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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 湖南桑植人。1929年参加红军游击队。解放战争时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一野第1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廖汉生主动将自己“删除”在外，仍然当他的军政委。后来有人 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1949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了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编为第1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编为第2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编为第3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编为第4野战军。各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下辖军。第1野战军因为作战任务繁重，直到6月间，才召开了前委全体委员会议，确定野战军下属部队编制事宜。 第1野战军原有6个军，从华北军区调来的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已经整编完毕，1野原有的6个军再编成2个兵团。这2个兵团如何组成？干部如何配备？彭德怀叫前委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 由于委员们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议沉默了一阵，没有人发言。 这时，担任1野第1军政委的廖汉生站了出来，提议道：“这个问题好办。1军、2军、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军、4军、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 但是，廖汉生的这个提议却把他本人排除在外了，而他本人的能力和历史上的任职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 彭德怀问了一句：“那你干什么？” 廖汉生回答：“我还在1军嘛！” 彭德怀以廖汉生提的方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获得通过。随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了1野第1、第2兵团机构。 后来有人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 然而廖汉生主动将自己“删除”了，仍然当他的军政委。 由此可见廖汉生的胸怀。 时间再推前几个月，就在这一年的2月间，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和指示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1野战军，各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廖汉生所在的第1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纵队原358旅改称第1军第1师，原独立第1旅改称为第1军第2师，独立第7旅改称为第1军第3师。 第1纵队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的名称，是按照全国各野战军统一序数排列形成的，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全纵队上下都为这个“第1军”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格外看重和珍惜它。 有第1军，就有第1师，就有第1团。358旅改为第1师，旅里的3个团都想在这次改编中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团”。到底哪一个团能成为“第1团”呢？各团积极活动，部队上下还争论了一番。按过去的习惯，一支部队总是把底子最老。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排在序列前头。在358旅的3个团里，715团、716团的部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诞生了。一个生长在湘鄂边，一个生长在洪湖，其中还有南昌起义的血脉，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们分别由红军师、军合编、缩编而成。这两个团历史长，资格老，能征善战。按常规讲，这两个团都有成为“第1团”的充分理由。 而714团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1939年在冀中时，由716团抽出的3个老红军连队组建了独立3支队。随后溶入了冀中地方武装。比较起来，这个团只有部分红军底子，建团历史短。但是这个团后来居上，成立后仗打得好，在西北战场上屡建功勋，另外，它在358旅的编制里是第1团，这又使它在编制序列上有话可说。 当时，3个团都要求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团”，尤其是老红军部队715团、716团认为自己的理由更充足一些。廖汉生当过716团的政委，716团还想走走廖汉生这个“门子”，希望老政委能为他们说说话。当时一些师、军干部也认为把刀5团或716团编为“第1团”更好些。 然而，身为军政委、军党委书记的廖汉生却没有偏袒，他在军党委会上提出：714团的资历虽然比不上其他团，但他们在西北战场上仗打得好，工作也出色，尤其是在诉苦运动中带了头，在瓦子街和荔北战斗中两次受到野战军的通令嘉奖，他们的工作堪称第一。按原有编制顺序714团也应排在“第一”。结果大家统一了思想，确定把714团编为“第1团”。 由此又可见廖汉生的胸怀及政治水平。 714团即第1团没有辜负廖汉生和全军上下的期望，始终保持着优良品质，不断创造佳绩，全国闻名的“硬骨头6连”就出自这个团。 廖汉生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1927年他16时就参加了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工农武装斗争，长期在湘鄂边苏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调任红3军书记员，先后当过军政治部秘书、师政委、军团组织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团政委、旅副政委、代旅长。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委，率队赴湖北洪湖地区。抗战胜利后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第1军政委。率部参加了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1949年9月率部解放青海，任省军政委员会主任。1952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廖汉生的出生地，距共和国元帅贺龙的家只隔一座山，由他家到桑植县城去，必从贺龙家门前过。桑植百姓口头流传的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伴着廖汉生长大。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廖汉生和村里的孩子们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支像古戏里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汉生、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廖汉生正讲得有鼻子有眼，没注意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他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 那个时代，老百姓是怕兵的。听说要“过兵”，惟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 廖汉生一看问话的像是个当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 留“一字胡”的长官就是贺龙。 贺龙夸奖了他几句，率队向洪家关走去。从此，这个敢看“过兵”的男孩子在贺龙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廖汉生的父亲是桑植县有名的才子，在省城长沙读书期间，曾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林伯渠结为好友，回乡后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办起小学，教授新课程、新知识。后来，在贺龙再三诚聘下，携笔从戎，到贺龙部队里任职，做些文墨事。 一次，他向贺龙请假回家，要给儿子定亲。贺龙同：“是我见过的哪个敢看‘过兵’的孩子吗？” “不是，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 贺龙说：“那我也提个亲吧。”当下，两人就把贺龙二姐的女儿肖良良和汉生定了娃娃亲。从此，廖汉生也就与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廖汉生10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夫妇把灵柩接回桑植，帮助安葬。以后，廖汉生一家孤儿寡母，经常得到贺龙及其妹妹的关心、照顾。 1925年春，贺龙在澧州当了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和澧州镇守使，廖汉生和贺家的两个小孩子被接到澧州过春节。