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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村，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其父任振声，得子，十分高兴，取奶名二南。 二南天资聪慧，4岁时就在父亲指导下，悬臂练写柳公权的字帖，抄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文。二南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这年，父亲送他到本乡的作民小学读书，学名叫培国。培国成绩优秀，跳班至序贤初等小学三年级。这所小学是新式教育。由其父任振声讲国文，他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讲了国耻，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满清政府的腐败，任培国幼小心灵里，激起了爱国之情。 1915年，任培国在序贤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初等小学。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等活动。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任培国当时很喜欢听他的讲演。 一天，任培国与两个同学到学生阅报室里看报，正巧有几个学生自治会的高年级学生正谈论国家大事。任培国看见毛泽东也在其中，就上前自我介绍道：“我们是高山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好哇，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又热情地向这三位低年级同学介绍了自治会的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为国争光，从此任培国便经常向毛泽东请教。 在学校，任培国还选了拳术、美术为自修科目。并结识了英语教师肖三，任培国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受益匪浅。1920年，任培国已16岁了，再读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面临毕业后的出路问题。穷学生都觉前途暗淡，有的托人，有的找路。任培国当时已绘得一手好画，至少毕业后可卖画糊口。这时，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湖南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都去了。任培国的校友李富春也走了。一天，任培国收到李富春的来信，信中讲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要他也去。这天晚上，任培国手握着信，久久不能入睡，他很想去勤工俭学，但他想到家中父母年迈，三个妹妹又小，不忍远离。正好他的叔父经商到长沙，知他想远涉重洋，立加劝阻。任培国，最后终于没有去成。不久，又有一批同学去了法国，任培国又心动了。 这天，任培国和同学肖劲光来到岳麓山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支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 肖劲光说：“培国，你说的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 任培国说：“去法国勤工俭学已错过机会，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世界各地走步，古人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 肖劲光皱眉道：“我们到哪里去呢？” 任培国眼一亮说：“咱们去找毛泽东，他是个有办法的人。” 当下，二人便找到毛泽东，把想法说了，毛泽东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和他们一起去。”任、肖二人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毛泽东又取来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他们看，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还讲到了列宁。任培国与肖劲光越听越兴奋，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到俄国留学。 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立即写信和上海联系，几天之后，上海回信答复，可以启程。1926年11月，任培国与肖劲光乘江轮东下到上海，任培国到上海后，才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但为了保密，措词很隐晦。他和肖劲光住在上海贝勒路的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在此，他们又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青年。这些青年，已是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与这些人交往，使任、肖二人眼界大开。 任培国在上海做赴俄准备之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次年初春，任培国与肖劲光等青年一起，从黄埔港搭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旅途。 1926，任弼时托王一飞把未婚妻陈琮英从家乡带到了上海。他们是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之后他们结了婚。在此之前，有人要在上海给任弼时介绍对象，被任弼时拒绝了。婚后，陈琮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夫妻二人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他们结婚不久，也就是1926年的10月，任弼时二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告别陈琮英，离开了上海。 任弼时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正是风云变幻之时，先是北伐军势如破竹，继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张作霖也在北方屠杀李大钊。汪精卫摆出了“十分革命”的嘴脸，在武汉大骂蒋介石，接着宁汉分裂，“马日事变”，中共召开“五大”会议，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谈，冯玉祥投蒋，武汉挥师东征讨蒋，血雨腥风，笼罩着武汉上空。而中共内部对时局看法也各持己见，四分五裂。这时，任弼时回到了国内，他一到武汉，就嗅出风声不对。 这天，他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住处。 任弼时进门后，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毛泽民、毛泽东都在，正在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个个慷慨激昂，指责陈独秀要把中国共产党推向火坑。他们见任弼时进来，都起身让坐，任弼时没坐下，而把手中一张撕碎的《民国时报》往桌上一扔，满面怒容地说：“看吧，这张报纸是一个国民革命军官在大街上撕的，那军官边撕边骂，这上边登了什么？登的鄂南农民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的新闻，一个小小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没人撑腰，敢这么大胆吗？”这时，任弼时又把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武装斗争，当场就把它撕了。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手指发抖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任人宰割吗？” 蔡和森为任弼时倒了碗水，任弼时喝了一口水又问：“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你们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众人都说不知道。任弼时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5月13日到了苏联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之举十分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共的电报。” 蔡和森气愤地说：“既然有电报，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开？” 任弼时锁着双眉说：“我去找陈独秀问个明白。” 毛泽东立即拉住他：“弼时，今天下午开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问吧。” 任弼时说：“也好”。 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等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时局，陈独秀先发了言。自然说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就起身问：“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布？”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很多人都一愣，都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听说，还不知道内容。” 