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正逢辛亥之变，时读时辍，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在家塾混了整整十年，在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群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1901年清政府迫于大势，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安县知事余慎便奉命集资开办了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北门外，即今安县中学的前身。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又设了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桑枣、清泉、花荄等乡仍有私塾存在，其生命力和那个报时的钟一样古老、长久。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家塾先是为哥哥设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无功名，但很诚朴。家里担负他的膳宿和“修金”，也有本家和外族子弟前来附馆随读的。这位王先生懂得外科医术，教书之余也义务为人治病。朝熙这时没有上学，他经常站在塾房外面，听里面传来嗡嗡的读书声，觑个缝隙好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个石子进去跟塾师捣乱。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镑。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给我发蒙的是孙永宜老师。他在县里的小学教书，带便教哥哥与我。他是桑枣人，后因家里人手不够，回家教书，受到学历高的或社会关系多的教师的排挤，一气之下，改行种了庄稼。我曾经在街上看到他在卖菜。他的志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沙汀1986年11月21日讲） 孙永宜给他最早上了人世不平的一课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也是桑枣人，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一天下来要在草纸上写许多的核桃字。蒋先生算得是一位书法家，安县公园原先有个“天星楼”，三个大字的匾就是他写的。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也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私塾最初的功课是读杂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如《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增广》）及习字，在塾的时间早、午、晚共计八小时以上，是很苦的。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偏偏精明强干的人往往对幼子格外慈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老师也没有办法。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这书的破损程度，如果是别人来补，两三个小时也就完了。他当天没有补完。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下来，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团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于瑞五。较年轻些，也是秀才，名士派头，很洒脱。