民运动，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28年6月，独立5师奉调去平江“剿共”，随营学校也移驻湖南省岳阳，这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是贺国中。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平江起义，彭绍辉也和随营学校一起由贺国中等率领，于7月23日赶到平江，参加了起义行动，成了光荣的红军战士。同年冬天，在黄金洞由黄公略介绍，彭绍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江起义使敌人大为震惊，军阀陈光中、朱耀华等部蜂拥而至，以数倍的兵力猛烈围攻起义军，企图一举歼灭，将革命的火种扼杀在摇篮中。彭绍辉时任红5军7团一名班长，第一次参加了战斗。由于他沉着勇敢，组织指挥出色，很快被提升为分队长。起义部队在修水、铜鼓、万载一带，连日和敌人转战，伤亡很大。1929年初，红5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此时，彭绍辉已任2纵队2大队6中队中队长了、他在大队长李实行的领导下，经常带人深入到偏僻山区，白天写标语、印传单，夜间到交通要道和重要场所张贴、散发，拂晓前返回宿营地。彭绍辉率队在平江、浏阳、万载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自卫军，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一次，2大队由长寿街到芦洞宿营时遭敌包围，拂晓时受到猛烈攻击。在紧急情况下，彭绍辉主动率队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他凭着对该区地理、人情熟悉，奋不顾身地抢占高地，将敌全部火力吸引过来。敌人以为彭绍辉的人马是红军主力，便将全部火力压在他们中队头上。这时，大队主力从另一个方向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敌人对彭绍辉占据的高地进行了疯狂地轮番进攻。彭绍辉率领6中队顽强抵抗，敌人数次进攻都未得逞。在据险顽强抵抗中，彭绍辉的右胯骨中弹负伤，但他忍着剧烈的疼痛，顾不得包扎，继续组织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反击，保障了大队主力的安全转移。这时4中队已转到敌背后并占据有利地形，配合6中队对敌夹击。敌两面挨打，只得仓皇后撤。大队遂即命令6中队撤出战斗。 撤出战斗后，彭绍辉没有顾得上休息，又随队翻越了由芦洞到浏阳的30余里山路。因流血太多，到达宿营地时，彭绍辉已处于昏迷状态。当时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药，战士们只能简单的用盐水消消毒就用绑带缠上了。此时敌情非常紧张，刚到营地，部队又要转移，彭绍辉伤势较重，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来就地养伤，将彭绍辉留在了浏阳五区赵家冲一位姓李的农协委员长家里，同时将通信员陈样留下照顾他。 赵家冲离古港区只有三四十里路，区公所有几十名“挨户团”的团丁驻防，经常出来活动，纸商也常来赵家冲买竹子。因此这里的环境十分危险，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群众白天将彭绍辉藏在后山草丛里，晚上再背回来。当时党组织派了可靠群众放了望哨，一旦发现“挨户团”搜山就鸣锣告警。 第6天晚上，一群“挨户团”团丁直奔赵家冲而来，乡亲们立即带上煮好的猪肉和鸡蛋，将彭绍辉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委托刘老汉照应。 刘老汉只身一人，对彭绍辉的照顾非常周到，从而使他的伤势恢复很快。 在刘老汉家住了一段时间，群众又将彭绍辉转移到西山脚下一位姓唐的老汉家中住下。彭绍辉离开刘家不到一袋烟工夫，刀多名团丁就闯进村子，到处搜查，狠狠地打了刘老汉一顿，非要他交出受伤的游击队长不可。刘老汉说几天前确有几个红军伤号从这里经过，但他们没敢留下。团丁搜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天深夜，放哨的农会会员报告，敌人又来了！接着就传来了急促的狗吠声。不巧的是通信员陈梓生了病——肚子痛得很厉害，浑身没有半点力气。唐老汉二话没说，把陈梓藏在床底下，背起彭绍辉就往后山奔，把他藏在一个很深的石洞里。不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在村子里砸门和喊叫声，彭绍辉很为陈梓和唐老汉担心，直到第二天早上唐老汉来送饭时，才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陈梓很安全。唐老汉告诉彭绍辉，要在石洞里藏好，不来接时，一定不能出来。 彭绍辉就这样天天藏在黑暗、阴凉、潮湿的石洞里。为了不暴露目标，有时连送饭、送水都很困难，只有趁天亮前或天黑后才能送来。浏阳五区党组织认为彭绍辉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趁一个夜晚将他转移到了比较偏僻安全的营和洞去养伤。在营和洞，彭绍辉一直住到伤愈归队。 一次又一次转移，彭绍辉都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照顾，这使彭绍辉进一步懂得了红军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深刻意义，坚定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归队后，彭绍辉任红5军第2纵队2大队教导队长，担负起为红军培养干部的重任。 2．彭绍辉左臂截肢后，组织上为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他坚 决不肯。说没了左臂，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打仗 1932年底，蒋介石又抽调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此前已进行过三次“围剿”，都被红军打破，这是第四次了。蒋介石连续三次惨遭败绩，输得气急败坏。这次想豁出老本挽回一点面子。 当年12月，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16万人担任主攻，企图分进合击，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摧毁中央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又一次进攻，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留驻黎川，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时任师长的彭绍辉奉命率红3军团1师迅速赶到北线，向“围剿”之敌发动进攻。开始时，战斗很顺利，连续攻克了宜黄、乐安两县，并配合主力围困了南丰之敌。此后，又转战东线，参加了黄狮渡、邵武、浒湾和丰山铺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3年2月，虽然进入了春季，但天气仍然十分寒冷。穿着单薄衣裳的红军官兵，在细雨浓雾之中隐蔽行进到黄破、大龙坪地区，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随即发起猛攻。这个漂亮的伏击战，不仅将2个师的敌人全部歼灭，还生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以下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率领全师，攻打敌59师的侧翼，歼其1个旅，缴获各种枪400余支。敌人的武器弹药丢得山山谷谷到处都是，许多还未开箱就被红军缴获。当时，动员了很多群众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战利品搬运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一个月后即3月中旬，不甘失败的敌人又纠集了6个师的兵力，改变部署，由宜黄经东陂直扑广昌。 这天晚上，红3军团第1师开祝捷晚会，彭绍辉正在戏台上拉着二胡唱湖南小调，突然接到报告，敌人又向广昌围攻而来！彭绍辉把二胡一放，向大家动员道：“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又来进犯了！