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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知青目送陈永贵远去，转过身来像发现重大秘密一样告诉自己的同伴：“陈永贵的手是软的！没有茧子”B52 四天之后，这群学大赛先进知青代表回到县里，四五个人半夜三更钻进县文化馆的暗室里冲洗在昔阳和大寨拍的照片。暗淡的红光，宁静的秋夜，几位至少也当着生产队长的知青谈起了自己的苦处和疑惑。 一位挺胖的知青端详着照片笑道：“我在昔阳还觉得挺有劲，出了山西就凉了一半，现在剩的这点热乎气儿，明天一回村就该凉透了。” 那位和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接茬说：“我现在一想我们村社员的德行就凉透了。让他们给队里多干点活，恐怕得拿鞭子抽。集体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要是在队里干活都像在自留地里那样就好了。” 一直坐在显影液前没说话的是一位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下乡的女知青，这时她也开口道：“有一个知青，内蒙的，就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路——分田单干！” 暗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谁也不说话了。由自留地一下跳到分田单干的飞跃似乎把大家都吓坏了，可是谁都在震惊之中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好像是真理的力量。 半响，那位与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开口问道：“写这本书的伙计，抓起来了吧？”“抓起来了。” 众人点了点头，好像是觉得理应如此。 “唉。”胖知青似乎醒过来，叹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说：“唉，真他妈的有敢说的！” 这种从自留地想开去，一跃而变成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反省的经验，不仅仅这些私下传播“反动观点”的知青有，就连农业部副部长也有。 粉碎四人帮不久，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去内蒙古农村调查，遇到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一个大队，社员自留地里的庄稼亩产超千斤，集体地只能打一百多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育肥了的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自留地里的庄稼奇般地逮住了苗，秋后的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一大截，连盐碱地也被改造好了。被收回去的自留地呢，好地长不出庄稼，产量又掉了下来。赵修由此想到了责任心，又想到了“包”。B53 按照经济学理论对人类的描绘，在眼看着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搭自己的便车，没脸没皮地占自己的便宜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继续坦然地为他们提供占便宜的机会，除非他另有目的。 按照社会学的交换理论对人类行为的描绘，“在一次交换中，公平规范越不能实现，被剥夺者就越倾向于消极制裁规范的违背者。”B54这就是说，当一群每天挣十个工分的社员在一起刨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对公平的看法，也就是大家挣同样的工分，就应该干同样多的活。如果有某个人拄着镐头站着多聊了一会儿，别的人就会有不公平感，就会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那个偷懒的人占了便宜。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这小子，“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于是深感不平的社员也让站住了，也聊了起来。这样，感到不公平的人越来越多，站着聊天的也越来越多，集体化时期的标准劳动场面便出现了。据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分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人向鸭绿江的对岸望去，发现那边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在站着聊天。 这时候，如果有几个不怕吃亏的干部仍然流着大汗埋头苦干着，感到不公平的社员可能会觉得心里平衡一点，可能会受到一种道德力量的感召，多刨几下地。如果这几个干部再挺身而出，训斥那些在队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拚命的社员，批他们一通，哪怕不点名地批一通光想搞自发不想干集体的“资本主义倾向”，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公平多了，就不至于磨洋工了。昔阳用的正是这种办法，简称干部带头大批大干。陈永贵还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中国，让报纸发表了一串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主题的文章，他想“扶正压邪”。 但是，如果干部们也觉得吃亏了，也觉得挣同样的工分，犯不上出大力流大汗并且与许多乡亲结下三代冤仇，如果他们连地都不下，在大喇叭里吆喝着派了话，让社员下了地，自己又回家接着睡觉，那么中国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普遍的磨洋工。 陈永贵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声不响磨洋工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面对的也是这片汪洋大海，他拿出来的办法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呼唤革命精神的风雨，兴起阶级斗争的风浪，前拉后打连劝带逼地迫使中国农村往前走。他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他选择了一个在局部区域极为成功的大寨作为旗帜，抬举了一位不怕吃亏得罪人的出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当管农业的副总理。 毛泽东高度强调精神力量，主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当然可以说出很像样的理由来。中国革命不就是靠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精神支撑吗？八年抗战不就是凭着民族气节吗？再往前说，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又是凭什么？除了同盟会的一腔热血还能有什么？中国哪有财大气粗的“第三等级”支持他打碎封建秩序？再往前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洋人欺负到了家，中国要奋起振兴，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自强自立新的反应不也是民族精神的展现吗？那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哪有什么自发的能够引起社会变革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呢？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中国革命的传统，它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 但是，当毛泽东把这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的力量用到农业生产上，并且想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理想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对手。 大包干的开路先锋，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这样说起毛泽东的苦心和努力：“毛主席是想搞上去，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花了不省脑筋。可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一直调动不起来。基本路线教育、四清、堵资本主义的路、反右倾，运动一个跟着一个，效果都不好，他就是不干活。我们凤阳饿死了9万人，国家倒贴了四亿斤返销粮，代价不小，就是搞不好。” “高级社第一年就减产，农民拉牛退社。关的关，押的押，杀的杀，硬把一股潮流压回去了。 “学大寨费了多大劲呀！