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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战士变得没有食欲，加上菜不好，饭量普遍下降。有他人甚至只舀一瓢菜汤漱漱口，就躺到床上了。 看着战士们一个个消瘦下去，我心里难受，找到指导员说：“指导员，你得管管炊事班的那些老几了。怎么搞的嘛，早上是黄豆，中午是黄豆，晚上还是黄豆！” 指导员觉得很棘手，说：“没有办法！现在是淡季，买不到莱。我要炊事班磨豆腐。炊事班长说磨子搞坏了，一时修不好。发豆芽吧，也不知道是因为这里地势高，还是水的问题，炊事班想尽了办法也发不成，屡试屡败。” 我说：“团里后勤部的车子不是天天出去拉菜吗？” 指导员叹道：“车子是出去了，菜却不一定拉得回来啊！人家地方上、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说我们在这里几年，把菜都吃了，菜价也抬起来了。……你看看，伤不伤脑筋！” 我见指导员两只眼睛深深地凹进去，颧骨高高地突起，很不忍再在他面前说什么重话，只得凄然一笑，不了了之。 那天夜班，一排莫名其妙地死了一个人。这个战士进坑道前还好好的，扒渣时也见他起劲地挥铲。后来不见他了，排长去寻他，发现他倚着坑道墙坐着，头上的安全帽低低地压着额头，以为他睡着了，排长便吆喝道：“喂，天亮了！”连喝几声，毫无反应；排长觉得不对劲，抓住这战士的胳膊一推，这战士竟象一捆柴似地仆地倒了，头上的安全帽随之重重地砸在地上……我们把他抬进卫生队进行抢救，卫生队开出了确确实实的死亡证明书。 死去的战士除了牙齿微微龇着，脸上的表情极其安详：没有痛苦，没有遗憾，也没有希冀。卫生队查不出死亡的原因，只好请上级派专家来解剖尸体，作出鉴定。 距我们军营三公里处，有一处平整的山地，叫骆驼坡。骆驼坡被周围的山峦怀抱，中间是一片低凹的盆地。再远一点的正前方，有一座介入白云的高峰。团部把三连从坑道撤下来，责成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在骆驼坡开辟出一座陵园来。 这倒的确是值得做的。我们在乌峒牺牲的战友不能总是零零散散地乱葬在各个山峦角落，他们应该有一处风水之地安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要形成自己的队伍。而且，应该给他们竖一座丰碑——我们构筑了庞大的坑道，我们同样能够构筑这样一座既是为死者又是为生者的斗志着想的纪念物。 将牺牲的战友的遗骨迁至骆驼坡陵园，这等事做起来容易。那天，我们停工，全团指战员聚集于骆驼坡，为在乌峒牺牲的烈士举行一次安葬仪式。 安葬仪式的节奏是缓慢而沉重的。司令部的一个戴着黑袖箍的参谋站在骆驼坡中央，他依次将各个连调入指定的位置，当全体列队入毕，他便向司令部参谋长报告。末了，他退下，胖大的参谋长开始发令：“注意，立正——，向左向右转——！”。 队列经过参谋长的调整，成环形面向烈士塔，面向主席台。 那天我们连不是我值日，我站在队伍的后面，首长站在烈士塔下说了什么，我只听到一半。我神情有些恍惚地望着蓝天，虽然正是白昼，我却感到光线不充沛，我盼望周围能象三伏天那样太阳当顶，那样热不可当。不然，似乎总有一些阴郁的影子冷冷地纠缠着我。 当时，没有风，从北边飞来的大雁，很沉稳很有秩序地从乌烟山脊划过，再默默地划过我们的头顶、望着它们倜傥地扌扇动着翅膀，我忽然非常妒嫉，我觉得这种候鸟真是太幸福了。它们的翅膀给它们直刺天涯的本领，它们凭借着它寻找温暖的环境。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翅膀，我们好象生来就不是寻找环境而是改造环境的。这究竟是我们的光荣还是我们的可怜？——我感到一身燥热起来。 我想起了锁和钥匙。如果把环境比作锁的话，那我们就是钥匙。能够将锁打开，是钥匙的光荣。打不开锁，钥匙自己撤去，是钥匙的怯懦。这么说来，钥匙的出路只能是，要么打开锁，要么被锁折断。有人可能永远不能理解，面对着乌峒这把大锁——尽管它给我们这么多的磨砺——我们仍然耿耿于怀，在恶声恶气地诅咒它的同时心底里却又尊重它。是的，我们本可以以一种幼稚的傲慢，虚无地或不冷不热地对待它，但这样做，我们的理性从一片茫然的沼泽上焕出灵光来提醒我们：我们这样并不能获得什么。 我们正年轻，我们对于生活，对于人生，象对待飘荡于乌峒之巅的云彩一样，尽管它与我们隔一层天地，可望而不可即，但我们希望当我们攀登到一个新的高度时，能离那云近一些。