在贺龙就职典礼这天，廖汉生趴在城墙上悄悄观看，只见大操场上，队列整齐，军号齐鸣，贺龙身穿军礼服，腰挎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绕场一周检阅部队，然后登台发表就职演说。廖汉生听不懂讲的内容，只觉得贺龙威风得很，神气得很。 春节过后，贺龙派了一排兵把廖汉生等几个孩子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常德是湘西北的中心城市，省立二师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一个山里伢子，第一次走出闭塞的山区，来到大城市，开阔了眼界，而且感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从1925年到1926年，廖汉生在省立二师附小读了三个学期。头一个学期时逢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廖汉生放假回来就在贺龙那里住。第二个学期贺龙被军阀赵恒惕逼出澧州，廖汉生的钱用光了，就给贺龙写信求援。贺龙很快寄来30元钱，这样才又上了第三个学期。到第三个学期结束时，贺龙已经带队北伐远去了，廖汉生学费没有着落，只好辍学回家。 廖汉生不甘心就此中止上学，回到家乡后又进入桑植县高小，学完了最后一个学期，总算毕了业。 在第二师范附小时，廖汉生曾有一个理想：发奋读书，争取毕业时考上前两名，保送升入师范免费学习，然后像父亲那样当个乡村教师。可是事与愿违，从桑植高小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外出继续求学，他向母亲哭闹了一通也无济于事，只得留在家中一边干农活，一边帮别人带小学生。 1927年夏，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偏僻的湘西山区，廖汉生和本乡几个高小毕业同学积极投身其中。他们从县城领回宣传品，在集市上贴标语，喊口号，出头露脸，万人瞩目。然而不到一个月，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又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反动乡长放出风来：“要教训教训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崽！” 一起闹农会的同学，有的见风使舵，投靠了团防队；有的胆小怕事，活活吓死了。廖汉生无法在家里安身，于是投奔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处避难。 当时，贺家几姐妹不甘心受压迫，又受了贺龙的影响，先后拿起枪来自卫。廖汉生原来只想在贺民英处暂时避一避风头，结果却从此投笔从戎，像贺龙及其姐妹那样走上一条武装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也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啦！” 人们惊愣未定，又一个消息接着传来：“南昌暴动垮台啦！”桑植县里谣言四起，传说贺龙已经死了。 然而“湘西活龙”贺龙是大难不死的。 1928年3月，贺龙和周逸群、贺锦斋等人辗转回到桑植洪家关。乡亲们闻讯都赶来看望，就连堂堂的县长也慑于贺龙的声威，赶来拜见他。人们散去以后，贺龙对亲友们公开宣布：“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们回来就是要重新组织工农武装！” 后来，廖汉生从贺龙那里逐渐听到：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贺龙断然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毅然接受共产党领导，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出任起义军总指挥。在从南昌向广东转战途中，贺龙由周逸群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军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要求回家乡重新搞武装，而后经武汉、洪湖等地回到桑植。 贺龙一声号召，贺家亲戚朋友和旧部属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在工农革命军的大旗下聚集起上千人的队伍。17岁的廖汉生也加入其中。 不久，白军前来“进剿”。为了便于作战，贺龙把一些妇孺亲属交给贺民英姐妹。廖汉生本想跟着工农革命军走，因为那里人多枪多好打仗，贺龙却要他跟在贺民英身边。 刚刚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首战失利，大部溃散了，只剩下少部分人和亲属们跟着贺龙向山里退去。这期间，廖汉生目睹了贺龙与堂叔间发生的一场“家庭纠纷”。堂叔生气地指责贺龙：“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途的。为什么要当共产党？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 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找真理、找出路，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片 从这场“家庭纠纷”中，廖汉生看到贺龙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也进一步明确了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决心。 贺龙重回洪家关后，又召集起几百人。 在工农革命军初创时期，廖汉生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三起三落。在最困难的1928年冬天，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县遭受严重损失，师长贺锦斋牺牲，贺龙率部撤回桑植边界的大山里。廖汉生受贺家姐妹的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原先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贺龙没有退缩，他继续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历经考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为一支坚强的红军队伍。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县农会，那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做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是对他走向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1928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红军主力部队后进步很快，短短两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却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他有些不服气，为此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的游击队，到红军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姐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姐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的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骂它是“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年春，贺龙率领湘鄂边红4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建红2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贺龙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桑植一侧；两省敌军一齐来了，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里敌军大队人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挨打就是被牵着满山转圈子。敌情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干部也从鹤峰县城撤上山，敌军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家属也在这里休养、隐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一边游击一边生产，在岩缝中种些苞谷、南瓜。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着舞刀弄枪，还要学文化，廖汉生就成了他们的文化教员，每天闲暇时教他们认字、唱歌。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零星几支游击武装。苏区被敌军全部占领，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大肆屠杀，四处烧屋，长期围山“清剿”，斗争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敌人的围困却不见缓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一个雪夜，廖汉生随贺民英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发现村里驻扎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悄悄来到村边一户独立人家，请主人家向乡亲们找了一些南瓜和黄豆。