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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8岁开始读书，在韶山先后进6所私塾就学6年。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入学考试时，他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向。校长阅卷后大加赞赏，对同事们说：“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这所学校实行“新法教育”，毛泽东学到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新鲜知识。 他在这里特别爱读康有为谈维新变法的文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受到了他们关于君主立宪主张的影响，并出于救国救民的志向和热情，产生了对康、梁的崇拜。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到长沙考取了汀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很快被革命党人的反清爱国宣传所吸引，他认真研究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变革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赞成君主立宪转变成为反对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他为了表示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带头剪掉了辫子。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暴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毛泽东退伍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他读了半年后，感到中学课程肤浅，并对陈旧的校规不满，认为在校读书不如自学，就退了学。 毛泽东寄宿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他每天早去晚归，贪婪地阅读各种中外名著。 他在湖南图书馆自修半年，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使他更加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一步克服了所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因父亲反对他自修，只好继续报考学校，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但也存在课程繁杂等弊端。 毛泽东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专心研读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对其他课程不花过多的精力。 他注重自学，并制定了学习计划，读书刻苦用功，十分珍惜时间，有时通宵不眠。他博览群书，但又有阅读重点，而且善于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 他爱看报章杂志，当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后，毛泽东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力求做到“周知社会。”他曾多次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进行游学、考察，了解农村的弊端和农民的疾苦。 他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后，以学友会名义办了工人夜学，结识了穷苦工人，了解了他们的困境和愿望。 毛泽东在接触工农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增强了他救国救民的决心。 1915年，毛泽东参加组织第五师范进步师生开展了反日、反袁斗争。他在读了一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后，无比义愤，在封面上题词明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和爱国师生一直在做宣传救国的工作，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第一师范教师中，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较大的影响。杨昌济对毛泽东十分钟爱，极为赞赏他的远大抱负和杰出才华，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曾在日记中写道，“资质俊秀如此，殊为难得。”毛泽东在同学中也倍受推崇，1917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选举范围包括德、智、体三方面，他得票全校之冠。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一个创举，是他和同学蔡和森等经过反复探讨，决定集合同志，组织团体，共同奋斗。1918年4月他们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当选为干事。 后来，学会在毛泽东主持下，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成为当时革命性最强的团体之一，许多会员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后来回忆说： “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 毛泽东1936年在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五分之三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嗳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在湖南曾沿着洞庭湖徒步环行。到保定时我沿城墙走了一圈。在渤海湾的冰上散步。《三国》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泰山绝顶，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编；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特别是新民学会—都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谋求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纲领。”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当时还见过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 “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们。但是，赵桓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还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的行动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可以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目光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代，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斗争频繁。1922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要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活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省总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 “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全，他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重要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毛泽东和多数代表一起，批评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成员之一，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后，毛泽东赴广州出席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他因病于同年12月离沪回湘休养。利用养病的机会，他在韶山领导开展了半年的农民运动，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中共韶山支部。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和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 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发言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主张进行土地革命。 会后，毛泽东带着农运是否过火的问题到湖南5个县进行32天考察。1927年5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真正敌友，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性，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3月，当蒋介石制造出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曾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以武力给予坚决回击。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深感保存革命武力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他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会上，毛泽东对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最迫切的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临时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同湖南省委多次讨论秋收起义问题，主张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随后，他到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并研究制定了湘赣边界起义的行动计划。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5000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最初攻占了一些城镇，但由于强敌反扑，相继失利。 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找个歇脚的地方，以保存实力。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行进途中，遭敌袭击，卢德铭不幸牺牲。 29日，起义部队转战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不足一千人的部队进行整编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健全部队党的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随即，他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在部队占领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从而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是中国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 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他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接着，他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规定，加强了军队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 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告别了第二位妻子杨开慧，不想竟成了永诀。