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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指的根部夹着劣质烟卷。这副形象似乎是他谈的“新作风”的注解。 “第二个问题是，回去以后在一斗二批三改方面，我们每个委员要首先考虑自己，有问题自己要首先交待。不然，你打倒皇帝做皇帝，群众还是心情不舒畅。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群众。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陈永贵短短的就职演说一共只讲了三个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谈学大寨之外，前两个问题说的都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可见陈永贵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陈永贵爱看古装戏，而且挺留心总结前朝人的经验。一年前他曾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过一番他看历史剧的心得：“咱们在旧戏里看过，李闯王在初闹革命的时候很坚决，因为他没有什么顾虑。后来，一连打大胜仗，一直打到北京。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就闹个人打算，革命最后失败了。以大比小，咱们闹革命也是这样。” 如果拿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领袖做类比，陈永贵确实不像“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的李自成，却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身贫农，深知贪官污吏之害，称帝后兴修水利、抑制豪强，而且约束官吏极严。县官随意出城惊扰百姓即论死罪，贪污30两银子以上者更要“枭首实革”——砍了头还得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奇特的倒是明朝治吏最严而贪污之风偏偏又是最盛。朱元璋死后不过十几年，全国各级官吏便贪污成风。到了后期，不贪污的倒成了怪物。 陈永贵掌权后，立即动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陈永贵对坐机关的干部没什么好印象。“国家干部，脱产干部，吃饭，拿钱，熬时间”，陈永贵说，“那群众就让你呀？你认为铁饭碗不能打？非打不行！一成了脱产干部，什么也有了，一天不上班，十天不上班，仨月不上班，钱也少不了。”B48 陈永贵打破铁饭碗的办法是把机关干部赶到县办的牧场、农场、林场和五七干校等处去修地种庄稼。当时县机关共有干部三百多人，还不到九十年代初的一半，陈永贵当了革委会主任，只留用不到一百人，原有的人马一下子砍去三分之二，原来的一堆部、局、室并为四个组：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和办事组。 坐惯了机关的干部一下子被赶去抡镢头，心里难免不痛快。陈永贵在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训斥道：“只能当官不能做老百姓。……你看那农业是低价？搞牧业，搞农业，搞林业，副业，这是低价，那你怎么高了来？你凭什么高了来？你在你家拿钱拿粮来哇？一点也高不了！你光想人侍候你，光想人民为你服务，你不想为人民服务，你不垮台倒怎么办呀？”B49事关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问题，事关垮不垮台的命运问题，机关干部们没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进“三场”，上“干校”。 剩下的那些幸运的干部也不能整天在机关里坐着。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三百天。他本人也带头参加劳动。陈永贵很少介入日常的机关工作，只管拿大主意和督促检查，再就是进京上省或者下地干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他一年，计算陈永贵每年到底劳动多少天。冯东书在二十多年之后写道：1971年，陈永贵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兼着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又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杂事很多。但是他和社员一起劳动不少于150天。（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42页） 1968年曾有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陈永贵掌权之后的几天的生活，摘录如下。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他1967年国庆节前后几天的活动吧。9月29日下午，他从地里劳动归来，晚上乘火车到北京，30日在北京住了一天，10月1日登上天空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2日，陪同巴基斯坦外宾参观。3日陪同阿尔巴尼亚朋友坐飞机上午十点到大寨，参观结束已经下午一点左右，永贵同志又陪外宾吃饭，介绍情况，送外宾乘飞机离开大寨时，已经五点到六点钟左右。 “这时，秋末冬初，天气较短，太阳已经落山。社员劳动快要收工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和永贵一同送走外宾，县里的一个同志看到永贵同志身体已经很累了，就说：‘老陈！