我们很情愿地放弃了生活的解释权，我们把它交给我们的前辈，前辈们是顺着弯弯的山道来的，我们将沿着弯弯的山道而去。我们大都不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想怎样去做，这样，一切便变得简单、直接、纯粹，甚至还有些传奇的斯巴达克式的义勇！ 我们并非一往情深，我们也有迷惘和被蛊惑的时候，但比之坚定，比之既定的东西，我们便是相当的诚笃和执著了！我们象一个个转昏了的陀螺，被自己理念的鞭子笞得团团转。我们兴奋地旋转，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敢放慢节奏，只要一慢，我们在得到休息的同时，也将失去自己的平衡。我们看到了处坊的难堪，但我们有自己的支柱和圈子，我们在圈子的周围织上花环，花环内，我们站立着。觉得那是够博大。够顶天立地的了！ 当然，我们也有不满，也常常泛出一些不和谐音。譬如，对新落成的烈士塔，我们就觉得它不够气派。烈士塔是用水泥浇铸的，底端四方形，向上渐次缩小。整座塔象骆驼坡上一支脱尽了树叶的梧桐于——怎么不修高一点大一点呢，这么一根梧桐干在莽莽的乌峒算个什么呢？。 我们举起了右胳膊，攥紧了拳头，在烈士面前宣誓……骆驼坡，不，整个乌峒山区，回荡着人数甚众的、沉缓的、男低音的共鸣声…… 对那个死去的战士遗体解剖鉴定以后，结果没有公布。但随之而来的效果是我们歇了三天。 我们吃了三天的豆制品。 豆制品是后勤部特意为我们调来的一台磨子磨的。它连轴转，于是一切都从黄豆上变出来：豆腐、豆腐脑、豆腐干、豆腐百叶、豆腐乳。指导员这几天在炊事班坐镇，他操一柄勺子，一勺一勺朝磨眼里填豆子，好象这样就能撑起我们疲乏透顶的躯体。那天停了电，磨子不转了，连长见状，捋起袖，哼哼呵呵地一个人用胳膊代替电力，硬是让一盘石磨转起来。 我们带着休憩三天后积蓄的锐气，再度进入三号坑道。 三号坑道即将与二号坑道沟通。我们躺在坑道里，倘若心平气静，能隐隐约约听到二号坑道的风枪撞击岩石的声音。我们变得亢奋起来。我们希望有一根坚硬而颀长的风枪杆，一钻穿它个对穿。但是，塌方越来越厉害，我们得谨慎行动。我们象一群土鳖虫，噬进去一段，用自己的唾沫粘住悉索坠落的碎石，再噬进去一段。支撑木已经不是一根一根零碎地撑住某块危石，而是整片整片大面积地托住。有的塌空了的片段，我们虽然向纵深发展了许多，还听到背后的崩石砸在支撑木上的沉闷的声音：“咚！咚！咚！——”随着这种恐惧的音响，一缕缕细沙从支撑木的隙缝掉下来…… 指导员守在坑道里已经有几个工班了。他仍然按惯例，哪里塌得厉害，他站到哪里。通讯员每天给他端一碗药汤来，他常常是咬着牙，一口喝尽。连长几次要换他，他不肯。“伙计，你替不了我。”他说。 连长确实找不出比指导员能干的理由来替下指导员。只好由他去了。 指导员穿了一件雨衣在坑道里指挥战斗，实在困了，就倚着坑道中比较干燥的地方打个盹。这时，他总要叮嘱我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叫醒他。 我们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在塌方这般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任何人去休息，却不能让指导员那双眼睛合着。那双眼睛，除了饱含着一个基层指挥员对任务的责任心。还充满着明察秋毫的智慧；失去它，我们这些小伙子，尽管有力量，却不能分辨出已经临头的危险。 我们事后想过，如果指导员是清醒的状态，那次塌方事故是不是可以避免？回答是肯定的。指导员工于心计，善于总结经验，他能根据不同的石层和渗水情况，判断是否有大的塌方。但是，他太疲倦了，他需要打个盹。我们呢，为了怜惜他，不但给他垫了防潮的雨衣，还把我们自己身上的棉衣扒下一件，盖住他的腹部——他有胃病和肝炎，腹部忌受寒。 我们示意通讯员，让指导员多睡一会，不要喊醒他。 “唔！”通讯员懂事地应道。 事情就坏在打盹上。 当时，放过一阵排炮，硝烟刚刚散尽。我们就冲了上去。大概因为二号和三号坑道就要沟通的缘故，这些天大家做事，都有一股豁出来的拼劲，今天也不例外。安全员在掌子面上巡视，他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一点上，以致后面的动静毫无所闻。等到指导员突然惊醒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他掀开身上的棉衣，挥着两只胳膊喊道：“快撤！” 