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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村里掌着实权的财主贾存元为此事大发雷霆，查出了幕后策划者陈永贵，指着这位“石山小小”大骂了一顿，罚了他20个工。这在当时相当于20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而陈永贵呢，据说只是蹲在那里冷笑，任你吼任你骂，一声也不吭。 后来陈永贵出名了，这一段故事就被说成是陈永贵阶级斗争觉悟高的标志。 在陈永贵17岁至30岁这段时期，即1932年至1945年，昔阳境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确实相当激烈，而且水平很高。相比之下陈永贵还算不得上道。 据昔阳县志材料记载，李一清、乔增禄、赵武成、赵邦荣、赵邦汉等昔阳县籍的共产党员，自1932年起就开始活动，联合亲友办贫民夜校、驱逐贪官、印发传单、编演话剧、砸官盐店等等。1936年3月，乔增禄等六人被阎锡山当局在太原判处死刑，乔增禄等临刑态度从容，高呼革命口号而死。这个月昔阳县奉命成立了防共自卫团，修补城墙，抓捕共产党人，县城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日本人占据县城，共产党占了皋落镇，扫荡和反扫荡、游击战、石雷战、伏击战、麻雀战等等接连不断。翻开县志，日军将某某等23人活活烧死、抓走38人除3人逃脱外全部活埋、13人被“练枪刺”刺死、300多人在村头三角粪坑内被机枪扫、手榴弹炸，全部遇害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此时陈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B11据说，当时大寨的村长贾泰元和一些村民之所以推出了陈永贵，就是看中了他的胆气和能言善辩。陈永贵平时言语不多，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在生人面前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为此后来还有人说他骄傲。可是一旦需要，他也能梗着脖子雄辩滔滔如悬河之水。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一位区长宋加吉初次见到陈永贵，正是这位小伙子找到他的头上为大寨的一位老羊倌打抱不平。老羊倌不慎，东家的羊死了一只，地方非逼他着赔。老羊倌穷，愁得不知怎么好，于是陈永贵出头替他找共产党的干部告状。宋加吉对这位年轻的庄稼汉的能言善辩印象极深，一直记了半个世纪。 陈永贵敢主事，敢拍胸脯，敢打抱不平，又能随机应变，在村里便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寨的富户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就请出陈永贵这位外姓人替他们支应。“不就是糊弄得狗日的不杀人么？”陈永贵说。他问明了谁掏钱买酒买肉供他周旋之后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干起了维持会。 关于维持会，昔阳县志办公室编写的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1940年7月，昔阳县委在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思想，在全县开展了反维持斗争，决定所有维持敌人的村庄，不论是游击区、敌占区，还是两面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维持，一律与敌人割断关系。结果引起敌人的疯狂报复，到处烧杀抢掠。” “1941年2月10日，……抓走群众21人，15人答应维持敌人被释放，6人坚决不维持被送交昔城宪兵队处死。” “1941年3月，县委……对伪村政人员公开发函，限期与抗日力量接头，掩护抗日工作。 “1941年8月，据统计，昔东、昔西共有60个农村党支部被敌人扫荡或叛徒特务所破坏，根据地大大缩小，昔西只留下孟先垴、王家淘等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昔东只留下皋落、刀把口等十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 “1942年6月，昔西……开始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重点是反‘维持’。” “1942年9月，昔西……先后摧垮了庙淘、泉水坪、鸽坪等村的维持会，后又摧垮了常沟、恋思、岩庄……等村的维持会，同时枪毙了岩庄村特务王文寿，司家沟村特务庞丁维……” 可以想见，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他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子队”，一方面“糊弄着狗日的别杀人”，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干点事帮帮忙。1943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B12，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日本人的留置场就是监狱或拘留所，其在昔阳的名声极为可怖。进了留置场的人常常被拉出去活埋、练枪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这一年陈永贵28岁，已经结婚两年，并得了一个儿子陈明珠。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 陈永贵出狱后，便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给一位卖烧饼油条的老板当伙计。他很聪明，手艺学得快，打烧饼炸油果自然不在话下，拉面也拉得好。日后招待客人，他时常下厨露上一手，并且颇受好评。 陈永贵这位伙计当得并不安份守己。一次他挎着烧饼出去卖，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拉扯着面黄饥瘦的孩子拦住陈永贵央求给口吃的。陈永贵太能体会这家人的处境了，连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目光他都觉得熟悉。他二话没说，一股脑给了这家饿得半死的人十多个烧饼。“我见不得可怜人”，30年后陈永贵对儿子陈明珠说，“总不能眼看着人家饿死吧。” 他倒是又敢做敢为了一回，可是怎么跟老板交帐呢？回去的路上他拦住了一位挑着柴进城卖的农民，说：“哎，你这柴换给我吧，我这个有六个烧饼。”那位农民拿了烧饼欢天喜地地走了。陈永贵见了老板，又挨了一通好骂，他照旧是冷笑着听着，一声也不吭。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恐怕陈永贵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他是比一般的农民更能干，也努力奔过了，可是奔到30岁上不过就是一个烧饼铺的伙计。 陈永贵把他不能发达的原因归于时代和社会，他曾对昔阳县委的领导说：“呀，老张，在日本人、国民党时，我就不是陈永贵了？我就没能力了？我怎么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啦？” 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替陈永贵说了好话，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这话说得合情合理，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63） 在土改运动中，陈永贵沾了共产党的光，分到了窑洞和十几亩地，后来还分浮财得了几件家具。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养活他的老婆和一个三岁的儿子应该说不在话下。庄稼人的好日子在向他招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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