这时，陈独秀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后喊道： “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让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忍耐力克制了冲动。散会后，他仰天长叹：“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之后，他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任弼时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见到了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省委领导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常委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不少同志在会上摩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问道：“长沙城内有敌多少？” 有人粗算了一下，说：“9000。” 任弼时又问：“枪支呢？” 答：“7000多。” 问：“我们的队伍呢？” 答：“有3000多。” 实际上3000名战士中，包括起义后拉过来的2000名，实际只有1000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有人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 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就在这时，任弼时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不久，他又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派到安徽省检查工作。 此时，安徽党的工作已遭到了很大破坏，恢复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刻不容缓。这天，任弼时按约来到南陵县公园开会，他穿着件长衫，戴着眼镜，脚蹬一双平底布鞋，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像读书的大学生一样，任弼时坐在一个亭子里，读起书来。一本《论语》读完了，还不见约的人来。任弼时正在想为什么之时，见几个人走进园里，边走边四下张望，任弼时一见，知道不妙，正想起身要走，还没抬腿，两个人来到他面前，他们30多岁，青布裤儿，两袖口儿露着半截白边儿，任弼时一看断定不是个好人，又要走，一人把两臂一伸，笑道：“先生再坐会儿罢，干么忙着走哇，你看这古亭子多好哇。” 任弼时说：“古亭再好，也不是久居之地呀。”说着就往外走。 那人笑道：“你等的同志没来，怎么就走了呢？” 任弼时一听，心头一跳，暗道：这人说的话，分明来者不善。但他镇定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取出一支香烟，在手指盖上戳了戳，吸着后，说： “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任弼时把身子一转，再走，那人又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怎么，想走，走不了啦。警备司令部的板凳等着你去坐呢。” 说着，露出腰中手枪。 这时，从树丛之中，又钻出几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任弼时心里明白，出了叛徒了。他愤怒地对眼前这人道：“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斜眼子的说：“把他扣起来，少跟他罗嗦。” 斜眼子话音没落，过来两个人，抖开手中链子，将任弼时锁上：“朋友，没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把任弼时带出公园。 往公园外走的时候，任弼时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是他不认识的人。他暗想：敌人为什么要抓许多普通老百姓呢？一定是情报不确凿，捕风捉影。想到此，他暗自拿了主意：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任弼时等被捕后在南陵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押到了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他们逃跑，便将他们放在船头，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看见一张熟面孔，再定睛一看，认出他是家乡的彭佑亭。彭佑亭也看到了任弼时，正要说话，任弼时一使眼色，彭就不开口了。这时，过来个持抢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说：“都走，都走！几个红脑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见彭佑亭要离开，大声喊道：“我不是红脑壳，我叫胡文甫！” 士兵回身冲任弼时喊道：“喊什么？再喊老子枪毙了你！” 任弼时又继续大声喊：“谁不知我胡文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276号，她在工厂做工。” 任弼时这是给彭佑亭递话，暗说，你快去告诉我爱人，让她去保我，我现在叫胡文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 船到了安庆码头后，任弼时一行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彭佑亭看准后，急忙奔向上海。 任弼时被押到安庆警备司令部后，立即受审，一个小个子军官恶狠狠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不慌不忙地答：“胡文甫。” 小个子瞪着眼继续问：“哪里人，做什么的，老实交待，胆敢胡说，老子撕烂你的嘴。” 任弼时说：“长沙陈岳云纸铺的学徒工。” 小个子又问：“到南陵县做什么？” 任弼时依然不慌不忙地答：“替老板买货。” 小个子眼珠子转了转、又问：“既然买货，为什么又去公园开会？” 任弼时装做糊涂的样子说：“我到公园是玩儿的。”小个子哼一声说：“看来不动刑你是不招的。”说着上前，打了任弼时几个耳光，打得任弼时嘴角流血，而后，小个子问道：“到哪家货店买货？” 任弼时装做害怕的样子，哭着说：“我还没去买呢，就被你们抓来了。” 小个子见任弼时对答如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帮审，在小个子耳边嘀咕，说共产党不狠打不行。小个子点点头。 当下，小个子令人将任弼时上大刑，先是跪铁链子，接着压杠子、顶砖头。任弼时被拆腾了一天，已遍体鳞伤，可他心里明白，只要不改口供，敌人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身份。 彭佑亭来到上海，在霞飞路276号找到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在船上偶遇的情况讲了一遍，陈琮英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她抱起小女儿苏明，来到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接着又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上海火车站时，火车刚开走。陈琮英咬咬牙，爬上一辆敞棚的运煤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赶到长沙，找到了五哥陈岳云。陈在长沙开了一个纸铺。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任弼时捎的话说了一遍。兄妹俩研究一番，统一了口径。陈琮英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几天后，一个姓何的律师从长沙来到安庆。他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案子从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庆法院，之后，何律师又把几卷光洋暗中递过去，法院假模假样的过了堂，便把任弼时放了。 这个何律师是党组织派去的人。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了上海家时，陈琮英一下扑在他身上痛哭。任弼时四下看看，问：“我那爱女苏明呢？” 陈琮英哭的更厉害了，她哭着告诉他，他们的女儿小苏明，在随陈琮英去长沙时，坐运煤火车受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已死去了。任弼时一听，好一阵才悲痛地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任弼时出狱后，中共中央安排他做巡视工作，并安排他任江苏省委常务委员。这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由彭湃负责抓军事工作，斗争很复杂，当时陈独秀与苏联托派联系在一起，在党内，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和陈独秀一起向党攻击，任弼时与李维汉、彭湃等与这些托派进行了斗争，最后，省委在1929年做出决议，将彭、江、马、蔡四人开除出党。 一天晚上，任弼时和陈琮英一起刻印文件，忽听门响，从敲门声断定是自己人，任弼时开门后，进来的果然是从浦东回来的交通员，不久前，浦东曾举行了一次暴动，结果失败。 任弼时忙问交通员：“那情况怎样？” 交通员说：“浦东来了人。他们准备再大干一场，举行新的暴动。” 任弼时让交通员坐下，认真地听了交通员介绍的情况，后说：“还有吗？” 交通员搔搔头皮说：“就这么多，只要省委点头，那里就动手，工人们劲头很足。” 任弼时没说什么，吸着烟，在屋里走了一阵，突然问： “浦东来的同志住在哪里？” 