毛泽东的元配叫罗氏。据族谱推算，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卒于1910年2月11日，年仅21岁。 据当地老人介绍，罗氏家庭富裕，有兄妹3人，罗氏是18岁到毛家的。毛泽东当时仅14岁。虽然罗氏性情温顺善良，长得丰满，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是，毛泽东少年大志，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这么早就为自己操办婚事，为此闷闷不乐，他拒绝与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个指头。1910年，就在他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之前，这年春节后的一天，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毛泽东虽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一直没有忘记罗氏的亲属。 解放后，罗氏的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去北京，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到韶山看望父老乡亲。岸英还特意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罗石泉送去500元钱。 杨开慧，湖南长沙人，生于1901年。在她少年时代就认识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进步校友毛泽东。1918年冬，他们在银装素裹的北国开始了在革命暴风雨中的恋爱生活。1920年10月，毛泽东继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加入了团组织。经过长期了解，两人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杨开慧又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跟着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1930年，由于叛徒告密，杨开慧被反动派何键逮捕。被捕前，她沉着镇静，首先通知同志们转移，并迅速处理了党的文件。 在狱中，她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敌人要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她拒绝了；敌人要她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以换取所谓的“自由”，她又严词拒绝了。敌人企图以她下有孩子、上有老母动摇她的意志，她大义凛然，不为所动。1930年11月，29岁的杨开慧同志从容就义，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江西苏区，毛泽东非常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一解放，毛泽东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回湘扫墓。1957年，又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1962年，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在悼念信中还称烈士为“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李淑一在回忆中说： “我和开慧很早就结成了莫逆之交。1920年，开慧的父亲、毛主席的老师杨怀中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开慧就随着她妈妈回到长沙上学。那时开慧剪着短发，被认为是“过激党”，学校不收。后由我父亲李肖聃的介绍，才进入长沙私立福湘女中。在福湘读书时，我和开慧好得形影不离。开慧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待人诚恳，生活朴素。在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经常向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那时候，毛主席和开慧生活很艰苦。为了支援毛主席进行建党工作，开慧动员妈妈拿出北京大学同事给她父亲奠仪的一部分款，给毛主席做经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开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建党初期毛主席亲自培育的优秀共产党员之一。不久，她就离开学校，随毛主席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并和毛主席结了婚。毛主席和开慧住在长沙韭菜园附近的清水塘一栋破旧的房子里，进行党的工作，直荀和我曾到清水塘去看过他们。1923年，开慧跟随毛主席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韶山党支部就是开慧协助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当时毛主席和开慧工作很紧张，开慧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因孩子和家庭困难影响革命工作。毛主席对她一直很敬佩。1927年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在长沙竹山铺下板仓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因叛徒告密，1930年10月，她和岸英被捕入狱。敌人多次强迫她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都被她严词拒绝。敌人无法使她屈服，惨无人道地枪杀了她。临刑前，开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显示了共产党员坚如钢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开慧一生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帮助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生活上对毛主席十分关心和体贴。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赴湘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宁冈砻市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中共军委书记。 5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初步地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 6月到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 11月上旬，依中共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9年1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即将遭到湘赣两省敌军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红军面临敌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后出击闽西。在转战中，他和朱德等作出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即将进行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武装，并与汀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 红四军于3月6至月间，在赣南、闽西边境东征西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地方武装，相继成立10多个县的红色政权，在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初步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代表接受，未能统一思想认识。 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 新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后，带着中央9月来信于10月下旬回到部队。 他在11月下旬到上杭蛟洋向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并陪同毛泽东一起到长汀，同朱德会合，准备召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和领导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并在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大会决定由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规定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指明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要求对红军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纠正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四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长时期的指导作用。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6月，毛泽东任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和中共前委书记。8月，他任红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委书记。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底，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主张东渡赣江，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与敌作战，随即他和朱德等领导红军完成长期以来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 同年12月至次年9月，他同朱德指挥红军实行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 这个时期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 1931年11月上旬，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评，把他的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人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又撤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是年秋，毛泽东因积劳成疾，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1933年，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中央政府工作。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月至7月，他在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他亲临南线前沿进行军事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南线出现了新局面。 