回山时，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以防敌人追踪而来，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沿着山中的雨裂沟，赤脚趟着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沟边核权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浑身快被冻僵了。 他们带上山的那些黄豆成了游击队的救命粮。黄豆吃完了，大家就四处采野菜，捡野果，挖蕨根。蕨根里面含有淀粉，是老百姓度灾荒的代食品，游击队员们把它挖来当饭吃。 冬夜漫长，游击队只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廖汉生用火镰引燃一堆火，大家围坐着取暖。火烤胸前暖，一风吹背后寒，只好胸前背后转着烤。 游击队员们渴饮山泉，饥食野果，昼伏密林，夜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苦苦坚持着，不动摇，不屈服，一直坚持到贺龙率领红军回到湘鄂边。 1933年初，敌军的“围剿”有些松懈。贺民英把廖汉生叫到面前，交代说：“我们这样总在山上呆着也不行，你下山去看看，找些粮食，也找一找出路。” 廖汉生接连翻过几座大山，走了上百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山下的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有人说是贺龙率领的红军，有人说是贵州来的“黑军”。廖汉生壮着胆子继续往前走，走到茅坝坪村边上，突然从隐蔽处跃出几个持枪的人，抓住了廖汉生。 廖汉生被哨兵带进村里的连部，他一问，对方果然是红军。他欣喜万分，连忙接着问：“是不是贺龙的队伍？” “是。”连长回答说。 他又问：“你们师长是谁？” “师长是朱胜文，政委是谷志标。” 廖汉生一听，这两个人都熟悉呀！就请连长派人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朱胜文师长招待他吃了一顿饱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廖汉生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 贺龙见到廖汉生，急切地问：“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现在怎么样了？” “都还安全。”廖汉生回答，接着把红军走后的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贺龙叫他马上回山上去，把贺民英和大家接出来。 廖汉生顾不上休息，当天又匆匆赶了回去，报告了喜讯。贺民英带着大家走出深山，与红军团聚了。 红军这次回来，打下了鹤峰县城，初步恢复了湘鄂边苏区，并向桑植和鄂西一带活动。 转眼间到了5月的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各自回家下地插秧，夜晚再集中起来驻防。一连几天下来，每个人都感到疲劳不堪，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感到有些吃不消。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心软了：说，“这样太累了，大家还是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睡吧！” 贺民英身边只留下十几个人，分开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里，贺民英、徐涣然带着两个妹妹的遗孤和几名队员，住在西边人家，贺戊姐带着儿子、么妹贺戎姑，廖汉生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周岁的儿子，以及在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住在东边的农会委员许横生家。 就在这天晚上，当劳累的人们熟睡之后，农会委员许璜生悄悄溜出屋，向敌人密报了游击队的情况，领着团防大队前来偷袭。 凌晨，敌人从山背后摸下来，放哨的游击队员唐老么刚要报警，被敌人一枪打死了。凄厉的枪声回荡在小小的洞长湾里。当大家惊醒时，敌人已经分别包围了两处木屋。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红军团长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说了一声：“我喊赤卫队去！”第一个冲出屋，上了屋后的山坡。 廖汉生冲着屋里的人喊：“你们快走！”而后提着驳壳枪冲出屋子。黑暗中只见四处都是敌人枪口迸出的火光。廖汉生打了几枪，见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与敌人对射着。 贺戊姐因为患哮喘病跑不动，落在后边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撤走时，残忍地把她枪杀在水田里。 贺民英见敌人来袭后持枪冲出门，却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徐涣然背上她正要走，肩膀中了一枪，背不动了，只好把她放下来。贺民英一边让徐涣然先走，一边继续还击，正在这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腹部，她当即牺牲了。 红军团长向刚很快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增援。敌人在天亮时匆匆退走了。 这次遭敌偷袭，除贺民英、贺戊姐两姐妹双双牺牲外，还有三人遇难、三人负伤，廖汉生的妻子肖良良和怀中的儿子被敌人抓走。洞长湾里鲜血殷红，哭声一片。 怎么办？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廖汉生强忍悲痛，合著泪给贺龙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情况，询问：“今后该怎么办？” 贺龙收到信，派警卫员朱绍田来接大家。他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选择靠山根的一块平地草草掩埋了贺民英姐妹和其他牺牲者，搀着受伤的游击队员，翻山越岭来到红军驻地。 在军部里，亲人相见，又是一番哭诉。贺龙默默承受着一夜间失去大姐、二姐的悲痛，把姐妹们遗留下来的几个男孩子安排在警卫班当战士。贺龙问廖汉生：“大姐她们牺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坚决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好！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贺龙当即任命徐涣然、廖汉生为鹤峰县第4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又发了一批枪，要他们回去重整队伍。 他们回到太平镇集合起赤卫队，进一步扩大队伍，成立了游击大队，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跟敌人作斗争，接连同团防队打了两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半年以后，这支游击大队编入红军部队。 廖汉生从1927年夏投奔贺民英时起，到1933年5月将她亲手安葬，在这支游击队里生活、战斗了7个年头，亲眼目睹了贺家姐妹在贺龙的影响下，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接受新思想，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逐步成为工农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全过程。贺龙一家可以说是满门英烈，大姐贺民英、二姐贺戊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大妹贺满姑被捕后在刑场上英勇就义，么妹贺戎始在当红军营长的丈夫刘玉阶牺牲后不久也去世了。 在廖汉生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贺龙及贺家姐妹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贺龙一家人对党无私奉献、对革命坚贞不渝、对敌人决不屈服的精神，使他永生难忘。 1933年夏的一天，红3军军部和第9师从鹤峰县太平镇经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把在第4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的廖汉生调到军部当书记员。 廖汉生数年一直渴望当一名红军战士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2．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 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 进入正规红军部队后，廖汉生进步很快。1934年9月春，廖汉生调到红3军第9师担任师政委。 上任的当天，就赶上攻打冉家祠堂。冉家祠堂坐落在一块水田中央，祠堂四周围着1丈高的石头墙，里面住着南腰界团总冉瑞庭的武装，是盘踞在苏区中心的一颗钉子。 第9师准备拔掉这颗钉子。当时红军没有炮，廖汉生和钟师长就请当地木匠掏空一段树筒，打上几道铁箍，做成土炮，里面填人铁砂、铁片，后面装人火药。进攻准备好后，钟师长一声令下：“开炮！” 轰的一声，炮膛里的铁杂碎没打出去，炮身却炸了，没有成功。部队硬攻了一下，也没奏效，只得收兵。 第9师把冉家词堂围困了半个月，廖汉生组织师宣传队把那些团防队员的亲属找来，动员她们喊话，促使许多团防队员跑了出来。 于是，第列币再次组织进攻，这一次廖汉生挑选了精干强壮的战士组成几支突击队，身背大刀、短枪、手榴弹，由各团团长担任突击队长。又新做了几门土炮。炮声一响，轰塌了围墙一角，突击队乘势发起猛攻，廖汉生紧跟着突击队冲了进去，拔掉了这颗钉子。 