于先生住在小北街冯官府小院（后来是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地方对童年的他充满了神奇。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被人呼为“冯官府”的刽子手，北方汉子，鼓鼓眼，块头极大，站着像座铁塔，透着森森寒气。据说每逢他那把马刀半夜在刀鞘里发出响动，上下地跳，不出两天，准会有人犯人头落地。而且他砍头的本事十分高强，只要人犯的家属送他一笔“背手”（又叫“袖里财”，指暗地赠送），人头便不会与躯干全部分离，能落个“全尸”。但是同样住在冯官府的于瑞五却一点不使人害怕。他性情开朗，不像以前的先生那样严谨。兴致来了的时候，会放下正在教读的书，给学生们讲起《聊斋》里的狐鬼故事。这是朝熙第一次知道这本古典文学名著。于先生还选了《幼学琼林》来教。这本书用骈文写成，却夹杂了许多历史典故。老师一讲起这些典故，学生们就听迷了，老老实实坐着不动。这位老师去世很早。 （但他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人之一！《聊斋》自然有传奇性，笔记体小说讲究文字简约。对于女性，你学会尊重，可没学会描写她们） 与朝熙同塾读书的伙伴主要是谢氏兄弟与刘氏兄弟。谢家与郑慕周通好，谢的两个儿子谢荣华、谢荣贵与朝熙共读的时间最长。谢荣贵后来在投考“黄埔”的路上病死，谢荣华与他有更长久的交往。刘氏是在城里开“青云堂”药铺的，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里，后来佑昭进了“黄埔”。这充满草药的异香味和排列着一格一格药柜的“青云堂”，是朝熙少年时很感神秘的地方。 到1915年为止，朝熙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只是故乡的儿子。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尽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他是异常早地体验到世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无疑造成他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文化性格。1917年春发生的郑慕周刺杀陈红苕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的家庭，使小小的杨朝熙如此深入地卷进故乡近代演进的历史漩涡中去。 辛亥革命造成四川哥老会的“中兴”。在安县，最早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就是袍哥何鼎臣。此人当时正年轻剽悍，以赌博为业，讲豪侠义气，爱接济穷文人。他曾送二十两银子给举人蒋雨霖，这钱一部分是赌博赢胡某的。胡某弄了一批打手向何寻衅讨钱，何因而去秀水投靠了袍哥大爷向浑，与秀水烧箕滩的土匪合了伙。一次胡某带十几人到秀水去看夜戏，被何及其兄弟伙强拉出场，用乱刀砍死。自此，何的名声大振。 辛亥年间，他带过一百多人开进县城游行，然后去绵阳，与别的民军会师，赴成都攻打赵尔丰的将军衙门。武昌起事，何已转了一大圈回县，名气更大。在城里“开山”，成立“公口”，成为全县哥老会的头目。在川西一带人称“何天王”。他的队伍主要是由农民与邻场镇的哥老们组成，配备梭标、叉刀、明火枪和火药枪。“光复”后，知道应舍弃满装，改革服饰，又不知如何改法。朝熙小时在街上看到这支身着“勇”字号褂，打起“靠腿”的奇怪队伍，象唱戏的一样，总觉得好玩。 袍哥、兵、匪会成一体，形成军队割据，进而发展为1919年以后四川的防区制。一切由枪杆子说了算，是一个“原始”的实力社会。何鼎臣以后追随川军第五师师长吕超，成为二十团团长，驻防三台、什邡一带。郑慕周成军后投奔的便是何鼎臣。 时代大潮冲刷一切，即便荒僻如安县，知识界里接受近代知识的人也多起来。城里的李复之、张著成、文练三，或毕业于官班法政学校，或出洋留过学，都是新派。辛亥年，李复之从成都剪发回县，十分轰动。他在十字口吃茶，围起很多人看，朝熙也混在其中。他的头发剪得最好，是当时少见的偏分头，即“拿破仑式”。这班人就在县里提倡男子剪发，女子放脚。市民中有的剪了，有的将辫子盘到头顶扎成髻，戴个道士帽子。