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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没在北京住两天，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骂了通张春桥，从广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没着没落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这里的生活就是看文件批文件，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唉，”陈永贵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咱能干得了这？” 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太爷、管县太爷的高干，连省里的大人物在内，进一趟钓鱼台也是难于上青天。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马列，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下去，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又找了个茬回山西了，接着又是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再往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就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的信，同时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总理细细问了经过，叹道：“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曾对张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1975后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漫声问道：“永贵同志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毛泽东给陈永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军事化的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毛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泽东说着，扫了四人帮和吴桂贤一眼，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哪？” 江青道：“搬出钓鱼台我们到哪里住？”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不敢当面顶撞，纷纷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提。”B10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张春桥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劝道：“永贵去看看么，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一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回，摆了摆手说：“脖扭了么！”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操他妈！我不是给党干哩？你给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亲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妈的！我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妈的！”B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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