1934年10月，红3军正在全力以赴进行黔东临时根据地的建设，从酉阳县南腰界的一张白区报纸上获知，红6军团来到黔东谋求会合。 红3军的电台早在两年前撤出洪湖时丢失了，因此主要依靠从白区报纸登载的“剿共”新闻中推测外界情况。不久前第9师打开贵州沿河县城，曾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是一些战士不认得，想打开这个铁盒子看看里边装着什么，捣鼓好一阵也打不开，一气之下用枪托子把它捶烂了。电台送到廖汉生面前时，已经成了一蛇废铁。廖汉生看着报废的电台，又好气又好笑，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是缴到电台或是其他不认得的东西，一律上交，不得毁坏。 贺龙和军政委关向应分析白区报纸的消息，认为敌人披露的红6军团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可能的，于是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东接应红6军团。军部率第7师为一路，第9师为一路。 在沿河县境内，红3军部队碰到了由李达参谋长带领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李达参谋长介绍说，红6军团奉党中央命令于8月撤出湘赣苏区，前来会合。几天前在黔东石阡县甘溪与敌遭遇，李达率先头一部突出包围，一路打听来到沿河。 得知情况后，红3军两路部队立即朝着6军团与敌军交战的。方向急速前进。一天，第9师来到梵净山下，发现前方山上有一支部队正在艰难地向上攀登，对方也发现了情况，把机关枪架到了山顶上。廖汉生和钟师长仔细观察了一番：对方那副疲劳不堪的样子，又专捡偏僻陡峭的小路走，见到这边部队就往山上隐蔽，不像是前来“围剿”的敌军，倒像是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军号联络，对方回答是红6军团第50团。廖汉生和钟师长立即奔上山去，与第50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握手相见，然后帮助他们把山上山下的部队收拢起来，带着他们向军部靠拢。 第二天晚上，第9师和红6军团第50团到达印江县木黄镇，廖汉生让钟师长安排宿营，自己跑到军部报告情况。推门进屋，见贺、关首长正在和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交谈。经贺龙一介绍，才得知这几人是中央代表任弼时、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 几天后，两支红军到达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第7、第9两师改为第4师、6师。 红6军团远道而来，物资装备损失很大，红2军团从物质上给以支援。红2军团刚刚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缺少有经验的政治干部，红6军团便从政治上给以支援。中央代表任弼时到红2军团担任政委，红6军团政治部整个搬过来，又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2军团担任师、团政治干部。 红6军团的袁任远调到6师来当政委，廖汉生改任副政委。廖汉生对此毫无怨言，在廖汉生眼里，袁任远是一位年长的大哥和尊敬的老师。袁任远是湘西慈利人，与廖汉生是邻县同乡，论年龄，比廖汉生年长13岁；论文化，袁上过大学，廖是高小毕业；论资历，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廖入党仅1年；论工作经验，袁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和师、军、军团政治部主任，廖当师政委不足3个月。廖汉生虚心向袁任远学习，甘愿当好助手。后来，袁任远调走了，廖汉生才重新担任了师政委。 红2、红6军团会师后，并肩战斗，以第6师为先锋，挺进湘西，攻占永顺县城。而后两个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摆下口袋阵，打垮了敌军3个旅。接着，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两军团出击常德、桃源地区，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3月，廖汉生被调至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当部长。组织部的几名干事都是从红6军团调来的，廖汉生团结大家一道工作，在管理军团党务和干部的工作中不分亲疏，唯贤是举，工作十分出色。 廖汉生了解到任弼时政委的警卫员余秋里，曾经当过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深造过。于是，他向任弼时政委提议：“现在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团里当干部？” 任弼时同意了，组织部把余秋里派到第6师第18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 在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的一系列战斗中，组织部除了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为粉碎敌人“围剿”而斗争外，还要随时准备上火线，代理伤亡干部的工作。廖汉生部长在短短的3个月里，两次受命到第4师代理师政委。 6月初，红2、红6军团在湖北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军1个师。战斗进行当中，第4师政委方理明和第6师第18团团长。政委相继负伤，部队进攻受挫。军团政委任弼时把廖汉生、贺炳炎叫到面前，下令廖汉生到第4师代理政委，贺炳炎接任第18团团长职务。他俩受领了任务，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组织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这一仗，红2、红6军团歼灭了敌师部和1个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忠堡大捷后一个多月，第4师政委方理明伤愈归队，廖汉生又回到组织部当部长。仅仅过了几天，红2、红6军团在宣恩县板栗园伏击歼灭敌第85师。战斗中，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身负重伤，廖汉生再次受命代理4师政委，投入战斗。 8月间，红2、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出击临澧、津市、澧州地区。第4师在大堰当与敌第26路军激战，廖汉生和代理师长金承忠各率回个团把敌军打垮，而后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就在廖汉生观察战斗进展情况时，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他顿时昏死过去，被抬下阵地。 一个多月后，廖汉生伤愈出院，军团首长没有叫他回组织部工作，而是派他到第6师担任了政委。 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在万里长征路上，廖汉生凭借着马灯、簧火、月光，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宝贵历史资料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丢失了。 1935年11月，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廖汉生和红6师师长郭鹏踏着泥泞，匆匆赶到桑植县刘家坪一栋木屋里，出席红2、红6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会议。 众人围坐在堂屋的一盆炭火旁，听贺龙、任弼时等首长部署突围计划。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第4方面军滞留在雪山草地，长江以南只有红2、红6军团这一支主力红军孤军坚持。蒋介石调集了11多个团的正规军，从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苏区围攻上来。敌军采取堡垒战术，严密封锁，步步紧逼，将我军逐渐压缩在苏区中心的狭小地带，企图一举消灭。苏区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天严峻。 因此，红2、红6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堡垒区，进行运动战，在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后，廖汉生和郭鹏回到第6师，传达党的决定，着手进行各项准备。 凭着多年反“围剿”斗争的经验，红军指战员都看得出来：这一次突围与以往不大一样，出去后还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很远，离开的时间很长。离开家乡，离开父老乡亲，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每个人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出发前5天，正巧是廖汉生24岁的生日。第6师驻地离他的家不过几十里，骑马也就是个把小时的路程。他很想抽空回去一趟，看一看家中的亲人。 廖汉生自从参加革命后，家人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1933年5月贺民英游击队在洞长湾遭袭击时，妻子和怀中的儿子被反动派抓去，受尽折磨，廖汉生的母亲东拼西凑弄了一些钱，托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1934年春节前，部队从廖汉生家附近经过，他向贺龙军长请假回家，原想在家里住上一晚，可是仅仅吃了一顿晚饭，就得到消息；乡团防队的朱照环要来抓他。他吩咐家人出去躲避一晚，自己赶回部队了。第二天，他得知昨晚妻子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母亲不肯走，弟弟、弟媳留下陪她。拂晓时朱照环果然带着团防队来了，围住屋子一阵乱枪，弟媳跑出来被打死了。 