祝捷大会就暂开到这里，大家回去作好战斗准备，再打一个漂亮仗，咱们把两个祝捷大会合到一起，开一个更大的祝捷会，好不好？” 台下指战员听后，齐声振臂高呼：“坚决消灭进犯的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中央苏区！”这时，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指示：这次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打好了，可以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打败了，红军前途就很难说，很可能会引来天灾人祸。彭绍辉把彭德怀的指示一传达，又加上一阵鼓动，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纷纷要求担任主攻任务，争取在战斗中杀敌立功。 根据侦察报告，敌罗卓英指挥第11师、第9师和第59师。第79师一部，拉开一条长蛇阵向苏区进犯。红军决定将主力转移到敌军进犯路线的两侧，打敌腰部。具体部署是：1军团负责左翼并攻占黄柏岭；5军团担任牵制；3军团担任正面攻击霹雳山。要求“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敌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彭绍辉所在的红3军团负责正面攻击。他接到军团长彭德怀发布的“1师担任草台岗主攻任务”的命令后，立即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星夜率部向霹雳山急奔。 由于山路崎岖，加上夜黑，行军非常艰难。1师的官兵英勇顽强，动作迅速，克服重重困难，先于敌人到达霹雳山并占领了主峰。彭绍辉为了迷惑敌人，伪装成游击队，并规定不准打迫击炮、不准打机枪，以免暴露自己是主力部队。 就在彭绍辉调整部署时，忽然听到前面响起一阵机枪对射，大家非常震惊。彭绍辉正要查明是哪个部队打的机枪时，军团长彭德打来电话责问道：“有命令不准打机枪，为什么不执行，这次战斗是这次反‘围剿’的关键，暴露了目标，拿不下霹雳山，我拿你是问！” 本来，彭绍辉就感到事情的严重，加上彭德怀的电话，他更感事情重大。他向师的其他领导作了交代后，立即命令后续部队开进，然后带上武器直奔响枪的地方。一查原因才知道，原来是部队和敌人遭遇了。敌人占据了霹雳山主峰下面的三个小山峰，拼命争夺被我占领的主峰，不得已才动用了机枪。彭绍辉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向彭德怀作了简要汇报。 彭绍辉看到不远的地方正进行着机枪对射，那个作战非常勇敢、外号叫“铁脑壳”的曾负伤10多次的罗克桂连长，正在抱着机枪拦阻、反击敌人。 彭绍辉边观察边和指挥员们商量，如何把敌人盘踞的几个山头夺下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红军居高临下，右边是深谷，左边是陡险的石崖，中间是一块平坦的山坳，敌我的行动互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凭借火力强行扼守小山峰，红军则由于缺乏远程火力，面对敌人十几挺轻重机枪的严密封锁，很难以小的代价迅速攻上去。 军团首长不断来电话催问进攻情况，并指示要尽快消灭霹雳山的敌人。彭绍辉组织了几次正面攻击都未奏效，而且伤亡很大。正当准备再组织强攻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的马达声。敌机在霹雳山上空狂轰滥炸，敌官兵纷纷后撤隐蔽。彭绍辉一看这是个好时机，命令除部分对空射击分队和作业分队留在山顶外，其他部队分散离开主峰。这时有少数没有经验的战士有些慌乱，想躲起来。彭绍辉对大家说，要注意隐蔽，但不要怕，这里山势复杂，敌人的飞行技术不高，加上怕我们射击，不敢飞得太低。敌机飞高了敌我双方距离这样近，敌机投弹技术不准，不知炸弹落在谁的头上。大家不要怕，要注意观察，迅速接近敌人，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敌机在高空兜了几个圈子后，忽然直冲下来。一些炸弹投在红军阵地的主峰上，也有几颗投到了敌人阵地上。只见浓烟弥漫，敌人乱作一团，喊叫声、咒骂声连成一片。敌军慌慌张张后撤躲藏，连机枪都扔在阵地上不管了。 彭绍辉在前沿阵地上，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觉得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当即下令部队全力向敌人阵地冲击。并且第一个跳出战壕，从受伤的战士手中抓过一支步枪带头冲向敌阵。 霎时间，我军直接压向敌军阵地，在敌前沿阵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为了扩大突破口，彭绍辉又带头冲锋，猛攻敌人主阵地。警卫员急忙上前劝阻：“师长，注意安全！靠前太危险！” 两军相逢勇者胜，而主要指挥员的模范行动，无疑是无声的命令。深知这一点的彭绍辉，没顾警卫员的劝阻，继续往前冲。彭绍辉想，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战机，一定要抓住，抓住就是胜利，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不能有分秒的耽误。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非常激烈。经过20多分钟的全力拼搏，彭绍辉率红1师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彭绍辉将缴获的几挺轻重机枪交给跟上来的师政委陈硕金等人后，又踏过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和追歼残敌的一线部队一起向溃敌冲去。 也就在这时，彭绍辉的左臂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而且连中两弹，血顺着衣袖流了下来。他咬紧牙关，用绷带紧紧扎住伤口，忍痛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最后防线冲击，直到后续部队第3师赶上来接替第1师继续追歼敌人。彭绍辉被抬上担架时，枪炮声已渐渐稀疏…… 彭绍辉的伤势很重，在医院住了四五个月，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做了3次取碎骨手术。由于药品短缺，彭绍辉的伤臂不孝感染发炎，最后不得不截去左臂。当征求本人意见的时候，彭绍辉坚决不同意。他心神不宁，非常痛苦，以至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观情绪。彭绍辉想，自己还年轻，不能没有胳膊呀！没有了胳膊，今后怎么带兵打仗呀！ 听到这个情况后，军团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一些战友纷纷到医院去探望彭绍辉，安慰他安心医院的救治，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早日重返前线。这样，彭绍辉才渐渐从悲观和痛苦的情绪中跳了出来，同意切除左臂。在医院的七八个月中，他除了治疗养伤外，就是阅读报刊，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坚持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为重返前线进行顽强的锻炼，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 由于彭绍辉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得力，身先士卒，机智勇敢，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立下了卓越战功，中央军委于1933年8月1日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彭绍辉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彭绍辉执意不肯，他坚决地表示：“我虽然没有左臂了，但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战斗。只要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战场！” 这个要求，被当时掌握大权的李德拒绝了。