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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中国和日本仅仅一水之隔，坐上飞机用不了两三个小时，可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上却天差地别般地不同。 比方说“吃”，中国人是讲究实惠，首先从好吃，从增进食欲出发。而日本人则是营养价值第一，好吃不好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顿饭(早、中晚饭还各不相同)要向身体里输送多少维生素，蛋白质，热量……。为此，他们不但鸡蛋，牛奶，鱼，蔬菜全都生着吃，而且把水果看得比饭更重要。 我们中国人买菜，做饭，即使再没钱也往往不失“气魄”。买菜一买一大堆，买肉一买一大块；买水果一买一大筐；盛饭一盛一尖碗；盛菜一盛一满盘；盛汤一盛一海碗。日本人却完全相反－－不管多麽有钱的家庭，他们买也好，做也好，吃也好，都是一小点儿一小点儿的。表面看去饭卓上盘盘盏盏挺有气派，可仔细一看，个个都不过是一个碗底儿(更夸张些说是一口)的量。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接近小气、抠门儿了，可他们恰恰认为这样才显得有修养，有礼貌，又雅观。 那时候，我经友人介绍住在一个名叫川崎的三十多岁独身女子家里。她是个幼儿工作教育者，为人十分忠厚老实。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对我的接待也是尽心竭力。可是我，却自始至终被那种桎梏着的感觉苦恼着。 当客人，如果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可能不失为一种享受；但如果长期地当下去，“客人”由一种临时称呼变成了固定身分，那就很可能变得不能忍受。一天两天地日本式黄酱汤，生菜，小碗饭(顶多一两)，可能还觉得没什麽，甚至蛮新鲜。但要是一天接一天的黄酱汤、生菜、小碗饭……问题就来了。 那时候，与日俱增的饥饿感和对日本式饭菜的厌恶感恶性循环着向我进攻。又饿，却又讨厌吃；越讨厌吃就越饿。获得做饭的权利竟成我了的一种奢望。其实要在中国，客人做做饭并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可在日本(至少在川崎家)，客人就是“吃饭”的，做饭只能是主人的职责。无可奈何，我不得不一天天强作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吞下没有一点儿滋味的煮南瓜，炸白薯，炒老玉米豆(这些在中国被当作主食的东西，到了日本全成了下饭的菜，而且其营养价值被吹得神乎其神)；不得不把明明需要装三两米饭或四两面条的胃缩小二分之一；并且不得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把裤腰带勒了又勒，三四个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是耐着性子干等川崎回家起火做饭。 到味道园做打工以前的日子是我觉得最难熬的一段。日语学校的课每天都是下午4点结束。我却害怕下课，害怕回家。我怕在那四处散发着寒气的幽暗屋子里几个小时眼巴巴地等待川崎回家，我怕在那寂静得如同坟墓般的空屋子里听窗外呜呜嘶叫的风声。 那时，时间过得是多麽慢，慢得叫人简直受不了。红光闪闪的煤气取暖器几乎不能给这座日本旧式木板屋带来多少暖意。呆呆地蜷缩在沙发上的我，只有一遍又一遍无可奈何地咀嚼着寒冷，饥饿，寂寞的苦味。活象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我闭上眼，眼前一会儿是北京那烧着暖气的温暖如春的家，一会儿是朗声大笑的父亲，日夜操劳的母亲，一会儿又是大盘大碗香喷喷热腾腾的饺子，炖鸡，涮羊肉…… 那个时期，“饥饿”就象一个可憎的魔鬼一天到晚纠缠着我。早晨在川崎家吃的一片果酱面包不过挤一下电车的功夫就消化的无踪无影。上午的三堂课几乎都是在肚子发出的“饥饿怒吼”中度过的。但尽管如此，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也绝不比其他同学对吃饭更积极。我知道川崎给我装在小饭盒里的饭是什麽：米饭上薄薄地撒上一层“蛆”似的小白鱼干，一段生黄瓜，三片生西红柿。要不然就是两个捏成棱角形的包着干紫菜米饭团。 我是多麽羡慕那些举家从中国迁来的同学，他们可以吃上自己做的饺子，包子，馅饼，炸酱面；我是多麽羡慕那些在中国餐馆打工的同学，他们每天都可以在店里大口大口地用鸡腿，鱿鱼，榨菜肉丝把肚子填得饱饱的；我是多麽羡慕那些有钱的“阔”同学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下馆子…… 亏得当时在班上，我经常能得到来自同胞的温暖： “给你尝尝我们家蒸的包子，别客气，我特意多带来的。要是锅大的话，还可以多蒸点。可是日本买不到中国那麽大的蒸锅，早知道，来日本的时候带个大号的蒸锅就好了。”“小陈，给你这个鸡腿，鸡翅膀。我在店里天天吃，都吃腻了。我们那个店特自由，客人剩下的东西你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爱拿多少就拿多少，全不管。明天我再带个大点儿的饭盒去装，你等着！……挺好吃的，是不是？其实一点儿也不脏，根本连动都没动过。要是啃过的，我就不拿了。” “小陈，来尝尝我炒的鱿鱼，味道怎麽样？台湾风味。不错吧，呶，这一半儿全是你的，吃光它……每天放了学到家没事儿干，闷得慌，就做饭玩，尝试各种风味。你喜欢吃米粉吗？” “不大喜欢，”我照实回答。 “哦，你是北方人。那炒面呢？” “喜欢。” “明天我做炒面来，怎麽样？” “好极了！” “你能吃多少？” “一大铁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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