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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六年过去，我又读到了一些权威性的新出版物，譬如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原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先生的《“文盲宰相”陈永贵》，等等。我发现本书第一版对陈永贵和一些事件的描写有不准确的地方，更有不充分的地方。这次有机会修订，也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这个修订本的增删修改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处，以字数计，大约在两万字左右。每改动一处，我都感到离历史的真实近了一步。但是我仍然不敢宣称我写下的东西毫不失真。特别是关于陈永贵文革期间在中央活动的情况，我所依据的材料零零碎碎，几乎毫无相互印证的余地。如果有一天，有关档案材料开放了，如果那时候还有机会再版，我相信这本书还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些。 我当过插队知青，在山区农村当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带领和督促社员们学过大寨。我当时很认真，但我失败了。因此，共和国的这段历史也是我个人心中的一块“病”。我的这种经历也许能帮助我理解历史，也许会妨碍我认识历史。无论如何，这种影响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注定是抹不掉的，并且会在本书的关注角度、侧重、选材、观点和笔调之中体现出来。我尽力超越这种局限，但我首先应该老老实实地把这一点告诉读者。 大概在1975年，北京农展馆举办农业学大寨的展览，我去看了。当时看到的主体内容，现在已全无记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出门时见到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放得很大，那是一群大寨农民拿着书本从夜校中走出的景象。照片上的八九位农民咧嘴笑着，头上系着白毛巾，似乎穿着黑棉袄，背后是夜校的灯火。图片说明的大意是：大寨社员白天下地生产，夜晚上夜校学习政治，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当时心中大动，一种很悲哀的感觉从心底翻卷上来。大寨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大寨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代人的未来。那张照片中间的一位农民好象已入老年，我似乎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尽头的真相。我站在照片前边想，难道人的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吗？白天下地生产，晚上读报纸学文件？这就是我们奋斗终生所要争取的幸福生活吗？我不敢往下想。 我看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照片，读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介绍，这些信息或者模糊淡忘了，或者合乎逻辑地整理编排起来。惟有这幅二十多年前看见的照片，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底，不理会任何逻辑地闪烁着。 吴思 1999年1月31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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