可彭绍辉不罢休，又去找周恩来，提出自己的请求。周恩来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鼓励他说：“你虽然身体残疾了，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非常可嘉。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吧，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就这样，彭绍辉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了红34师师长。 不久，在光明山一带阻击敌88师的战斗中，彭绍辉又一次中弹负伤，在手术器械、麻醉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忍痛做了手术，取出了弹头。彭绍辉出院后，即到红15师（即少共国际师）任师长。彭绍辉和师政委肖华率领红15师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长征之路。 长征一开始，彭绍辉就和肖华一起，指挥红15师担负了艰巨的掩护任务。在石城、大脑寨一带，阻截红军的是一股强敌。红15师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终都遭到失败。我红军主力迅速从容地得到转移。不久，红15师改编为红1军团第3师，并补充了新兵，主要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彭绍辉和肖华带领全师，昼夜兼程，沿粤、桂、湘边境行进，越过苗岭山脉，强渡乌江天险，经过一次次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 彭绍辉率领红15师出发时，全师有5000人，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已减少到2700人。为此，彭绍辉常常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自己熟悉的部下。彭绍辉常想，同样一支部队为什么过去连连打胜仗，而现在却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东躲西藏。红军的前途在哪里？革命难道真像有的人说得那样，快到头了不成？直到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红军危局得以扭转，彭绍辉心中的疙瘩才逐渐解开。 遵义会议后，彭绍辉率部抵达贵州桐梓时，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第3师撤销，原3师的人员分别编入第1、第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则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当了教育科长。 当教育科长和当师长是不一样的，彭绍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整编是为了打胜仗，只要对战争胜利有好处，个人算不了什么。 可是，事情并不像彭绍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久，他的警卫员被取消了，他所乘的马在行军累死后也没有再配备。这对于失去左臂的彭绍辉来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彭绍辉处处感到艰难，但却没有丝毫怨言，更不向组织述说自己的困难，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等。 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被调回红3军团。因为他当过师长，彭德怀见面为难地说：“你回来就好，可是现在没有适当的位置。你看……” 看着自己尊敬而又熟悉的老领导，彭绍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询问道：“你去搞教导营好不好？” “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 红3军团的教导营，有3个连，1个营部。彭绍辉担任教导营长后，和营政委李志民一起，率领教导营奋勇行进在长征路上，渡赤水，袭金沙，翻雪山，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进驻到四川的松潘、黑水地区。 在一次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到彭绍辉谈话，说：“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和4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决定从1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4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组织决定派你到30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注意不要摆1方面军的架子，要与4方面军的同志打成一片。” 遵照中央的决定，彭绍辉到30军担任了军参谋长。 当部队通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准备渡过噶曲河继续北进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突然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要“打到芦山、天全去，那里天天吃大米。”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对部队中占绝大多数对大米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南方兵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张国焘还放风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重新“审定”中央路线，并且扬言要另立“中央”、“中央军委”。与此同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中央派人到4方面军是故意与他过不去，是对他的不放心，于是他未经中央同意，就把党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的一批人撤了下来。 彭绍辉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全党应听从党中央。他想找朱总司令谈谈心里话，可是一直见不到，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全党应服从党中央，应听毛主席的，反对分裂党中央，反对分裂党的军队，反对张国焘自立中央的活动等等。信写好后，托过去认识的一位领导转给朱总司令。 信送出去了，彭绍辉正盼着朱总司令指示时，张国焘突然派人通知他去谈话。彭绍辉想：事情不好，早不谈晚不谈，这时找谈话，肯定不是好事。想归想，彭绍辉还是硬着头皮去见张国焘。 彭绍辉走进张国焘的办公室，看见屋里坐着许多人，朱德也在。他进门后首先向靠门而坐的朱总司令敬了一个礼。这时，坐在张国焘左边的一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劈头盖面地骂了他几句，接着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对张“主席”？为什么反对成立新中央？这些大有来头的话，使彭绍辉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写给朱总司令的信没有交给朱总司令，而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 那个质问的人越说火气越大，竟然掏出驳壳枪，并把子弹用力推上膛，紧紧顶住彭绍辉的胸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一旁冷眼观看事态发展的朱总司令站了起来，把那人的枪夺了下来，并严厉地大声喝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 那个气势汹汹的人手里没有了枪，觉得一口气还没有出完，便轮起手臂打了彭绍辉一个大耳刮子。