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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悲剧生活的作品。其优秀者，如《神圣的使命》等，不仅揭示了人们心灵中“四人帮”刀砍斧剁留下的深深伤痕和痛苦，还歌颂了与“四人帮”作殊死斗争的人物。读了这些作品。蕴藏在群众心底深处的强烈感情，象打开了闸门的潮水，一下子倾泻出来了。它不仅拨动了人们的心弦，点燃了仇恨的怒火，而且引导人们去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给人以思考和斗争的力量，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但是，有的作者，并没有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主流，以为用纯自然主义的手法，把文化革命这一特定时期的生活描写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就是解放思想，就能回答千百万人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他们的作品除给人伤感之外再也不能给人什么。《没有被面的被子》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篇小说描写的是文化革命中白热化的文攻武卫时期，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破灭的悲惨情景。作品中，作者为了追求悲剧效果，抛开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常识，人为地生造悲惨的情节：因观点不同而使新婚恩爱夫妻反目；夫妻深夜拌嘴，灵子撕掉被面，抱着被子出走。事隔一天，新婚鸳鸯被成为文攻武卫的战旗。武斗中，夫妻扛枪对垒，丈夫喋血沙场；妻子抚尸长号。回到家中，老母突然弃世，只留下已成为寡妇的妻子在人世间悲惨、孤独地挣扎。作者还把武斗的战场，写成了一片血肉横飞、弹痕累累，到处是呻吟声和血腥气，乌鸦在呱呱盘旋的凄惨景象。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悲惨景象的描写，究竟是在揭露“四人帮”的罪恶，还是在批判工人群众的愚昧残忍，毫无人性？是暴露敌人还是暴露人民？是在鞭挞黑暗还是在攻击光明？它能给读者什么教益？什么力量？什么希望？ 不能认为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写得愈悲惨，就愈是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作品不能停留在暴露上，而要能给人力量，要能使人在痛苦中看到希望，写人民的苦难主要是暴露敌人，鞭挞黑暗和旧事物。马克思说：过去最大的悲剧家描写了没落阶级崩溃中的阶级的苦难，新时代的悲剧家要描写新世界的诞生和苦难。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告诉我们，悲剧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并没有消除，林彪、“四人帮”之类的坏人还可能出现，不仅象《神圣的使命》中的白舜式的冤案难以避免，就是王公伯式的好人也难逃暗算。然而王公伯的牺牲是壮烈的，作为艺术形象来说，是光辉的，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巨大的力量。而不是象《没有被面的被子》那样，读后只能使人伤感，使人消沉。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人民刚刚经历的一场生死大搏斗。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都经受过这场血与火的考验，“天安门事件”中人民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实表明，我们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烈火中炼出的金刚，而不是象灵子、隽隽那样没有斗争目标，毫无思想觉悟的群氓。我可以毫不客气他说，《没有被面的被子》思想内容是不健康的，其表现手法也只是外国悲剧作品的模仿。这种“解放思想”，只能曲解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只能曲解与“四人帮”浴血奋战的英雄人民。在全国大搞“四化”的今天，党和人民正在创造着千千万万成武雄壮的革命活剧。崭新的人物，崭新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描写这种火热的、朝气蓬勃的斗争生活，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悲剧的创作在整个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里，只能占微小的地位，人民需要的是揭示生活本质，真实、深刻、使人感奋，给人力量和希望的作品。那种以写悲剧为时髦的作法，恐怕不大符合人民的需要吧！ （原载《湘江文艺》1979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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