农民多半不愿剪发。于是逢赶场天，声门就站起团丁、警察，手操成衣匠用的大剪刀，抓住一个拖辫子农民咔嚓便剪。剪下的辫子要用箩篼来装。 那时男人的装束用黑绫子、黑纱帕包头，说是给崇祯帝戴孝。一个叫“萧大汉儿”的巡防军士兵，打赵尔丰时趁火打劫，弄了些钱财，带了一支五子快枪回安县。路上，枪就被袍哥大爷们打起“吃”了。他的打扮就象川戏里的武松，鬓边拖起水发，背口宝剑，成天在茶馆里吹嘘在成都的见闻，朝熙也是他的热心听众。半年光景，被赌棍要手脚把他“烫了毛子”，银子搞光，只好提个篮子在街上卖凉拌猪头肉了。 文人在辛亥以后加入袍哥一时成为风气，入伙时往往穿员外或小生的戏装，认为是恢复汉制。这种读书人，通过郑慕周与杨家沾亲带故，对朝熙关照的人也不少。张著成住在朝熙家对门，留日学理工，相信学校不相信科举，这在当时的思想还算是比较新的。张的家境虽已衰败，靠着在李翰林家的票号“蔚生桓”当管帐先生的丈人的帮助，自己在高等小学堂代点课，收入不多，也混得过去。张喜欢川戏，爱摆围鼓，他常在夜间去茶馆凑一台。他唱胡子生，当鼓师。朝熙喜川剧即受他的影响，常借他的戏本看，学黑头也在这个时候。张也喜欢写字，朝熙因祖父是个书法家，一接触书法便天然动心，最先学黄庭坚（黄山谷）字，便是跟他借《松风阁》临帖。张告诉朝熙要学悬腕字，必须在沙盘上苦练。于是朝熙央母亲求人制了沙盘，找铁匠打了杆铁笔，十五岁时，清早一起来便在沙盘上写二、三十个悬笔字。他的完全不用功的年代已经结束。 这时候，四川社会动荡不定。袁世凯当总统，安县除了大剪辫子，便是南门外桥头上吊起几个盛头颅的木笼子。据说都是伏法的“土匪”人头。延续到民国三年、四年（1914——1915），安县知事林崇道（靖），性嗜杀人，仍然大挂木笼，老百姓背地叫他“林贼娃子”。当时枪案多如牛毛，大都是“浑水袍哥”所为。但因袍哥与当地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捕遭大辟的多半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二十几年后，他在故乡翻过县里的档案，看后大惊。因为有些人仅仅是为了一床烂棉絮，或一口破锅，就丢了性命。档案里没有记载有一个真正杀人越货的土匪头子被捕杀的。 （四川山民铤而走险的强悍，恰与军阀、官吏的肆无忌惮成正比） 但是，真正的土匪骚扰，在川西北日甚一日。民国二年（1913）阴历二月，绵竹有名的袍哥侯国志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明火执仗地来攻打安县。这一千人有土匪、游民，也有顺势而来的农民。攻城是在清晨。这天有雾，侯命人把晒席裹成筒子，涂黑挂红，伪装成大炮吓人。其实最好的武器只有火药枪。其时，驻安县的是冯玉祥军的一连人马，南门守兵急忙关上刚开的城门，去报告连长。连长开始不理睬，后见攻城甚急，才命令回击。一边是北洋军，人少枪新，训练有素；一边是人多势众，喊声震天的土队伍。两边相持不下。 全城人此时大都没有起床。朝熙跟着大人被枪声召到街上去观望，他只觉得新奇。郑慕周怕侯国志队伍进城会乱抢乱杀，这天的深夜从西门城上用绳子套着箩篼，把朝熙母子一一缒下去，过河到西山卖柴的吴麻子家避难。这个晚上，他们在连绵的山峦，密密的草丛树林间，屏住气不断地爬坡绕行，朝熙一点也不觉得恐怖，只感到黑夜美丽，冒险有趣。 侯国志围城打到第三天，正在东门外灵官楼上指挥，突然叫北洋军一枪把手打伤，这样才撤了兵，解了围。一城人都说，这是灵官菩萨显了灵。朝熙全家也托了菩萨的福，从西山回城，结束了这次的逃难生活。 （你喜欢上“跑滩”，大约便是这时候吧？） 郑慕周这时早已同谢象仪结为好友。1912年郑、谢均已二十五岁左右，拜了安县的袍哥龙头李丰庭为大爷。郑、谢当时还很穷，两人常共用一套好衣服，会客时互相换着穿。到了1914年春节，李丰庭见郑、谢两人敢作敢为，办事有板眼，将他们一块提升到“三排”，称三爷。郑慕周为“执法管师”。从此在袍界有了一点地位。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谢象仪得郑的协助，拦路劫了一个烟贩子的四十多两烟土。这件事被一个经常与袍哥滋事的差役头子王福发现，便来用话威胁。两人不得已，送了五两大烟希图抹平。过了两天，王福又来讹诈，郑慕周正待发作，忍住了，又送给他烟。可是，王福的胃口太大了，他的贪婪没有尽头。腊月二十三日的晚上，月黑风高，谢郑两人下了决心，持牛耳子刀，翻墙入王福家，将王用棕绳捆住，拖到南门外乌云山下桐子林，绑在树上，一阵乱刀戳下。