说实在的，指导员当时也是慌神了，我们这些趴在掌子面上的工兵最熟悉的撤退命令不是喊话，而是安全员的口哨。在坑道里，在各种声响交错混合的轰鸣中，哨音最能撞动我们大多已经麻木的感官。 指导员的嗓门本来就不大，加上他刚从梦中惊醒，声音沙哑，他的一声喝便毫无效果，在掌子面上的我们依然各自做着手里的活。 指导员揪住一个战士的胳膊，心急火燎地说：“快撤！” 安全员听到指导员喊撤的时候，掌子面上已经有点乱了。人们纷纷退下，急促的喘气声和脚步声连成一片。我和邓炮生、胡文富在掌子面的最前端。看见后面突然乱了阵，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反应过来，尾随人们奔出时，已经晚了。我感到有一股难闻的硫磺味铺天盖地而来，接着响起一声似乎压抑已久的低沉的雷鸣。坑道中的一切旋即黑了，黑得什么都看不见…… 最初的那一刻，我以为是断电了，骂道：“混蛋！这时候还停电，供电班作甚吃的？”我慢慢地才弄清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 好久好久，黑暗中没有一点声音，仿佛一口干枯的深井，没有轱辘的摇动，也没有水的涟漪，有的只是死亡般的沉寂。我第一次被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是的，黑暗似乎也有重量，也有质感，它俨然是一层密不透凤的胶泥似的东西，默默地，静止地、牢固地占在空中，不是让你有触觉，而是整个儿向你的身心渗透，整个儿盘踞你。我不愿服从黑暗，我伸手推了一把，如同推一只向我逼近的魔爪，我要将这只魔爪推得远远的，然后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污浊之气。但是，黑暗是强大的，它密如雾，深如井，既潮湿，又燥热…… 我摸索着向不同的几个方向走去，但走不多久就走不下去了——我，被塌方堵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了。 “还有人吗？”我喊了一声。 “排……排长……”是胡文富。他的声音发颤。 我一时非常激动，伸出两只手想去摸他。我触到一支折断了的支撑木。我绕过它，又喊了一声：“胡文富！” “排长，你在哪里？” 我说：“胡文富，别害怕！注意脚下。”因为塌方，我们脚底下都是乱七八糟、大小不一的石头，踩在上面，不小心跌入两块石头形成的凹窝中，轻则扭伤，重则大出血。我已经扭了一次，右脚趾骨处疼得厉害。我一再叮嘱胡文富：“你站好，不要动，我来找你！” 胡文富象个女孩子一样很听话，“好，好，排长，我不动。你快来呀，排长！” 我也不敢贸然乱动了。我在地下摸索，企图摸到一根棍子一类的东西，作探路用。我的手伸得很长，从右边向左边搜去，棍子没有搜着，倒是突然触到一团温较的东西，吓得我手一松：“哎呀——” “怎么？排长，排长。你怎么哪？”胡文富急切地问。 我稳稳神，再度伸手去摸那团温软的东西……这下子清楚了，知道是一条腿夹在两块石头之间。“谁？”我问了一句。然后顺着腿朝上摸。我要知道被石头夹住的人是谁，是死还是活。 “排长，排长，你怎么哪，你怎么不答话听？”胡文富呼唤得非常凄苦。 “胡文富，你慢慢过来！这里躺着一个人……可能是老邓！”我暂时顾不了胡文富，我用背使劲去顶那块挤压着人的石头。我换了几个角度，换了几种姿势，一概无济于事，石头岿然不动。我改变策略，想把那脚从石头缝里拖出来。 我一使劲，那人呻吟了：“哟……哟……”这下我听清楚了，是邓炮生！ 邓炮生刚才可能是被石头砸昏过去了，现在才醒过来。他说：“排长，你莫拖我的脚，你过来，拖我的肩吧。” 胡文富虽然胆小，但他听到我们这边的动静，也磕磕碰碰地摸过来了。他不帮我拖，倒首先抱着邓炮生哭开了：“老邓，老邓，你……你不会死吧？” “胡文富，你胡说些什么！”我忽然很烦躁。 胡文富懂事地改了口：“老邓，老邓，你忍着点……我们拖你。” 老邓被我们拖出后，躺在地上没起来。我有几分害怕，靠近他的头颅轻轻地呼唤。“老邓，老邓，你……” “排长，我不要紧，就是头有点痛。你让我躺躺。”老邓一说话。我心里就好过多了。 老邓被砸得不轻，我再度去摸他，接触到一股粘稠的液体：“你，流血了？” 老邓说：“不要紧，你……你们扶我起来！” 我扶起老邓，扶着他倚在一根支撑木上；接着，我象撕一张纸似地，撕开了我的衬衣，摸索着用衬衣布裹住邓炮生的伤。邓炮生轻轻拉住我的胳膊，说：“排长，我裤兜里有一盒火柴，你把火柴盒上的磷纸撕一张下来——” 我从他的裤兜里摸到了火柴，撕下一面磷纸，将它贴到老邓依然在流血的额角。一面磷纸不够，我想撕下另一面时，老邓制止了我：“排长，留一张吧，有用！” 