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陈永贵和王洪文等人一起讨论修改的十大文件是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搞出来的，其中修改党章的报告将由王洪文署名和宣读。王洪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并不高，陈永贵说他们也是“边学习、边修改”。①不过，九大党章中的一些话就连小孩子也知道非改不可，比如关于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决定。林彪出逃并摔死在蒙古，上述规定显然成了笑话。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陈永贵回到昔阳后这样介绍开幕情景：“等了时间不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出现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向在台上和台下的代表们打招呼，代表们鼓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代表们看到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心情十分激动。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陈永贵说到此处，昔阳县三级干部也鼓起掌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永贵继续描述道：“二十四日下午的大会开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出走，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啦，毛主席才往回走。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② 其实陈永贵的描述并不准确。毛泽东的身体并不健康，以至宣布散会后竟然不能自己站起来退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随机应变，说了毛主席请大家先走的那段话。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也是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８月２８日，大会选了了１９５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子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８月３１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２０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③对比九大政治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的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④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况。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部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前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份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２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二十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的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五十八，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四十多岁才扫盲。三十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我的担子来。” “这次回昔阳，和群众一起，受到了鼓励。我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干。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绝不怕困难。群众和我一起想出了三条办法：第一条是下狠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第二条是努力向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学习，快一点提高工作能力；第三条是请中央允许我尽可能在下面做一些工作，或者每年有一定时间在下边工作和参加劳动，更好地深入群众，了解实际。”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⑤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边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时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四十三岁的汉子如此刻苦，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地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勉强能看懂报纸，能看懂文件的大意，也可以拿着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昔阳还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顶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距也特别宽，熟悉他的秀才们把他的讲稿工整地抄在格子里，在他不认得的字下边注上他认识的同音字。据熟悉他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估计，他会写的汉字不超过五百个，认得的汉字不超过一千个，这离一千五百字的脱盲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２页）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轻化纺战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不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不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 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扬”四个字。１９７７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嘛，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愤很大，而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觉得这是么回事。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