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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这个奔腾澎湃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几年之后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象《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① -------- ①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58年4月18日。 正是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卷出了家门和校门，使他们走进了社会。 而当他们走进了社会活动的旋涡，他们就必然会用年轻的头脑，来观察、审视社会的痼疾和问题，并开始思考着、探索着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冰心，这时已经长成为一个温柔、沉静的大姑娘，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张丰满的鹅蛋脸，一双细长的、明亮的丹凤眼里，射出聪慧的、探究的光芒。在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群里，她的模样儿也许并不格外出众，她格外出众的地方是：生就一颗极为善良、易感的，而又极其正直的心。当她也象她的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那样，走出家门和校门，开始观察着社会，观察着人生，并开始思索着、找寻着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时候，她同时也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奉献出了她的独具特色的“问题小说”，来提醒人们的注意了。 有多少问题摆在这位女大学生的面前，困惑着她的心，又引动着她的思索，诱发着她的感慨啊： 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贫富悬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等，等等。真是内忧外患，无所不包。 她的瘦小的身体里，她的软弱的女性的心灵里，承受得了吗？ 作为一个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很自然的，她对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就首先表现出了格外的敏感与关注。 有着几千年漫长封建历史的中国家庭，表面模式都很相近，但是内容却千差万别，有的家庭很幸福，而有的家庭很不幸，不幸的家庭又有形形色色造成不幸的原因，正如一位俄国文豪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冰心自幼生长在幸福的家庭里，她十分珍爱自己的家庭。那种思想开明的父亲，加上有教养的母亲，再加上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结构而成的和谐的小家庭，正是冰心家庭的写照，也是冰心的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模式。但是，世界上的家庭并非都是如此理想的。她也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幸家庭的惨剧。这样的家庭，使她感到痛心，尤其是当这类悲剧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又影响了他（或她）的事业和前途的时候，更使冰心痛心。有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以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报效社会和祖国，除了社会痼疾所制造的障碍之外，家庭不睦倒往往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现象使冰心很难过，所以她的第一篇“问题小说”，写的就是两个家庭的对照。 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描绘了两对青年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着重刻画了两位作风不同的家庭主妇，带给丈夫和孩子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冰心理想中的家庭主妇是象亚蒨那样的女性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前要接受完美的教育，在婚后则是能体贴丈夫、会教育孩子的贤妻良母。冰心极不喜欢那种娇慵，懒惰，不理家务，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要么睡眼惺忪，拖着鞋子，要么打扮得珠围翠绕，出去打牌，结果弄得夫妻龃龉，经济拮据，孩子也缺乏应有的教育，最后竟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逼上了死路。而模范妻子亚蒨的丈夫“三哥”，虽然也对时事有些灰心，但是因为夫妻和谐，家庭美满，居然还能保持住“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的劲头。 冰心这种对于家庭、女性和婚姻的见解，有她以后所写的小说、散文甚至于诗歌里，还得到了继续的表现；她的这种见解，与当时的以至于以后的其他女作家的见解相比较，可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 新型的夫妻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构成？妇女究竟应该解放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人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也许是，只要世界上存在着男人和女人，这类问题，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关注。 冰心在《两个家庭》这篇小说中作出的回答，对于今天的所有女性说来，也许已经使其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满足了；然而，她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答案，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后，也许还会引起人们议论的兴致。这篇题为《两个家庭》的问题小说，连载于1919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上。这位名叫谢婉莹的女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好听而且好认、好记的笔名——冰心。 关于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字作笔名，十三年后，她写了如下一段话作解释：“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①而当小说正式发表的时候，在“冰心”后面，又加上了“女士”二字，从此之后，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就正式登上了文坛。