顿时，鲜血从彭绍辉的嘴角流了出来。 彭绍辉一言未发，两眼死死盯着若无其事的张国焘。 朱德气愤地喊道：“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接着，朱德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先回去吧！”彭绍辉向朱总司令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高声答道：“是！”接着一个后转，连嘴角的血都未擦，朝自己的住地走去。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彭绍辉对许多人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捡的。 张国焘当时把一些所谓不执行其路线的同志，都以革命工作的需要弄到了一般工作岗位上“监督使用”。彭绍辉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被调到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当了科长。彭绍辉常常苦思冥想：怎么坚持党中央路线的人却受到打击、排斥？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便偷偷地去找朱总司令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朱德抱着同情的心情，亲切而耐心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路线斗争，不要着急，早晚一定会弄清楚和解决的。分配到红军大学去，也是党的工作嘛！而且红军大学这块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充分利用并占领好这块阵地，宣传好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争取更多同志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经过朱德一番点拨，彭绍辉的心里亮堂多了。 彭绍辉等被解除兵权后，张国焘并没就此善罢甘休，他一面扬言谁要谈论他的所谓坏话，就要遭到“铁锤”的打击；一面让保卫局派人对被解除兵权的人进行暗中监视，并经常搜集所谓的“反映”。彭绍辉担任科长期间，派去担任他警卫员的一位同志就是保卫局派去的。警卫员警卫是假，真正任务是要他随时注意彭绍辉的言行，并直接向保卫局汇报。时间一长，警卫员从彭绍辉的举止言行中明白了彭绍辉讲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全党利益的，也是符合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利益的，而张国焘宣传的那一套不符合党的利益、不利于党的团结。特别是彭绍辉正义凛然、英勇奋战的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都深深地教育了他。他觉得彭绍辉是一个好领导、好党员、好同志，是自己的好榜样。因此，后来每次保卫局搜集情况时，他总是说彭绍辉的好话，并且回来还把保卫局布置监视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彭绍辉作了汇报，并提醒彭绍辉注意些什么问题，便于与他密切配合以对付保卫局的监视。这位同志为彭绍辉免遭进一步迫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警卫员和彭绍辉结下了革命的深情厚意。 1936年6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和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2方面军与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一起北上抗日。这个消息一传开，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彭绍辉才得以在朱德和贺龙的关怀下，调回红2方面军6军团任军团参谋长。 3．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来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 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绍辉先是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后来又担任了358旅旅长。 358旅的任务十分艰巨，除与日寇作战外，还担负着护送由延安向敌后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资和弹药的经常性任务。 1939年3月，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领导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在这紧急情况下，358旅奉命护送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单位7000多名男女干部学员组成的“第5纵队”，越过同蒲铁路东迁敌后。 同蒲铁路是交通干线，日军控制得很严，早已对铁路两侧的村庄实行清剿政策，致使沿途百余里几乎成了无人区。 “第5纵队”又都是非战斗人员，要安全顺利通过是十分困难的。彭绍辉非常重视这次护送任务，接任务后，召开诸葛亮会，组织熟悉封锁线两侧敌情、地形、民情的人仔细研究护送的路线。彭绍辉还派出少量兵力到北线踩路、找向导，并且严密封锁信息，制造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5！到北线，然后从南线护送东迁。 彭绍辉确定护送方案：把“第5纵队”分成3个梯队，并亲自率领1个团进行掩护。彭绍辉利用夜暗行动，三次往返于敌人据点林立、铁甲车昼夜巡逻的同蒲路，把干部学员送了过去。在剩下最后一批人员时，彭绍辉更加小心，又一次研究方案，确定路线，最终全部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三个单位学员干部的东迁任务。 入冬以后，358旅奉命向晋察冀护送一批弹药。时值寒冬，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大雪铺天盖地。全体指战员们不仅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铁甲巡逻车，而且还要与严寒、饥饿作斗争。经过努力，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一面派人到临汾与日军进行试探性谈判，一面调动6个师的兵力，向晋西北。晋西南根据地发动进攻。人路军120师主力正在冀中平原作战，根据地内部兵力极为缺乏。这时的358旅既要坚持对日作战，又要同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要担负护送人员、物资、弹药往返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任务，担子沉重，可想而知。 彭绍辉面对如此巨大的任务，镇定自若，从容地指挥部队，先在太原以北耀子村歼灭日军两个中队，接着率领晋西北的358旅及抗日决死队，按照“坚持自卫、坚持胜利、坚持休战”的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与顽固派展开坚决的斗争，直到贺龙率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逐出顽固势力。 此时的晋绥根据地，不但形势险恶，生活也极为艰苦，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吃穿都成了问题，到了“夏缺单衣冬缺棉，踏脚跑步来御寒，二两黑豆四两糠，土豆南瓜苦菜汤，数月不见油和盐，想吃小米难上难”的地步。 面对现实，彭绍辉更多想到的是党中央。只要搞到一点粮食和钱，就送往120师师部再转往延安。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有较长一段时间还担任了抗大分校校长的工作。这位从小与学校几乎无缘的穷苦人，到部队后却处处与学校打交道。 