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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律虽然明文规定禁止卖淫，然而各种各样变相的卖淫手段和职业以及公开的色情宣传，却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整个社会。且不说那些以贩卖淫秽为目的的电影，杂志，画报，录相，“剧场”，以及那些专门为进行这类活动而提供场所，条件，服务的行业，即使一般的报纸(《朝日新闻》除外)，周刊，杂志，电视节目，电影，广告，文艺作品……也都离不开这种东西。 裸体照片，插图几乎举目皆是，但绝不是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欧洲十八九世纪的绘画雕塑所表现的那种裸体－－融汇着艺术的，理想的和纯洁的美。而只不过是一种低俗到不能再低俗的光膀子加光屁股。姿态是丑恶无比的，不是撅着屁股就是叉着大腿，或者干脆就是男女在一起的。很明显，它所想给你的绝对不是什么美的联想，而仅仅是官能上的刺激。 我对这些东西反感透了，不明白干吗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没有难道不行吗？一打听，没有它不行，要靠这种玩艺儿来赚钱。尤其是报纸，刊物，文艺作品，广告之类，如果全是正儿八经的东西而不带上点“刺激性”，据说就会失去“吸引力”，就会没人要看。于是乎，你也搞，我也搞，你搞得邪乎，我比你搞得更邪乎。大竞争！ 还是为了钱！钱这个东西，有时候真是“万恶之源”。有的人为了赚钱，挖空心思大搞官能刺激。同时，也有的人为了赚钱，心甘情愿去出卖自己的肉体与声誉。 按说，现在的日本早已不再是电影《望乡》的时代了，哪个女孩子会被逼着去卖身呢？又有谁胆敢强迫一个女孩子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呢？可是，历史虽然在前进，经济虽然在飞跃，卖淫现象却依然如故(虽然是变相的)，只不过由被动的变成了自愿的。 在日本，那么多女孩子毫无廉耻地愿将自己的光膀子大照(撅着屁股，抬着大腿，甚至更加恶心的)登在各种杂志上(一般的杂志每期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一律号称“女大学生”)。大照下边，还详详细细地写着该女子的姓名，年龄，住址，电话，以及好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胸高……就好象她是一头等人前来选购的牲口。街上的公用电话间也贴满了这种玩艺儿，甚至具体地写明跟她见面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是多少价钱。从年龄上看，这些“女大学生”都极年轻，才不过十八九到二十一二。据人讲，干这种“营生”挺能发，个别有本事的，一晚上就能捞到好几万。可我还是纳闷儿：钱，真是具有这么大力量能叫一个人舍肉体，感情，精神和名誉于不顾吗？恐怕，这并不是钱本身的力量，而是那些人的脑瓜儿里根本没有所谓“灵魂”这么一种东西。 有人告诉我，这类“女大学生”大部分是从外地来东京“上大学”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她们瞒着家里偷偷干这种邪门歪道的事情，靠卖笑发财。东京的各所大学里都有这么一种“女大学生”，东洋大学当然也不例外。 一次在课堂上，我发现前排坐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女生，穿着一件华贵的翻毛皮外套，厚厚的脂粉，艳艳的红唇，耀眼眩目的项链和耳环，一看就不是什么便宜货，留着大长指甲的十指涂着荧光闪闪的粉红指甲油，金戒指，银戒指，宝石戒指在两只手上足足套了四五个……这是个什么人？莫不是个“女大学生”吧？一般的女学生谁有经济力量如此装扮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如此“臭美”呢？ 我悄悄问坐在我旁边的同学： “你看咱们前面的那位小姐，象不象是干‘那个’的？” “嗯！”