这一年，她十九岁。 -------- ①《冰心全集·自序》 家庭问题一直是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关注的问题。但是，家庭悲剧并不只是限于夫妻之间，它有时也发生在父与子这两代人中间，而当家庭矛盾是以两代人的冲突表现出来的时候， 家庭问题就与青年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冰心有个非常开明而且非常爱她的父亲，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借用一个当代的名词，决不存在着“代沟”。但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爱国学生，都会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压迫。 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处境不佳的同时代人，她想代替这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所以，她在写完了《两个家庭》之后，又写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发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上。她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两个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颖铭和颖石兄弟，与他们的专横暴虐的汉奸父亲之间的冲突，这个代表着封建保守势力的父亲太凶狠专制了，颖铭、颖石兄弟只与他交锋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从热血的青年无可奈何地后退到了封建军阀的顺民，虽然苦闷、“憔悴”，但也无法可想了。这种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协的悲剧，如果是发生在女儿和父亲之间，结果恐怕就要更惨了。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是谁断送了你》之中，她写了女学生怡萱被父亲的封建偏见活活逼死的故事。怡萱的父亲认为女儿根本不必上学，就是勉强上了学，也是“姑娘家只要会写信，会算账，就足用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怡萱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在叔叔的支持下终于上了学，却受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流氓的骚扰，她父母亲看到了这流氓写给她的关于约会的莫须有的信，双亲根本不体贴，不理解，也不信任女儿，竟然不问青红皂白，就粗暴地阻止女儿求学。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夭逝了。 象怡萱一样夭逝的女孩子，还有《庄鸿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场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学庄鸿的姐姐。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庄鸿倒叙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供不起姐、弟两人都上学，虽然庄鸿的姐姐有着优异的才质，只因是个女孩子，自然要给弟弟让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郁，终日劳碌，没有几年就死了。 冰心对这些有才能，有志气，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但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能通过庄鸿的嘴，无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残的青年，除去象颖石颖铭兄弟及怡萱那样被禁锢于家庭牢宠之中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女青年，倒是更面临着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运。这是摆在五四时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最为切身也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心触目惊心。她很同情遭到这种命运袭击的女性，在她写的短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就写了三个年轻的女性，她们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过早地病逝，另一个名叫英云的，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远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影响，很想在青年时代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她又长得极美，有一种超群旷世的风度，所以深得女同学们的喜爱。但是，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正当她幻想着要继续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学问，以便将来更好地试试身手，为社会服务，并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敬重的时候，她的见识浅薄的父母，却执意地把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为她的姨父——她未来的公公，是个司令，家里极其阔绰，英云的父母便以为女儿的终身有托，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就把她许配出去了。不料英云却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对那种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对那种成天用打牌、听戏、赴宴会等等打发光阴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对那种婢媪成群，车马呼拥的气派，一点儿也不羡慕，觉得过这样的日子比囚徒生活还要难受。 尤其是对于那位即将成为她的丈夫的表兄，他身上那种高等游民、绔袴公子的习气，丝毫不求上进的劣根性，更是难以忍耐。然而，面对着两个顽固的封建家庭，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本来极有理想、极有才干的英云，最终还是顺从了封建家长的安排，她只能写信给她的同窗好友——作品中的第三个女孩子“冰心”，凄惨地告诉她：“我心中满了悲痛，也不能多说什么话。