在旧军队，彭绍辉进过随营学校。平江起义成为红军战士以后，他当过教导队长，在红军学校当过队长，就是在战略转移的长征路上，他还当过教导营长、红军大学的政治科长兼军事教员；长征胜利后，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又是教导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彭绍辉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7年底参与组建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他的军事生涯似乎与军事院校有缘。难怪人称“校长将军”。 抗日战争中，彭绍辉担任的是抗大第7分校校长。这个分校是以他曾当过团长的120师教导团为基础组建的。 彭绍辉到校后，深知治军先治校、治校先治严的道理。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学校管理教育的规章制度，对违反者绝不迁就，不管什么人违反了纪律，他都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地进行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 学校生活很艰苦，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自己动手搞生产劳动。彭绍辉不但深入了解学员的生产、生活情况，还和学员一起参加劳动。彭绍辉是独臂，使用工具不方便。为此，他专门请人打制了一把一只手用的锄头。在彭绍辉的带领下，学员们边学习、边生产，每年都能收获＆XX）多担粮食和大批木炭、羊毛。蔬菜等，不但自给有余，还可拿出部分粮、物支援前方。 1945年，彭绍辉因出席“七大”来到延安，开会前夕，毛泽东听说他到了延安，就邀他见面。彭绍辉闻讯后非常激动，立即前往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住在延安枣园，跟“七大”代表的住地还有一段路程，彭绍辉随着接他的同志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毛泽东住的地方。 进门后，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首先问道：“绍辉同志，你是瓦子坪的人呀！你是个放牛娃出身啊！我记得我们在老家见过面。” 彭绍辉对毛主席说：“主席，是的。我第一次见你，是在1927年1月10日。那时候，你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咋有这么好的记性？” 彭绍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主席，那时候能见到你不容易。大喜日子咋能记不住？再说，主席不瞒你说，我有个习惯，每天都记笔记。” 毛泽东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老乡：“你这个习惯好，将来革命成功后，你这些日记本都要献给新中国。” 毛泽东接着问了抗大分校的一些情况，彭绍辉详尽地作了汇报。接着讲述了该校是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和太行3个单位抽人组建起来的，编为3个大队，共有3000多人，教职员工700余人。 听到这里，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呐！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毛泽东接着问，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 彭绍辉回答：领了30万边区银行的票子，1000把锄头、2000把镰刀，开赴豹子川；、平定川、大风川扎下营来，就这样学校就办了起来。响应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开荒生产，丰衣足食，积蓄力量，准备胜利。 毛泽东笑了，说，我这几句话成了你们的办校方针啦！ 彭绍辉说，是啊！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搭茅棚；第二课是挖窑洞；第三课是开荒；第四课是播种、修理房屋。毛泽东进一步细问道，你们哪里来的木料呀！彭绍辉说，那里是原始森林，树木很多。主席，可惜您没有时间去看看，青山绿水，夜晚还有狼呀！ 毛泽东接过话头：不过，你们要注意砍树时要有计划，不要砍出一片沙漠来。彭绍辉说：请主席放心，我们要求是砍一棵树，栽两棵树。 彭绍辉继续汇报：第五课是组织起来生产，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第六课是锄草；第七课，秋收。现在已开荒七八千亩。毛泽东听到这里插话问道，你们这么多的地是怎么开的？彭绍辉说，把茅草烧掉，然后就开荒。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还是刀耕火种啊！秋收以后搞些什么呀！ 彭绍辉回答道：秋收以后，也就是第八课，准备烧木炭，自己挖土窑，砍伐干木头，门火烧出来就成木炭，准备过冬；第九课就是冬季练兵。 毛泽东问，冬季练什么？ 彭绍辉详尽作了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关心地问修了多少窑洞？彭绍辉回答有千把个上下！毛泽东又问桌椅板凳是怎么搞出来的？他告诉毛泽东，7分校有个副校长是木工出身，他把木工组织起来做。接着彭绍辉还讲到开了3个铁工厂，在陇东一带收集破钢烂铁，组织了些会打铁的，打了几千把锄头、镰刀；那里还有油漆树，自己做木器，涂上油漆，又结实又美观。 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地夸道，你这个学校真是个好学校，又挖窑洞，又开荒，还有铁匠铺，七十二行的状元都被你拉过去了。你那里还有什么？ 彭绍辉说，还有女生队，有300多人，在附近种些地、做衣服等。 毛泽东继续问，你们那里有棉花吗？ 彭绍辉答，没有。我们搞些羊毛来，让女同志纺毛线、打毛衣。战士们说，过去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羊毛出在人身上，因为布面很薄，羊毛都从布眼里钻出来了。听到这里，毛泽东高兴地笑出声来，说，你们的办法满好，边区羊毛多的是嘛！毛主席接着问，学校学员是些什么人？ 彭绍辉答，是些基层干部，最大的不超过25岁，最小的十五六岁，大多数是20岁左右。 毛泽东听后赞扬说，这些年轻人经过教育和锻炼后，力量大得很哪！战争时用起来，就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啊！你们办校最主要的要抓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两门课，这两门课不及格，其他一切都等于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了。 彭绍辉离开了抗大，去了晋绥吕梁军区，任代司令员。 吕梁地区东临同蒲铁路与敌对垒，西近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水相依，北起静乐、忻县，南至河津、稷山，是陕甘宁边区东面的屏障，兵员、给养的重要补给地，又是各解放区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联系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彭绍辉就任晋绥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后，顾不上休息，抓紧了解敌我情况。当时，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频频进攻解放区。阎锡山忙着调兵遣将，向晋中平川解放区进攻。吕梁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 必须肃清他们！彭绍辉在心里说。 彭绍辉的目光停在军用地图上的兑九峪上。这是隰县和孝义之间的重镇，打掉这里，就可以切断隰、孝之敌的联系。于是，他忙找其他领导人商量，大家赞同彭绍辉的意见，很快形成作战方案，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季节进入1946年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部队按照彭绍辉的部署开始行动。一部兵力首先切断隰、孝公路，目的是防止敌人向孝义方向逃跑。