1927年10月，在江西井冈山的步云山上，贺子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大家一样，脖子上结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的脚步走起来有点不对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脚，化脓了。几个人沿一条山间小路排着单行朝山上走，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看见迎候他的人群，快步走了过去，首先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转过身来，把同他一起上山的战友，逐个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和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好。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 “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接着，大家坐下来商谈事情。 从毛泽东的介绍中，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为什么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却来到井冈山，原来是王新亚起的作用。王新亚离开永新后，带着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到湖南浏阳一带，在那里同毛泽东会合了。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革命斗争的情况，讲了几个县党组织的力量和工农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条件。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同安源的矿工组成了起义的第二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第二团被打散，王新亚牺牲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何处去？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砻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用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12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这次会面后，袁文才同贺子珍一起回到茅坪。他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 “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和王佐把伤病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来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他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他还与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平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地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的1928年4月，红军第二次去湖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取得党员称号）的了。”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回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当时国民党有的书刊把袁文才、王佐写成土匪，把他们领导的、已经改编为自卫军的队伍仍然称作土匪队伍，这完全是有意歪曲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土匪，把有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说成土匪队伍呢？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山上就有党的组织，支部书记是贺敏学。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比如：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她从没有想到过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多的研究。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深入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作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永新调查》，贺子珍曾经看过。几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地说：“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印象也越深。 这时，在塘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一支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密集的枪弹向在要道上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塘边地处在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一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 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员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她知道，塘边附近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但是，因为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队伍全部分散到各个庄子去做群众工作，一时无法集中。暴动队员大部分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能不能顶住保安队的火力，实在是个问题，万一顶不住，毛泽东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要是毛泽东出了什么事……贺子珍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她抬眼看看毛泽东，他却非常沉着冷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稳稳地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觉得，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这一仗如果冒险去打，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塘边人民的安全。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出村子！”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百姓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就走掉了。 一小队民团，小小的一次骚扰，这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多少重大的战役相比，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一书。但是，它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怎样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贺子珍常常拿自己同毛泽东相比，都感到自己年轻幼稚，同时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毛泽东这种优异的、革命者的素质，是这样强烈的吸引着她。每当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他的帮助和指点，自己也变得聪明和成熟多了。 她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会轻易吐露的。贺子珍虽说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悄悄爱上一个人，就感到那样不好意思，胸口怦怦直跳，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的作风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懂得了她的心思，仿佛看到这个年轻、质朴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看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光，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土布上衣的衣角。 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毛泽东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很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她看看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更多的怜爱之情。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他们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间、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他们双双的脚印。 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10年，长征到达陕北。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不满足于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此时，夫妻间也出现裂痕。1937年，贺子珍到了西安，为了取出身体中的弹片，转道新疆去了苏联，一住就是9年。而此间，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在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祖国后，仍然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许多人关心她今后的生活道路怎么走？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呀！她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她的嫂子李立英赞了一句。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贺子珍回答说。 收音机把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忘了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立英起床，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听什么。 她问李立英：“怎么收音机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来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烧坏了。 从此，贺子珍病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病的以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听说贺子珍不肯吃药，也不肯看病，就在信中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他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历害，就在信上劝她说，不要抽那么多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一千元钱。