满以为王已死去，便逃离了。实际上，王仅仅受了伤，官府于是发令捕捉，谢、郑两人分头躲藏。 朝熙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一天，由朱奶妈的大女婿，当警察的陈炳正，利用守夜的机会，打起风雨灯，半夜把谢象仪引到家里来避难。谢在堂屋后一个搁菜罈、酒罈等杂物的屋子里躲了一个多月。他常去缠住这位叔叔摆龙门阵，听他讲生活趣闻。这可比读书有趣。母亲少有那么严厉地警告他，一定不能向塾中同学透露此事。一直到春节过后谢叔叔潜走前，每当他与小朋友在一起，想到自己心里能保住一个秘密，便感到自豪，仿佛参与了一件重大事件似的。两个月后，是李丰庭出面把事情捡顺，才算了结了这个案子。（你当时知道他们为什么避难吗？我懂得他们躲的是官府。袍哥与官厅的全部复杂关系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理解，我只是把同情放在“跑滩”的舅父和谢叔叔的一边） 但是，李丰庭与陈红苕的冲突渐渐加剧了。永安乡的陈红苕，原名陈瑞明，干瘦矮小，因为吃鸦片，脸皮黄中带灰。1914年，陈收编了两连“垦殖军”，大大扩展了势力，便自封为五县联防司令，成为一股更大的土匪。冯玉祥曾回忆他到安县进剿陈红苕的事。他将陈红苕写成陈宏韶：1916年上半年，接令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由陕南开赴川北，名为一旅，实际只开发一混成团。绵阳一年一度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入城求售的百姓挑黄、白两种茧子，连成四五里长，十分壮观。人民对封粮的踊跃，见所未免。与保定府敲锣催粮恰相反。人民淳朴使我流泪。被养的官、兵应知愧。 安县匪首陈宏韶，陈焕将军据报，命我进剿。我组一混成营。抵安县境，匪已窜入山。参谋本部地图极粗略，不正确，在安县找不到，后去圣公会英人安牧师处借，迟疑后借出，精确得使人吃惊！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心！我们的参谋部、省陆军测量局，敷衍鬼混！土匪散后，8月，四川划五太清乡区，我负责川北一区二十余县。何鼎臣（匪、赌），四五十岁，满脸刀疤，豪爽斯文，富有出身，被绑架弄光家产，愤而入伙自存。他报告民、匪情，向导道路，特别是到松潘找骡驮，搬运子弹，共五百匹，与全旅官兵相处得好。①这是一段很珍贵的资料。不但讲了被打散，而实力仍存的陈红苕，也生动地刻画了何鼎臣其人。陈红苕骑着高头大马回到县城，仍然耀武扬威，更不把李丰庭看在眼里。一次陈在城里请客，李到席，按例应坐上位，但陈突然自己去坐了，并说：“你给我看酒，你老弟好生跟我操。”②李脸上有几颗麻子，陈红苕几次当众在街上辱骂：“哪天老子把他的麻子炒起来下酒吃！”李武力敌不过陈，自觉颜面扫地，便闭门不出。郑慕周、谢象仪知道了，很气愤。郑问李：“你哥子敢不敢撑事？”李初一愣，反问道：“你说啥子？”后醒悟，断然点了点头。事情便在李家商议起来。李拍着郑、谢两人的肩膀，笑说：“你两个老弟愿意出力，等事情办成，我拿二十五亩地给老弟‘跑滩’！”“跑滩”，在袍哥黑话里指为了躲灾而浪迹江湖。 1917年旧历正月十三日清晨，陈红苕带着八个卫兵骑马来城关。郑慕周早几日已经从陈的粮房听差黎少农处得到情报，与谢象仪、自己的侄子郑志宽，贴心兄弟伙刘德胜、杨茂宣等人做了安排。 东门灵官楼方向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初九以后的灵官会，天天在演大戏。陈一入城，便在南街被郑、谢迎入西南局（西南乡同乡会）所在的益园抽烟。郑慕周一向与陈的私交尚好，所以，陈毫不介意，直进里面一间客厅躺下。 这时，卫兵们已被准许去看戏。陈身边只有他一个长辈叫陈么长子的陪着，又上厕所去了。郑一看时机已到，便对正在烧烟的陈红苕说：“陈哥，我买了一支英国造，你给看看。”陈睁眼用右手正要接枪，郑扳动枪机突发三枪，陈只大喊了一声“你要造死了！”陈么长子听见枪响，急忙从厕所钻出，被谢象仪一枪打倒在门边。众人夺门而走，郑志宽在门外向天打枪，一边喊：“我们打死了陈红苕，对手是郑三哥、谢三哥，和老百姓无关，不要吓怕！”刘毒手（德胜）双枪开道，直扑南门。 （关于你舅父打杀陈红苕，在安县可有各种“版本”的故事流传呢。家乡人就是这个脾味，一切经过口头制作的故事都被加上各种想象，成为传奇。