他会意地点点头，“瞧她那套行头，少说也得八九十万，我就不信那钱是她爸爸给她的。” 但是，据我的观察，象她这样的女学生，在同学们当中并不多；说到底，愿意为了几个臭钱而出卖自己，背叛自己的人是少数。 据说，东京有几处地方是有历史传统的“花街柳巷”，其中首屈一指的要算位于新宿的歌舞伎町了。另外，象六本木，涉谷，赤坂，池袋也都有。不少从中国来日本的人，特意要去新宿的歌舞伎町“观赏”花街柳巷的“风光”。我却直到现在也还没去开过这个眼。看那些乌七八糟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至于说池袋也有花街柳巷，我是搬到池袋好久以后才偶然听一个朋友谈到的。 “主要集中在西池袋靠北边的几条街上。但东池袋紧挨车站旁边的小胡同里也有那么几家。”他告诉我。 “真的？我怎么一点儿也没发现。” “那是你没注意。其实你每天去电车站都从那旁边路过。” 我想起来，出池袋车站东口不远有一家电影院。一到晚上就挂出“成人电影”的招牌。而且电影广告栏上变幻着的，永远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场面。每次打那里路过，我都忍不住得骂上一句：真讨厌！ “在那个电影院旁边的小胡同里就有。” “什么样儿的？” “谁知道里头什么样？反正外边都挂着牌子，什么‘裸体剧场’，‘神秘小屋’，‘旅馆’，还有好些别的花样。凡是叫作‘旅馆’的，为了跟一般旅馆区别开来，它的霓虹灯全是紫颜色。往后你不妨注意注意看。” 后来，我真的注意到了。有那么一种挂着紫幽幽的霓虹灯的“旅店”，门脸儿一般都不大，而门口一定钉着一块价目表：过一夜多少钱，呆两个小时多少钱，什么样的房间多少钱……也看到了所说的那种“裸体剧场”。一到夜晚，门口一定站着一两个或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见到有男人走过，就媚笑着又拍巴掌又打招呼：“来呀！请您来呀！” 为了招揽更多顾客，这些店白天还安排一些人站在车站出口附近的人流里，向过往的男人手里硬塞所谓的“招待券”(据说拿着招待券进那里可以少花点钱)，甚至专门雇人身扛一块大广告牌子，整天整天地站在路口人多的地方招徕顾客。干这种活儿的多是老头子。或许因为他们年纪大，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了吧。 每天出入电车站，总看见这么几个老头子在辛辛苦苦地干这种“工作”。发券的人，身后总是放着一只大提包，里面装满了招待券。他一只手拿着一大叠，另一只手不断地从这叠里抽出一张又一张，朝每个迎面走过的男人伸过去，递过去。差不多的我都是连看都不看闪身而过。也有一些人虽然接到了手里，却走不了两步远就随手一扔。所以车站附近的马路上，常常到处飘散着许多黄色的招待券。 有一回，我跟一个日本同学一起从池袋车站出来，发券的老头立刻朝他递来了一张券，他二话没说就接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要那玩艺儿作什么，难道真的想去开眼哪？” 他却挺正经地跟我说： “你不觉得发券的老头很可怜吗？他这一天要是不把规定数目的招待券发出去，这天的收就要打折扣。我反正拿了这张券还可以再扔掉嘛。”说着，他一抬手把它丢进了路边的垃圾箱。 要说可怜，我倒觉得那个扛牌子的更可怜。发券的至少还能来来回回走动走动，可扛牌子的却只能一动不动地杵在那儿，弯着四十五度的腰。不管是刮风，下雨，飘雪花，也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烈日当空，他都得把自己凝固成一尊活雕塑。他身穿一件深蓝色的短式和服，胸前背后各印着一个老大的圆圈，当中写着个莫名其妙的日文字，那打扮活象中国戏台上的一名兵勇。可他肩头扛着的大牌子上画着的却是妖艳的裸体女人，上面还花花绿绿地写着好些大字，什么“全裸体”，“小单间”，“平均二十岁”…… 好多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从车站出来，看见他套着一件透明的破旧雨衣弯在那儿。雨珠成行成串地从那牌子上流下来，从他斑白的头发上流下来，裤腿是水淋淋的，破皮鞋是水淋淋的。他，活脱脱就象一只刚打河里捞上来的冻僵了的鸡。我很想知道，他这么卖老命地干上一天，到底能赚到多少钱？