交通员一听，立时明白，任弼时要亲自找浦东来人了解情况，他忙说：“这，你不能去，那里不安全。” 任弼时已起身穿上了大衣，说：“亲自谈谈，情况更熟，决心才好下呀。” 任弼时便同交通员一起出门，来到了浦东区负责人刘晓住的旅馆。 这天晚上，在刘晓屋中，任弼时与他一直谈到深夜，任弼时全面了解了浦东的情况后，认为目前进行武装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取消暴动计划。 刘晓大吃一惊，说：“弼时同志，……” 任弼时看着刘晓，语重心长地说：“刘晓同志，我们都是负责同志，任何一个决定，都牵涉到好多同志的性命啊。” 刘晓紧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弼时同志，你的话我明白了。” 任弼时回到家里，已深夜两点过。陈琮英还没休息。见任弼时回来，她一边帮他脱大衣一边说：“弼时，今晚的行动，你太冒险了。” 任弼时说：“为了同志们少流血，我只得冒险哪。我们党内好多好同志牺牲了，都是因为一些领导不负责任地乱下决心所致。” 9月的一天早上，那雨越下越大，街里的水几乎成了河。吃过早饭，任弼时对陈琮英说：“12点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说完，就冒雨出了家门。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到街上买了10个铜板的面，又买了2个铜板的雪里红，回到家里，做起午饭，午饭做好了，12点，任弼时没回来，下午1点、2点、3点……到次日清晨，任弼时也没回来，陈琮英十分焦急，猜想凶多吉少。他忙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同志那里打听消息。才知道任弼时又被捕了，陈琮英一听，差点儿栽倒地上。 任弼时冒雨到开会地点后，刚把门推开一半，见院里的陌生人探头探脑，他便感到情况不对，刚要转身，这时，两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将他双膊拧住。两个大汉把他推到院内一间房中，房子里有个女同志，任弼时认识，这是房东，也是中央机关内负责联络的同志，敌人指着任弼时，问那女同志认不认识他。女同志摇头说：“不认识。” 任弼时也说自己走错了门。正在这时，女同志身边的三岁小孩子见到任弼时，立即跑过去，抱住任弼时的腿，喊： “任伯伯。” 敌人一见此情，立即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任弼时趁敌人不备，把衣袋中一页秘密文件吞进肚内。 这次抓任弼时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英巡捕把他押到西牢后，进行搜身，结果，只搜出一张月票，月票上有任弼时的照片和详细地址，敌人拿照片与任弼时对照一下，果然不差。又按照月票上提供的地址去核查门牌号码，根本没这所房屋，如此，任弼时的身份更引起敌人的怀疑，敌人立即用严刑拷打他，问他是什么人。任弼时说：“我叫胡长吉，从湖南来上海做生意的。” 一个洋巡捕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家住上海哪里？” 任弼时说：“生意人，行踪不定，住处不定。” 没等他说完，几个耳光已打了过来。打完后，几个洋巡捕又举鞭子向任弼时身上乱抽，任弼时因刚出狱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又发着高烧，他眼前不由一阵发昏，但他咬定牙关，再不开口。巡捕们又用绳子将他口勒开，面对敌人暴行，任弼时十分愤怒，当一个巡捕举起皮鞭朝他身上抽打之时，他猛地扬起手臂朝那巡捕胳膊打去，鞭子一下打到站立一旁的法官身上。这样一来，敌人激怒了，皮鞭、电刑一起上，任弼时昏了过去。 法官又令人取来冷水，将任弼时浇醒。任弼时刚睁眼，法官又问他口供。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姓胡名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法官又令人用电刑。当巡警们把任弼时的手脚和后背都绑好导线，大鼻子黄头发的法官合上电闸，任弼时周身肌肉都跳动起来，像有无数钢针在刺，他脑壳发胀，眼球外突，天旋地转，……但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住了酷刑。法官见任弼时仍不说，立时加大电流，直到任弼时又昏死过去，待任弼时苏醒后，敌人又再用电刑，使他再次昏厥。如此反复用刑，两个电极把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任弼时就是不改口供，敌人无奈，只好将他投监入狱。 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周恩来指示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组织营救，陈赓立即通过关系，探明案情，陈赓找到陈琮英，把组织要他营救的话告诉了她，并要陈琮英配合营救。陈琮英含泪道：“陈赓同志，该怎么办，你就说吧，为了救弼时，我入刀山火海都行。” 陈赓说：“敌人现在还没抓到弼时的任何证据，特科在德培里给你找了间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姓杜的老太太，待有人来查问时，老太太权做你的女佣人，你是闻讯从湖南长沙来这里救夫的。” 陈琮英点点头。立即与陈赓来到德培里，陈琮英与杜老太太接上了头。杜老太太也是革命的老妈妈。她对陈琮英说：“孩子，放心吧，他们特科的同志本事大，准能救出弼时。” 陈琮英说：“这我知道。” 陈赓又通过关系把外面情况告诉任弼时，之后，让陈琮英出面，在巡捕房上下打点，因使了钱，加之巡捕们也没抓到任弼时的任何口供及证据，对任弼时的审问也放松了。但也不放过他，只把他关在牢里。陈赓又去找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当时已完全热心为中共服务，他听了陈赓介绍的情况后，当天便在英租界一家大酒楼摆了一桌盛宴，宴请英巡捕房的头子兰普逊。席间，杨登瀛说：“我有个亲戚从湖南来上海做买卖，被你们的手下关进了监牢。” 兰普逊与杨登瀛过从甚密，听了杨的话后，说：“是你的亲戚，好说，回头把他放了就是。” 酒席宴摆的第三天，任弼时被放了出来，当他与陈琮英见面时，已形同两人，只见他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背被电击成的洞，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陈琮英抱住任弼时，泪珠儿不由得滚了下来。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姻缘可谓“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琮英却非一般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与原配夫人陈氏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即逝。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琮英12岁便来到任家当童养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不久，陈琮英也到长沙北门外一个小袜厂当童工。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看望陈琮英。陈琮英总是尽力弄一点好吃的饭菜给任弼时。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以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钱，合1000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1000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经济上的这种窘迫，瞒不过陈琮英的眼睛。为了资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省吃俭用，一个一个铜板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患难之中缔结起来的。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陈琮英，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琮英。但陈琮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陈琮英是个倔强的姑娘，她不愿意这样长期求人念信，更不愿他的来信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自己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的这个文化，加之任弼时赴莫行前给父亲的家书中曾特写道：“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琮英疲惫、消瘦，但却磨练得她精神充实，意志坚强。她日夜思念、惦记着任弼时。就这样熬过了4个春秋。 1924年8月，任弼时返回祖国，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到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工作。 任弼时原本打算亲自回乡看望母亲，接陈琮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等任弼时从北京回来，组织上已托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望着陈琮英，任弼时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1926年春了。自从1920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始，他们一别已近6年。当年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当年袜厂的小童工，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琮英的是神秘和陌生。不同变化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空，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看不习惯。