你只要不写成陈红苕是别人打死的就成了） 这时，作过典吏，又操袍哥的林伯琴，最先听到了这场血案，赶往灵官楼唱戏的平坝。川戏《欢娱楼》正演到绑了奸臣魏忠贤的三个儿子，林跑上台去高喊“出事了”，场上大乱。林又去找朝熙母子。林是朝熙母亲的表叔，他喊他表爷爷。表爷爷气喘吁吁找到他们，悄声说：“你们郑慕周把陈红苕打死了！”母亲只怕两个孩子受连累，连忙把两兄弟送到“青云堂”药铺刘家躲起。 李丰庭一家预先已经转移到千家沟，等郑、谢一行经南塔梁子到达李的驻地后，李给两人挂红，然后一道去乐兴袍哥大爷高海楼处避祸。等到陈红苕的拜把兄弟、参谋兼便衣队长刘世荣带领一、二百人马进城，陈早已断气。刘洗劫并火烧李丰庭的家，到处寻衅复仇。母亲怕这种仇杀株连扩大，便到“青云堂”带上两个孩子，头上包一笼帕子，挎个提篮放些糖果，装成一般老百姓，混过刘的岗哨，到南塔梁子后面林伯琴家藏身。林为人仗义，平时与陈红苕无任何私怨，他把怕受牵连的李丰庭家的同宗，也都藏在家里，白天照常上街与那批复仇者周旋。 一个多星期后，郑慕周拖起一、二十人到罗兴场住了一阵子，又托秀水的大爷向浑写信向何鼎臣救援。何与陈过去不和。何从绵阳开来队伍，又从西南乡秀水、桑枣等场上招来袍哥，共一千多人攻入县城，赶跑了刘世荣。 那天，何天王亲自在南河“滚钱坡”附近的一座油坊里指挥攻打。这里离林伯琴家很近，杨朝熙特意跑去观看。何鼎臣长得魁伟异常，只是已入老境，风采不如青年时代了。何得胜后，朝熙一家就又搬回城里。这次事件使得他的书更读不下去了。母亲担扰对方复仇，对于他跟着郑慕周也就不加阻挡。他开始了到处跑码头的近两年的“跑滩”生活。所谓“跑滩”，主要是跟着舅父在桑枣、秀水、何家沟一带游荡。有的时候，一天挪一个宿处。回城住些日子便又溜到乡下。很多次，城里一有动静，母亲半夜叫他摸出城去传递消息，好让舅舅紧急转移。不久，张凤梧旅长带兵进驻安县。张的侄子张绍武，借住在朝熙家，进出乘红豆木杆杆的轿子，生活比一个副官阔绰。原来他暗地在做军火生意。有一天，张妻主动问母亲，有没有人要买枪支的？郑慕周既要防刘世荣一伙报仇，防官府的追捕，也要防被驻军吃掉，几十人的队伍正急需枪支配备，便通过张绍武的妻子，出高价买过好几次武器。这送枪给舅父的任务，便落到少年杨朝熙身上。 总是母亲给他准备好个篾篼，把手枪放在最底下，蒙上帕子，上放挂面、猪肉、糖，象是一宗礼物。只要大着胆子骗过城门的卫兵，就能平安送到乡下舅舅手里。朝熙从小与他哥哥不同，他胖胖的（“我只有小孩时胖过，成人后就变节排骨了”①），见生人脸不红，说话从容，调皮，敢闯，非常喜欢经历这种冒险生活。他给舅父送枪支、送消息。那时舅父住在下河坝那边，挨近何家沟，一个很背静的院子里。有时遇到郑已不在，去了石梯子、萧家堰等地，他也就跟着去找。 张绍武与郑的枪支生意越做越熟。张看他舅父精明能干，将女儿拜寄给他认做干爸，并送给郑一匹坐骑。有了枪，有了马，郑的情况便不那么紧张了。当时朝熙便敢学骑，很快能骑着马到乡下送东西。所以，后来他在解放区行军骑马，比何其芳骑得好，就是因为从小训练的。这种生活一次就是十天、半个月，他出没于安县四周各个乡镇之间，坐茶馆，看杀人，旁观舅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了解一个地区特殊的社会形态，地方封建性割据的黑暗，社会上人与人搏斗的情景。他不知不觉成人一样进入社会生活，虽然不能全部懂得，想不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准备。他人小阻大（当了文人后胆小起来），连绵竹、什邡各处有名的袍哥头目都知道。 他们见到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叫他“杨二”。（你由分家看到家业衰败，由母亲和舅父，看到“中兴”。这“中兴”癒不靠辛勤劳动，而是靠传奇般的闯荡，靠掌握实力。权势社会的变动内幕及其种种病态，很早就坦露在你面前）1918年，郑慕周招募了“垦殖军”残兵一百多人，便想正规地成军。他派黎少农去金堂拜见吕超，吕超委郑做预备营长。郑让位给谢象仪，自己做了连长，属何鼎臣十八团部下，驻中江县。从此，“杨二”结束了跟随舅父流动的生活。 杨朝熙回到家里继续读书，情况却同过去有了变化。母亲振兴家业的理想，一部分已经在自己弟弟身上实现。随着舅父军阶的逐步升迁，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显著好转。在这之前，他经历了母亲那场哭诉，说她如何苦，拖起他们读书不容易，而他们只会顽皮、睡懒觉。