廖汉生顿时怒火满腔，找到关向应政委，要求带一个连回去报仇。关向应没有给他人，也不同意他回去，严肃地说：“队伍马上要出发，你不能回去！” 他只好憋着一肚子火带着对家人的担心跟随部队出发了。 从那以后，又是一年多没和家中亲人见面了，廖汉生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儿子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不幸夭折了，妻子、女儿跟着母亲，老少三代三个女人相依为命。红军这回一走，她们的命运肯定是凶多吉少。 廖汉生思念家人，但是他又懂得自己作为师政委，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他顾不上回家道别，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检查突围准备。他的妈妈和妻子听到消息，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 苏区的群众知道红军要远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丘 廖汉生曾在地方上打游击多年，第6师有不少战士的亲属都是他的熟人，他们纷纷找到师部，对他说： “汉生，我的儿子交给你了，你要照顾好他呀！”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你要带他活着回来呀！” 这些情真意切的托付，使他不能不一一应承下来：“放心吧，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亲人在！” 他对自己的母亲、妻子和亲戚们说：“红军走了，白军会来的，苏区人民又要吃苦了，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数万里，一别就是几十年，很长时间连个音讯都没有。 抗日战争中期，廖汉生在延安从贺龙那里再次得到家人的消息时，传来的却是妻子早已被人打死的噩耗。大家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她是贺龙的亲戚、红军干部的妻子，早就有人想整死她了。后来，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一位同在延安工作的四川妹子，两人结婚了。 没想到，全国解放之际，随着家乡的解放，廖汉生又得知前妻没有死，还活着！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后，卖到外乡给别人做老婆了。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又送到西北的青海与廖汉生见了一面。两人相见，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往日深情却难以再续。这是反动派给廖汉生造成的家庭悲剧，也是相当一批红军战士的家庭悲剧。 全国解放后，许多长征老战士纷纷回到家乡，看望久别的乡亲，寻找离散的骨肉，祭奠死去的亲人。然而，廖汉生却很多年没有回去。 俗话说：一诺千金！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在艰苦的长征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同志先后牺牲了，有些人连怎样牺牲的、牺牲在什么地方也很难说得清楚。当年参加长征的数千名桑植籍指战员能够活到全国解放的寥寥无几。1955年授衔时，桑植籍的高级将领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 由于这个原因，廖汉生感到无法向那些把亲人托付给自己的乡亲们交代，直到离别44年后的1979年，他才第一次回到桑植。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程。第6师先行出发，向大庸方向警戒，保障主力安全。随后，跟着主力来到大庸城外的张家湾强渡渣水。敌军在澧水设置了第一道封锁线，发现红军突围意图后，依托堡垒进行拦阻，并派来飞机向水面上的浮桥扫射轰炸。担任警戒的第6师隐蔽在岸边的桔子林里，整整呆了一天。部队又饥又渴。挂满枝头的桔子都成熟了，被敌机轰炸震落到地上，俯拾皆是。廖汉生观察四周，没见一个人捡起来充饥解渴，部队表现出良好的群众纪律观念。就这样，他们空着肚子离开了苏区。 在将近一年的长征中，年仅24岁的师政委廖汉生与前后两任师长一起，带领第6师英勇作战，屡建奇功。 长征前期，红2、红6军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三次试图建立新的根据地，又都不得不放弃，部队行踪可谓千回百折，变化莫测，有时师一级指挥员也不知道明天要往哪里走，只在出发前接到当天的宿营命令。不少人对于不停地走，不断变换方位地走，越走离苏区越远，产生了厌烦情绪。廖汉生及时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动员和教育全师指战员，坚决执行战略转移的方针，连续突破敌军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挺进湘中，驻足黔西，回旋乌蒙，横扫云南。时而担任前锋，斩关夺隘；时而担任后卫，阻击追兵。 1936年的春节，红2、红6军团攻占贵州瓮安县。第6师吃完年饭后，又向贵阳挺进。在贵阳北面30公里的扎佐一带，敌军构筑了一道堡垒封锁线。第6师避开堡垒和大道，在常人难以逾越的悬崖深涧之间探路而行。巧妙地越过封锁线，一举攻克修文县城。 红军攻占修文、兵临贵阳之势，迫使敌军一边向贵阳收缩，一边在乌江北岸布防，以防红军沿着一年前中央红军的老路北渡乌江，攻取遵义。贺龙总指挥又把从乌江上游鸭池河渡江的任务交给了前卫第6师。 廖汉生和师长、参谋长研究后，决定智取渡口。他派出师作战参谋带着师及各团的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闯进守江的黔军阵地。敌军1个连正在睡大觉，等他们全部清醒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全部当了俘虏。渡口占领后，红2、红6军团仅用一天时间就渡过了乌江天险，进占黔西县城，打开了黔西北的大门。 4月上旬，红2、红6军团来到云南的普渡河边，计划从这里过河后经元谋北渡金沙江，直上四川。这条路线也是一年前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敌人已有防备。先头第4师强渡普渡河后受到前方敌军阻击，红6军团准备渡河时与侧面围上来的滇军接上了火，而从湖南、贵州一路尾随的敌“追剿”各纵队也紧追不舍。我军面临陷入敌军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境地。 总指挥部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计划，转兵滇西由金沙江上游北上。 而此举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阻敌追兵，为全军转移脱险赢得时间。 9日凌晨，6师经夜行军后到达甸尾一带宿营。刚躺下没一会儿，总指挥部派人来传达贺龙的命令：6师即刻原路返回，赶到六甲，最好赶过六甲，阻击敌人追兵，掩护主力改道转移。 廖汉生和郭师长当即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马上出发，强行军回师六甲。他俩分头通知第16团、17团，同时派人通知后卫第18团。边走边部署，边进行战斗动员。 上午，前卫第18团果然在六甲与敌先头部队遭遇了。敌人没想到红军会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措手不及。第18团一下子就消灭了敌先头部队，抢占了山头有利地形。郭师长和廖汉生带着第16团、门团随后赶到，展开了一场阻击战。 这是第6师长征中打得最残酷的一仗。敌军1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第6师伤亡200余人，其中第18团政委杨秀山、参谋长陈刚负伤，3个营长伤亡2个，9个连长伤亡8个；第16团的参谋长和2个营长牺牲，6个连长负伤；师长郭鹏也在指挥中负了伤。但是全师指战员依靠灵活机动的战术技术、深入有力的战场鼓动、高昂旺盛的战斗意志，顽强抗击，血战竟日，把敌军死死顶住了。又在增援部队第5师的配合下打垮了敌军，保障了全军安全转移。 天黑后，廖汉生带领苦战一天的部队，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抬着伤员，追赶主力。 在一个岔路口，他看到贺龙总指挥等候在那里，亲自为第6师指路。 贺龙对廖汉生说：“你们6师这一仗打得苦，打得好啊！”接着，他又交代说：“这一次我们的情况很紧张。明天敌人飞机来了都不要隐蔽，继续行军。能不能保住我们这些本钱，就看能不能甩脱敌人了。” 次日，第6师担任前卫，急行军南下昆明，攻占距昆明仅20公里的富民县城，威逼昆明。当大批敌军回救昆明时，红2。红6军团掉头西去，甩开敌人，沿着滇西大道向金沙江上游急进。各师交替担任前卫，展开夺城大赛，几乎是一日攻克一座县城。 4月18日夜，第6师来到祥云城下，先头第18团只用半个小时就占领了县城，活捉了敌县长、团总以及2000多名团防队员。师部进城后，廖汉生指示师政治部把那些团防队员集中起来，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地主官吏压迫穷人的罪恶，讲清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道理。经过一天的工作，争取了其中的1000多人参加红军，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很快就补充到部队中。 长征路上，红军兵员的补充全靠各单位自己扩红。哪个单位抓的俘虏多，扩红工作搞得好，补充得及时，哪个单位的战斗力就强一些，哪个指挥员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作为师政委的廖汉生，肩上理所当然地担负着补充全师兵员的重大责任。 每到一地，廖汉生都组织全师各单位的宣传队、扩红队，深入到群众中去，传播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第6师先后吸收了3000多名工农群众参军，使部队在历经激烈战斗和艰苦行军后，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据当时统计，第6师长征出发时有3303人，过金沙江前后已减员1000多人，由于及时补充兵源，全师仍保持有3044人。