尤其使她不习惯的，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鱼鲠在喉。任弼时知道了陈琮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沉而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是年4月初，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陈琮英担任了党的秘密交通，并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弄，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肚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冷大饼，将几张报纸插进口袋，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琮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任弼时第二次出狱之后，组织上考虑他已两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难办了，因此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于是决定让他到武汉去，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 当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都先后在这里牺牲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有先烈们的鲜血！还有许多同志失去了联系。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而叛徒、特务的活动却日益猖狂，街头巷尾到处贴有政府的“通缉令”，车站码头经常有鬼头鬼脑的便衣特务出没。 任弼时化装成画师，提着小皮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声嘈杂的汉口码头。前来迎接的同志把他们领到党组织的秘密处所——中山路一家西药店的楼上。药铺主人叫贺诚，他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本来给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但任弼时认为：那里倒不一定安全，还是钻到敌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便于隐蔽。于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条热闹街上，出现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住在这里一个小楼的楼下。房东很快发现，这个画像馆很奇怪，既不画像，也不挂牌子，好像根本不准备接待来画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落。 的确是这样。任弼时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画像上。他经常到中山路党组织的秘密处所，向大家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新的工作。当时，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强令举行全国总暴动，确定南方由李富春负责，长江一带由任弼时负责，准备实现红军会师武汉。面对这样的指示，任弼时心情沉重，疑虑很多。他在这间小楼上，和同来负责长江局军事工作的关向应一起研究怎样对待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对反对派决不让步，但是也不要轻易举行罢工等斗争，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要注意观察形势的变化，善于应付复杂险恶的环境，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顺利地开展工作。任弼时十分紧张而忙碌，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墙上挂了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每天，陈琮英扫去上面的灰尘，可就是没有把它画完。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个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先把坏名声传出去，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灵地做了解释，房东“哦” 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从自己丈夫的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妻子的话，引起了任弼时的深思。他用手抚摸着那张未完成的人像画，想了很多很多。苏区来的一位同志被捕，帅孟奇、贺诚失去音讯，还有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害……而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却要进行总暴动，这不是白白断送革命力量吗？他考虑了一会儿说：“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点了点头，但又不无担心地问：“如果真的来很多画像的人，怎么办？”“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这办法很灵。画像馆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之后，果然有不少人前来画像。还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而任弼时，又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工作。就这样，不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奇怪的画像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居然安然无恙。 陈琮英伴随任弼时走完了一生的革命岁月。 早在1930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4次讨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那时，任弼时被指定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正式成立，任弼时是9名成员之一，但他仍在上海。当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3人。 直到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对于苏区中央局已正式成立一事尚未得到正式报告。2月6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增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以加强理论宣传工作，得到同意。在会上还决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4人为常委、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管组织，王稼祥管宣传，毛泽东管军事。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派顾作霖为团中央代表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提议，第一批去苏区的同志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此议获通过。于是，便有了“中央代表团”。 这时，赣西南苏区发生了“富田事变”。为处理“富田事变”，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前往“全盘解决”，并委托任弼时代表中央起草一信。2月23日，任弼时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的信件发出。信中告知：中央已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未到以前，从总前委起直到各地支部，所有组织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正式决定，“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并立即动身前往苏区。 中央当时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赋予如下使命：一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除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一项外，其余几项很快完成。从1931年5月开始，任弼时等不再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开展工作，而是参予苏区中央局正常的领导活动。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代表中央，并明确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 于是，苏区中央局与“中央代表团”职能合而为一。