他原来从不惧怕母亲，这时突然感到一阵酸楚，羞惭之心油然而生。这也是因为他已到了稍稍更事的年龄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朦胧到开始懂得考虑自身、审视自己的时刻，只是结局不同罢了。十五岁以后，他一天比一天地认真生活起来。 如果不是舅父的思想改变，杨朝熙这些袍哥子弟的第一个前途本应就是操袍哥。但是川西北的军阀们，尽管自己一个个是袍哥、土匪出身，偏偏特别地看重读书人。在他们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崇拜读书，“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作怪。这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射。郑慕周有了队伍，马上表示不准他的弟男子侄加入袍哥。连朋友的子弟也劝阻。他与吕超的侄儿拜把，吕某也是连长，这个人读过书，对郑的影响很大。他后来帮助青年人出外求学，举办各种文化事业，都很舍得花钱。 1919年，何鼎臣病故，谢象仪升任十八团团长，郑慕周为第三营营长，驻茂县。舅父要求朝熙好好读书。他特意从中江县聘来贡生出身的有学问的游春舫老师来主持家塾。游的修金很贵，一年需一百银元，还要供给全部的食宿。他的脾气大，架子大，教书很严，朝熙吃了他不少戒尺，母亲也帮不上忙。但教了一年便走了。 接着，母亲请谢建卿先生来教他们两兄弟。谢是朝熙二婶母的兄弟，论起来应当叫舅舅，是个秀才。他在城关一个“师范讲习班”教国文，他们兄弟俩白天去讲习班所在的南门自治局寄读，晚上回家再读。谢教《古文观止》，也开始命题作文，但主要的还是背诵古文。他的国文基础主要是在这两个老师手里打下的。 （在我十六、七岁时，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进茶馆跟袍哥大爷混，读书相当用功了。天明即起，晚上读到深夜。读《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癒开始与本县高小学生或在成都、中坝（江油）上学的中学生接触。哥哥这时结了婚。——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十七岁那年，安县城关一批知识分子，这之中有小学教员，做文牍工作的，小学卒业后经商的，约二、三十人，成立了一个“会文社”。发起人是李心泉。大家合伙开了个文具店，朝熙跟哥哥都入了股。本来相邀每年春节时聚餐，但只举行了一次便散了。这是他最初的社会活动。 除了谢、刘两家的学友子弟外，其他塾外的朋友与他过从较密的是陈克玺（宝章）、杨承祺（寇斌）。这两人加上谢荣华（兆华），曾按照当时的社会习惯，与朝熙换了帖，结拜为兄弟。 陈、杨两位读书好，有学问，也能写字。他是因为学字才认识他们的。曾有一个时候，他受本县前清知县武生辉和蒋品珊老师的影响，一心学习黄庭坚字，到处求教。他认识陈、杨以后，才知道读《史记》。就象他在青云堂避难时才读到《三国演义》一样。他与他们常在一起互阅课卷，谈古论今，收益不小。这两人又都立志要去从军，也怂恿他。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是上层子弟的一条主要出路。所以，杨朝熙也渴求能进军校。他做梦也没想将来要从文，当一个作家。倒是杨、陈两人都达到了目的，后来都成为军人。杨在邓锡侯部下做过团长、副旅长，解放时起义，后中风逝世。陈抗战时驻防广州，在日机轰炸时牺牲了。 1921年，在四川各军阀的混战、倾轧中，吕超和他的上司熊克武都被排挤出川。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去了。谢象仪、郑慕周派黎少农做联络官去成都刘成勋（禹九）处请委，被收编为九军第八混成旅，任命谢象仪为旅长。谢当初是郑慕周让贤给他作营长、团长的，他最了解郑慕周，知道自己的才具远不及郑，这时便一定要把旅长的位置让出来。刘成勋加封郑慕周为少将旅长，改委谢象仪为汉军统领，管辖松、理、懋等川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因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变不善，解职回到郑的身边。