是啊，有用，火柴将给我们光明，我们应该把两分钱一盒的火柴摆到和我们的眼睛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擦了半天，火柴没有擦着，不知是老邓的汗浸湿了它，还是因为他躺在地上的时候受了潮。我有点沉不住气，用劲擦，结果是擦断了三根火柴。 “潮了？”老邓伸过一只手来，“给我。” 我把火柴给他，他解开自己的怀，把火柴贴到胸口。 “胡文富，你别害怕，你让我歇一会，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出去！”老邓尽管被砸了一下，但是他仍然不忘记自己是个老兵，需要在这等时候安慰一个对此毫无经验的新战士。 “唔！”胡文官信赖邓炮生比信赖我更甚。他爬到邓炮生的身边去。我来不及嫉妒。 “排长，”老邓知道我当工兵的历史不长，他成了黑穴里的当然指挥。他问我：“你累不累” “还行。”我说。 “那好，排长，你先去摸摸，看能不能找到一张镐。” “好。”我应道。 “我也去！”胡文富不再依偎着老邓，他也要找镐。 老邓吩咐他：“你注意点，莫碰着，莫摔着！” 在即使两个人撞个满怀也互相看不见的漆黑中，在被塌方堵住一截的坑道里，去寻找一张镐，决不比去大海里捞针容易，但这根针一定要去捞，我们现在只有这一线希望。我对胡文富说：“来，我们俩牵着手，一起摸过去！” 我和胡文富半蹲半跪着，我用右手，他用左手，摸索着地面。我们慢慢地向前挪，胡文富的手始终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有一次，他险些跌到一个凹坑去，我拉紧了他。 没有光，我们摸索得十分艰苦。我们在心里祈愿着我们扔下的镐没有被塌方埋住，但摸了好久也没摸着一把。那边，嗤地一声，老邓划燃了一根火柴；这太及时了！一滴蚕豆大的亮光，对我们来说，如同一轮太阳。 “啊——啊——！”胡文富兴奋得一头鹅似的嗷嗷叫。 但他马上停止了欢呼，火柴黑了。胡文富叹息了一声：唉——。 当再度亮起一根火柴的时候，胡文富欢快地大叫了起来。“哈，找着了！”他拨动一块不大的石头，抽出了一柄镐。 胡文富把镐交给老邓，希望用它去叩开地狱之门。 老邓却不动，他说：“你们能不能摸一点干柴给我？” 在火柴亮光的闪烁下，我们从断裂的支撑木上很容易地剥下来一些于柴，交给老邓。老邓把它们架起来，划一根火柴点着，吩咐胡文富：“你负责添火，莫让它黑了！”又对我说：“排长，你再剥些柴火。” 说毕，他提着镐，骁勇地挺身向堵住我们的那一片塌方杀去。 三个人各司其责，忙碌起来。最累的当然是老邓。过了一阵，我怕他累了，上去替换。我不上去尤可，一上去，身历其境，就痛感我们两个人的渺小。好家伙，这样多的塌方哪里是我们借助于一柄镐可以征服的！那些零碎的石头，你扒开一些，另外一些又如雨点般地降落下来；而那些大石头，你将镐插进去，寻到一个支撑点用力撬的当儿，石头毫无反应，镐柄却已经发出呻吟。我们赶紧住手，以免损坏我们手里唯一的武器。 邓炮生的头上裹着我的半件衬衫；借着胡文富精心维持的火光，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寻找他认为可以开掘的薄弱处。他不敢停下来，他知道有两双眼睛盯着他，寄希望于他。 这便比较悲壮了：在塌方这巨大的魔鬼面前，邓炮生的能力大概相当于一只跳蚤。他不服气，他蹦(足达)，骁勇可嘉，但是他终究不能与魔鬼匹敌。他屡屡改变策略，频繁地更换角度，有时立着，有时趴着，有时用镐去刨；有时又用耳朵去听……他调度自己的一切经验，例如，他撕了一张纸条儿，用唾沫把它粘在石头缝里，然后仔细观察纸条儿有没有被气流微微拂动的现象…… 胡文富一边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火种，一边怯生生地问我：“排长。我们能出去吗？” “能！”我相当坚定地说。我不能有任何别的回答。说老实话，如果现在胡文富不在这里，光剩下我和邓炮生，那么。我也可能会和胡文富一样，向邓炮生提出此类不应该提出的问题。我在比我更弱的弱者面前，感到了沉重的责任；我的肩膀即使再嫩，也要肩负起它。我又说了一句：“我们能出去！……胡文富，你看好火！” 邓炮生鼓捣一阵后，停了下来。他望着我，眼睛象两盏差不多耗尽了油的灯。我以为他累了，接过他的镐，欲上阵去。他拉住了我，说：“排长，算了，我们……歇着吧。” 我感到不妙。“你，你是说……” 老邓喘着气说：“歇着好些，留点力气。我想，外面的人会救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得挺住。” 