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井冈山时期掩护过她的乡亲。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名牌香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烟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贺子珍收到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在毛泽东送给贺子珍的东西中，还有一块淡黄色的大手帕，是毛泽东用过的。贺子珍看到这块手帕，思念之情不能自已。她写了第四封信。她在信里写到自己对他的怀念。并写道：你一定要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她深受王明的迫害。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贺子珍也常常通过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像芥菜、边笋这些东西。贺子珍就把鲜嫩的青菜捎给他。一次贺子珍还给他捎去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1959年，她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她被领进一间屋子，不觉一惊，里面坐的竟是毛泽东。他微笑地站起来同她打招呼，然后倒了两杯茶。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他，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再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都说了。他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他实在太忙，想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他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谁料到，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时候，毛主席批评陈伯达1959年，你在庐山，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动员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贺怀疑，陈可能是下山把毛泽东同贺会见的事，告诉江青了。他不敢在山上打电话，山下有个通讯连，就到那里打电话去了。所以江青突然来到山上。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人们才发现，贺子珍这个从1929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竟是一个“黑人”。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委都没有一份有关她的档案。正式档案没有，文书档案没有，连人头档案也没有。那伙野心家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一笔勾销。 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她！历史将永远记住她！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在10月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红军惨遭损失和敌军封锁围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下午一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 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战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项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出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20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他也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指出大方向，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和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意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战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甚至到7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遵义会议最后还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还增选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扎西（威信）的行军途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水田寨宿营时，常委开会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达40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会后不久，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界地区，先后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调动和迷惑敌人，突然南渡乌江，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被人们赞叹为“用兵真如神”。 同年6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界地区退却。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了斗争，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进行了说服和批评，否定了他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川康边界的冒险主张，特别是当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暴露出危害中央的阴谋时，毛泽东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第一军、第三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第一军团改为第一军，第三军团改为第三军）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11月初，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下旬，他直接指挥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拦击情况下，为顾全抗日大局，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政策，5月，毛泽东毅然决策回师陕北。 随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红举向陕甘宁边境西部地区进行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使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并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2月，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1936年整整一年中，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倾注全部心血。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各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发出一封封书信，阐明我党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议谈判停战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参加谈判，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团结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此后10年，毛泽东坐镇延安，运筹帷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日夜搡劳，延安即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确定我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8月25日，他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9月，毛泽东向八路军领导同志连续发出电报，指出：“八路军变更战略部署，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深入到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毛泽东的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先后在敌后开辟了大小19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当时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这个思想原则。 遵循着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1941年3月，党的一个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同志，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1年8月，另一些理论工作者艾思奇等同志，在《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的范例”、“典型著作”。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想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可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说：“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这篇文章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也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 1942年7月1日，朱德同志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1942年陈毅同志为纪念党的21周年而发表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从五个方面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同志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同志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载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他在文章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同志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载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王稼祥同志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看到的材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报告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定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思想在七大正式提出之前，党内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至少有四年之久。