你回去该休息休息了！’陈永贵同志说，不，我还有事！说罢，扭头就下地剥玉茭了。他整整又劳动了一个小时，天黑后才回村。” 秋收大忙季节里，整整五天时间陈永贵不管县里的一件事。可是他要成果，要最后的产量，要社会安定，要老百姓没意见。于是他的助手们就忙得难得回趟家了。好在他的助手都是些娴熟于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工作的老手。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原昔阳县县长王贵科，第二任组长是原县委常委，当过宣传部长和好几任公社书记的李韩锁，副主任是原副县长赵满仓。这些“十月事件受害者”卷土重来后都憋了一股劲，要干出个样子来让那些整过他们的人看看。有了这么一股火，又浇上学大寨的油，昔阳的机关工作果然显出了极高的效率。一百人除了原有的例行公事之外又是搞革命，又是培训干部办学习班，又是参加生产劳动，竟然也支撑下来了。 后来，陈永贵对机关工作的了解多一点了，发现这些干部也挺忙，这才决定增加二三十人。他信不过那些在农场和干校劳动的原机关干部，下令从各村抽调一批像他一样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来充实机关，同时也改造机关的旧班子旧作风。陈永贵把这种办法叫“倒蹲点”，庄稼汉反过来到县机关的大楼里“蹲点”。他始终认为手上长满老茧的庄稼人比那些吃饭拿钱熬时间的机关干部更有资格监督改造别人。几年后，昔阳的农民中也真的出了几位随着老陈走出昔阳去改造中国的风云人物。 陈永贵调来了农民干部，但是不许他们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他死死卡住“农转非”，连一些老干部的家属也不给转。身居要职的干部们当然也想把在农村挣工分的老婆孩子转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有人就把这种愿望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眼一翻，问道：“都转到城里干甚？游手好闲吃闲饭！在家还能养个猪喂个鸡，还能创造财富。国家粮食紧，你转到这来光吃？” 陈永贵压农转非一压就是七年。从1967年至1973年，昔阳县干脆就不给办“农转非”。昔阳县第一号勤务员陈永贵本人就是挣工分的，他的老婆孩子也拿着农村户口，他不转，别人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直到1973年，陈永贵的老上级张怀英在昔阳当政，他拿了一份列了十八九位被压了多年的人的名单找陈永贵，说常委研究过了，想解决这些人的城市户口问题。陈永贵不好驳，又不愿意办，便推托道：“过一段再转吧。”于是又压了一年。 陈永贵掌权后的表现极为平民化，因而深得人心。许多逸事在当地老百姓中传为美谈。 1967年3月，陈永贵当选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里要给他配个秘书。陈永贵听了，手一摆头一摇，说：“我不要！老百姓要秘书干啥！” 1967年7月，山西省军区派一位姓刘的解放军战士给陈永贵当警卫员，陈永贵不要，可是那小刘硬来了，整天跟着陈永贵保卫他的安全。陈永贵老大不耐烦，天天轰他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我是一个农民！派一个警卫员？全国五亿农民，你一人派一个能行吗？”最后到底是把小刘赶走了。 1968年3月，陈永贵进京看病。按常规县里必得派人陪着这位省领导和县里的一把手。陈永贵不干，一个人溜了，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县里好几天四处找不着陈永贵，急得不行，忽有人来报，说见着老陈在大寨下地劳动呢。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在阳泉排队买了长途汽车票，坐着班车回了大寨。 六十年代后期，各地去大寨参观的人有时带点什么礼物。南方人带菠萝、芒果，新疆人带哈密瓜、葡萄干。这些礼物送到陈永贵手里，他总是极公平地分给社员，一斤一两也不差。大寨农民至今记得，老陈把他们召到一起开社员大会，他抱来哈密瓜，提着把菜刀，亲手将那几个瓜薄薄地切了，又横着分做许多小片，一人一片地平均分下去。社员们一个人只能尝到一点，那心里却不胜踏实。所谓人心换人心。人心自有一杆秤，农民们相信他办事公道，有事都愿意找他讲，陈永贵威信极高。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1972年1月，昔阳县所辖的李夫峪煤矿报告，说出了“反革命案”。县委派出工作组一查，原来该故的职工凌尔吉说了几句“大寨是王牌”之类的话，还有“座山雕”、“威虎山”之类的影射。那时，昔阳人论陈永贵曾有“二毛主席”之说，“毛主席常有最高指示、陈永贵常有最近指示”，影射陈永贵、轻慢大寨岂能饶你？县委调查组认为这是反大寨红旗，反陈永贵，必须严肃处理。县委要求县公检法军管组对凌尔吉实行拘留审查。公检法方面毕竟对法律规定熟悉一些，觉得如此断案证据不足，便告诉县委需要复查。复查之后，公检法方面认为证据确属不足，决定不追究凌尔吉的刑事责任。 陈永贵知道了此事。1972年2月的一天，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县治安保卫办公室副主任，凌尔吉一案的复查人卜二和汇报案情。卜二和拿着调查材料，将复查情况如实汇报了一遍，陈永贵火了，问道：“大寨是威虎山，谁是座山雕？”“什么人才反大寨？怎么反大寨你们不扣？干公安工作20多年，认不得个反革命？”B50 会后，凌尔吉被拘捕入狱，罪名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坐牢三年零两个月。卜二和因“对大寨没感情”，“不支持昔阳红色政权”，被赶出公安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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