胡文富半哈着嘴巴，听着我们说话。他不插半句嘴。 老邓把胡文富拉到他的身边，象大哥哥一样给他扣好敞着的一粒扣子。他没有对胡文富说一些怕与不怕之类的廉价的安慰，只说：“文富，熄了火吧！” 我马上悟到。火非熄不可，这样可以节约氧气。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里，氧气可能会逐渐减少的。邓炮生毕竟想得比我周到。 “排长，我……我渴！” “嗯！”我只能嗯嗯。 邓炮生又擦了一根火柴，他在找水。他几乎把能够走动的地方整个摸了一遍。末了，他把胡文富喊到一块大石头面前说：“你趴下，你看我——” 邓炮生趴下去，示范地将自己的嘴巴贴着石头，他说：“学我的样，这块石头比较凉，你舔一舔，会好过一些。” 胡文富不耐干渴，他效法老邓，趴到石头上去吮舔石头上的湿润。 遗憾的是，这种大石头的湿润极其有限，胡文富舔了一会，很不尽意，只得怏怏地与这块石头告别。 黑暗中，我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胡文富又禁不住哼起渴来。我被胡文富的呼声搅得心乱如麻。邓炮生大概听到我的不安的骚动，靠近我轻声说：“排长，你也渴了吧？你稳住。” 老邓，尽我的力量吧！ 稍后，我听见解裤带的声音，接着是稀稀哗哗类似洒水的声音。我划亮一根火柴，但见邓炮生象接自来水一样，将一只手掬成窝窝形，接了一捧尿，倾到口里去。他指导我们：“喏，就这样。” 我毫不犹豫地效法邓炮生，勇敢地喝了一口自己提供的苦涩而微咸的液体。邓炮生见我还在撒，急忙制止道：“排长，忍着，别撒光了！想喝的时候再撒！” 我遵嘱中途截住，虽然感觉不舒服。 我划了根火柴给胡文富照明，他却撒不出。小伙于一急，嘤嘤地哭起来。 邓炮生说：“你不要哭！来，你先坐着，放松些，你不要自己禁着自己，怎么会没有一点撒呢？会有的，会有的。……排长，我们两个不要看着他。” 我把火柴熄了。胡文富慢慢平静下来。 没过多久，我和老邓暗中握了握手，我们交流了欣慰之情，因为我们听到胡文富的嘴巴在接触液体时那贪婪的巴咂声。 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每次回忆起来，我都感到惊骇。我惊骇我们作下的事，我佩服我们自己。我感到人的生命和能力真象一根可以无限拉长的柔韧的皮筋，当穷途末路，当冥冥之中有一个强大的东西企图扼杀生命时，生命便调度着所有的功能奋斗不已。它奋勇地招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将生命之光的每一束哪怕是极微弱用火花都迸溅出来。它甚至不管不顾，象如天雪地之中的一匹饿狼，呜咽着，啸叫着，虽奄奄一息，还不屈不挠，为了生存什么都做得规 依靠自己的排泄物我们得到了一会儿平静，之后又不行了。 我们上过无数堂政治课，大凡讲到发扬革命传统，总要提到红军长征北上，提到爬雪山过草地，提到那时：吃草，吃树皮……现在，我们对前辈那在天高地阔之下的恶劣处境，在崇敬之后还颇有些神往和羡慕呢！可不是吗，他们毕竟能看见太阳和月亮，看见山峰和河流。而我们现在只有黑暗，没完没了的、无边无垠的、重如磐石的黑暗。 我们渡过了渴的危机，饥饿又向我们袭来。我们的胃失去正常的供给，便开始空磨，使人难受得吐青水。我们弯下身子，希望从地上摸到一片青苔，一只蚂蚁，更希望能发现一只和我们一样被堵在洞里的蝙蝠。邓炮生擦了三根火柴，照着坑道的顶端，看在黑幕中能不能看到蝙蝠的翩翩倩影。可惜，蝙蝠比我们灵敏，它们恐怕在坑道内稍有塌方的迹象时，就闻风遁去了。 不得已，我们开始精神会餐。 “老邓，你最喜欢吃什么？” “回锅肉！……你知道怎么做回锅肉吗？先把锅子烧红，炒熟了肉后再放酱油，最好是用原汁酱油！……啧啧，好吃！”我不知道他的烹调法对不对。 “胡文富，你呢？” “炒鸡蛋！过去我上学的时候带饭，妈总爱炒一个蛋放在饭上。现在有蛋的话，我可以一气吃它几百个！” 我们热烈地谈论吃肉吃鱼吃蛋的妙处，还谈到吃糯米饭，说吃糯米饭总是开始很想吃，等到吃下一两碗后，又腻了。当然罗，现在再多也不会腻。“现在要吃的话，吃下五斤糯米饭不成问题吧！”我说。 邓炮生比我的气魄更大，他说。“五斤哪里够？十斤，起码十斤！” 我们真诚地欺哄自己的肚皮，盼望它能够象个听哄的孩子，不闹了，不再一阵一阵地绞疼了。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饥饿逼得我们无法安静，它是一根极具权威的鞭子，鞭笞着我们在石头丛里寻觅，抓到一块饼干般的略为酥松的石块，也朝嘴里扔去，直到牙齿征服不了它，才牙龈酸酸地吐了。 “来来来，吃这个——”邓炮生又有了主意，他撕破自己的棉衣，从夹布层里抽出一扎棉花，团一团，填到嘴里去。 我们几乎没有犹豫，便分享老邓的棉衣。一扎一扎的棉花被抽出，我们象嚼一把把草似地嚼它。 棉花没有什么味道，也嚼不烂，却硬是让我们吞咽下去了。我们的胃有了研磨的对象，不再那样象锉子一样锉得心窝疼。 胃不疼了。它们象跋涉了许久的汉子，疲惫地睡去，再不难为我们。我们反而顿生恐慌，害怕它们既不支配我们也不受我们支配而出现麻痹。我们不得不咬牙切齿地更多地吞下一扎扎棉花。结果，我们的三件棉衣全褴褛了。 “排长，外面的人知道我们堵在这里吗？” “知道。指导员他们出去了，出去后一清点人，发现少了人，就会马上组织抢救。他们不会撇下我们！” “怎么听不到一点响动呢？” “塌方的地段比较大，他们那边的响动，我们一时听不到。” “我们能等那样久吗？等到他们扒进来，我们可能……” “你别这样想。你又不是不了解指导员，他会比我们更着急的。再者，这样的大塌方，团里马上就会知道，我敢保证，团长会亲自指挥抢险。团长那个人，你别看他常常是脸孔板板的，其实心最慈了！去年三月，运输连撞翻了一部汽车，死了几个人，团长跑到运输连去，骂运输连长混蛋，运输连长半句话不敢声辩；后来回到团部，团长一个人关在屋里，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唉，当时，我见团长这样的老军人流起泪来，急得不知怎么办。” “我听你说过这事。” 胡文富和我说话，遭到邓炮生的干涉：“你们躺好，少说几句话行不行？排长，你也象个孩子似的不省事。我跟你说，说话是最损气力的了。上次我因为痢疾住在卫生队，我很想有人来看我，很想与熟人说说话，可一个军医对我说，好吧，你想说你就说吧，不过我告诉你，你多说一句话，就要在卫生队多住上一天！” “老邓，我……”我不说话了，我得尊重老邓同志。 但他们两个又说起话来。 “老邓，”胡文富想起什么事，想问又不敢问，“你……” “唔，怎么？” “你——” “说呀！” “你……你想嫂子吗？她……” “……唔……唔……”这个问题恐怕点到老邓的心上去了，他支吾起来。 胡文富还想问话，我慌忙制止他：“胡文富！” 老邓说：“排长，你不要制止他，让他问问，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嫂子有……有孩子了吗？”胡文富果然问话了。 “有了。她回家的时候，我跟她说，在路上不要省，吃好一点。……她反应蛮大，怎么，你们看不出来？” 这次轮到我干涉他们了：“喂，你们两个别说话了。……听，什么响？” “是吗？有响声？哪儿来的响声？” “你们听，这边，这边——” “听到了没有？” “……” 我们听到铁镐掘动石头的声音，满以为救援我们的人临近了，乌云就要散去，太阳就要升起。但是，等到我们听到石头与衣服的磨擦声和临近的人的气喘声，我们兴奋的程度便开始降级，因为我们觉得那喘息声太单薄，太不成气候。我问：“谁？” “排长，是我！” “……罗幽兰？罗幽兰！” “排……排长……老邓，胡文富……” 我们拥抱在一起，接着我们又一起倒在地上。我们呜呜咽咽地说不出话。是的，罗幽兰平日的乖戾之处确实不逗人喜欢，但今天，我们象对待一个从另外一个星球飞来的人似地对待他，我们觉得这个乖戾者终有他的伟大之处。不是么，我、老邓和胡文富，我们是三个人，三个人在一起说着话，还恐惧，还绝望；可他，罗幽兰，是一个人，他被埋在两块交叉搁起的大石头底下，他硬是顺着石块堆垒的空隙爬了出来。当然，他企图寻找光明，却不料从一个黑暗走到了另一个黑暗。但就凭着这股毅力，也足够把他过去的清高和乖戾造成的不良印象消除。 他和我们一样，身上的棉衣成了单衣……啊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 我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有一枚夜光表，被塌方堵了一段时间后，我听了听它，它还在走，几颗淡绿的、象针尖一样细微的荧光，羞怯怯地闪烁着。我们全靠它来记时，它转完两周，表示我们熬过了一个昼夜。我们有这样一种心理：据说一个男性不吃不喝，可以维持一个星期，我们现在吃了棉花，喝了自己的尿，维持的时间可能不止七天吧？我们需要准确地掌握这个时间。我们就象羁押在死牢房的死回，尽管第二天早晨就要被推上断头台，但是还有一个晚上，我们在这一个仅有的晚上等待救援，计算着救援者的速度和我们自己的速度…… 谁料到，我的夜光表竟然停了。 