由于这支部队是先派出的，很快到达了指定位置。 与此同时，彭绍辉集中独立4旅、独立16团和太岳M旅，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夜暗，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兑九峪。彭绍辉走到战士们中间，看到部队士气旺盛，而且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随即下达命令：对守敌发起进攻2 彭绍辉的命令，马上变成了部队的行动。担任突击任务的11团和16团，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兑九峪镇的后面。潮水般的洪流，夹着劈劈叭叭的枪炮声，一齐向镇中拥去，很快摧毁了敌人的指挥堡。 全歼守敌的条件创造出来了。彭绍辉抓住这一战机，命令部队以敌指挥堡为中心，向四面攻击。经过两个小时，便全歼了兑九峪镇守敌42师1个团和孝义县地方反动武装“爱乡团”一部，共2000余人。 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彭绍辉的目光又转向了隰县。 隰县城是阎锡山在晋西的指挥部第六专署的所在地，防守很严密。为拿下隰县，军区党委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分析和研究。会上，彭绍辉作了重要发言，指出敌军在晋西的弱点是士气低落，各自分散据守，互相之间支援困难，他提出的打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首先扫清外围各县守敌，然后集中主力猛攻隰县城孤立之敌。 彭绍辉的提议被采纳后，他立即组织吕梁独立4旅配合太岳第4纵队，以数倍于敌的兵力，向晋西南各县守敌发起进攻，迅速攻克了石楼、永和、大宁等县城，使隰县守敌完全处于孤立境地。 完成包围之后，彭绍辉命令部队向隰县城发起猛攻。指战员们乘胜而战，士气旺盛，猛打猛冲。守敌非常顽固，他们凭借预先构筑好的工事和准备好的火力，拼死据守。经过4天4夜的激战，解放军才全歼守敌45师2团一部和保安25团、26团等地方武装，敌晋西总指挥杨澄源也被活捉。 与此同时，太岳部队连克蒲县、河津、稷山诸县城。这时，彭绍辉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中阳，密切注视着中阳的情况。 中阳县城是联络晋西北和晋西南的咽喉，是阎锡山楔人吕梁山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威胁着从柳林、军渡往来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彭绍辉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但因时机不成熟而未付诸实行。现在，要改变敌我态势，必须拔掉它！彭绍辉终于下了决心。 得到上级批准后，彭绍辉便指挥359旅、独立4旅、21旅1团和3分区3个独立营，将中阳之敌团团包围，并随即发起了攻击。这时，汾阳之敌77师刘效增率5个团前来援救中阳。 面对敌情变化，彭绍辉一面找各级指挥员商量办法，一面进行分析思考。他认为，刘效增西援中阳是迫于命令，为了维持与中阳张居乾的关系，不得不虚张声势，一旦遭到阻击，受到伤亡，他必生保存实力之心，避战自保。目前，中阳之敌兵力空虚，外援困难，如我军以一部兵力迅速于师庄一带展开，截住刘部，主力奋勇攻城，就一定能够拿下中阳。中阳一破，刘效增必然回窜汾阳。 彭绍辉的分析和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他很快派出14团前往师庄阻敌，主力部队则全力攻城，摧毁了城防外围大部堡垒群和工事。 守敌仍在顽强抵抗。他们凭借残存的碉堡、工事阻击解放军的进攻，同时实施缓兵之计，派人与解放军谈判。彭绍辉的头脑十分清醒，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他告诉部队不要被敌人的假谈判迷惑，命令部队继续攻城，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解放军连续猛烈攻击，很快突破敌人的城防，全歼守敌，活捉敌45师少将副师长张居乾。刘效增见势不妙，真如彭绍辉所预料的那样急忙退回了汾阳。 山西晋中地区交城城关一带，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正在进行攻坚作战的演习。刚刚取得晋中战役胜利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风雨无阻地开展大练兵运动，准备参加新的战斗。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在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与此同时，华北解放军对太原的攻坚战也打响了。 此前，我军华北第1兵团曾于1948年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并准备在3个月之内攻克之。后因平津战役发起，中央军委为抑留傅作义部在华北以便就地歼灭，于11月16日命令缓攻太原，转入一边监视敌人的行动，一边就地休整。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1、第2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第2、第3兵团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开会时，桌子上摆了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谈话之间，阎锡山以慷慨激昂的声调，指着这些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平时，阎锡山也总是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出来。”意思是说，城破之日，集体自杀。 到了3月间，我第19、第20兵团向太原开进时，阎锡山才预感到太原将不保，虽仍然唱着“死守”的高调，但暗中却通过他在南京政府的亲信催促代总统李宗仁发电，设法让他离开太原城。 3月29日下午2点，阎锡山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只见他笑容满面走进会场，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所未曾有过的嘴脸。大家人座后，他便开始严肃地对他的秘书长吴绍之说：“你把李代总统的电报念给大家听听。” 吴绍之便抑扬顿挫地念起来：“和平使节定于月抄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 电报念完后，阎锡山假惺惺地征求大家有何意见。有人知道内情，默不作声；有人不明事理便讨好奉承：“此次赴京开会，应在京城多住些时日。” 阎锡山则说：“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立即回来，和大家一起坚守太原城。” 而后，阎锡山便借故起身，直奔西门外洪沟机场，逃到南京，一去不返了。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临汾河，北依罕山，城墙高大，易守难攻。再加上阎锡山的多年经营，筑城坚固，以3000多个各类钢筋水泥堡作为骨干，构成30里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被称为“反共模范堡垒”。解放太原，必然是攻坚作战，而部队过去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彭绍辉组织部队进行演习。他自己也到演习的官兵中去，同各旅领导干部一起，探讨攻坚作战的指挥、协同、战术、技术等问题，为攻打太原做好思想和技术上的充分准备。 在攻打太原第一阶段作战中，7纵参加东山要点的争夺战。太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争夺东山的战斗按照彭绍辉战前的部署节节推进。我军指战员利用敌人对我军主力突然出现估计不足的错觉，选择其防御体系中的弱点和要害，集中优势兵力，趁着夜暗，快速从几个方向发起攻击，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占了牛驼寨及榆林坪、石柱等阵地。 1949年4月20日，太原战役打响。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彭绍辉指挥7纵队的主力，趁着拂晓之时，疾速东渡汾河，直插小店以北，这是为了歼灭小店、武宿之敌，乘胜夺取外围阵地。