许多领导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上作过阐述。在酝酿的过程中，开始的提法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以后又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时并用的，直到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总之，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是出于个别同志的贡献，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阐明同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作针锋相对斗争的策略。 他为了揭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毅然接受蒋介石的电邀，在8月下旬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使蒋介石被迫同意在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就扩大了对解放区的内战规模。当时，毛泽东规定了保卫解放区的基本方针，要求把练兵、生产、减租三项工作作为准备自卫战争的中心。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分析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号召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明确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 从这年6月下旬起，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人民解放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蒋介石不甘失败，集中兵力又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25万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紧逼延安。毛泽东经过全面分析，果断地作出了我军主动撤出延安、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决策。从此，他离别了工作、战斗、生活长达10年之久的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毛泽东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后，为了拖住胡宗南所率部队，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 他同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里，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向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西柏坡村前进。 5月26日，毛泽东抵达河北省现属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中央工委随即和中央合并，因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1948年下半年，中国的战争形势变得更为有利于我军。毛泽东在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以五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使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他纵观全局，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毅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从当年9月到次年1月，在周恩来、朱德的协助下，亲自部署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大决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歼，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于25日进驻北平，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 进京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 他在谋划和决定建国大计的同时，仍然夜以继日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 他发起渡江战役，迅速解放了南京，从而宣告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他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部署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上海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贵阳战役、重庆战役、成都战役等重大胜利。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用和平方式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组织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许多沿海岛屿。 1949年冬至1950年初，毛泽东就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终于在1951年5月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大陆获得了解放和统一。 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东方露出了桔红色的曙光，毛主席缓步走出办公室，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看上去，他的确是有些疲倦了。 他太累了！因为这些天来连续开会，非常紧张。昨天晚上，虽说没有召开会议，毛主席本想早点休息，以便今天精力充沛地出席开国大典，但是，因为手头上临时有了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他也没有休息成，在办公室里一直又工作到天亮。 在毛主席夜间工作的时候，警卫人员几次走进办公室里去提醒他，他只是口头上答应休息，可就是不离开办公桌。后来，周副主席几次来电话让警卫人员负责催促毛主席休息，说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警卫人员把周副主席的话对毛主席说过以后，毛主席这才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 毛主席虽然有些疲倦了，但看上去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因为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今天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1947年3月18日晚上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就带着肯定的语气说过： “在不久的将来，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时间才过去两年多一点，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此时此刻，不要说毛主席高兴，全国人民都是特别兴奋呀。 出发的时间到了，首长们上了汽车。汽车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开出了中南海的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往南拐弯，在中山公园后边进了故宫阙右门，往南直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 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下了汽车，从西头上了100个台阶，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当毛主席登上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广播员就对着麦克风，激动地大声说：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腾起来，人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不少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事先曾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天安门城楼上检查和布置过工作。林伯渠、彭真和罗瑞卿等同志，也亲自检查督促过好几次。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接着，在30万人的热烈掌声中，他亲自按动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的电钮，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国首都的上空冉冉升起。这时，在军乐声中，50门礼炮齐鸣了28响。伴着隆隆礼炮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尽情欢呼。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与信心。 阅兵式开始，由朱总司令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同志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宣读完命令以后，受阅部队便开始从天安门前由东向西行进。 阅兵式历三小时才结束。结束时，天安门广场上忽一下子灯光明亮，花炮竞响。在这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了游行。 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都尽情地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听到这声声的欢呼，毛主席的心情无比激动。 他有力地挥动着右臂高声地喊道：“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人民群众和领袖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着，经久不息。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尽管已经很累了，但他一直站在那里，一步也没有离开主席台。有些领导人关心他，说太累了，可以到休息室里去休息一下。经过多次动员，毛主席这才进了休息室。在休息室里，他坐下刚点燃一支香烟，就跟程潜先生交谈起来。他们说了几句话，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周恩来总理就走进来对毛主席说：“你预料得很对，你必须在天安门上连续站几个小时。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就停下来不前进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吧，疲劳也得站啊。” 说完，他将香烟熄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了主席台上。游行的群众队伍看见毛主席，一边欢呼着，一边又继续前进了。 这时，服务员尹莘笙同志从屋里拿过一个凳子来，对毛主席说： “主席，你太累了，请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毛主席说：“这太好了，谢谢你。” 