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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的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会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①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帮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边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也难怪陈永贵有气，当年营口与昔阳冲突到了喊哑了嗓的地步，人家营口最后也没敢这么挤兑他的大寨。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②最后在表决的时侯，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２０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的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竟然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理论务虚会起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老百姓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薰陶多年，在他们眼里这个命题简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常识。用浩浩荡荡大半个版的篇幅论一加一等于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然而，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竟然同时转载了这篇貌似小题大做的长文。这下就有人恍然大悟了。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合来，那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着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跟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与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③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１９７８年底，不过半年的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④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８０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动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１９７９年５月７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３６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的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 “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全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干什么，而且也不答应他们反对毛主席。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大家都关心批毛主席。我们不能给毛主席下结论，而且也下不了。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答应。他讲了很多毛主席的伟大，我们高兴就高兴在这里。毛主席不能反对，也反对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⑤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方面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士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我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总会有人讲理的，”陈永贵说，“地方有人，军队有人，国内有人，国际也有人。美国人也讲，也讲毛主席不能反，大寨不能不学。来自各方面。” 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民主化运动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没有明说。他转述王任重的话。在4个多月前，1978年12月25日，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担负起当年纪登奎负责的工作。陈永贵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工业不能随便下放。湖北黄岗地区也没有下放自留地。……我们也有实践，我们没有因下放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华国锋已经架空。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功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⑥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李先念批示不过半个月，《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激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胡耀邦批发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了不好过。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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