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还是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到英美等国去留学，学成后都兴冲冲地回到祖国，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们发展实业的种种计划，都不约而同地被官僚机构碾成了粉末。上面的总长不停地更换，技术干部如果在人事上没有后台，就会变成宗派倾轧的牺牲品。国家的这种现状，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继泼洒到他们赤热的心头，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这种现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为此而写出了《去国》这篇小说，发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报》上。 小说的主人公英士，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留美学生，有真才实学。回国以后，想干一番事业：“中国已经改成民国了，虽然共和的程度还是幼稚，但是从报纸上看见说袁世凯想做皇帝，失败了一次，宣统复辟，又失败了一次，可见民气是很有希望的。以我这样的少年，目前少年时代大有作为的中国，正合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那两句话。我何幸是一个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国。” 但是，社会的现状与他的希望之间存在着太大的距离，他虽然怀抱着科学救国的雄心壮志，但却不愿意奴颜婢膝，不愿意卷入社会上那种污浊的漩涡。他又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最后只有“去国”这一条道路可走，又回到美国去了。当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痛苦地说到：“可怜啊！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 这些充满了理想，奋发有为的一代青年人，他们正值青春勃发的美好时刻，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现实，却是充满了问题的，纷繁复杂的人生，这里有的是新与旧的冲突，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民主与封建的斗争。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冲突和斗争呢？ 在短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里，那个十九岁的青年主人公凌瑜，就面临着这样一种严肃的抉择。 这是一个被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唤醒了的年轻人，他愿意抛弃过去的“独善其身”的志趣，而担当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他鼓起了勇气，满怀着热情，努力地奔走，想要唤起国魂，抵御外侮，拯救苦难的众生，好好地干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 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总是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国事是一天比一天更糟，外侮是一天比一天更烈。凌瑜既不愿意袖手旁观，又确实是无能为力，这使每一个关心国事的热血青年，都会感到十分的烦闷和苦恼，凌瑜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怎么办呢？ 凌瑜思前想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苦闷的道路，也是无可奈何的方法，这就是——自杀。 但当他佇立海边，准备跳进蔚蓝的大海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身后响起的娇美的童声——有两个美丽的孩子，正在沙滩上玩耍，他们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儿，并送给凌瑜甜蜜的微笑。 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立刻软化了凌瑜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了凌瑜的痛苦的面容时，就用两颗纯洁童贞的心灵来安慰他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解决凌瑜生死问题的法宝是“童心”，她把孩子当作天使来膜拜。——童心不仅驱散了凌瑜心中的阴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童心还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升腾起了庄严华美的感情。 但是，难道童心就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冲突、斗争吗？ 读者可能这样自问，也可能询问开出这一治疗社会痼疾药方的冰心。 然而，冰心对于童心的爱慕和崇拜，不仅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以后还要反复地表现、阐述和咏唱。 走出了家庭，走入了社会的冰心，面对着摆在面前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了沉思和探索，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仿佛就告别了少年时代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欢快情绪，而渐渐地成熟了，拥有了聪慧的青年人难以排遣的那种忧郁和苦闷的情绪。 这种忧郁和苦闷，表现了她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正如她在一篇名叫《一个忧郁的青年》的小说中，借用小说中的人物彬君之口所说的那样：“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 作为当时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的冰心，她在自己的小说里，所提出与反映的问题，都是那时的青年男女非常关心、非常切身的问题，特别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此，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女作家的“问题小说”，就在青年读者与知识分子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有的留学生看了她的《去国》，立刻给发表这篇作品的《晨报》，写来了题为《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的文章①，文章倾诉了他的所感，所见，所闻，都如小说中的人物英士一样，有着类似的感慨和苦闷。