我过于谨慎地对待它，我害怕它停了，总是神经质地拧发条，拧得紧紧的。我的过分的勤奋，使我尝到了恶果：我拧着拧着，就觉得不对劲了。忽一然，它象一块散了骨架的肉，软囊囊的了；与此同时，时针和秒钟停止，不肯再有节奏地走动。 “唉！……”我懊丧极了，“我真该死。” 轮到邓炮生他们来安慰我了：“不要紧。” “没有时间观念还好一些。有时间，我们好象指着指头计算自己的末日；现在好了，不知道时间了，两天说不定当作一天过了，我们不知不觉地过日子，多自在！” 听着他们的劝慰，我心里泛起酸楚的涌流。我很感激他们。但我明白，在这黑暗里，一旦失去时间的概念，我们便承受着不胜负荷的沉重的静止，这种静止会给人一种强烈的虽生犹死的绝望感。 啊啊，现在，现在是什么时候？ ……也许，现在是白天。白天，一切都仿佛没有发生过。如果是夏天，乌峒山脉静静地躺在暑热、气闷和波浪般翻动的云层底下，偶尔从山豁口吹来一股充满了浓郁的苦艾气味的风，又干又涩，含着辛辣呛人的水泥灰气。山坡上几棵颜色不一的芨芨草因为根基不深，经不起暴晒，忧郁地低垂着顾黄了的茎叶。有的完全枯萎了的马齿苋依然在岩石的隙缝中颤曳，表示着即使在这严酷一的境地，也或多或少地有过生命，虽然这生命现在已经离去。中午，气温升高了，不见草、不见一朵轻盈的白云流连往复的山地，升腾起一股股袅娜的、可以看得见曲线的热浪，这热浪给人一触即发的危机感，似乎扔一根火柴去，便能将整个纠缠在一起的大小岩石和承载着这些大小岩石的地球灼灼燃烧。淡蓝色的天空上，悬着酷热无比的太阳，它没有一点颜色，宛如一块衬着光芒的圆镜，刺激人的眼睛。在它威严的瞪视下，一只苍鹰张开翅膀飞翔，它经过的地方，把一张骄傲的硬弓似的影子，拓印在被太阳晒得暴躁的、铁青色的chan岩上。 也许，苦咸的白昼已经过去，那么，现在就是晚上，冬末的晚上。呼唤着黑暗的黄昏之风萧瑟而凛烈，乌峒的夜，俨然是以那一颗依稀地出现在乌峒峰巅之上的星星为标志的、它吝啬地、淡淡地闪着寒光，在它的感召下，煤炭一样的天空上，该升上来的都升上来了，不怎么妩媚的月亮，灰色的星星之河，该降下去的也正在降落，浑浊的雾，清凌的霜。辛辣的空气肃穆了。带着一点与人的肌肤过不去的硬度；气流经过的地方，流动的山泉逐渐迟疑和冻结，卷曲的草彻底枯萎，那些在白昼间爬出来活动的虫子在晚风来临之前龟缩进洞，偶尔发出不为人所理解的可怜的寒晚。最后，所有零碎的叫声随着冷月的西移将息了，大山的肃静开始被汽车引擎、被枪栓的拉动、被军犬低低地压抑在喉咙的咆哮搅动，调成使乌峒之外的人不敢涉足的肃杀气氛。 ——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胡文富发明了以数记时。他慢慢地数：“一、二，三、四、五……”数到一百，拾一颗石头，相当于十分钟。手里有六颗石头了，便是过去了一个小时。不过，这种很原始很不精确的计时法并未持续多久，他一不小心，一脚踢乱了摆在一起的石头。他十分沮丧，不再数了，楞楞地坐着。 我发觉他不对劲，说：“你，你数呀！” 他不答腔。 “你——” 他猛地将手上的石头朝地下一砸，号啕道：“我不数了！我不数了！我不数了啊！” 他攥着拳头擂自己的胸脯，擂自己的头。 “胡文富！”邓炮生抓住了他，揪着他的胸脯用劲搡了几搡，“你疯了？我揍死你！” “哇——”胡文富放声大哭，扑到老邓的怀里。 老邓哄着他，“你不要哭，不要哭！我……我给你说个故事……” 想不到，第一个衰竭不堪、气息微弱的，是老邓！我们四个人当中，他被砸得最厉害、他流血最多。他出了最大的力，凭着一柄镐头想为我们掘出一条生路。他说话也太多，为了安慰我们，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掺了水，拉得很长。 他最后说的那个故事让我们心悸。他说：“从前，有一个酒鬼，爱酒如命。那天，人家家里办丧事，他去喝埋人酒，喝得过量，醉死了。人家把他抬回来。他妻子哭了一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把醉死鬼装敛了，葬在后山上。谁知道，醉鬼其实并未真死，后来他醒来了，他不知自己睡在什么地方，摸摸身于两边，很挤，身子下面是一叠草纸。再底下是谷壳灰和石灰。他慌了，他帮过不少人家做丧事，当然知道这些各壳灰和石灰是保护尸体用的。他赶忙爬起来，拳击棺材盖，没有用；他喊，喊得嘶声哑气；后来，他不再费劲喊了，他学过几手拳脚功夫，运用气功，用背顶着棺材盖，象码头上扛货包的装卸工那样使劲顶……好多年后，人们挖山开渠，扒开了他的棺材盖，发现一具站立的弯着腰椎骨的骷髅……” 罗幽兰对邓炮生的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肉烂了，骨头肯定散架，怎么还会有站立的骷髅呢？” “……”邓炮生不作答。