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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 ※ ※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 ※ ※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破四旧、大串连兴起之后，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点火。对于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支持过的这些“孙猴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们更象旧小说中的钦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犹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但是形势很快变了。在沿京广线和沿海一带的串连途中，红卫兵看到没有一个党委领导不被“炮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不被“火烧”；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被“打倒”。到处是一片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是这种结果？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 帮助爸爸妈妈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并不等于他们是真正想把爸爸妈妈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火烧”、“油炸”加“炮轰”。从感情上，红卫兵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 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 ※ ※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 “炮打九级司令部！” 1966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地质部党委无可奈何，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 9月5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可部分红卫兵仍觉得难解心头愤懑，继续滞留在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进而强行冲击地质部机关，翻阅各种档案，取走各种文件资料。 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出动，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撤离，东方红公社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造反15天，于9日19日撤离。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指责邹家尤。关锋的讲话无异于给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火上加油。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红卫兵绑架了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红卫兵再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四进地质部，在全国影响甚大，东方红公社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 ※ ※ 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中，更加难于让人注意。红卫兵中的多数派却敏锐地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暗示，他们冲锋陷阵，为工作组和老干部鸣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他们，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如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也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讲过类似的意思。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这证明毛泽东的屁股坐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少数派一边。毛泽东的态度，百分之百能左右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这样一来，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掉转枪口，将“火烧”“炮轰”的目标对准了工作组和领导干部，并纷纷加盟到红卫兵少数派一边。 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如期召开。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们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人在“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集中起来，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呈送毛泽东。 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态度，又能对北京红卫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政府机关，并且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新偶像。造领导干部的反，把领导干部打倒，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对红卫兵来说太具有诱惑了。 于是全国范围的红卫兵造反派（即少数派）组织蜂涌而起，湖南省造反派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九级司令部”。 所谓“九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就是说，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10月29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到了9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据此，“炮打九级司令部”可见一斑。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破四旧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有个资本家的老婆在批斗中发疯了，用菜刀一连砍伤了三个红卫兵。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经他提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站，由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红卫兵三方面一起协调，处理破四旧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据当年曾调到红卫兵联络站工作的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徐雅雅回忆，联络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活条件艰苦，每天吃咸菜，啃干烧饼，喝白开水，尽管如此，红卫兵心里却都非常愉快。联络站的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红卫兵，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这些《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看来，红卫兵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为一着妙棋。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是一例，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站起来建立秩序，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袖章的场面，意思是想借毛泽东的肯定，来肯定西纠红卫兵。