省委书记下去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兼公社书记，层层下去抓，强有力的领导，可他就是不干活！”B55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没有成功。因此，当尼克松说他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毛泽东回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B56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说的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指的是什么。莫非是十三陵水库？那正是革命精神的产物，是他亲自挥锹劳动过的地方。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期间，用这种方法修建起来的水库和各种水利设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纪录。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有效灌溉面积由29亿亩猛增到67亿亩，翻了一番还多，二十年顶上数千年。中国人民至今受益。 现在，毛泽东撒手而去，轮到他提拔起来的陈永贵自己面对不声不响的汪洋大海了。 凭借毛泽东主席的余威，中国农村大体上依然平静。陈永贵觉得很乐观，乐观得有些轻敌。1977年6月2日，在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陈永贵兴奋地鼓励大家大干快上，他认为这没什么难的。“困难吗？”陈永贵问道，“不那么困难。昔阳平均三年翻一番，十年翻三番，哪有那么多重重困难呢？”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秋，当饿死的危险再次威胁了胆子并不大的中国农民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了。 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凭着集体半死不活的力量根本无法种上小麦了，肥西县山南公社斗胆把土地“借”给社员种一年渡荒，并不敢叫作“包”。这些地到了社员手里，居然变奇迹般地种上了，而且种得挺好，挺及时。 稍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干部社员想了一个更冒的办法，他们偷偷写了一份秘密协定，表面上仍旧伙着干，实际上把地分到各户。一天晚上，这些不想再逃荒要饭的农民凑在灯下，像搞地下工作似地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队干部宣读了一份有许多错别字的秘密协定，大家向老天爷起誓，如果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蹲了监狱，全村人养他一家老小，把孩子供到长大成人。他们起誓，如果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天打五雷轰，三代不得好死。宣读之后，队干部问众人有什么意见，众人没有异议。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第一个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了手印，随后，这张后来进了历史博物馆的秘密协定歪歪扭扭地按满了血红的手印。这些普普通通，不愿意白白吃亏，又不愿意受穷的农民，豁出杀头坐牢，与陈永贵代表的大寨道路分手了。几年后席卷中国的大包干浪潮表明，这些要想悄悄地过安生日子的农民，虽然并不那么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并不像陈永贵那么合乎毛泽东的革命家的口味，却比陈永贵这位钦定的农民代表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的秘密不久就传到了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的耳朵里。凤阳县委里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县委班子里有人对严宏昌骂道：社会主义这壶尿都让你倒光了！我抓起来你！但是陈庭元替他说了好话，凤阳县所属的滁县地区的地委书记王郁昭也替严宏昌挡住了纠偏的攻势。这是与陈永贵的努力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英雄气概。他们很清楚不纠就是罪过，也知道纠了就要坑害农民，但他们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放了这棵“资本主义的苗”的生。 1978年10月中旬，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召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让他汇报凤阳等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王郁昭心里打鼓，不知汇报到什么程度合适。这个题目极容易出走资派和右派，一句话说不好就完蛋。他问前来转达万里召见的口信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讲到什么程度才好。张广友追随万里多年，知道坏不了事，笑道：“你敞开讲。” 晚饭后，王郁昭到万里的住所，把滁县农村的实况和自己的想法全盘端了出来。他一边说一边留心万里的神色，万里平和地听着，毫无不悦的迹象。等他讲完了，万里表态说：“既然群众都愿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他告诉王郁昭，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抵制，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 王郁昭喜出望外。这些话貌似平淡，用在这里却能引发一场狂风巨浪。农民发起的制度变革获得了省一级的保护，将导致变革的扩展和加速。王郁昭走后，张广友问万里：“你这样决定行吗？很明显是同中央文件规定不符合的。”万里答道：“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那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 万里说着说着就谈起了大寨。当时关于昔阳是怎样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文章已经在报上登出来了，万里知道陈永贵不点名地批的是谁，心里正有气。“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万里说，“我们没有你们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万里的话越说越重：“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小平原……这一套我们可学不了。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B57 自从1964年以来，大概这是第一位省委书记敢说他不学大寨，也是第一个省委书记允许包产到户的试验。 消息传到安徽农村，农民大喜。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农民放了一夜的鞭炮。大多数县委书记却不以为然。直到两年后，安徽省人大开会，会议文件中露出了允许包产到户试验转为合法存在的意思，许多县委书记还站出来责问：“秘书处里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这么鼓吹资本主义？” 不过，万里把口子一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陈庭元描述说：“一说分田，我的乖乖，让他到组他非到户，拿刀下死命令也管不住。一下子分了。”分田第一年，凤阳县粮食总产由29亿斤一跃而至44亿斤。 赵紫阳在四川也走出一条奇路。他把自留地的面积一下子由5%扩大到了15%，同时甩掉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模式，放手搞开了物质刺激。磨洋工的汪洋大海随着大寨红旗一起在这些地面消失了。中国农村很快传开了两句话：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作为一种制度环境的化身，邓小平的取向不同于毛泽东。万里和赵紫阳与陈永贵的命运因此反转。 据统计，中国因包产到户问题而遭受迫害、身败名裂的人数不下400万，因此而丧生者不下10万。B58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仆后继，如涌如潮，只为了躲一个穷。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是联在一块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八亿农民磨洋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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