郑慕周兼了这个汉军统领，他的防区扩大到七、八个县，防区内连县长都要由他保荐，加上征粮、征税，权力是很大的。他一直驻军在灌县。 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朝熙，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与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朝熙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足未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到了都江堰之边，着长衫，头戴博士帽，身条瘦瘦的。渐渐长成青年的杨朝熙，越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刘成勋办的军校，但被舅父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操袍哥，又不准他参军。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当杨朝熙步入青年时代正要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他的前程仿佛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这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舅父不替他“专断”一下，我们或许将永远见不到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诞生。一个全副戎装的杨朝熙将是一个怎样的军官，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了。 在灌县，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她是黄玉颀。（这样写，我不赞成。我注意到她、喜欢她的时候比这晚得多。当然你有你说明的权利，我也有我分析的自由。我这里写的是你们最早的见面，你已经对她留有印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这样便有了往来。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她原籍江苏，年轻时随丈夫游幕进川，曾在贵州住过几年。辛亥以后在成都定居，置下的房产不久在川黔军阀战争中被付之一矩。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在外教书，教养三个子女成人。子女都从了母姓。她不吃素，不信鬼神，旧文学功底好，书琴棋画，样样精通，绣花、绘画、填词、烹饪，尤其擅长。她在成都把教职丢了，便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黄敬之能打麻将，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她是极能干、极开朗的一个人，很快便在郑府上上下下混熟。 黄玉颀是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一颗掌上珠。黄敬之外貌利落，不过牙有点暴，爱吃瓜子，门牙总露在外面。黄玉颀则远胜其母，她长得特别的娇小，一支直直的希腊鼻子，一双圆圆的、对外部世界充满惊奇的眼睛，显得十分可爱。 这么一个将近十岁的女孩子，当然还谈不到其他，但确实吸引了以后在省城读书，有时回灌县来度假的杨朝熙的注意。这母女二人注定要深深地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这是你的一个转捩点。没有这次转折，你只能是故乡乡村的士绅，旧军队的幕僚，决不会是一个进步的文化战士。 时代的、个人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自在的人生阶段戛然而止，自为的阶段便开始，我受到了“五四”的恩惠。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