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接受西纠红卫兵的袖章，也许毛泽东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奥妙？ 奥妙在于，并不所有红卫兵组织都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炮打司令部，当然不能对西纠红卫兵给予支持。何况此时，西纠红卫兵频频出动，专门与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大学红卫兵少数派发生冲突，已经惹恼了中央文革。 终于，江青出来说话了：“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人建议西纠红卫兵停止办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机会以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还不习惯挫折，更不熟悉失败，他们孱弱的承受能力，导致他们在绊了一跤后变得绝望，甚至变得有些疯狂。他们扛着大旗，集合人马，驱车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口号：“西纠不倒！” 绝望之后的红卫兵纠察队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原是他们反对过的武斗，现在被他们自己捡了起来，动辄挥扬拳踢脚，挥舞皮带，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四处发泄。 1966年12月底，西纠红卫兵被江青、陈伯达宣布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 ※ ※ 关于西纠红卫兵，有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就是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 陈晓鲁的故事是一个传奇。传奇中说，有位红卫兵大侠，骁勇精悍，身穿将校呢，腰间扎宽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脚蹬高腰皮靴，领着一帮同样打扮的男女红卫兵小将活跃在全国各地。传奇中甚至说，陈晓鲁还备有军用摩托和扎着两把小刷子的女秘书。在那些岁月里，这一切可都是最时髦的行头。不过，在传奇中，陈晓鲁的名字更多被误传成了“陈小虎”。 “陈小虎”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像西方传说中的佐罗。各地汇聚到北京的各种传单、急电和红卫兵战报中，“陈小虎”三个字在字里行间反复出现，有时候在同一天内，竟可以在新疆、云南、哈尔滨和广州等地同时发现“陈小虎”。 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打倒陈毅，便从陈毅之子身上开刀，然后顺藤摸瓜，挖黑后台。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欠完整。在当时，确实有一些类似于红卫兵纠察队形式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大城市活动。为了打鬼，借助钟魁，利用北京红卫兵的显赫名声，给自己的行动壮胆。“陈小虎”的传说一经流传开来，索性被更多的人加以利用，以讹传讹，形成了这一特殊意义的文革传奇。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有少数坏人在其中利用“陈小虎”的名字为虎作伥。 终于有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陈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 不过，陈晓鲁的经历和传奇中的“陈小虎”却谬之千里。据陈晓鲁的高中同学、北京市八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计三猛在《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一文中叙述，陈晓鲁1962年患过流行病肝炎，显得有点营养不良。头很大，不像将门之后，倒像是寒窗苦读的一介书生。 文革之初，陈晓鲁被推选为北京市八中校文革主任，之后，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使他反感，为此，他拒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也不佩戴红卫兵袖章。 但是，“八·一八”大检阅，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青年学生人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陈晓鲁只好也跟着戴。 陈晓鲁坚决反对武斗，八中一帮红卫兵批斗一位女教师时，给她戴上高帽，陈晓鲁跑上去给扯了下来。无疑，他的行为被人视作“保守派”。 红色恐怖狂潮席卷北京时，陈晓鲁联络各校红卫兵成立了西纠，是公认的有影响的西纠创始人之一。 西纠被强令取缔后，陈晓鲁成了逍遥派，开始认真阅读马列32本经典著作。 就在陈晓鲁躲进八中学生宿舍读书反省之时，“陈小虎”的传奇故事像淫雨中乱窜的杂草般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组要利用这些谣言做点文章，江青在召见北京市八中一名红卫兵代表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揪出‘联动’的黑后台！” 江青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联动”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桓四位老帅，而四位老帅的后台，还是周恩来。抓陈晓鲁，是为揪陈毅；揪陈毅，是为斗周恩来。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盘。 达摩克得斯剑悬到了陈晓鲁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恩来安排，决定将陈晓鲁送到陈锡联手下的东北一个部队农场去锻炼。临行之际，周恩来找他谈话，并嘱咐说：为保密起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晓鲁已显得很成熟了。他说：“没意见。” 周恩来说：“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陈晓鲁告别家人，去了东北。 他果然很遵守纪律，整整三年，在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监视中生活。三年中，他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陈晓鲁四十多岁，身体有点发福，看上去更像他父亲陈毅了。他穿一件米色旧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衬衣，一派儒雅风范。陈晓鲁198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职，专心从事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中国新闻社记者曾采访过他。记者问道：“你对这场文革大动乱怎么看？”陈晓鲁沉思片刻，回答说：“还能怎么看呢？是一件坏事。不过文革并不是某个人一场号令，亿万个傻瓜就跟着起哄那么简单和荒谬。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民族劣根性，在于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官僚体制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个人崇拜来说，恐怕还有从苏联进口的成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人们常说50年代风气好，这话有点道理。但不正是50年代的许多政策和作法，一步一步地把国家导向文革深渊的吗？我相信辩证法，没有文革的大反动，就没有现在的大进步。” 当记者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陈晓鲁说：“我已经40多岁了，无论从生理年龄还是工作年限来说，都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对过去，我不遗憾，对今后，也没有什么奢望。……我就有一个念头：当历史的见证人。‘冷眼向洋看世界’，希望看到下个世纪的中国，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晓鲁真诚地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对文革的经历，更多的是内疚和反省，我所受的迫害也是微不足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整得很苦，这其中我也有一份责任。你们应当写他们，让今天的年轻人永远警惕文革那样的事。” 这番话说得真好。文革那样的事在中国还会再一次发生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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