正因为这篇《去国》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所以该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说道：“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 -------- ①载1919年12月4日《晨报》 她的《斯人独憔悴》，被学生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因为许多生活在封建专制家庭之中的青年，都有颖石、颖铭兄弟的感受。 这样热烈的反响，是冰心本人未曾预料到的。她是一个心地纯正的青年，只是为了写出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她同时代的青年、妇女、知识分子一吐心中的积郁，就得到了同时代人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使年轻的冰心很高兴。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纪念《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她的文章《晨报……学生……劳动者》，竟然能够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同时又是鼎鼎大名的名流学者们，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个版面上，因而觉得非常荣幸。 她的小说得到了共鸣、欣赏和赞扬，但也有人发出了疑问，有人说她“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有人在报刊上写文指责说：“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作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①一文，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她还针对上面提到的“痛恨”与“努力改良”之说，解释道：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一旦以“问题小说”步上了文坛，冰心就再也难以收拢自己的步伐。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②“我写东西，写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变了我理想中的职业。”③ 之后，冰心把眼光逐渐地放远放宽，从她身边的青年、妇女、家庭、知识分子等问题，逐渐地扩大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 ①载1919年11月11日《晨报》 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79年3月2日。 在此之后不久，冰心又写作了一系列有关兵士生活与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上面已经说过，冰心童年的时候生活在海边，她对那些与她父亲朝夕相处的海军军官与水兵，是很熟悉的。这些慈爱憨厚的大朋友，与她热爱、眷恋的大海，与她童年时代的幻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她自己在《我的童年》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每逢回忆起这些人，冰心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怀念、敬重的情绪。 -------- ①写于1942年3月27日的那篇。 做为一个善良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女儿，她对那些背井离乡，渴念亲人，过着飘泊不定生活的下级士兵们，充满了同情，她为他们写出了象《一个兵丁》这样的小说。《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本是一个纯朴憨厚的农民，他日夜为兵营站岗守门，心中却只是思念远在家乡的儿子，他无法解脱渴念儿子的心情，只能憨憨地与住在兵营附近的孩子小玲亲热，这个小玲与他的儿子胜儿同年，他用与小玲亲热、嬉戏的办法，来填补内心的寂寞和怅惘。 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里，冰心又刻画了一个与《一个兵丁》里面的老兵十分相似的下级士兵福和。他原来也是一个极为朴实、厚道的农民，为了生计当了兵，对待同伴，对待百姓，对待不相识的孩子，都象对待自己的哥哥、嫂嫂、侄儿一样地忠厚。有的兵白吃小摊贩的东西，白坐车子，他都默默地掏出钱来还给摊贩和车夫，有的兵踢打卖花生的孩子，他上来劝解，却被平白无故地狠狠踢几脚。他剩下的零钱，都分文不剩地交给了哥哥、嫂嫂和舅舅。待他因为被踢害了痨病，以至去世以后，“他是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没有下半旗，也没有什么别的纪念，只从册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冰心通过这个形象，却歌颂了那些朴实、憨厚、善良，心地纯正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 因为冰心十分喜爱象老兵、福和这样的兵士，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把他们驱逐到战场上去互相厮杀。她希望人们之间互相友爱，不明白为什么同胞之间要互相杀戮。在小说《一篇小说的结局》里，她就通过一个士兵的口，倾诉了她本人对为什么要发生战争这件事情的迷惑不解：“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 《一篇小说的结局》可以算是一篇反战小说。这是她的一系列的反对军阀混战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篇。但是该篇作品的构思方法与其他几篇略有不同，这次是由作品中的一位人物——年轻的女大学生葰如女士，在构思一篇反战小说，而不是由作家冰心自己来叙述故事。葰如笔下只有三个人物——一位在前线作战的儿子，一位在家中盼望儿子归来的老母亲，第三个人物是那个儿子的表兄，这位母亲的侄儿，他也正在前线作战。葰如女士笔下的故事极其简单：老母亲正在家中等待着即将归来的儿子，这是一间极为暖和的房间，母亲已为儿子准备好了又热又香的酒菜，她怀着一颗慈母的爱心，把这些酒菜盖好，静静地等候着儿子，时时摸一摸菜肴是否仍然温热。衣袋里装着的，是儿子半年多前的来信，这封信已经被母亲看烂了，背也背得出来。当门外终于响起了皮靴和腰刀的声音，老太太激动地站起来准备迎接儿子，走进来的，却不是儿子梦涛，而是侄儿希和，——原来她盼望已久的亲爱的儿子，已经被战争杀死了。儿子曾在写给母亲的那封信上，向母亲倾诉过这样的烦恼：“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战争就要杀人呢？母亲啊！”当葰如女士将这篇故事构思成为这种结局时，她自己也不禁十分吃惊了，因为她本想以大团圆的结局结尾，写成母子团聚的乐境的，但是却自然而然地写成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剧，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因为战争的残酷性就是如此。 在小说《鱼儿》里，冰心又通过对那位失去了右臂的老兵的同情，表现了自己对封建军阀混战的反感，当那位老兵告诉小说中的小姑娘——“我”，在一次海战中，两边都死了不少人，伤了不少人的情况后，“我凝望着他说，‘既是两边都受苦，你们为什么还要打仗？’他微微的叹息，过了一会说，‘哪里是我们？