为此，红2军团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对第6师的扩红成绩给予了高度赞扬。 渡过金沙江以后，红2、红6军团进入了藏民区和雪山草地。敌军的围追堵截暂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从未遇到过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廖汉生及时将全师政治工作的中心，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变为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5月中旬的一天，第6师担任前卫来到得荣县城，原以为可以在这里筹到粮食，没想到眼前的县城竟然只有三栋破房子。被第6师捉到的得荣县长，本是湖南长沙人，在这里当县长居然要靠打草鞋卖来糊口。此地之穷，可想而知。 从得荣出发，部队向巴塘前进。一天宿营后，红2军团参谋长李达来到第6师，向廖汉生和郭师长下达了总指挥部的命令：军团直属队已经断粮，第6师把粮食调剂给直属队，你们另外去筹粮，筹到粮食后，沿金沙江北上。 部队继续行军时，路边摆好了箩筐。廖汉生带头来到箩筐前，摘下粮袋，把里面本来就不多的青棵粉全部倒了进去，随后全师同志依次走过，每过一个人就倒光一条粮袋。将这些粮食留给军团直属队。 第6师在李达参谋长带领下到达指定地域，看到地里的青裸还没有成熟，无法收割。筹粮未成，部队继续沿金沙江北上。 7月初，红2、红6军团在甘孜与红4方面军会合。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合编，成立了红2方面军。红2、红4方面军团结北上，相继进入草地。 绵延数百公里的水草地，原计划走十几天，实际走了1个多月。第6师从甘孜出发时筹集不到足够的粮食，每人只携带了一天半食量的青棵粉子就匆匆进入了草地。 在第6师前面，红1方面军1年前就走过去了，红4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了，红2方面军主力也正在通过。前面的每一支部队都经历了吃野菜、啃牛皮、嚼草根的困难境地，而走在最后面的第6师，遇到的困难自然更大。 走了17天后，第6师来到了阿坝，这时已经无粮可筹，连宿营地附近的野菜都被采光了，留下的只是前面部队无法掩埋的尸体。在这个号称“草地上海”的地方，第6师一天就饿死了十几个人。 为了走出草地，从师政委到连指导员，每个政治干部都承担起为部队寻找食物的艰巨任务。第17团政委因为筹不到粮食被方面军政治部撤了职，第18团政委董瑞林在外出给部队筹粮的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了。 为了能走出草地，廖汉生号召全师上下去捡牛皮，拾马骨，扯野菜，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拿来充饥。正是靠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廖汉生和他的战友们走出了草地。 廖汉生当红军师政委3年，正是红军最艰苦的3年，他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种种困难，以突出的成绩赢得了各级的赞誉。回首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他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条，打仗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条，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条，按政策纪律办事，不搞特殊，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 这三条经验，既是他个人的经验，也是许多红军政治干部的共同经验，是他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当团政委。旅政委、分区政委、纵队政委、军政委、军区政委乃至他整个政治工作生涯中始终。洛守的准则。 3．彭德怀沉思着，攻打固关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呢？他问1兵团司 令员王震：“你准备把主攻任务交给谁？”王震不假思索地回答：“1军！”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原358旅、独1旅、独7旅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担任了军政委。 此时，西北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的第1野战军，在敌我力量大为悬殊、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出了一个个战争奇迹。1949年5月，古城西安解放。接着解放军华北部队第18兵团。19兵团归入1野建制，投入西北大决战的序列，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再也无力翻身了。 盘踞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的敌军主要是马步芳部、马鸿逵部、胡宗南部。这几批凶悍的敌人在这片黄土地上肆虐了几十年，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二马”，一直没有遭到我军沉重打击，非常猖狂。我军要最终解放西北大地，必须将“二马”力量彻底除尽。 此时的“二马”尽管猖狂，但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更加强大，解放军已非当年弱小的红军，1949年的解放军兵强马壮，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二马”。“二马”若战，难以抵挡解放军雄兵30万；若退，又怕失去甘、宁盘踞数十年的地盘。举棋不定一番后，“二马”决定和解放军再拼一下，即使吃不掉解放军，也要阻止解放军西进。 1949年7月，西北之敌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以“宁马”主力、128军卢忠良、11军马光宗共6个师11万人在平凉以东、以南防御。“青马”转移至六盘山，待机迂回，攻击解放军右翼。 “二马”之间早有不和，对“青马”早有戒心的马鸿逵立刻觉察出这是马步芳企图保存实力，而让自己打头阵的计谋。 马鸿逵没跟解放军打过什么仗，但他深知彭德怀这支军队的厉害：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彭德怀仅靠2万人马，在一年以内就将其打垮，落荒而逃，躲在陇南、陕南的深山密林中不敢露面。现在让自己的10万部队去对付彭德怀的30万大军，真是自寻死路。 想到这里，他立即给“宁马”部队临时总指挥卢忠良发电，要其保存实力，退守宁夏。 于是平凉决战计划胎死腹中。 马步芳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大骂马鸿逵背信弃义、严重破坏了党国计划，大敌当前，这仗怎么打？若是自己也跟着退却，那解放军将会横扫西北如卷席了。 马步芳叫来儿子马继援，让这个少年得志的青年统领第82军骑14旅，139军骑8旅集结固关、马鹿镇一线，阻止解放军西进。 马继援叫苦道：“这点兵太少，挡不住共军。” 马步芳阴沉着脸说：“不能全投在固关啊！这样吧，再给你2个旅。别跟共军拼，只要守住就行。” 马继援受命离去了，马步芳仍觉放心不下，又下令其大部主力摆在固关左右，企图随时增援固关。 固关，是西进甘肃的第一道大门，一条西（安）兰（州）公路盘旋高山而上，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惟一的公路夹在狭长的深谷里。 马家军的精锐骑兵凭险扼守要冲，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一场血战已迫在眼前。 彭德怀沉思着：攻打团关，势在必得，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谁呢？手中的几个军中，最能打恶仗、硬仗的当数互军、2军。于是他叫来了1兵团司令员王震： “我把固关这道铁门，交给你们1兵团去砸！” 王震一听，高兴地说：“我把这个任务带到部队，指战员们准会高兴得发疯。” 彭德怀严肃地说道：“这场战斗会很残酷，马步芳不像胡宗南，他在西北苦心经营了几十年，部队又以骑兵为主，很难对付。” 王震回答：“你放心，我们既要打狼，又不能让狼咬了。” 彭德怀又问：“你准备把主攻任务交给哪个军？” 王震不假思索：“1军！” “好，我相信第1军能打好这一仗。” 彭德怀和王震随后纵马来到第1军。廖汉生和贺炳炎一见，猜出了二位首长的来意，不由喜上眉梢。 经过研究，主攻的任务交给了第1师。 第1师是由原358旅原班人员组建而成的。在贺炳炎、廖汉生、余秋里等人带领下，打出了个“天下第一师”的称号。今天，最艰苦的任务又落在1师肩上，刚任师长的陆岩石怎不兴奋呢？ 是夜，第1师乘黑暗掩护，接近了敌人阵地，埋伏在阵地前沿，等待着总攻信号。7月28日凌晨，总攻的信号发出，第1师2团、3团成钳形攻势扑向固关守敌，1团沿公路和两侧高地，展开正面进攻。 顿时，山谷里枪声大作，爆炸声此起彼伏。 敌旅长马成贤，一边挥动着指挥刀，督令部队仓促应战。一边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 恰好在这时，我军炮兵大显神威，一炮就命中了敌旅指挥部，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人仰马翻。 马成贤半条胳膊被弹片削断。 敌人指挥部被炸，一阵惊慌失措。 趁敌慌乱之际，我3团指战员分兵3路向固关南侧守敌猛攻。这一侧山高路陡，敌人居高临下，负隅顽抗。我3团数次冲锋都被敌人反击了下来，伤亡较大。 对马家军，1军绝大多数人只是从西路军的悲剧中知道传闻，并没有真正交手，多少有点轻敌。其实，马家的回族军队，绝非乌合之众，他们训练有素，个个都是亡命之徒。经过几番冲杀以后，战士们知道今天遇到了强硬的对手，渐渐明白了该怎样对付面前的敌人了：要战胜敌人，必须抢占有利地形，稳扎稳打，大量杀伤敌人，将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才能决出胜负。 固关镇东南的制高点大嘴山，孤峰兀立，灌木丛生，南北面是悬崖峭壁，东西面仅有一条单人爬行的羊肠小道，地势十分险峻。敌人在山顶架着重机枪，密集的火力封锁着这条羊肠小道。