7纵队指战员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了敌暂编49师各一部。随后，继续扩张战果，攻占敌据点多处。7纵的另一部，为策应小店地区的作战，在城北凤阁梁一带歼敌第68师1个多团和暂编第39师1个营，并用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 在总攻太原的战斗中，彭绍辉指挥所属部队，配合20兵团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同时配合第18兵团歼灭东郊之敌，再由东大门攻城。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终于攻克了阎锡山多年经营的老巢太原城。 太原战役后不久，彭绍辉奉命率领部队进军西北。此时，他带领的第7纵队已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 第7军到达陕西后，编入1野第回兵团编制。此时，第1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到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我军斗志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7月6日，彭绍辉参加了野战军在咸阳召开的前委扩大会。 会上，彭德怀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提出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会上大家分析，西北“二马”尚未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若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从战场上考虑，把“二马”歼灭在陕西比让它逃回老窝再打有利，但是打马比打胡费力，“二马”兵力分散，不易聚歼。我先打马，胡宗南则会退向汉中，若我军南下追击，也不易全歼胡部，而二马必然乘机进扰关中，威胁我军后方，增加补给困难。“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在扶眉地区兵力集中，若我包围该地区，其秦岭以南没有敌战役预备队增援；我军能全歼该敌。虽然胡、马可以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有空隙，我军可以从容迂回其侧后。权衡利弊，野司决心先打胡宗南集团。 会议后，各部队立即组织侦察人员深入敌区活动，弄清各自进军路线上的敌情。各部队领导深入动员，向指战员们讲清粉碎胡、马“口袋阵”的作战方针，要求大家克服盲目轻敌思想，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号召发扬猛打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红，坚决打好这一仗。 7月10日，扶眉战役拉开帷幕。 7月12日，彭绍辉率第7军协同第18兵团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以南以西的敌人进攻，与第2兵团一同聚歼敌人。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短短两天时间，他给解放军设的“口袋阵”反而成了装自己几个军的大口袋了。他急忙令其第历军。第38军和兵团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但遭到我军顽强的阻击。 12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野战军的炮火向渭河北岸的敌军猛轰。接着，彭绍辉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敌人发起猛攻。 扶眉战役经过4天时间激战，以我军全面胜利而告结束。此战役共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万余人。 扶眉战役后，彭绍辉率7军参加了陇东追击战，从陕西一路打进甘肃。8月3日，解放陇东重镇——天水。此后，彭绍辉又率7军相继解放了礼县、西和等县城，歼敌第W师一部。为巩固新解放区，保证野战军主力顺利西进，第7军奉命国驻天水地区，配合第18兵团行动。 不久，彭绍辉接到贺龙的电令，要他率第7军配合18兵团，抑留胡宗南部于秦岭、巴山之间，保证第2野战军突入贵州，完成对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行动。待2野主力完成包围之后，7军向陇南出击，务求全歼残敌。尔后即进军川北，配合主力解放西南。 时值严冬季节，到处冰天雪地。彭绍辉告别新婚妻子，带领部队出发了。按照贺龙电报上的要求，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保障了南线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大门，使重庆暴露在解放军面前。胡宗南发现上当后，急忙放弃设置于秦岭巴山的防线，仓皇向成都地区撤退。彭绍辉立即率第7军指战员，与18兵团一起，分成三路，紧紧咬住胡宗南部穷追猛打，迅速占领了微县等战略要地。 当彭绍辉和他的部队跨过玉垒桥，歼灭甘川交界的战略要地碧口的守敌并占据这里时，左路部队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连克凤县、留坝、褒城，解放了陕南重镇汉中，并越过天险，歼灭了沔县以西大安驿之敌，跨过嘉陵江，突破剑门关，占领了梓桐、绵阳、德阳，到达广汉一线。至此，人民解放军南北两支大军完成了对胡宗南的战略包围。 在强大的军事攻势下，人民解放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攻势。第7军一部和兄弟部队一样，对敌乘胜追击；对投诚起义的部队，给予欢迎。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国民党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等宣布起义。蒋介石、胡宗南见大势已去，相继乘飞机逃往台湾和海南岛。 成都解放后，彭绍辉又奉命担负整编起义部队的任务。他从7军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对蒋云台部119军、杨森的20军、豫陕鄂绥署张玉方的警卫旅、西南第1路军教导旅、裴昌会的第7兵团共4.3万多人进行了整编。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因而彭绍辉十分重视。他和大家一起，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文革中，彭绍辉理直气壮地对“造反派”说：“主席理解支持我， 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全国解放后，彭绍辉调到西北军区工作，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过度操劳，他患了高血压症，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苏醒过来后又继续工作。有一天，他连续晕倒五次，每次晕倒后休息片刻还要坚持工作。警卫员一再劝他休息，他硬是不肯。后来在卫生部领导和妻子的再三劝说下，他才休息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工作了。 上级考虑到彭绍辉的健康，决定发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可几次派人送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彭绍辉说：“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觉得我们自己艰苦了。” 每逢阴天下雨，彭绍辉左臂断肢处便疼痛不止，整夜难眠。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越来越多。身体有病，对于彭绍辉来说并不可怕，怎么也能抗得过去。