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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峪峰两同志的两篇文章给了我不少启示，但他们对作品的过高评价却不能同意。细读了几遍原作，我感到作品的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思想倾向无疑地是站得住脚的。但掩卷深思，却又使人怅然：灵子和隽隽之间的分歧究竟是由什么具体问题引起？支持着灵子疯狂行为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一悲剧的根源何在？我们又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以防历史的重演？作者在艺术构思中几乎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些本质性的问题，更没有通过艺术形象来解答这些问题。他只是用自然主义的手法，用伤感、低沉的笔调，描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悲惨的故事。因此，我以为本全、峪峰两同志溢作品为“发人深省的悲剧，”“特殊的爱情悲剧”，实属过誉之辞。我以为它只不过是一出莫名其妙的悲剧而已。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对灵子、隽隽之间势同水火的矛盾，作者只是抽象地交代了一笔，即“政治见解”不同；而对灵子疯狂行为的动机，几乎未作任何发掘。他只是把笔停留在矛盾冲突的表面，纯客观地记录了现实中的这么一回事，而没有把笔探到人物灵魂深处，把矛盾的症结，把那隐藏在人物行为后面的动机披露出来。因此，他们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就不大真实可信，灵子的暴戾行动也就令人费解了。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用所谓“资反路线”、“革命路线”离间群众，用所谓“革命的打砸抢”、“文攻武卫”挑动群众，更因群众中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主观性和狂热性，象灵子那样从小娇生惯养的犟小子，就很容易为这些天花乱坠的“革命理论”和五光十色的“革命口号”所威逼和诱骗。由于在灵子和隽隽的矛盾起因中，作者没有选择典型事例具体说明他们究竟在那些具体问题上有着严重分歧，以至各依自己的政治见解“卷入了疯狂的派性漩涡中”。这样，他们之间矛盾的产生、激化就脉络不清了。也由于作者对灵子缺少必要的性格分析和心理描绘，所以他的狂暴行动也就显得不可思议了。他为什么那样“执拗地抗拒着妻子的亲昵”，而要把她这个“老保”“油炸”、“火烧”呢？为什么他竟恶心地撇开在旧社会受了千辛万苦，把他拉扯大的年迈母亲而走上疯狂武斗的绝路？当时是什么思想支使着他呢？尽管作者在一处点明：“不是说，历史上好些想办点事的人，都败在女人身上吗？他现在在捍卫真理，也要警惕隽隽的温情。”但是，这种虚无缥缈的“女色祸水”理论还是很难构成他实际行动的思想基础的。我认为作品不但没有“细腻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的刻划”，而是恰如其反，作品的失败恰在于缺乏对矛盾产生之典型细节描写和深刻的思想发掘。同时，作者对灵于悲剧性格的形成和悲剧发生的背景发掘得不深，更缩小了悲剧的社会意义。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还指出：只有人物“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形象才是有着广泛社会意义的形象。照理说，灵子那种粗暴、狂热，好斗性格的形成，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的，悲剧的发生也必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较长时期以来，由于我们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极左思想的泛滥，使得同志之间原有的那种充满阳光友爱、率真善良的关系遭到破坏。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鼓吹一种整人为“左”，爱人为“右”，凶狠好斗是“党性”，谦和善良是“人性”的所谓斗争哲学，在人们中散播着相互猜忌、仇恨和倾轧的种子，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这就使得同志之间乃至家庭成员之间都隔上了一堵冰墙。这种紧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和当时猖獗肆行的“斗争狂热”和“迷信狂热”结合在一块，就有如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形成了一股极大的破坏力。灵子和隽隽这两派工人，就是在所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迷人幌子煽动下，竟势同仇敌地残杀起来，以致作了毫无意义的牺牲品，却还以为是在“为捍卫真理而献身”。但是由于思想水平的限制，作者没有能够把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更没有深挖人物悲剧的政治根源，而只是根据他对生活的直观进行了一个失掉社会与政治意义的活写真，因此这一悲剧就缺乏现实的和历史的深度了。当然，这里并非要作者不要进行艺术的构思，而是要求作者把历史的社会的内容渗透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中，把理性的分析与艺术的形象溶化在一起。 纯客观的自然主义手法，导致对人物行为动机揭示不够，对生活思考不足，对悲剧根源发掘不深。因而极大地损害了这一悲剧的真实性和历史必然性，降低了它的认识价值。这些就是使人对这一悲剧感到莫名其妙的原因。 （原载《湘江文艺》1979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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