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上，任弼时等人尽管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但客观上全力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训的决议》里，任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并对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给予了诸多批评。 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于同年4月、7月和10月，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中央后来虽没同意，但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支持。 在军事上，任弼时、王稼祥等人支持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1931年3、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激烈争论。经过半月的争论，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给予积极支持。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又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5月24日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之中，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负责领导战争和前方所有工作，而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其他成员则留于后方工作。6月中旬，又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于是，就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这个决定，也是得到任弼时等人支持的结果。 任弼时等人提出“以毛代项”的主张，支持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0月下旬，临时中央复电同意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任弼时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关于土地斗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富农路线”加以批判。但无论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在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都支持毛泽东“按人口平分”的主张。直到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在复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仍认为“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 此时，一件意外的打击向任弼时袭来。陈琮英在上海被捕。就在任弼时3月离开上海一个星期，陈琮英生下女儿任远志。6月，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琮英抱着襁褓中的孩子，被关进了潮湿阴暗的牢房。 消息从上海传到中央苏区。同志们都为陈琮英和孩子担心，也为弼时担心。 12月，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特地来看望弼时，他关切地问：“琮英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任弼时摇摇头，说：“不要紧，她会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信任地点了点头，并再次和上海党组织联系，指示中央特科尽快设法营救。 1932年初，上海方面来信了。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陈琮英和孩子已安全出狱。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好！让她马上到中央苏区来！接着，他又指示给陈琮英发电报。陈琮英接到电报，把孩子送回老家，只身来到中央苏区。 陈琮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她的工作和生活，说：陈琮英同志是可靠的，安排作机要工作吧！ 这时，任弼时与周恩来同住在长汀的一座小楼里。周恩来一有空就来看望任弼时与陈琮英，任弼时十分感动。他对陈琮英说：“这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 不久，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搬进江西苏区，“左”倾路线在苏区占统治地位。1933年5月，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执行政策不力，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便派他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完全陷入被动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处在彷徨中：既想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与敌人拚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此情况下，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受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联系，以共同北上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按中央中共、中革军委7月23日《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任弼时任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红六军团领导人、军政委员会委员萧克、王震一起，领导湘赣苏区广大军民进行转移准备。8月7日，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开始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80天，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多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重重困难，于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和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时，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刚结束艰苦的反“六路围攻”，又准备应付敌人的“川陕会剿”。 任弼时纵观战争全局，十分明确自己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说：“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两军会师的实力共7000多人，又处在不巩固的黔东苏区，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任弼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他知道，首先必须搞好两军的团结与统一。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贺电，并作了当时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还特意把贺龙介绍给六军团指战员，他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对贺龙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为加强两军团结作出了表率。之后，中革军委任命贺龙、任弼时为红二军团军政首长，统一领导二、六军团，始终强调两个军团的团结。正如贺龙评价的，“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 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但任弼时等总观当前形势，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个军团暂集中行动，发动湘西攻势，这一正确决策，对之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彻底纠正夏曦错误方面，任弼时起了很大作用。夏曦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兼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政策，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议、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使红三军实力锐减，濒临绝境。贺龙曾描绘两军会师时的红三军：“那时，红三军的情况如同东北流亡歌曲一样，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只剩四个党员，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贺龙等很多干部曾与夏曦作过多次斗争，但夏曦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与党中央也失去联络，无力解决。