而在往常，他总是有问必答的。 我听到他的气息不对，心里一沉，问：“老邓。老邓，你怎么啦？” 邓炮生非常非常虚弱：“排长，你们不要慌，我……我不要紧……我……我累。” 胡文富哪里见过这个，在他心目中，邓炮生是一尊巍峨耸立的铜像，是永远不会倒下去的。他拼命去扯自己农眼里的棉花，要给邓炮生喂食，可扯了半天，一缕棉花也没有扯下来。 我们身上的棉花早已被我们自己吃光了。 邓炮生抓住胡文富的手，断断续续地吩咐他：“胡……胡文富，你，不要怕，……要听……听排长……的……话……” “唔，唔！”胡文富哽咽着，拼命地点头。 邓炮生的末一个故事，把我们的心吊得沉甸甸的。命运和变故真是难以卜测，不久前我们几个人还在一个偶然被我们发现的溶洞里，议论过去，议论未来，议论化石，议论坑道的价值和价值本身的价值。而现在，无常的魔影向我们逼近，摆脱它的希望越来越小。在被石头团团裹住的地方，我们将怎样倒毙，成为怎样的化石呢？那化石可能呈现各种各样的姿态吧？或坐、或倚、或卧、或仰、或僵缩、或蜷曲、或安详、或坚毅、或凄楚？当兵前，我曾偷偷地看过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里面写到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斯米那达死后，奇丑的敲钟人卡西摩多依偎着女尸躺了下去。“两年后，人们发现两具连在一起的骷髅，人们才一搬动它，就化成了灰。”我们呢？我们可能不至于腐朽成灰后，才被人发现和搬动吧？…… 渐渐地，再没有人要求说故事，也没有人能说故事。我们还有呼吸，但每一次呼吸都把我们生命的最后一点储蓄耗费。我们垂死地面对黑暗，时间已不再珍贵，我们奢侈地占有它，它任我们挥霍。我们静静地躺着。迷蒙中飘起很白很轻的雾，我们既象在雾中飘忽不定，又象疲倦的旅途者，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本来在聆听，在思忖，却突然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无感觉地懵懂过去…… 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弥留呢？好啊，原来它并不可怕，原来它是比较高的境界！——好吧，来吧，我们接受。 我应该做最后一件事。我觉得把这件事做了，在这个被堵的空间里，我就不枉为一个排长。 我轻轻地唤了一声：“老邓！” 良久，黑暗里才有他的回应：“唔。——” 我又唤：“罗幽兰，胡文富！” 他们相继地、轻微地给我一点表示，表示他们在听着。 我说：“我们总会有人活着出去，不管是谁出去了，要为没有出去的人做完他想做的事，好不好？” “好……好……” “老邓，你……你有什么话？”我最先问老邓。他有资格享受这已经没有多少意义的尊敬。 “我……我……我请组织给我稍微多一点抚恤费，寄给佳若。……还有孩子，请她让孩子姓……姓邓！” 问完老邓的话，洞里愈加显出一股逼人的寒森森的死气。我知道我作了一件蠢事。我怎能向一些对生活还充满无限憧憬的年轻人索问遗言呢？问不得，问不得啊！——可是，在我之外，好象另有一个不伦不类的我存在，那个我完全不受本体的、理性的我的支配。那个我又在问。 “胡文富——” “我……我……我请你们回去跟我妈说，要她跟我爸复婚。” 底下该是罗幽兰了，可我还没有问到他，他就声嘶力竭地叫起来：“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不死，我不要死！”但他并没有将这种激昂坚持下去，他象一条调皮的军犬乱跳了几下，挨电棍一击后，马上蔫了。“我不要死……我还年轻……我，我，我还没有结婚！……” 他们问我了。我不比他们特殊，在一阵虚弱的晕眩过后，我老老实实地道出“遗言”： “不要把我葬在乌峒，我想回去，回老家去！乌峒太……” 我想说乌峒太清冷，可又觉得并不贴切；我想说乌峒太残酷……也不尽然。我寻不到一个妥当的词来表述我的意思，想不出一句有分量的话来评价这兴师动众的、许多年轻军人为之献身的乌峒！ 我们谁也不再说话，我们的灵魂在广袤深邃的黑暗里飘荡、游弋，把我们年轻生命的最后呼吸去加重黑暗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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