难道真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值得叫他如此甘愿受苦受累，乃至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践踏自己大丈夫的尊严吗？ 然而，也正是这扛牌子的老人和那滥发招待券的现象，使我感觉到日本这个社会尽管淫秽的宣传搞得乌烟瘴气，但真正嫖妓的男人其实未必就有多少。如果真是人人争着逛妓院，争着看刺激官能的表演的话，做这行买卖的，又何必如此想方设法去招揽生意呢？ 的确，一个人，当他从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忽然一下子闯进日本这样的社会中，是很有可能“中邪”的，特别是那些思想尚处于混沌阶段，或本来就抱着某种目的出国的人们。由于各人思想基础的不同，日本既可能使一些留学生从此攀上事业的高峰，也可能使一些留学生从此坠入堕落的深渊。 初到日本时，身边一些关心，爱护我的日本朋友告诫我：“不论生活困难到何种地步，都绝对不准去干那种事。你要考虑到你父母亲的名誉，还有你自己的名誉。”我明白他们所指的“那种事”是什么。当然我不会去干。因为最起码的，我不能忘记自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留学生活说苦，其实就是苦在一个“穷”字上。事事处处都要钱，而且什么都不少要钱。如果经济上没有切切实实的“后盾”的话，一切真是没着儿没落儿的。可是，尽管苦，我跟前的路从来只有一条：靠自己的汗水去挣。谁要是以为拿上一大把票子就能叫我这个“饥不择食”的人上钩，那只能是白日作梦。在日本，我也确实遇到过这么一位白日作梦的人。 他是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朝鲜人，不到六十岁，却弯腰驼背老得连牙都没剩几颗了。他极有钱，一个人经营着三个公司，据他讲每月都能赚到上千万的日元(当然，扣掉了税金，就没那么多了)。因为他常来我们店吃饭，每次来又准要我们为他这个没牙的顾客把菜和肉切得细细的，我们便认识他了，他似乎对我这个中国人格外感兴趣。每次来吃饭总要特意跟我拉拉话，还告诉我：他有一个失去联系几十年的亲戚最近从齐齐哈尔来了信，邀他去中国看一看，他也正好想去中国治治病。 “象我这样的南朝鲜人申请去中国，那边会批准吗？”有一次他问我。 “问题不大吧，不过，最好去中国大使馆问一问。”我说。 “中国大使馆在哪儿，你陪我去一趟好不好，顺便也给我当当翻译。”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于是约了一个日子，我陪他去了中国大使馆，并办理了申请探亲手续。 从那以后，他一有点什么小事便来找我。最初，他的亲戚来了信要我给他翻译，他儿子读不懂汉文让我去给讲解，他要给中国的亲戚送礼请我当参谋……后来，就连没事他也要来找我。有一回还说： “我给你安个电话吧。你那里没电话，找你太不方便。” “我不要电话。整天都不在家要电话干吗。” “到日本来哪儿能没电话呢？安一个多方便，横竖是我出钱。” “可我干吗要让你出钱呢？”我反问了一句。 “你不是没钱吗？” “真有困难的话，我也有保证人管。谢谢你这么为我操心。”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我怎么能不明不白地接受这种馈赠呢？再说，谁又知道这后头有什么埋伏没有呢？ 又过了些日子，他到店里来吃饭。临走给我留下一张条子：“中国政府已经批准我去探亲。关于去中国的事，想与你商量。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务请到我家附近的咖啡馆来面会。” 我想着去中国对这个南朝鲜人来说恐怕不是一件小事，就准时去了。他却迟迟不来。好不容易等来以后，他先是向我道歉，说工作如何缠得脱不开身，接着又没完没了地抱怨天气太热，自己身体如何吃不消等等。扯来扯去也没谈到正题上。我4点钟还要赶去打工，没时间陪他海聊，就直接了当地问他：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中国呢？” “这个嘛，”他漫不经心地吸了一口烟，“最近看来去不了了，手头工作太多。