……是我们两边的舰长下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打，不能不开炮啊！’”这位被战争莫名其妙地夺去了右臂的人，“他自己受了伤了，尝了痛苦了，还要听从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去开炮，也教给后来的人，怎样开炮；要叫敌人受伤，叫敌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里了！——那边呢，也是这样。他们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谓的命令，做这样的工作！——” 冰心对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制造战争，盅惑人们互相残杀的封建军阀，充满了憎恨的感情；而对那些在混战之中受到伤害和遭遇痛苦的军人，则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她在《一个军官的笔记》里，构思了一个巧妙的故事：这个军官和他的亲爱的堂兄在战场上遇见了，各人在自己主子的统领下成了对立的双方，都糊里糊涂地负了伤，成了残废，然后又在医院里碰面了。“为谁牺牲？为谁奋勇？”“哪里是荣誉的军人，分明是军阀的走狗”。 这种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在小说《国旗》里，她就借着描写两个小孩子（一个中国小孩子——是作品里的“我”的小弟弟，一个日本小孩子——是作品中的“我”的邻居）之间的纯真的友谊，表现了她的渴望和平的思想，并进而模模糊糊地表现了她的渴望世界大同的思想。这个“小弟弟”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小朋友杰蒙，但是他的二哥哥说中德是交战国，不许他和杰蒙玩；现在，这个“小弟弟”又有了一个日本小朋友武男，他的二哥哥又说不许他和武男玩，因为中国孩子要爱国，和日本孩子玩，中国同学要笑话，纯真的小弟弟就发表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见解：“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的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再连上杰蒙……”当“小弟弟”举着中国的国旗，武男举着日本的国旗，两个可爱的小脸上都显现出黯寂可怜的神情时，作品中的“我”感到，正是这一小块用布制造的国旗，隔开了两个小朋友的天真的友谊。“这小小的巾儿，百千万面，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的，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昏天黑地的，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让两个举着不同国旗的孩子，一块儿玩去，这两个旗子，“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旗帜”。二哥哥终于承认了朋友的爱比国家的爱更深，而“我”则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冰心反对战争，反对那些发动战乱、制造战乱、利用战乱谋取私利的军阀，但是冰心对于普通的士兵，却总是充满了同情和敬意。她的散文《到青龙桥去》，就弹出了她对军人看法的基调。 她对有些报纸、杂志把军人描绘成兽性的、沉沦的、罪恶他形象，感到非常的悲哀与不平。她不由自主地对写作这类文章的文人产生了不满：“文学家啊！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她认为正是这类的文学家歪曲了军人的形象，是他们“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光明之日了！”“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冰心对离乡背井的军人充满了同情，他认为正是好战的军阀，“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切声中度生活。” 她对这些军人不仅是充满了同情，她对他们可以说是满怀着敬意。她说：每逢看见穿着灰黄色军服的人，就觉得亲切，不仅是亲切，而且还“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 在《到青龙桥去》中，她就描写了七位凝重，温柔，有教养，守纪律的军人。这些军人的神态、言语和行动，都使冰心深深地敬重和赞美，以至于当她下了火车，登上了万里长城之后，那七位军人的形象，仍然在她的脑际萦绕，竟使她面对着雄伟壮丽的长城，也产生不出她平时最易产生的感慨，而仍然思念着那七位军人的平和而又庄重的语言，严肃而又温柔的神情。 冰心自小生活在舒适温暖的家庭里，但是她对贫困、苦难的劳动人民，倒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在她写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同时，她还写出了象《三儿》这样的小说。 这是一篇极为短小的作品，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也可称为“小小说”。写了一个名叫三儿的贫苦孩子，无辜丧命的故事。象三儿这样生活在军营附近的孩子，冰心在烟台的大海旁边曾经见到过，他们的境遇与冰心本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然而冰心这个富裕人家的女儿，对他们还是表现出了极为友善的态度。三儿是个以拣拾破纸烂布为生的孩子，一天偶尔走过军营的打靶场，为了拣拾几个打过了的弹壳，多卖几个钱，竟被一个打靶的下级军官当场打死了。三儿的母亲悲痛欲绝地要让军官偿还儿子的命债，冷酷的军官竟以三儿不认识牌子上写的“闲人不得入内”的字眼为理由，反诬是孩子自己闯的祸。冰心这篇小说笔下的下级军官，已与她在其他作品中刻画的军官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一个残忍凶暴的家伙，而她笔下的穷苦孩子三儿，倒是一个长着铮铮铁骨的汉子，他在这样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够忍耐着巨大的伤痛，一面劝慰母亲：“妈妈我们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个军官只用二十块钱就算了结了命债，孝顺的三儿尽着自己最后的力气，睁开了眼，把这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来的二十元钱交给了母亲：“妈妈给你钱”，就瞌然长逝了。 与三儿命运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说《最后的安息》里的童养媳翠儿，这也是一个生长在城近郊区的农村苦孩子，她的厄运倒不象三儿那样是来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来自没有文化的凶恶婆婆的虐待与蹂躏。可怜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们的毒打和烫伤，最后竟被打死了。不过冰心对这个翠儿，抱的主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小说中的另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惠姑，家境、性格、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诚地同情这个小女伴儿的命运，她劝父亲把翠儿买下来，带到城里去。