毛主席把凳子往前移动一下，坐在上边，又向群众挥手致意。 呆了一会儿，尹莘笙同志又拿来了香烟，给了毛主席，还给毛主席点燃了一支。 毛主席边吸烟边对尹莘笙同志说：“你这个小同志真好，多谢你了。” 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之后，在广场里站着的群众，像潮水一样地涌到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下边，都渴望着亲眼仔细看看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时，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下主席台的台阶，沿着城楼上的通道先走到城楼的东头，又从东头走到了西头，微笑着向天安门城楼下的人们招手。 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钟了，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一看，到处仍然是高举红灯和红旗的人群。 开国大典结束后，毛主席乘车回到了菊香书院里。 毛主席非常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 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呀！” 建国初，毛泽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尚有3．2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大陆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200万人，各种特务分子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以及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反动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 在国际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特别是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派遣海、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同时，美国又以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及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受内外敌人颠覆的危险。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顶住美帝国主义核战争的恐吓，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经过反复权衡和多方征求意见，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在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的指挥下，志愿军指战员于10月25日至次年6月10日，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使美军迭遭挫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被迫于7月10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以后，双方边谈边打，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国内，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到1953年，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全面的伟大胜利。在新解放区顺利地完成土改，使大约3．1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再加上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进行的没收官僚资本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产的冻结和清理，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在100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破坏，有4．75亿人口的大国、穷国。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在领导全国人民初步平抑了开国初的大涨价和国民党遗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及时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经过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审慎研究与周密规划，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艰苦努力，在进行社会经济根本改组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地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得以稳定地调整。这为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还就“过渡时期”作了解释，他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改进党的领导，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地处理和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实践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全党整风，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泽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场全国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一些偏差。这突出表现在指导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急于求成倾向。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的问题。同年11月，他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周恩来、陈云等就1956年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进行的反冒进做错误的批评，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了批评，他要求在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存在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随着脱离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的不断提高，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盛极一时。 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大跃进”运动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和超越客观条件的一些做法，没有什么认识。他深深地为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染。1958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毛泽东一直在全国巡回考察。从北京到杭州，再南宁、成都、上海、武汉、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北戴河、安徽、广州。他来回奔波，深入到工矿、农村，亲自搞调查访问，检查工作，研究问题，部署任务，不辞辛劳。 直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铺开后，特别是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热火朝天地搞起来后，毛泽东逐渐发现：办人民公社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为了能更集中精力地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从高饶事件后，就开始从体制上考虑接班人问题，提出搞一线、二线。1956年的“八大”正式形成了以中央书记处为一线，以政治局为二线的格局。同时，毛泽东开始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会上，同意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是毛泽东为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所作的一项重要决策。不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围绕着19个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是关系到6．5亿人安定的大问题，必须安排好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指导全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搞好后来的经济调整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毛泽东不容许从根本上批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是9个指头的问题，缺点是1个指头的问题。基于这种思想，当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他要求清理“左”倾错误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庐山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并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 庐山会议后开展起来的“反右倾”斗争使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得以恶性发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地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严峻的经济形势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忧心如焚。他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他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限量标准。他曾七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很多天没吃粮，工作一天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 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在深刻自我反省的同时，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始纠正错误，调整和恢复经济。 在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这主要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他放弃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逐渐使之扩大化、绝对化，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误伤了一大批同志，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1972年1月10日中午，游泳后午休的毛泽东突然坐起身来，对工作人员大声叫道：“调车，我要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他的决定让工作人员震惊。 