另外也听一些朋友讲过，中国那边一切都还不稳定，条件很差，现在去恐怕为时过早。” “这么说，您一时不打算去了？” “至少要等到我有闲空时吧。” 那你何必申请去中国呢？那你干吗把我找来“商谈”呢？害得我搭进去这么多宝贵时间。我顿时感到不耐烦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失陪了。”我站起身，”4点钟，我还要打工呢。“ “别这么关键嘛，我这儿才刚刚坐定，你就走，从礼貌上说得过去吗？” 没办法，我只好又坐下： “再坐一会儿就再坐一会儿。不过我最晚只能到3点40分。打工迟到了要扣钱的。” “扣钱，“他咧开没剩几颗黑牙的枯树叶般的嘴笑了一下：”打工一个小时有多少钱？” “七百三十。”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么，干一个晚上呢？能挣多少？” “如果干八个小时，能挣到五千八百四十。” “才五千！还不够我一顿晚饭。” “你当然了，大财主嘛。” “那你一个月总共能挣到几万呢？” “因为不可能天天干八小时，所以一个月顶多挣七八万。” “那么点儿？够干什么的呀！” “够了，我很省。况且最近又开始教些中文。” “你真行啊，八万块钱能过日子。” “不光过日子，还包括交学费呢。” “简直不能想象。你的房租每月多少？” “一万五千。” “那是人住的房子吗？” “差一点，但还能凑合得过去。反正也没打算在这儿安家。” “你知道我那座房子－－自己花钱盖的，多少钱吗？” “一千万。”我想了一个最大的数目。 “嘿，亏你说得出口。告诉你，光是房子的建筑费用，”他伸出两根又干又黄的手指头“两亿八千万，还不算买地皮。” “这么多！”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小意思。我在美国还有一幢别墅，在南朝鲜的那座大庄园，当然那是我祖先的遗产，面积有几百公顷……”他洋洋得意地讲着，我却越听越觉得没意思。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便打断他的话： “对不起，这回真的到时间了。” “不行，”他武断地伸出一只手挡住我，“重要的事情还没跟你谈呢，特意把你请来。” “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奇怪了。 “是这么回事。我早就喜欢上你了。瞧着你在店里做工那么辛苦，我觉得心疼。所以呢，”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 “以后你不要去打工了，把工作辞掉。钱，我给你。管你吃，管你住，管你上学，也管你打扮。我有钱，保证够你花的。” “白给吗？”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么几个字来。 “要求不多，一个星期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你瞧，我的身体并不棒。”他又龇着稀稀落落的黑牙笑了笑，并从兜里掏出一只皮夹子，打里面抽出好几张一万元的票子：“这些钱你先拿着吧，去买点喜欢的东西。”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一个星期一个晚上”，让我卖身？！好你个老流氓！我气得浑身乱颤，竟不知道该拿什么样的话来“回敬”他。 “不要愣着啦，快把钱收起来，让别人看见可不好。”他把钱从桌子底下向我伸过来，碰了碰我的腿：“快拿呀。” “不－－要！” “为什么不要，换了日本的女孩子早不知道美成什么样啦。”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日本女孩子？！” “我赚她们太脏，我可不想得花聊病。中国的女孩子一看就清清爽爽。” “混蛋！混蛋！”我猛一巴掌拍落那一沓子钱，从椅子上弹起来，又使劲一搡桌子－－桌上的瓶瓶盏盏顿时乒乒乓乓。我冲出咖啡馆，朝着味道园的方向狂奔…… 恶梦，一场从未作过的恐怖的恶梦。我要把它甩掉，甩得越远越好。 我诅咒这产生恶梦的肮脏世界。我更诅咒那制造恶梦的丑陋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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