任弼时知道这些情况后，即以高度责任感，大力支持纠正夏曦错误。在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占领永顺后，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及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错误，进一步加强了红二军团建设，任弼时还与萧克、王震联名向党中央及军委系统报告了夏曦的错误，“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肯定红二军团成绩，指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任务。1934年11月16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又一次指出夏曦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和军委，决定组织湘鄂川黔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贺龙任主席，任弼时等任委员。这对贺龙等的正确意见，是极大的支持，同时为两军团共同行动确立了正确领导。 1934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央红军处在湘江战役前后的严重困难时期。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发起攻势，首战龙家寨，歼敌两个旅大部，威胁湘敌侧背；继沿沅江东下，占桃源，围常德，又击溃敌军3个团，震动长沙。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并急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第十九、第六十二、第十六师兼程回援常、桃，在江西的敌军第二十六师亦奉令驰援常德；鄂湘川边区“剿共”总司令徐源泉为求自保，不顾蒋介石要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指令，将3个师另2个旅陈兵于湘鄂边。二、六军团的行动，“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 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面对敌人将临的大规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围剿”动员报告。说：各个战线都是在军委统一意志之下互相配合、呼应的进行战斗，每一战线的胜利或失败都会影响整个战局。“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阵地，同时又是在进攻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新阵地，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牵制、分散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 1935年2月至8月，任弼时、贺龙等领导湘鄂川黔苏区军民进行了曲折的反“围剿”斗争。作战初期，因采取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迎击，和对敌估计上的错误，没能大量歼敌及阻止敌人进攻，陷入被动。红二、六军团在准备撤出苏区转移时，贺龙、任弼时抓住有利战机，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歼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及3个团，迅速扭转局势，转入反攻。接连取得忠堡、板栗园、芭蕉索等重要战斗胜利，至8月完全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东进到石门、临澧、澧州、津市等既富庶又重要的战略地区。 红二、六军团在半年多反“围剿”中，吸引敌军81个团到自己周围，与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70余团，毙伤俘战约2万，缴枪近万，扩大新战士达8000人。任弼时在阐述这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但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1935年，留在长沙以南的红2、6军团与党中央失去通讯联络。因任弼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更不知与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由张国焘携带。1935年12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其中在军事战略决侦第17条提出，要尽快“完成与2、6军团的通讯联络”。 1936年1月，2、6军团在一次与四方面军通报中突然听到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呼叫2、6军团，经问询，才知是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亲自上机呼叫，才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络。但因没密码本，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留老四处……弟豪。这是曾化名伍豪的周恩来发给任弼时的一份简短明码电报，说明中央已到陕北，与原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9月29日，三大主力将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红二方面军：“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曾给予高度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及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也不甚了了。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延安，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任弼时先后两次以书面及口头补充形式，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几月来发动群众，配合友军，采用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和方法，英勇御敌的历程，又向各国兄弟党及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 共产国际听取了任弼时的报告，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说毛泽东领导八路军联蒋抗日的新政策是“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中共中央决定让他赴苏医治。9月，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任弼时和周恩来异国相逢。周恩来一见弼时，便大步迎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这时，任弼时先注意到的是周恩来负伤的右臂。 “很痛吗？”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笑着说。 任弼时亲自替战友联系医院，安排治疗，并要恩来好好养病。但周恩来不愿整天躺在床上。住院期间，他仍和弼时一起工作。他们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 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当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29日，为共产国际撰写的长达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接着，在任弼时的荐请下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其他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此期间，任弼时和周恩来分工合作，一边与驻共产国际各国代表团联系，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争取援助，一边开始作回国准备。 因任弼时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怕出意外，便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弼时本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的社会身份，不怕纠缠。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任弼时负责的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都由周恩来带在身上。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周恩来、陈琮英、邓颖超等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回到祖国。 