然而这种同情总带着一点儿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对三儿那样，同情之中，还带着几分赞美，几分敬意。 在这类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发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报》上的《还乡》，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长大，从来也没有到过她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乡下。但她在《还乡》这篇小说里，却生平第一次地描写了她的故乡，描写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她的族人所过的那种极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那种因循守旧，呆头呆脑，不思变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写了一位读过书，到过外国，被人们称为“洋翰林”，年纪轻轻就当了局长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请回老家认本家，拜祠堂，以向邻村显威风的故事。 熟悉谢家历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就是一位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谢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样，是“因为饥荒”，才“逃到城里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她的父亲被族人请回故乡一事，可见这篇小说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亲作模特儿，而这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和情节，是以她父亲返回故乡祭扫祖坟一事作为构思的依据的。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的产生，来源于谢葆璋口述给女儿的返乡回忆： 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① -------- ①冰心：《我的故乡》 冰心是想借着这个故事，写出我国南方一隅的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连妇女孩童都是终年忙碌，遇见荒年，竟有绝食的时候。至于医药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听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怜他们，眼泪几乎要落了下来。”同时借着这个故事，写出农民们思想上的落后与保守：当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把辫子剪掉（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了），他们却答以：“割辫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词，不肯剪；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让自己的子弟们去读书，他们却答以：“我们庄稼人，念书是没有用处的，地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栽些树木，他们又答以：“一位地理先生说过的，栽些树木，便破了风水了”。这些人的生活很苦，生老病死，都听之于天命，但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这使对他们的困苦怀着悲愤的同情，而对他们的愚昧又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的以超，十分的矛盾：“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显得荒凉不堪。 以超默默的抱膝坐着，回想还乡后这一切的事情，心中十分懊恼，又觉得好笑。一转念又可怜他们，一时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将他的族人，都搬到城里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这村里来，筹划了半天——一会儿又想到国家天下许多的事情。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 这种令以超又可恨又可怜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恐怕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即使是在中国的城市，这种愚昧和保守，也仍旧是普遍地存在着。 在开明的父母亲的薰陶和教育下长大，自己又在中学和大学预科学习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本人又曾立志当一名医生的冰心，她在群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处于愚昧的状态，相信迷信、相信占卜的风气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家庭生活之中的时候，却写了一篇歌颂科学、歌颂西医西药、肯定精神因素对于人的生理机能会产生影响的小说《骰子》。 冰心在这篇小说里，借用了一个老太太的病情，从沉重到康复的简单而又简单的故事，说明了相信迷信占卜的坏处；并对那些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身上都不洁静的中医，提出了含蓄的批评。而对那位懂得科学的规律，懂得治疗生理的疾病，要以治疗精神的郁结一齐下手的西医，表示了赞赏；尤其是对那一个正在接受着新式学校的教育，聪明、懂事的小姑娘雯儿——病老太太的孙女儿，利用奶奶的迷信思想巧施小计，为她治愈了心病的小学生，更是表现出了由衷的喜爱之情。 年轻的冰心，在一两年的短短的时间里，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十余年之后，她在为自己的全集所写的《自序》里，曾经概述过她写作问题小说前前后后的经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的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的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姐姐》之类”。“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1921）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限》，《问答词》，等等”。① -------- ①《冰心全集·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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