只有攻下这个制高点，我军才能向敌纵深发展。 攻击任务交给了1团3营。 营里组织了3挺重机枪，连里将神枪手组织起来，成为掩护组。机枪和步枪一起怒吼，压住了敌人火力。 冲锋号声中，排长郑德英第一个冲上山顶，身后紧跟着30名战士，人人手持刺刀和手榴弹。冲到敌人阵地前，几十枚手榴弹扔了过去，在爆炸后的烟幕中，突击队乘机冲上山头。战士门用刺刀结果了残留的敌人，终于夺下了山头阵地。与此同时，2团3营对固关南面之敌，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突击队在战斗英雄齐万禄的带领下，一举攻克了姚家店西北面的1号阵地。敌人为挽回被动局面，立即组织反冲击，向我突击队占领的阵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战士们与冲进阵地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阵地上刀光闪烁，杀声震天。 齐万禄杀得满身是血，耳朵被马刀削落，仍不下火线。敌人的疯狂反扑，被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 敌人失去了主阵地，全线动摇。残敌纷纷退守固关镇内，企图死守。至此，固关南北两面主要阵地，均被我占领，沿公路两侧进攻的我主力部队，乘机迅速向前推进，很快包围了固关镇。 上午11点，在我军强大的炮火支援下，攻击部队四面出击，敌人纷纷向西南山沟逃窜。我军炮弹像长了眼睛，追着逃跑的敌人炸，敌人的几千匹战马，被炸得四处狂奔，互相践踏。 山坡上，河沟旁，工事边，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体。马家军“精锐铁骑”第14旅，经过半天激战，全部被我军歼灭了。 马继授曾一度夸下海口，要与解放军较量一番，没想到在固关一战，初试锋芒就败下阵来，慌忙收拾残兵向兰州逃窜。 廖汉生站在固关阵地上，望着山头上迎风招展的红旗，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4．为了真正做到以青海为家，廖汉生带头将妻子和孩子从古都西安迁 来西宁，在青海安下家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日，廖汉生所在的第1军就接到了野司的命令，向青海进军。 8月27日，廖汉生和贺炳炎率1军来到黄河上游的永靖渡口，马家军在逃入青海时已将渡口原来的铁索桥彻底破坏了，大小船只也被掠走或烧毁了，敌人企图凭借黄河天堑阻挡我解放大军的进军步伐。 廖汉生和贺炳炎赶到永靖渡口，仔细察看了渡口情况，决定放弃架桥，学习当地老百姓的办法，用牛羊皮筏子渡河。 这一带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使用一种牛羊皮筏子来往于黄河波涛之间。这种皮筏子制作并不难，把整张的牛羊皮制成皮筒，四边扎紧，吹足气，形成一只浮筒。如果是单人就抱上一只浮筒游过去。如果人多就把几个皮筒绑在木架下面，组成一只皮筏子，一次可载四五个至十来个人，连划带漂就冲过去了。 廖汉生派出政治机关干部和大批指战员到沿岸老百姓家中深入宣传，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就收集到大量皮筒，赶扎出上百只皮筏子，并且找来一批经验丰富的水手。 28日凌晨，先头2师5团第3营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迅速控制了渡口，夺占了山头阵地。而后，全军各师、团依次乘皮筏子渡河。 从8月28日到9月2日，经过数天抢渡，1军3万余人。2000余匹骡马、上百门重炮以及全部辎重，凭借最原始的工具，安全迅速地渡过黄河天险。 为了不给回窜青海之敌以喘息之机，由军、师、团三级侦察人员组成的骑兵先遣队，在军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带领下先行，查明沿途敌情，开辟前进通路。 先遣队轻骑快马，昼夜兼程，如尖刀直捣。大部队随后跟进，浩浩荡荡，似铁流滚滚。 兰州战前回窜青海的青马骑8师和战后逃回的残兵败将，在我各路部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不战自溃，仓皇逃散。据先遣部队报来的消息称，马步芳已于兰州解放次日从西宁乘飞机南逃，马步芳的儿子、第82军军长马继援于8月31日窜回西宁，9月1日乘飞机逃走，其部下四散而去，各奔东西。 西宁城内的部分士绅和各族群众主动出来维持社会秩序，看守马家遗弃财产，并派出十几部汽车前来接运我军，迎接解放。 9月5日，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从此这一天就作为青海解放纪念日载入史册。 正巧，廖汉生的二女儿也在9月5日出生了，廖汉生特意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涤青”，以纪念我军如铁流一般荡涤青海。解放青海的历史功绩。 9月8日，1军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了“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治部主任洗恒汉、副主任张国声分别担任市军管会正、副主任。廖汉生担任了省军管会主任。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收降青马残余武装，发布通告，命令残敌立即报到登记，向人民缴械投降。 兰州战后，青马残部数万人逃回青海，大多数溃散回乡，一些高级军官带着部分人马龟缩在西宁附近城镇，观望形势，伺机而动。在我军的军事震慑和政治争取下，他们走投无路，不得不向我军投降。9月8日，在上五庄的青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等320余人向我2师投降。9月10日，我军又在三角城接受青马190师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成、骑8师师长马英等2000多人投降。此后，逃散各地的青马官兵陆续向我军投降，总计2700多名，其中将校级军官350名。 我军对来降官兵予以登记，收缴武器，给以政策教育，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改造。 9月18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群众3万多人和解放军隆重举行庆祝西宁解放大会。我军举行了威武的入城式，各单位打出一面面记载着战功和荣誉的锦旗，步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骑兵跨着一匹匹战马，炮兵牵引着一门门重炮，行进在西宁的主要街道上。人民群众在街道两旁挥动彩旗，高呼口号，夹道欢迎，一片欢悦的景象。 青海解放后，摆在我军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接管地方各项工作，帮助青海各族人民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由于马步芳家族在青海40年的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致使青海解放前除了零星的自发的群众反抗外，全省没有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个共产党员，连一个民主党派和出名的民主人士也没有，假使有也根本无法存在。在马家统治下，凡是反马的，不管什么人都格杀勿论。因此我们在建立新政权时缺少大批干部，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同时，由于我军进军神速，接管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时还来不及随军行动。这样，在青海建立人民政权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回军指战员的肩上。 在廖汉生的带领下，1军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精神，积极担负建政工作。在进军的同时，1军已准备了一批城市工作干部。西宁解放后，立即抽调干部组成了军管会，下设民政、公安、军事、文教、财经、交通、民族等处，接着又相继在西宁市和各县建立人民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实行全面接管。 9月26日和10月1日，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相继宣告成立。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的职权，并负责定期召开青海人民代表会议，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廖汉生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 在廖汉生的领导下，军政委员会确定以“稳步前进，耐心地提高群众觉悟，团结各民族，建设人民的新青海”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军官兵深入宣传我党我军的纲领、政策，动员逃散在外的旧公教职员和群众回来安居乐业，收缴马家军残部的枪支弹药，组织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治安，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为了尽快开辟工作，1军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抽调一批团政委、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和军师团政治机关人员到各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县长。 当时采取各单位划分区域、包干负责的办法，一个团级单位包一个县，迅速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回军共抽调2000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这些同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扎根青海几十年，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青海的迅速解放，使长达40年的马氏家族统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数以万计的马家兵如树倒猢狲散。