任远远在纪念父亲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41年父亲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先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父亲几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后来，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44年父亲明确阐明了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看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 1944年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委托，父亲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亲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历史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集体领导下所取得的。1950年，毛泽东主席回忆他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61年周总理在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领导集体是相辅相成、团结友爱、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完美整体。这正如鲜红的旗帜上凝聚着五颗金星，代表我们祖国一样。 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后休息一段，从1946年5月底至11月初父亲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他提出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并着重指出： “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为着发展解放区工业，吸引民族资本以致外国资本到解放区繁荣经济，我们必须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 1948年当全国土地改革高潮中亟需纠正“左”的错误时，毛泽东主席致电刘少奇同志：“我们准备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演讲，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篇演讲作为中央的政策性文件，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发展和保证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这篇讲演中，父亲还最早提出了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燃起了熊熊大火和阵阵硝烟。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延安逼近。 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群众和有利的地形，打人民战争。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及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率领，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绥解放区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与警卫部队一起编为中央支队，任弼时任支队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任弼时一方面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指挥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痛击了胡宗南的部队。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中共中央命令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多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从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仅几里。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红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仅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也不过300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极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任弼时以支队司令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再向东走。任弼时认为西面和北面均有敌人，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可过黄河，这样可确保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得到出发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正听到任弼时与毛泽东正为此事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任弼时心里很不踏实。 作为中央支队司令的任弼时，对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担负着重大责任。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身边的同志，首先为毛泽东安排一个较安静的工作与休息的环境。 任弼时记得，朱总司令在率中央工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再三嘱咐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因此，任弼时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的才能。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战略问题，这样可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毛泽东还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速度也很慢，向北到高阳岔，是一条大路，敌人如追过来，速度很快。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 之后形势稍微稳定，部队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任弼时，并撤了他中央支队司令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是因为任弼时在决定部队行动方向时，事先没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就下达命令，违反了党内的纪律。任弼时，忠诚坦白，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 1949年3月，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欢呼声中进了北京城。 不料，参加完西郊机场的阅兵式，刚回到驻地的任弼时便病倒了。这次发病血压（低压）高达150毫米水银柱，心脏每分钟跳动110次以上。 党中央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任弼时服从党的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西郊寂静而清幽的玉泉山。 关于行军路线的争执不但没引起毛泽东在工作上对任弼时的不信任，同时也没影响他们的私人感情。毛泽东始终很关心任弼时。 1949年任弼时再度休养后，毛泽东还派人将一缸红鱼送到任弼时的住所，附信说：“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任弼时在国内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情虽有好转，但没有根本改变，于是，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到苏联治疗。毛泽东还于11月21日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去苏养病一事。斯大林表示欢迎他去苏联，并特地派著名的医学博士歌诺瓦洛夫乘专列到北京接他。 任弼时赴苏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特地前往任弼时的寓所为他送行。毛泽东紧握任弼时的手，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12月16日，毛泽东来到苏联访问。当时任弼时正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了任弼时和其他一些在苏治病的中国同志。 1950年初，任弼时从皇宫医院转到郊区巴拉维赫疗养院。毛泽东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他。当毛泽东从苏联医生的口中了解到任弼时的血压已降下来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特意吩咐厨师做了两样不放盐的菜，还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但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辣子时，又把那盘鱼端得远远的，幽默地说：“对不起呀！