毛泽东从床上起来，穿着睡衣就要走，工作人员劝他换衣服，固执的毛泽东怎么也不肯换，他说当年与陈毅在井冈山时，就十分随便，没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再说，现在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换衣服了。工作人员无奈，只好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大衣，然后驱车来到八宝山。 得知毛泽东要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后，周恩来即通知有关方面：凡是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都能参加。于是宋庆龄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及一些老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 整个追悼会，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以致追悼会结束后，他仍然长久坐在会场，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和陈毅的遗像出神，还沉浸在对过去风雨同舟的战争岁月的回忆中。 最后，周恩来走过去，扶着他的胳膊，缓缓离开了会场。 在葬礼休息室里，毛泽东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深情地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他还说：“林彪打倒了那么多的人，其实，好多都不是敌我矛盾，如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句话，促成了后来邓小平的复出。1973年3月10日，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参加军委座谈会时讲话，提出要给罗瑞卿、杨成武、傅崇碧平反，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很快给这些同志平了反。 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给贺龙平反，9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并为贺龙同志开了追悼会。 所有这些，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随着“文化大革命”时间的拖长，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告诫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还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就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 1974年，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并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但江青等人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阴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反对周恩来，人民不会答应。”还告诫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并再次强调，“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四届人大得以胜利召开，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自1971年冬，毛泽东就患有老年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等，病时轻时重，困扰着毛泽东。1972年，他突然发生休克，经抢救才得以度过危险。由于疾病的折磨，他已是四肢无力，步履艰难，听力也逐年下降，只是一颗雄心仍然不减当年。 1973年，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他站起来迎接客人以及坐下去，都拒绝工作人员的搀扶。谈话时，常有力地挥动手臂，使人根本不感觉到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当客人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对这位总理说：“我现在疾病缠身，跟上帝有约会。” 威特兰十分敬仰地说：“您一直注意解决中国问题，现在，革命的未来已从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得到了保证。”毛泽东回答说：“我和恩来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一种坦然与悲凉的心情跃然而出。 1974年，毛泽东病情进一步加重，双腿出现浮肿，行走已不方便。他很少考虑自己的身体，却以很多精力去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战友。 1975年的国庆节到了，外面欢庆的锣鼓声、音乐声幽幽入耳，毛泽东躺在床上，与工作人员孟锦谈起了贾谊的《瓩鸟赋》，他说这篇赋很好，自己已读了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毛泽东还向孟锦介绍了这篇赋的大概内容。 《瓩鸟赋》是贾谊被贬到长沙后，一天，一种瓩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神伤，因为这种鸟属不祥之鸟，便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忧伤之下，写了这篇赋。文中列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命，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命，何足为患”的通达乐观心情。 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他说：“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基辛格见他气色不好，便关心地问起他的身体，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的头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点毛病。”他顿了顿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毛泽东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顽强地跨进了1976年。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情绪很好，他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观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但看着看着，他的情绪起了变化，电影中描述的共和国诞生前波澜壮阔的斗争，将他带到了几十年前那难忘的战争年代，当他看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1976年，中国旧历是龙年，按人们的愿望，龙年应该是龙腾虎跃、事事顺利的年份，可这一年却是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异常现象，给人们带来了灾难。3月8日，东北吉林地区的东部，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当工作人员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后，毛泽东沉默不语，他走到窗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的，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不久，唐山发生大地震，再次在老人心中卷起天人感应神话的波澜，中国的大地为什么这么不平静？ 如果说天灾的打击可以用人们的劳动与工作去弥补和恢复，那人的损失则永远是无法弥补的。 1月8日，天低云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这对毛泽东的打击太大了，他与周恩来共同奋斗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友情的深厚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听到这个不祥消息时，默然无语，久久望着一个地方出神，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在周恩来追悼会的那一天，身边的秘书张玉凤多么希望他也能像当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突然决定驱车前往，但毛泽东迟迟没有讲话。张玉凤忍不住问道：“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腿，十分痛苦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是啊，他的双腿已无法站立，再也不可能参加任何一个战友的追悼会了。 5月，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密战友朱德逝世，这对毛泽东又是沉重的一击，他意识到自己离死神也不远了。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太累了，但他又不想休息，他还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深深思考、筹划，他还在接见外宾，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忘我工作。 4月下旬，毛泽东身体已极度虚弱，但还坚持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当马尔登来到中南海那古色古香的书房时，毛泽东躺在安乐椅上，在与马尔登交谈时，他的头几乎无力移动，说话很慢很慢，要费好大的劲，才喘息着吐出几个字来，但他靠顽强的意志，坚持到10分钟的会谈结束后才躺上床休息。 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华，毛泽东以极大的毅力会见了这位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说话声音很小，要由他侄女王海容听清后先翻成普通话，再译成英语，这样进行交谈，毛泽东硬是坚持下来了。 6月，毛泽东已经不能下床了，尽管他还要奋斗，还要工作，但身体已不允许了，中共中央便作出决定，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宾。毛泽东躺在病床上，仍然不能好好休息，他还要探索中国走向安定团结、走向富强的道路。 在病情日益加剧的时刻，毛泽东将政治局全体委员召集到病床边开会。他望着这些无言的同事们，十分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停了停，接着动情地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一生从来不考虑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担心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8月下旬，毛泽东病情恶化，开始处于昏迷状态，有时在医生紧急抢救下，能恢复少时的清醒，但过不多久，又昏迷过去，如此反复多次。这样拖到了9月初，尽管集中很多著名医生，进行联合会诊，使用各种贵重药品及现代先进医疗器械，却不能使这位伟人生还。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巨星陨落，世界震惊，123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30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30多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瞻仰遗容。9月16日，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下午3时，全国停止工作3分钟，9亿人民，一齐肃立，默默向他致哀。工厂、火车、汽车等，全中国的汽笛齐鸣3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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