但是，反动残余势力并不甘心灭亡。早在马步芳逃离西宁时，其子马继援曾召集部下密谈，写指示信，暗授策变机宜，这就是战马变耕马、刀枪埋地下，伺机而动，卷土重来。 1949年10月，在马家老窝甘肃临夏发生了暴乱，我1军抽调1师开赴临夏协同兄弟部队剿匪平暴。经过两个月的连续清剿，扑灭了匪乱，胜利完成了任务，于年底前班师青海。 当1师还在甘肃临夏剿匪之际，青海的反动残余势力以马家上层军官、恶霸地主、反动宗教上层分子为主，纠合逃人乡间的散兵游勇，欺骗、裹胁一些回族群众，掀起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12月5日，我军解放西宁仅3个月，马英、马成彪两股匪徒首先向我发难作乱。 马英原系青马骑兵第8师师长，我军解放西宁后，他曾迫于形势向军管会登记，不久跑回家乡。12月5日这天，马英纠合5000余众将大通县城、桥头镇及附近的我县、区政府和部队驻地包围，进行疯狂的冲击。 与此同时，马成彪纠合1200余众在门源县作乱，次日攻陷门源县城，我政府副县长翟洪儒等40余人牺牲。 随后，反革命武装暴乱迅速蔓延，小峡、惶中、循化、化隆等地相继发生股匪暴乱。一时间，各地匪乱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他们围攻县城重镇，袭击部队，捣毁党政机关，残杀我军地下人员，甚至砍头剁脚，剖腹挖心，割舌剜眼，陈尸旷野，其暴行令人发指。 此时，我军尚未完全站稳脚跟，边远地区尚未完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和巩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企图趁此时机，推翻人民政权，复辟其反动统治。他们狂妄叫嚣要把共产党、解放军赶出青海。 面对叛匪的猖狂进攻，我军决心给予狠狠地打击。当军部接到大通县城、桥头镇被围遇险的报告后，立即派3师师长率该师7团和军直侦察连乘汽车紧急驰援，接着加派2师6团和军炮兵营增援，击退了数千匪众，解除了大通、桥头之围，而后对参与作乱的股匪进行清剿，将其一部歼灭，大部击散。 匪首马英不甘失败，再次纠合600余人进犯桥头。我2师骑兵营从湟中赶来配合6团1营将匪徒击溃，歼其200余人，匪首马英被击毙。马英被毙，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震慑了其他股匪，鼓舞了剿匪平暴的各族军民。我军主力乘胜进剿，收复了门源县城。 在化隆、循化等地，原青马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100师师长谭呈祥、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伪西宁市市长韩进禄等匪首密谋重新组织了新编第82军。我以回师青海的第1师及2师6团连续清剿，将马成贤股匪大部歼灭，并以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迫使马忠义、韩进禄、马希统、马全彪等匪首向我军投降。 从1949年12月发生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到次年8月大股匪徒被基本肃清，1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毙伤敌2100多名，俘虏2200多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这之后，我军继续对分散流窜和隐蔽活动的零星散匪，进行分区驻剿。同时组织武装工作队和民兵，结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工作，彻底摧毁匪乱的社会基础，以根绝匪患。剿匪平暴实际上是我军与青马军事斗争的继续，是解放青海的继续。这场斗争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了解放青海的胜利成果。在剿匪平暴斗争中，我党政军民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仅1军就伤亡1000余人，超过了进军青海时的伤亡。 廖汉生在青海，不但在剿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上功绩显著，他还竭尽全力带领军民共同努力建设新青海。 青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素有“黄金青海”之美称。在旧制度的统治下，青海却又非常贫困落后，经济极不发达，交通格外闭塞，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马步芳对青海各族人民肆意掠夺，用民脂民膏建筑起自家的安乐窝，而偌大的青海近现代工业几乎等于零。马步芳吹嘘的所谓“八大工厂”，实际上是只能生产一点皮革、火柴、肥皂等简单产品的八个作坊。省城西宁号称6万人口，实际不足5万。马家父子在逃离西宁时，对银行、公司、工厂进行了抢掠和破坏，用飞机劫运了大量的黄金、银元和珠宝。在农区和牧区，大批牲畜被马家军的散兵游勇抢走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 我军解放青海，接收下来的只是一副破烂摊子。 青海解放后，以廖汉生为首的军管会和军政委员会设立了工业、财经、交通等部门，派出人员发动工人群众修复机器，清理场地，迅速将原有的工厂、作坊全部复工；组织贸易公司和银行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把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 1军全体指战员为了帮助人民政府解决财政收支的严重困难，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从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人民政府渡过难关。 针对一些同志嫌青海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思想，廖汉生组织部队深入地开展“热爱青海、建设青海”的教育；引导广大指战员既要看到旧青海贫穷落后的一面，又要看到新青海前景远大的一面；不但解放青海，而且还要建设起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青海。 为了真正做到以青海为家，廖汉生带头将妻子和孩子从古都西安迁来西宁，在青海安下了家，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 通过教育，广大指战员们树立起扎根青海、建设青海的思想，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建设新青海的伟大事业中。军党委组织了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生产。1950年开春，各单位都掀起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运输业为辅的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国家支出和人民的负担，也调动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50年4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给1军下达了修筑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沿段、宁张公路西宁至大梁段两条公路的任务。自古以来，青海高原上只有牦牛商队踏出的一条唐蕃古道，被人们视为畏途。青藏、宁张公路的修筑，对于建设新青海、支援西藏解放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受领任务后，1军先后抽调1师2个营、2师3个营，3师2个团及军直特务营共9000余人，组成筑路大军，由王尚荣副军长担任总指挥，浩浩荡荡开上了筑路工地。 在青海高原上筑路，困难相当大。这里群峰相隔，江河阻断，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荒原，有一步一个水窝窝的草地泥泽，还有一镐一个白印的冻土层。加上天气变化无常，自然条件恶劣，工程异常艰苦危险。 筑路大军在数百里筑路线上摆开战场，搭起布帐篷，垒起铁匠炉，使用钢钎铁锤、铁锹大镐等简陋的工具，开辟着边疆国道。指战员们像执行战斗任务一样，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保质保量，官兵们提出口号：“一次修好，永保坚固！水冲不垮，车压不塌！”以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施工，严格把关，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任务。 青藏、宁张两路段从5月初开工到9月初基本竣工，仅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新建公路400余公里，砌筑大小涵洞10多个，为亘古荒原开辟出一条黄金路。 为了感谢筑路大军在开发建设新青海中立下的功劳，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军区于1950年9月24日作出决定，在日月山、三塔拉、鄂拉山、长石头山、大坂山等最为艰险的路段竖碑铭文。 廖汉生和1军其他领导人贺炳炎、王尚荣、杨文安、吴融峰等共同题签了竖立在日月山上的纪念碑。日月山是历史上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经过的地方，当年这里只有羊肠小道，今天一条汽车大路把青藏高原变成通途。 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廖汉生和他的战友们带领青海军民团结奋斗，迅速医治了旧社会的千孔百疮，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青海屹立在祖国的江河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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