可是到了“文革”时，来自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使彭绍辉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 彭绍辉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是林彪、“四人帮”眼中的“民主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挨了整。1967年武汉“7·20”事件爆发，当时武汉有人来京向彭绍辉了解有关陈再道同志的情况，彭绍辉说：“陈再道，我知道。他是个老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有什么问题，我看是没有的。我敢打保票！” 就这样一句话，彭绍辉就被诬陷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4天批判会，责令他交待检查。后来，彭绍辉又被戴上了“彭德怀分子”、“贺龙分子”、“假党员”等大帽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士，却有一股坚强不屈的脾气，在他受审查期间，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刻苦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不过他偶尔也唉声叹气，有一次妻子问他这是为什么？彭绍辉说：“丢下牛鞭子，拿起枪杆子，几十年来打仗，没有脱离过党，没有脱离过军队，我有什么问题？！现在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这样下去，我真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啊！我要找毛主席。” 后来，在毛主席的直接于预下，彭绍辉恢复了工作。 当时，由张春桥、王洪文亲自操纵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在一些坏头头的把持唆使下，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彭绍辉却偏要捅这个“马蜂窝”。就在1975年唐山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提出：“会议的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不要发民兵指挥部，也不要提民兵指挥部。”彭绍辉还当着“上海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说：“你们那个指挥部不要再搞了嘛！再搞人们就弄不清那个指挥部说了算了！” 会后，有人将彭绍辉的这些话向“四人帮”告了状。彭绍辉却镇静地说：“我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有真理在嘛，我才不怕呢！” 面对一些人的非难，彭绍辉也有其“杀手铜”，他曾经理直气壮地斥责一伙“造反派”：“我是毛主席的老乡，谁不知道？毛主席理解支持我，不信你们去问毛主席。” 弄得那伙人面面相觑，不知进退了。 1968年1月的一天，彭绍辉胸部剧烈胀痛，妻子送他到医院去看病，在康生炮制的“医疗服从专案”的情况下，彭绍辉遭到冷遇，等了两个小时，无人诊断，只好回家。这样他的病就给耽误了下来。直到1970年他因患气管炎胸部透视时，才发现患了主动脉瘤，但这时瘤子已经很大了。 当彭绍辉知道自己患了这种致命的病以后，他仍泰然处之，精神上和以往一样，仍然十分乐观，照常担负大量繁重的工作。 这年的7月24日傍晚，在一个公园里，彭绍辉惊喜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关心地问：“你的身体怎么样？现在副总长多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彭绍辉向总理报告说：“请总理放心，我还能坚持工作。” 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1976年1月8日，彭绍辉闻讯周总理逝世后，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向总理遗体告别时，他沉痛地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含泪悼念总理的群众，偏偏只有那么小的一间房子悼唁，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 深夜，彭绍辉抱病含泪写怀念周总理的回忆录。真挚的感情跃上笔端，泪水滴落在稿纸上。 “天安门事件”时，彭绍辉因膀胱大出血住院，他让家里人做一个花圈，请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并要亲自坐车去天安门，几次劝阻都不成。后来，家人和工作人员只得开车送他去了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说：“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后来，警卫员只得请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彭绍辉看了这个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点。 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彭绍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深深担忧国家的命运，失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当道，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呢？ 彭绍辉一方面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同时加紧工作，以求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12点钟以后才睡觉，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反过来劝工作人员休息。他对秘书和警卫员说：“你们年轻人觉多，早点去睡吧。”秘书对他说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却说：“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 粉碎“四人帮”后，彭绍辉终于松下了一口气，可是身体状况却愈加恶化。他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加倍工作。医生再三提醒他不能坐飞机，不能登山，就是睡觉翻身都应该注意。但他仍带病前往胶东某海岛参加业务会议。会后，又看望了驻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有关部队，并深入烟台、威海、莱阳等地了解民兵工作情况，参观民兵射击表演，与基层干部和民兵谈心。他还爬到山顶上视察边防战士的营房、伙房，和战士亲切交谈，问寒问暖，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1978年4月下旬，一连两天，妻子发现彭绍辉精神恍惚，似有剧痛，便动员他再去医院检查，他摇摇头说：“你老是让我去医院，明天挑选飞行员会议，我还要讲话。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去做。”妻子只好请了门诊部医生来到家里给他服药。4月24日，彭绍辉一早起来后，行动迟缓，面色苍白，妻子再次动员他到医院去看病，他还是摇头说：“我不去，下午的会我要讲话。” 那天他中午饭吃得很少，下午出席了会议，讲了1个小时的话，回到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我胸背部为什么这样剧痛，伤口也痛得厉害。” 只过了一晚上，即4月25日凌晨，彭绍辉因胸部夹层动脉瘤破裂，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倾注了满腔热情的革命工作。 没有遗言，没有妻子儿女依偎在身边，彭绍辉将军就这样独自一人去了，像一缕炊烟飘散在明净深邃的西天边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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