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二人都笑了。 在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尽快选派一批政治觉悟高，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学习，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建设人才。 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他风趣地说：“今后要大规模地搞建设了，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一批人来取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有黄油面包吃，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任弼时不断点头，两位战友心心相印。 这时，周恩来急匆匆赶来。他是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是来参加中苏会谈工作的。他刚与莫洛托夫会谈完毕，准备与毛泽东讨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事。 任弼时看毛泽东与周恩来很忙，不忍再坐，便起身告辞。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将他送到了大门口。 任弼时坐在车里想：“毛主席、恩来、少奇、朱老总，他们都太忙、太累了，我应该赶快把身体养好，帮他们分挑一点担子才对！” 1950年5月底，任弼时返回祖国。医生本打算让他再养一段时间，但任弼时躺不住了。6月25日，电台报道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消息。26日，任弼时致信毛泽东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信里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1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傅连璋医生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经中央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工作4个小时。 不久，任弼时便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加到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实际上他通常都工作8小时以上。 因劳累过度，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病情又加重了。但他全然不顾。他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以革命者的顽强意志支撑着自己，直到生命的尽头…… 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很悲痛，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10月28日，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日上午9点，毛泽东到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视入殓，并亲自扶灵，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还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在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地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中共中央总书记于1994年4月23日在《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对任弼时同志作了高度的评价。江泽民说： 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从年轻时起就投身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是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俄学习的先进青年中的一个，并在那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6岁起，他度过了整整30年的革命生涯，成为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那时候，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他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五卅运动期间，团的组织迅速发展到全国大多数地区，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任弼时同志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斗争，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面对陈独秀的粗暴压制，他始终以维护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那时，他只有23岁。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任弼时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包围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沉着奋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全党同志一道，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半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使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同志曾两次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始终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红军长征时，任弼时同志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领导人。他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伍，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 任弼时同志有着坚强的党性。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当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终于使党和红军摆脱危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和朱德、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任弼时同志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这和任弼时同志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十年代初，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助手之一。 任弼时同志富有政治远见。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就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是不会胜利的，就是胜利了也不能巩固。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留在陕北主持党中央工作。他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地把握航向。在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还了解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纠正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弼时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实在。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任弼时同志为人正直，对同志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公道正派，不分亲疏，从而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症；长期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这种坚韧不拔、甘于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任弼时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立下很大功劳的。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6岁，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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